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强国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强国论文,重大问题论文,战略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八大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必须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做大经济总量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但是，我国目前以资源大规模数量化投入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不能完全有效支撑上述目标。为此，国家在顶层设计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不断强调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然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却没有真正实现将经济发展建立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质量并没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通过质量实现国家强大，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理念，甚至有沦为空洞口号的风险。质量强国还没有真正确立为全社会共同践行的国家发展战略，其原因并不在于人们对这一理念缺乏认同，而在于将这一理念转化为战略，还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撑和具体的路径设计。更突出的问题在于，目前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更多的是在强调强大质量本身，而没有真正论证清楚如何通过质量实现强大国家的目标，没有构建起通过质量实现国家强大的逻辑框架和具体政策，质量和强国之间还是“两张皮”的关系。因而，本文研究的问题就是：建构质量与强国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着力探讨实现这一逻辑的若干重大问题，从而在理论和政策上更充分地证明质量可以强国，推动质量强国更快地从理念转化为战略。
任何一项战略的确立，最重要的是要在基本理论上证明这一战略的必要性，并对战略环境进行科学的评估，从而提出战略的目标和重点。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研究战略实施的主要内容、路径方法、具体手段和制度支撑。根据以上战略理论的一般性要求，本文需要从基本理论上论证质量强国战略的必要性，特别是要评估我国当前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环境需求，进而确定质量强国战略的目标和重点；还要研究市场对质量的决定性作用，如何使市场成为实现质量强国的根本路径，包括市场如何真正实现企业主体的优质优价，消费者怎样成为决定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质量大数据如何减少市场交易中质量信息的不对称等；在具体方法上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包括标准组织怎样成为拉动企业质量创新的重要力量，如何构建完善的质量中介服务体系等；最后，战略的实现还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撑，包括作为“软制度”的质量诚信和作为“硬制度”的政府质量治理体系等。以上内容构成了质量强国的基本战略框架，见图1。
图1 质量强国战略框架
以上战略框架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构成了影响质量强国战略能否真正实现的10个重大问题，也是我国强国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构成质量与强国内在逻辑关系的关键。以下，将主要展开研究质量强国战略的10个重大问题。
一、质量是我国实现强国目标的重要推动力
质量在推动国家强大的各类要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强国，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国家拥有排名世界前列的GDP总量，尤其是人均GDP的水平。要提高GDP的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就需要各种发展要素的投入。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表明，传统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逐步递减的，而科技、知识、管理等创新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Solow，1957)。在这些创新要素中，科技、教育和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强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科技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拥有的创新要素，教育和人才的作用对于企业而言具有长期性。无论是科技要素，还是教育和人才要素，最终都要表现为提高具体的产品、服务、环境和工程质量，质量要素更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性。就普遍性而言，即使一个企业不拥有先进的技术，依然可以通过较高的质量水平，生产通用、成熟的产品而获得更高的收益；就现实性而言，很多领域的质量管理和标准都非常成熟，一个普通员工也许不能掌握先进的技术，但却可以拥有熟练的质量技能，也同样可以创造出有较高收益的高质量产品。因而，在各种经济发展的要素中，质量是最具一般性的要素，也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综合体现。只要始终把握住质量这一根本要素，一个落后的国家就可以成为强国，国家的经济就可以持续性地增长。
