从政策性开放到制度性开放的历史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性论文,历史进程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对外开放走过了30年的历程，开放经济体制也经历了从政策性开放迈向制度性开放的渐进性过程。最初启动开放进程所采用的特殊政策体系虽然不具有严格的“制度性”意义，而是针对特定地区和对象的差别待遇和优惠措施，但它也是广义上的开放经济体制在初期的一种必要的表现形式。不过在快速推动对外开放发展以及通过内生的力量推动与此相应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之后，中国逐渐向构建契合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的开放经济体制的方向迈进，开放经济体制由此也逐渐开始具有了真正的“制度性”内涵。这一严格意义上的“制度性”开放经济体制的最终建成和完善，正是中国今后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我们可以将这一渐进性的体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对其的回顾与分析，了解中国开放经济体制发展的主要特点，历史成就及存在的问题，从而对进一步构建契合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升级目标的、完善的开放经济体制作出展望。
一、中国开放经济体制①演变的历史进程
——从政策性开放到制度性开放
1.从封闭走向开放——以特殊政策启动开放进程
(1)特殊政策启动对外开放和相应的体制改革进程(1978～1991)
1980年中央批准在深圳等地设置“经济特区”，给予特区政府实行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的权利，包括可以给予外资企业优惠政策的权利，由此开启了中国的开放进程。在特区经验成功之后，中央延续这一“给予特殊政策启动开放”的思路与模式，将对外开放拓展到更多的地区和领域，如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等等。在实行特殊政策启动开放的同时，国内体制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革和变化。1982年，中央和地方开始实行财政包干体制，它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央给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的发展方向，并为此后的分税制改革及由此形成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开放格局奠定了基础。此外，经济特区陆续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改革尝试②，国家在涉外体制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从而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吸收利用外资、发展外贸的经营管理体制。
(2)这一阶段开放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
第一，以中央政府为主导，设定特定区域，实行特殊政策以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推动开放经济的发展。所谓的“特殊政策”主要有两方面特点：一是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谈判（设租与寻租的过程），给予特定区域更大的发展对外经济的自主权利；二是这些地方政府可以给予外资一系列特殊政策优惠。第二，特殊政策的效应是造成基于地区和所有权性质的开放差异。第三，开放经济体系以外部市场为主导，偏向“外源性”的增长。第四，开放经济体制的发生、发展是一个渐进性探索的过程，这种渐进性本身造成了地区、产业、部门间开放发展的分割与差异。第五，这一过程同时也是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它瓦解了原先的计划经济与中央集权管理体制，也启动了一系列体制改革的探索过程。
2.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地区间开放竞争格局的形成与开放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特殊政策效应的改变与开放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1992～2000)。
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发表重要讲话，开创了对外开放扩大深化的新局面，更多的地区获得了原先赋予特区等地的政策优惠，这同时也意味着地区之间在享有中央特殊政策上的差距开始逐步缩小。原先中央给予地区特殊政策的模式，在激发开放发展活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地区间开放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这一现实刺激了各地方政府为继续保持开放优势或赶上开放的步伐，在索取特殊政策和为外资经济提供优惠力度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994年之后的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拥有了部分税种的征收和减免权，由此加剧了面向外资的税收优惠的激烈竞争。至此，国家给予特殊政策推动开放的模式逐渐开始转变为各地方政府之间通过在寻租、体制创新和优惠力度方面的竞争促进开放的模式。
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而有序的大市场，而中国在推行这一改革过程的同时，也推动了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开放经济运行机制的建设。党的十五大确定提出建设一个“开放型经济”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制度性”内涵，而且这个阶段中国通过体制改革积极争取加入WTO，这些都推动了中国开始探索建设一个规范而透明的开放经济体制。