质量能够极大地促进我国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我国目前之所以还是一个大国，而不是一个强国，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的投入产出效率太低。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投入产出效率较为通用的指标，主要是指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投入要素不变时产出仍能增长的部分。据有关测算，中国2011年年底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值为0.37，而同期日本为0.71，德国为0.82，瑞士为0.94，①也就是说中国的投入产出效率只有发达国家的40％～50％。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单位能源所产出的国民收入为4美元，而德国和日本是9美元，瑞士是12美元。2012年年底中国的劳动力平均产出为10445美元，为同期德国的12.9％，日本的11.4％，美国的10.2％。②以上数据表明，不管从哪个维度来衡量，我国在投入产出效率上与世界强国还有很大差距。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是由于质量水平的偏低而导致产出不能实现更高的价格，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所谓经济效率的提高，就是指用较低的投入能够获得更多的产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高的质量水平能够使相同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在一个大部分产品都供过于求的市场中，产品的差异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质量水平的高低，即使是功能和技术相似的产品，由于消费者对质量体验的不一样，也会产生价格的差异。作为一个资源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国家，我国已经再没有能力靠大规模的投入获得增长，只能靠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率才能获得发展，这种效率提高的基础就是做出同类产品中更高的质量。从资源要素总量的投入看待我国的发展，经济增长不可能有较高的速度，但是从质量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的资源产出效率，依然还可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之间的差异就是来自于质量水平的提高，只有走质量创新型的道路才能使我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质量是世界强国成功的普遍性要素。世界强国崛起的因素虽然有很多，但质量是这些国家强大的普遍性要素。二战后的德国，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从一片废墟迅速成为世界强国，回溯其发展的历程，其最为重要的秘诀就是质量。德国在电子、汽车、机械、化学等传统领域，拥有1130个“隐形冠军”③(Venohr & Meyer，2007)，这些企业以其积累上百年的质量信誉占领全球市场，使得这些产业保持了持续的竞争能力和高价格，成为支撑德国出口增长的生力军。正是德国强大的产品质量所支撑的经济增长，使得德国成为欧洲经济的“稳定器”，并能够成功抵御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同样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通过《工业标准化法》、《企业合理化促进法》、戴明质量奖和全面质量管理等一系列实质性质量强国政策的实施，培育了一大批诸如丰田、三菱和索尼等质量一流的企业，促成了日本在战后近30年时间，其GDP和人均GDP年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都超过了10％，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经济滞涨，促使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生产率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质量和生产要素利用率的不足所造成的。以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为代表的政府决策者，以及企业高管、高校专家等通过一年的筹备和研究，于1983年专门召开了“白宫生产力会议”，明确提出质量对提升生产率的重要作用，并初步产生设立国家质量奖的设想。⑤随后，经过美国部分国会议员和企业家的不懈努力，1987年里根总统签署了马尔科夫·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的法案，推出了作为全球三大质量评价体系之一的“卓越绩效”方法，质量开始被置于美国国家战略层面，成为促使美国经济增长再次提速的重要因素。质量战略的实施对美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产品通过质量的提升重返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前沿，整个90年代美国的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7.28％，高出80年代1.32个百分点。⑥质量的提升扭转了美国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在90代的年均增长为1.4％，高出80年代0.7个百分点。⑦根据美国商务部的估算，在2001年政府每投资1美元用以推广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就可以得到207美元的收益，而在2011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1：820。⑧通过这一轮质量强国战略的实施，美国巩固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以上事实充分证明，质量既是世界强国的重要标志，也是这些强国走向成功的普遍规律。
二、我国当前面临的战略环境迫切需要推进质量强国
质量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发展依然是我国面临的最基本任务，没有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大，没有人均收入的提高，就没有国家的强大。支撑我国过去增长的几大因素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口红利在慢慢衰退，人均土地资源不断减少，自然资源的投入更不能满足未来更大经济总量的需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制度创新的改革红利是非常重要的新动力，与此同样重要的是，质量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我国资源要素的投入总量并不低，差距在于产出率不高。因而，即使在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质量的改进，就可以使我国的经济总量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据有关估计，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使GDP增长1.75个百分点。⑨如果能够通过质量创新将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至当前日本的水平，即增长92％，则可使我国的GDP总量增长1.6倍；若全要素生产率达到当前德国的水平，即增长121％，则可使我国的GDP总量增长2.1倍。⑩以上分析证明，在我国要素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只要通过质量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使我国的GDP总量在现有基础上提升至少一倍。
我国国际竞争能力的提升必须依靠质量的发展。强国是一个国际比较的概念，最主要的是一个国家拥有更大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这背后的实质是一个强国拥有强有力的国际竞争能力。在国际竞争中，无论是政治实力，还是军事实力，背后的基础都是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的根本只能来自于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能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我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无论是产品的竞争力，还是产品的附加值，都远远低于世界强国：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比率是20％，通信设备和计算机的国内附加值比例分别是16.6％和8.2％。(11)苹果每销售一部iPhone手机，美国独占了其中60.8％的利润，而中国通过代工只获得了其中1.8％的利润。(12)因而，要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虽然有很多途径和方法，但最根本的只能是提高我国产品的质量水平。“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风靡世界，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两个国家强大的品牌与标志，而这背后就是高质量的支撑。质量水平的提高不仅能够提升我国的竞争能力，而且还可以明显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质量是一个国家在和平时代取得竞争优势的最好手段，也是一个国家证明自身强大最直观的方式。中国的国际形象要与强国相匹配，只能是让世界各国的国民将中国制造等同于高质量。
“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必须依靠质量的提升。质量强国并不是简单的“强国”，最重要的是要“富民”；从根本上来讲质量强国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使我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具体目标是“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简称“收入倍增计划”)。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保持人均收入每年约7％的增长速率，面对着日益紧张的资源约束，必须将质量作为经济发展新的驱动力。“收入倍增”目标的实现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做大经济总量，建立国民收入的坚实基础；二是要使收入更加公平，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为全社会公民所享有。质量的发展对做大经济总量和实现收入公平都起着重要作用，是促进“收入倍增计划”目标实现的关键性要素。一方面，质量创新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促进有效需求的提升。通过提升产品附加值，在不增加要素投入的前提下提高潜在的产出，使国民财富的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同时政府也可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进行收入分配调节的财政资源，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另一方面，质量提升会对职业技术人才产生巨大需求，提升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促进公平分配目标的实现。质量领先的国家都有着较高的劳动者报酬，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比较中心数据库(PWT)的统计，2011年底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为62.2％，德国为60.9％，日本为52.4％，而我国为41.9％，(13)质量水平的高低与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占比完全呈正相关，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越依赖质量获得竞争力，这个国家就会越依赖劳动者，劳动者所占的收入份额就会越大。理论和实践都可以证明，质量发展对于一国财富的增长，特别是劳动者报酬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作用，我国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也必须依靠质量的发展。