这一阶段总的来说，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央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经济自主权、给予外资特殊优惠待遇的模式。第二，各地区在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待遇上的差异开始缩小，而地方政府之间在向中央政府寻租并进行政策优惠力度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随着中央对地方政府逐步放权、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大的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能，这加剧了它们之间面向外资的优惠力度竞争，也成为这个时期开放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第三，开放经济体系仍主要以外部市场为导向，以促进外资、外贸发展为最主要目标，但尚未形成“内外联动、以己为主”的特征。第四，开放经济体制的发展受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有力推动和影响。第五，虽然地方政府通过特殊优惠政策推动开放发展仍是一个重要特点，但中国已经开始朝建立契合现代市场经济机制的开放经济体制迈出了探索性的步伐。
3.加入WTO与中国开放经济体制的初步构建
从“政策性开放”走向“制度性开放”(2001～2007)。
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对外开放开始从政策性开放逐渐转变为制度性开放，真正开始构建具有“制度性”深刻内涵的开放经济体制。由于WTO要求成员国在一个统一、公开、平等和透明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对外经济交往活动，因而中国对WTO作出了包括市场准入、降低关税、贸易规则、政府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承诺，实质上就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建设开放型市场的承诺，因此，加入WTO实质上要求中国最终建立一个以公平、透明、法制清晰、规范为根本特征的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外在制度改革压力下，中国对大量法规制度进行了修改调整，逐步完善了立法的透明度和行政公共参与制度，完善了“开放经济体制”的“制度性”内涵。
中国此前的对外开放所呈现的地方政府寻租、利用特殊政策优惠竞争谋求开放发展利益的模式，造成了巨大的政策引致性扭曲，损害了开放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而且也并不符合WTO的规则。这促使中国开始从引致扭曲的制度根源上入手，进行一系列改革，努力构建完善的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要求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及WTO规则，建立一个公平、透明和稳定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逐步消除原先外资外贸导向型的特殊开放政策的扭曲效应，实行内外资两税并轨和反垄断法、调整加工贸易和出口退税政策等等。
在这一阶段中，第一，开始从政策性开放走向制度性开放，开放经济“体制”有了真正的“制度性”意义。开始努力消除政策性开放过程中的各种扭曲，并且逐渐将促进开放的手段从原先创设竞争性特殊政策转变为建设稳定和良性的投资贸易发展环境。第二，开始注重“内外联动、以己为主”的发展目标，更加关注体制建设对开放经济质量效益提高的重要作用。第三，体制构建过程的动力来自于外部（加入WTO）和内部（改变扭曲提升开放质量、契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两种力量。
二、中国开放经济体制的成就与问题
1.开放经济体制渐进性发展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
中国的开放经济体制起始于特区政策，之所以没有一蹴而就地建立全面开放的体制，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首先，当时的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关于开放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关系的思想认识并未真正实现统一；其次，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缺乏足够的实践和经验基础的情况下，迅速实现全面对外开放是不可能的，也无力在短期内从外部市场上获得急需的资源要素，因此不得不通过“特殊政策”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来快速吸引国际市场上的先进资源要素，并充分调动起国内闲置的资源要素，使二者充分结合起来，产生出巨大的资源配置效应和经济发展能量；第三，由于开放政策本身就是以改革的方式起步的，并需要在改革中推动和深化，因此中国开放经济体制演变的历程既与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渐进性改革进程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在探索中前进和发展的。
在当时，中国这种开放策略虽然会因“设租”和“寻租”而产生扭曲，但它是用一种更具有积极性的扭曲来改变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下更严重的扭曲③。因为它通过市场导向型的政策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瓦解，推动了非市场决策经济向市场决策经济转轨，从而也内生地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进程。地方政府通过寻租以及分配租，虽然部分产生了非生产性的、直接对生产利润的再分配行为，然而却通过这一过程吸引和凝聚了大量生产要素，扩大了生产与贸易的规模，从而产生了“间接性的生产利润”④。
2.“政策性开放”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1)政策性开放进程所产生的主要问题
政策性开放的内涵在于：地方政府积极向中央政府寻租，以此获得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优势；其次，地方政府通过分配这些“租”，使外资获得更多的特殊优惠待遇，从而推动各个地区以吸引外资为主导的开放经济的发展。这实际上导致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体制格局。它产生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寻租和分配租的过程是一个通过追求非生产性利润影响资源配置的过程，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这种扭曲有悖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也有悖于WTO通行规则。