三、国民收入和企业质量能力提升是质量强国的核心目标与重点内容
国民收入增长是质量强国的核心目标。在质量强国战略中，质量只是手段，提高质量本身并不是目的，根本的目的是要促进国家的强大。国家强大包含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等多重目标，而其最为基础和核心的目标就是国民财富的极大增长，也就是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没有居于世界前列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国家的强大就失去了内在的价值，国家强大的本质含义就是建立在较高人均收入基础上的人民幸福。从实践来看，任何一个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体系，都将人均收入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联合国颁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就包含了收入、受教育程度和预期寿命三项指标，并且可以发现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其HDI的相关系数高达0.70，(14)呈高度的正相关性。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高人类发展指数，可以建立在低人均收入的基础之上。OECD制定的优质生活指数，虽然强调了非收入性指标(如就业、闲暇等)，但依然非常重视国民收入的评价，将其纳入到其考核指标之中。世界上的强国，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人均GDP指标都居于世界前列。2012年，我国的GDP总量为82270亿美元，但人均GDP仅为6075.92美元，在统计的188个国家中仅排在第87位。(15)在最新公布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我国在187个国家中，人均国民收入排名第90位。因此，我国要实现强国目标，首要的是要实现以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增长，所有的战略都必须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质量的提升可以从根本上提高经济中的资源产出效率，让每一个企业都能够分享创新带来的市场收益，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创造坚实的基础，也可以让经济发展更多地体现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投入，从而提高劳动者报酬，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占社会大多数的劳动者。因而，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就在于质量是使人民收入不断持续增长的基本因素，质量也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标志。
企业质量能力的提升是质量强国的重要内容。质量强国要实现国民收入不断增长的根本目标，其前提是作为质量提供者的企业，要在质量上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无论是质量强国战略所涉及的目标、路径、方法，还是具体手段和制度支撑，都要以企业强大的质量能力为基础。企业的质量能力，就是指企业拥有以质量为主要要素的核心竞争力，并在同行业中拥有领先的质量水平。质量强国的目标，只有通过一个个微观企业质量水平的提升，进而创造出更高的国民总产出才能得到实现。企业的质量能力是决定质量战略框架中其他因素的基础，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的建立，其主要内容就是要确立企业的质量主体地位，即要让企业建立激励约束相容的机制(李酣，2013)；产品比较实验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让消费者有现实的手段，来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督，进而让企业产生强有力的质量改进动机；团体标准的实施，就是为了让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标准来引领行业创新，进而不断提高整个行业的创新水平；以诚信为核心的质量软文化建设，以及现代化的质量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都是为了给企业创造更好的质量发展环境。因此，质量强国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升企业的质量竞争能力。从现实来看，国家强大的重要标志，也是这个国家的企业拥有强大的质量竞争能力，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日本，其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着大量的质量一流的企业。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在手机这样一个传统并且过剩的行业领域，创造了企业发展的神话，从2007年苹果一代手机发布开始，苹果在手机市场上从0做到2012年1565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以及2012年一年就有417亿美元的净利润。(16)苹果的成功并没有惊人的科技创新，但苹果的理念是打造一家可以传世的公司，并且坚持创造伟大的产品这一质量理念(沃尔特·艾萨克森，2011)。因此，质量强国战略的所有内容，都应围绕着企业质量竞争能力的提升这一核心来展开，只有当我国的企业在世界主要的产业领域，都拥有了明显领先的质量核心竞争力，才能够说质量强国战略真正得以实现。
四、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是国家强大的制度基础