第二，它导致了地方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强化，加之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权和职能责任的不匹配，使地方政府产生快速发展经济，寻求更大收益的冲动。因此而形成了地区间竞争性的开放经济发展格局。
第三，政策性开放体制的根源之一在于政府手中始终拥有大量的资源及配置权力，各地方政府很自然地通过实行大量优惠政策，通过分配和操控手中的资源来促进地区发展并与其他地区展开激烈竞争。因此，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是集中在特殊优惠政策上的竞争。
第四，政策性开放更加偏向于外源性发展，导致地方政府形成“以外资为主导”的发展政策，并在前文所述的竞争性格局下不断加以放大和扭曲。
第五，政策性开放偏于“外向”的策略忽视了内部市场化体制的相应配套建设，因此加剧了特殊政策体系所造成的扭曲效应。
第六，政策性开放体制也导致了以规模总量和开放程度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注重于GDP总量增长速度及外资外贸发展规模等数量型目标，由此更加剧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
(2)扭曲效应及其福利损失
“政策性开放”过程中所产生的上述问题，会导致一系列政策引致性扭曲，从而影响开放经济的质量效益，造成了福利的损失并带来一定的经济风险。
第一，基于所有权差异的政策引致性扭曲及其福利损失。
土地要素市场的扭曲及其福利损失。地方政府竞相给外资企业土地使用上的巨大优惠，特别是对外资企业采取协议转让土地的方式远远低于招拍挂方式形成的市场价格。例如，2004年与2005年两年中，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的土地每亩平均价格为6.25万元和6.85万元，而以其余方式出让（主要是协议转让）的分别仅为2.09万元和1.50万元⑤。而且，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拼抢外资，甚至进行了“零地价”竞争。这严重扭曲了土地价格，造成直接的收益损失，在客观上促成了粗放式开放发展的局面，导致外资长期向需要大量占有土地的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业倾斜，造成了工业经济低端发展困境及福利流失。
资本要素市场的扭曲及其福利损失。地方政府竞相给予外资优惠税收待遇，而国内资本却一直承受着比外资高得多的税收负担。这不仅直接造成大量税收减少，而且也引发了许多虚假外资利用优惠政策逃税和降低成本的现象。据估计，1996年对外资的税收优惠导致大约1300亿人民币的损失（包括关税），占GDP的1.5%，即预计每年将有超过总税收10%的税收流失了⑥。与此同时，中国的财政税收保持了超高速增长，可以想见内资企业相对外资企业而言承担了重得多的税负。而且，外资在税收上的贡献远远不能与其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据的地位相匹配。这种优惠竞争也导致了资本市场的分割性和低效配置：一方面许多没有技术的外资得以生存甚至大肆扩张；另一方面国内部分先进产业资本却难以得到相应的扩张发展，而且大量国内资金以储蓄方式滞存于银行。
第二，基于地区差异的政策引致性扭曲及其福利损失。
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扭曲及其福利损失。特殊政策及其随后的地区间竞争格局，造成了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大量农村及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沿海地区集聚，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的状态导致其要素价格长期低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造成扭曲。据计算，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均工资水平均低于劳动生产率水平，尤以工业为甚，最大差距有三倍之多。长期被压低的劳动力报酬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产业分工的低端化状态以及工业化福利的损失。
其他扭曲。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谈判博弈以争取更多的政策优惠的做法仍长期存在，而沿海地区往往在谈判上有更多的优势，因此获得更多的特殊对待。这会造成各种生产及资源要素向这些地区过度集中，这种地区市场的分割造成了资源要素配置上的扭曲和福利损失。陈志武教授计算得出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资本投资回报率是最低的，但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却是最高的（外资利用也是最高的）⑦，就是这种地区政策差异所造成的要素配置扭曲的一种表现。
第三，基于部门开放差异的政策引致性扭曲及其福利损失。
出口导向型政策所导致的对外扭曲及其福利损失。出口导向型的开放政策使得政府以不断扩张出口贸易为最主要目标之一，因而实施了一系列直接促进出口的优惠政策，从而降低了出口企业所面临的真实成本，导致资源要素更多地涌入出口部门，这种部门分割性也会造成扭曲。直接的结果是大量低端的加工贸易产业虽然低效益、低技术、高消耗，但是却因出口退税等单纯鼓励出口的政策而得以长期生存，出口的产业结构因此而长期停留在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环节为主的状态。另外的结果是大量出口生产企业长期陷入恶性的过度竞争中，导致价格下降和贸易条件恶化，并引发了一系列国际经贸矛盾和摩擦。
行业开放差异政策所导致的生产扭曲及其福利损失。工业最先实行全面开放，大量特殊优惠政策都面向工业领域，而农业和服务业长期处于内部市场分割、外部市场封闭的状况。在地方政府竞争性开放格局下，工业领域占据了大量生产资源，而农业和服务业却受到了排斥和挤压，由此造成了产业部门之间的二元分割结构。这也会造成资源要素的扭曲配置，并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带来工业化福利的损失和漏出。
第四，内部市场机制改革滞后所导致的资源价格扭曲及福利损失。
政策性开放的一个特点就是“体制”建设相对于特殊政策供给的落后。我国的资源价格市场并未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而得到彻底的改变和完善，资源定价机制仍处于非市场化状态，政府掌握定价权的做法导致了资源价格的扭曲。因此，外资企业所承受的资源使用成本大大低于其应有的市场价格。而且，资源使用上的负外部性也未能充分地得以计算和考虑，由此导致外资大量进入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给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
三、中国开放经济体制建设在新时期的战略目标
1.新时期开放经济体制建设的新目标和新要求
(1)契合新时期中国开放经济的战略升级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应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对我国今后开放经济体制的建设提出了几点新的战略目标：第一，新时期的开放经济体制必须契合提高开放经济质量和结构水平的战略目标，从原先单纯强调增长向强调以结构均衡为特征的发展目标转变。第二，新时期中国应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充分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合作、并有助于提高竞争优势的稳定而良性的开放经济体制。第三，新时期中国应建立一个通过构建平等和透明的竞争环境，促进开放过程中国内要素的共同发展，从而推动内外经济平衡发展的一个高效的开放经济体制。
(2)契合WTO运行规则
中国的开放经济体制必须符合WTO的一般原则以及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包括：按照公平贸易原则，减少行政干预，强化市场机制作用；按照透明度原则，提高贸易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按照非歧视原则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类企业；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对本国和外国企业、商品及服务给予平等对待；按照关税保护原则、WTO认可的经济手段调整贸易政策等等⑧。因此，国内应努力消除原先特殊的差异政策体系及其所产生的扭曲。
(3)契合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以往的开放体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因大量的政策引致性扭曲而产生了巨大的福利损失，因此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消除这些扭曲，建立一个契合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具有扭曲及其产生根源的开放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框架中，政府的职能权责应得到清晰界定，从根本上消除产生扭曲的体制根源。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失去推动发展经济的能力和动力，只是将以往那种以寻租和设租为主要内容的特殊差异政策，转变为以调整结构失衡、促进经济平衡而高效发展为主的政策，如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等等。
2.构建完善的开放经济体制
(1)消除政策引致性扭曲
构建完善的开放经济体制首先要消除以往政策性开放进程中的扭曲，也就是要消除这些直接导致扭曲的政策体系，消除以所有权性质、地区和部门为基础的特殊政策差异。
消除地方政府所享有的特殊政策及权利。应改变地方政府分别向中央政府寻租的局面，消除地方政府所享有的设租的特权，使地方政府不再具有更多的特殊权利。现阶段仍存在着地方政府积极向中央政府要求某些政策试点以获得特权利益的做法，只要有这一类的特殊权利，就会产生扭曲，因此必须逐渐消除这种特权的存在。
消除面向外资的、地区竞争性的特殊优惠政策。两税并轨允许有五年过渡期，而且分税体制并未改变，地方政府仍有在过渡办法的范围内以及其他税种范围内对外资企业施行特殊待遇的空间和余地，因此也就仍然还会导致上文所述的部分政策引致性扭曲。所以，地方政府应逐渐停止竞争性的、面向外资经济的地区性税收优惠政策，将以所有权差异为导向的政策转向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政策。类似地，也应消除其他要素使用上的竞争性优惠政策行为。
消除行业开放的差异政策。国内应逐步实现各个行业领域的全面开放及平等的发展环境，促进资源要素在行业间的自由流动，从而消除行业开放差异所引致的资源要素配置低效。
(2)消除产生政策引致性扭曲的根源
如上文所述，政策引致性扭曲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以外资为主导的地区竞争发展格局，而导致这一发展格局的根源在于中央和地方通过反复博弈所形成的现阶段的分权体制、政府对经济发展所拥有的巨大权力职责，还有与之相对应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等等。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过大的权限导致了各种寻租和设租行为，并形成一种凌驾于市场之上的权威力量，而地方政府也更有冲动和能力向中央政府谈判，以索取特权及进行各种优惠政策的差异竞争。因此，应从根本上清晰界定政府的权力职能范围，建立一个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政府体制格局，将政府职能更多地集中在宏观调控、社会管理服务及监管层面，从源头上消除“租”的创设和索取。
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体制。已有的分权管理体制，激发了地方政府的活力并促进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然而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并未随着财力分成的改变而做出更多的实质性改变，在财力向中央集中的同时，地方政府相应的职责并未得到调整。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重大幅提高，地方的比例大幅下降，而地方相对中央的支出比例却大幅度提高。财政体制的改革也并没有为提高地方政府的融资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这都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负担⑨。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的职责越来越重的情况下，产生了寻求预算外收入及谋求经济快速发展收益的强大动力，从而形成了以外资为主导的竞争性政策体系。对此，要合理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利关系，明确界定各级政府职权范围及支出责任；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地方政府能在其他非主要职能外的多种社会责任目标方面得到财政转移的专项扶持；逐步实现财政预算和管理的透明化和制度化。此外，在合理调整分权体制的基础上，中央应加强监管职能，规范和监管地方政府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的政策行为。