优质优价是市场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制度选择。但是，市场机制还没有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的市场还没有完全实现真正的优质优价。市场除了调节资源配置从而实现供需平衡外，更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能够实现对优质产品的发现，也就是那些最能提供市场所需要的优质产品的供应者，能够得到市场基于价格的最好评价。这样才能激励市场主体真正愿意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从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劣质商品将优质商品挤出市场，是由于这两种商品的价格不能得到有效区分(Akerlof，1970)，因此不能实现优质优价是市场萎缩甚至消失的重要原因。影响我国市场机制未能真正实现优质优价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干预太多，尤其是有些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为了地区的狭隘利益，而不惜采用行政手段，人为地阻碍优质产品的进入，而保护本地落后的产品质量，使得优质产品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强制实行的统一标准标识制度，导致企业不能向市场传递标准更高的质量信号，甚至以达到国家统一制定的基本标准为最优选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质就是更高质量的提供者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这样才能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才能使一个国家真正走向强大。
市场机制的关键是要实现竞争的优胜劣汰。国家的强大程度一般都与市场竞争的程度正相关，市场竞争越激烈，国家财富的积累就越丰富。因为，市场竞争可以筛选出优质和劣质产品的提供者，会让优质的产品提供者获得消费者更高的价格评价，而让劣质的产品提供者被淘汰。只有形成较为充分的优胜劣汰市场竞争机制，才能真正确立企业的质量主体地位。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高质量的产品能够获得较高的市场收益，低质量的产品退出市场；企业才能有内在动力去做好质量，真正对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当每一个企业都有这样的激励时，整个社会生产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市场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最好方法，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下，市场不断淘汰掉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生产者，让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流向优质产品的生产者，可以极大地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要素的产出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也是激发整个国家活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世界上的强国都有着一大批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企业，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这驱使着他们不断地进行质量创新，只有让其产品和服务不断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即使是像苹果、三星等世界知名的企业也在不断地进行质量创新的活动。这种企业间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竞争，是推动整个国家不断创新的基础。国家的强大必须拥有坚实的微观基础，这一基础的表现就是市场机制能够实现对生产主体的优胜劣汰，使国家在宏观上的整体强大，建构于无数的提供优质产品的微观主体基础上。
实行企业产品标识的差异化标准标注制度。强大国家要想拥有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主体，就必然要使企业产品的质量水平能够得到充分的表现，这样既能激励企业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又能为消费者的产品选择提供更好的依据。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在产品的标识上，清晰地展现不同产品的质量标准，使得不同层次的质量标准的标注，成为消费者最直观的产品选择依据。应该改革我国在产品标识上标注政府标准的制度，而将政府标准作为企业产品生产的依据，主要通过标注企业采用的远高于政府标准的高水平标准，来展现不同产品在质量上的差异化。特别要说明的是，企业所标注的高于政府基础标准的高水平标准，应该主要是得到市场、行业和社会所认可的标准，只有这些被社会所认可的标准，才能在产品标识上得到标注。实施满足国家基本标准，又更能体现差异化高水平标准的产品标注制度，能够有效地实现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鼓励企业更多采用高水平的标准，从而持续地推动国家在总体实力上的不断增强。
五、产品比较试验是实现强国目标的重要手段
强大的国家必然有强大的消费者。国家的强大并不是抽象的，尤其是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强大，必然依托于市场中最活跃的消费者。只有强大的消费者，才能真正引导企业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也才能淘汰劣质产品的生产者。消费者既用“无形的手”选择不同质量的产品，更用“有形的眼”实现对生产者质量行为的监督。虽然世界主要强国的消费者，各有不同的特点，但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世界强国，正是由于苛刻和挑剔的消费者，才使得产品质量不断提升，进而促进了产业和经济的发展(迈克尔·波特，1990)。德国的消费者是以挑剔而著称，普通的德国家庭在购买产品时都有比较的习惯，同等的质量比较价格，同等的价格比较质量，这使得德国的产品在质量上非常严谨而细致。日本的消费者则以需求善变为主要特点，促使日本的产品非常注重质量的改进和创新。美国的消费者有着非常强烈的权利意识，如果发现产品质量有问题，非常习惯于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使得每一个生产者把消费者当成上帝来尊重。可以说，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卓越质量，是在消费者强大的压力下才创造出来的，来自于无数消费者的强大，正是德国、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真正的幕后英雄。
产品比较试验是支撑消费者强大的重要方法。要使我国的消费者强大起来，就必须使消费者拥有强大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基于消费者主权的立法，保护消费者的产品伤害赔偿制度，鼓励消费者集体行动制度等方面。但是，这些方法都是基于消极的保护，很多是事后的保护，不能够体现消费者对企业产品质量生产的先导作用。通行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比较试验方法，更能体现消费者在事前对生产者产品质量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更能体现消费者的强大。比较试验，指的是通过对同一类型的不同品牌产品或服务，用同一标准、同一规则进行测试，并相互比较产品或服务优劣的一种行为。国外的调查显示，比较试验机构所发布的质量信息，在消费者的消费选择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厂商的销售结果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直接影响(Silberer，1985)。原因在于，消费者是比较试验的核心，也是从事比较试验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测试标准的主要制订者，以及测试方法所模拟的参照系，这一利益关系保证了比较试验机构能够代表消费者集体来采取行动。比较试验为消费者提供了充分披露的质量信息。这些强国往往有数百个从事比较试验的机构，相互之间独立运作，并有着一定的竞争关系。各个机构会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所专注的一些产品细分领域，相互之间既有竞争又有互补；消费品的质量信息，一般都能从不同侧面得到充分的披露。比较试验是以有利于消费者，并且是高于国家标准的要求，来作为比较试验的测试依据，用以评价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是否满足了消费者需求。当大部分消费者都认同并接受这一标准的时候，企业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也被迫接受这一更高的市场化标准，从而提升了质量水平。美国、德国等世界强国的实践证明，产品比较试验真正体现了消费者主权，能够基于消费者实现对企业质量的持续提升，促进企业不断按照消费者的更高要求追求卓越的品质。
构建推动比较试验的社会机制。比较试验不仅是基于消费者的质量测量方法，而且是质量强国重要的社会机制，将带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推动社会公益性组织的良性竞争。比较试验机构拥有独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外的中立性，加之比较试验能够广泛传播产品质量的信息，使得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能够成为比较试验的合适组织。因此，政府应推动主要从事比较试验的消费者组织，对全国范围内覆盖面较广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比较测试。同时，广泛鼓励社会组织、非营利机构、公司进入比较试验领域，使它们展开良性竞争，并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帮助这些机构发展。政府还应当着力完善由比较试验组织代表消费者利益的法律和标准体制，保障从事比较试验主体的合法地位和知识产权。当比较试验结果与企业利益相冲突并发生法律纠纷时，司法部门应当在可证明科学依据的前提下，支持比较试验机构以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来确立自己的测试标准、测试方法和测试结果。比较试验组织的广泛发展，必将使质量强国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并构成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单元。
六、质量大数据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
质量强国必须拥有质量大数据的战略资源。在互联网时代，广泛存在的大数据，已成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美欧等世界强国都将大数据资源，视为未来较之石油等更为重要的资源。目前大数据已经在商业、医疗、政府、教育、卫生、人文以及社会的其他方面产生重大的革命性影响(舍恩伯格，2012)。在各种大数据类型中，质量大数据又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数据类型之一。质量大数据是经济数据的核心，经济数据反映的是产品的交易状况，在产品交易中，无论是价格的形成，还是产品交易的多少，以及产品交易结构的变化，实际上都反映的是产品质量状况。质量大数据还是社会数据的基础，社会收入的状况和需求变化，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偏好，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的是他们在质量领域的定位和行为。即使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层面和军事层面的各类数据，反映的往往也是以质量为基础的数据状况。战略以资源为基础，没有资源就没有战略，在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将质量大数据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用大数据资源驱动国家的宏观质量管理，服务企业的微观竞争。