改革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以GDP规模增速、外资外贸增长为主要导向的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在促使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忽略了数量规模增长背后的结构、质量和效益问题，而产生许多扭曲。因此，应根据科学发展观，构建新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在新的指标体系中充分考虑包纳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效益、社会和经济最终发展目标的因素。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由此所导致的社会成本，这将对地方政府以GDP、外资外贸为主要目标的过度和恶性竞争进行抑制，从而消除一系列政策引致性扭曲，并有助于构建一个“内外联动、平衡发展”的外向型经济体系。
完善相关的内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内金融机制的不健全、企业制度的不完善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仍存在的许多问题，也会导致地方政府以外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11)。因此，全方位地推行内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将从根本上消除政府竞争性政策及其扭曲产生的土壤和空间，并能将政府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思路改变到“内外联动、以己为主、注重自身竞争力和效益提升”的目标上来。
(3)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制度环境建设
从提供优惠政策转向环境及制度建设。从利用优惠政策促进开放转变为通过建立良好的社会软环境，如基础设施、交通通讯、教育水平、人力资本、行政效率、法制规范等来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现阶段的全球化竞争主要在于良好的制度和法制环境，因此要形成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平、透明而良好的法制和制度环境。
建立以产业为导向的对外开放促进政策。我们依然需要引进外资发展外贸，也仍需要政府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这本身就是中国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成功经验之一。但这并不是基于单纯所有权性质上的或单纯偏向外部市场的倾斜支持，而应是基于先进技术、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业发展安全方向上的倾斜支持。这类产业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会带来扭曲，但是却是契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现实要求的重要手段，是迈向完善、发达的市场经济阶段的一个必要过程。
加速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在消除扭曲的同时，我们还应加快资源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完善，加速其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促进其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例如，进一步完善土地使用的招拍挂制度，促进土地交易的市场化、透明化；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地区分割，促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建立面向各种所有权性质的平等的资本市场，实行公平竞争等等。
注释：
①这里的“体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在第二到第三阶段的发展中，才具有真正的“制度性”内涵。
②王炳林：《从封闭到开放：中国开放的历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③④张幼文：《政策引致性扭曲的评估与消除》，《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第66页。
⑤张幼文：《政策引致性扭曲的评估与消除》，《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第63页。
⑥胡鞍钢、胡光宇主译：《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国内政策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9页。转引自张幼文等《新开放观——对外开放理论与战略再探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6页。
⑦张军：“把账算清也是不错的研究”，《经济观察报》，2007年2月5日。转引自张军经济学网站，http://web.ccun.net/zhangjun/article_show.asp?id=166。
⑧全毅：《中国入世：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⑨张军：“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经济观察报》，第44版，2008年3月12日。
⑩张幼文：“政策引致性扭曲的评估与消除”，《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