质量大数据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的产业仍然停留在价值链的低端。产生这一问题有很多原因，但缺乏对质量大数据的掌握和评价，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国外机构基本控制了国际贸易中产品交易质量数据的评价权，并基于这种数据的评价权而获得更高的收益。我国要提升国际贸易的竞争力，与世界强国取得同样的产品质量话语权，最基础的是要获得丰富的质量大数据，并对质量大数据进行挖掘，形成相应的话语权。国际贸易竞争主要是质量的竞争，而质量竞争的核心资源就是质量大数据的竞争。掌握了以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主的数据，就掌握了贸易竞争的主导权。掌握了更多的质量数据，就能够让一国在标准制定上更具有主导权，从而利用标准来进行更加灵活的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此外，掌握质量大数据，可以使一国在国际贸易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产品的国际贸易定价要基于质量的检测和认证，只有掌握更多的质量数据才能拥有更大的定价权，否则在国际贸易中将十分被动。因此，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我国要成为真正的世界贸易强国，就必须抢占质量大数据这一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质量大数据，不仅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质量竞争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我国产品质量的附加值。在质量大数据的基础上，我国可以逐步开始建立对全球产品质量评价的话语权，从而进入产品竞争的价值链高端。
质量大数据必须以消费者信息为主要来源。质量大数据要成为战略性的资源，就必须获得最有价值的质量信息；消费者是产品质量的最终评价者，因而国家应该建立基于消费者评价的质量大数据体系。质量的根本目的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消费者是质量的购买者，也是直接的感知者；更为重要的是消费者一般而言具有提供真实质量信息的内在激励，因为质量信息的提供对于其自身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因而，基于消费者的质量数据最能真实地反映质量状况。美国、德国等世界强国都非常重视基于消费者的质量大数据获取：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在全美建立了消费者伤害统计信息系统，作为全国质量安全预警的依据；德国的标准、质量法规的制定，大量地使用产品比较实验数据。基于消费者的质量数据范围非常广泛，但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于非互联网的真实物理世界；另一个是来自虚拟化的网络世界。质量大数据需要同时在“线下”的真实世界与“线上”的虚拟世界中获取质量信息。要管理和分析这些质量大数据，必须搭建实体化的平台。一方面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基于消费者的质量观测调查网，定期收集反映区域总体质量状态的数据。通过科学的抽样，选取在区域以及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调查内容主要应包含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等方面的质量安全与质量满意状况，以及质量公共服务、公民质量素质等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从多个维度收集线下质量大数据；另一方面，要建立基于互联网信息的质量监测与预警平台。大数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于互联网的数据，质量大数据同样需要基于互联网来获取。基于互联网的质量大数据，主要是利用现代语义分析技术，对发表在微博、博客、论坛等网络媒体上的质量信息，进行实时的收集和分析，并进行一定的关联性分析，为区域、行业和企业的质量安全提供风险预警。我国完全有可能取得在质量领域的后发优势，这一优势的来源就是因为面对质量大数据，世界强国和我国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能够快速建立起以消费者为主要数据来源的质量大数据体系，就能够形成支撑国家强大的重要战略资源。
七、团体标准激发国家强大的创新活力
发展团体类型标准是世界强国的普遍做法。国家的强大有赖于创新活力的激发，所谓一流企业做标准，就是通过标准的引领激发创新的活力。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无不利用标准化的方法来控制价值链的高端，也就是通过控制创新的高端，来支撑国家的强大。这些国家的标准主要是依赖产业联盟、专业机构和社会团体来加以制定，这类由市场和社会主体自愿制定并执行的规范性文件，称之为团体类型标准。如美国的标准体系主要由社会自愿组成的标准制定组织制定的团体类型标准组成，目前已有超过600个非政府性质的标准化组织制定了约5万项自愿性标准，其中20家标准化组织制定了全美90％的标准(Breitenberg，2009)。欧盟除了联盟及成员国颁布的统一技术法规和指令外，大量的是由社会组织所制定的团体类型标准，即使政府的技术法规也不设详细的要求，而是由社会组织制定标准作为补充(European Commission，1999)。日本的专业团体和行业协会除了制定供本行业使用的团体类型标准，还承担部分国家标准的研究起草工作。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如此重视团体类型标准，主要就是因为这一类标准内生于市场主体的自身需要，又能快速地将先进的技术转化为标准的控制力，通过控制标准来控制整个产业链，而且能够实现快速的产业创新和质量创新。
团体标准可以充分激发国家的创新活力。团体标准主要是由使用者通过联盟等组织方式，自行制定供自己使用的标准，这些生产经营实践中每一个微小的创新，都凝练和规范地反映了使用者自身的需要。标准形成过程强调一种自愿和合意，即相关利益方都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多方博弈形成一种基于共识和合意之上的制度安排或规范(廖丽，2013)。由于制定者与使用者的利益相一致，能够快速实现团体标准的更新，反映他们自身的创新成果。因而充分发展团体标准，实际上就是充分发挥每一个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特别是使创新主体能够享受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所带来的利益。团体标准可以让创新性企业保持行业领先优势。质量的进步关键是要靠标准，而标准只有能够带来市场收益才能让企业有动力持续地进行标准改进。团体标准反映了行业的最新创新成果，通过行业内对团体标准的使用，可以确立其在行业中的引领地位，获得类似于专利权的垄断性收益，作为创新的合理性补偿。在这一机制下，所有企业都有内在激励去做更高的标准，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质量进步。团体标准可将单个企业的创新及时固化为行业创新成果。企业本身就是掌握创新专业能力并有意愿应用创新成果的创新主体，将创新成果用团体标准的形式表现出来，不仅能使团体内成员企业能更快地进入新行业，并占领行业创新的制高点；而且通过认证许可让行业内其他企业有偿使用，从而获得更多收益。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团体标准制定主体能不断地进行科技攻关，促进行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团体标准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经营行为，那些提供团体标准的机构，更有内生动力去不断开发升级版的团体标准，只有这样团体标准机构才能持续地获得因为创新而带来的收益。创新是我国走向强大的不竭动力：团体标准能够使市场主体将自己的创新转化为标准，并通过标准获得自身的经济利益；又基于利益的激励而不断地去创新团体标准；不断升级的团体标准，又推动着企业去追求更高的质量，使得企业更愿意在产品标识中标注更高水平的团体标准。
团体标准需要新的体制机制。要发展团体标准，就必须改革我国目前的标准体制，实际上，建立起适应团体标准发展的国家标准体制，本身也是质量强国的重要内容。由于政府标准的目的是要满足全社会涉及健康、安全、环保等基础通用领域的公共利益，难以实现用标准促进质量创新发展的功能。要激发国家的创新活力，就应改革我国目前政府主导的标准体制，建立由团体标准和政府标准共同构成“双轨驱动”的国家标准体制。政府标准限定在基础通用领域，政府不再制定推荐性标准，反映行业技术创新的领域由团体标准发挥作用，逐步替代现有的行业标准。允许团体标准制定主体通过标准获得合法收益，在团体标准获得较多市场主体的使用后，政府可以“搭市场的便车”，在不涉及标准制定主体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将该项具有创新性功能的标准进行援引，并向团体标准制定主体支付费用，通过团体标准的创新带动政府标准的发展。国家构建起支持团体标准发展的体制机制，不仅将使国家获得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而且也能够建立起国家重要的创新体系和能力。
八、质量服务业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
世界强国都拥有一流的质量服务产业。制造业是世界强国的基础产业，无论产业结构如何变化，世界强国都把制造业作为本国经济的基础。世界强国之所以能占据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大力发展质量服务产业。随着制造业全球专业化分工和产业转移，以及上下游供应链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制造业企业越来越依赖企业间的交易与跨国贸易，来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与交换。质量服务产业，就是通过提供检验、检测、认证、标准、计量、咨询等第三方质量服务，为卖方企业的质量水平进行评价和担保的生产性服务业。全世界每一个强大的国家，背后必然都有强大的质量服务业作为支撑，如德国有TUV、美国有UL、法国有BV、英国有Intertek、瑞士有SGS等全球知名的质量服务企业集团。在中国，外资质量服务机构已在2001年至今的12年时间内，快速占有了国内质量服务市场超过30％的市场份额。质量服务机构，既是认证产品是否符合技术性法规和自愿性标准的核心主体，又是实施合格评定程序的第三方机构，同时还能自主制定产业标准，并最终被政府采纳，成为国家对产品质量的法定要求。虽然世界强国逐步将制造业的加工环节向其他国家转移，但却将质量服务产业牢牢控制在本国；通过这样的控制力，掌握了制造业的核心价值。
质量服务产业能显著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质量是产品的一种内在特性，这种特性需要质量服务的专业机构，用标准、检验和认证的方式加以体现；质量服务就是使产品的内在特性价值，不断被评估和证明的过程。我国要逐步向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提升，就必须通过质量服务业来证明产品的内在特性价值。第一，对产品的检验服务可以显著提升产品的质量水平，而质量又能够促使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产品的检验与检测，可以对产品性能以及各项指标作出明确的判断，让企业了解自身的质量水平，并不断加以改进。权威的质量检测服务，也可以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度，产生品牌溢价。第二，认证可以使产品价值得到极大提升。认证就是对产品是否达到标准的认定，第三方的认证可以让产品的内在质量属性外在化和显性化。企业可以通过标准的创新来提高自身的品质，而要使市场中购买者对产品的品质产生认同感，实现其市场收益，就需要权威的认证。第三，质量服务产业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提供检测、认证等质量服务的机构，其服务对象是大量的行业内的企业；与单个企业相比，其掌握着更多的质量信息和技术前沿。通过检测认证咨询等服务，可以让企业了解其技术水平存在的差距，提出改进的方案，促进其技术水平的提升。质量服务业对产品价值的提升，实质上是以第三方的方式，公正地证明产品的更高价值，是市场不可或缺的中介服务，也是社会质量信用的重要提供者。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的大国，加快发展质量服务产业，可以推动我国建成世界制造业的强国。
尽快形成国际一流的质量服务产业体系。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我国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质量服务业，而且必须服务于制造业的“走出去”战略。要尽快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质量服务集团。质量服务业从本质上说是提供信用的行业，而信用的建立不仅需要长期的积累，更需要有一定的规模。我国提供质量服务的企业数量大，但规模小，尚未在国际上形成与我国国际贸易地位相称的话语权。要形成合理的质量服务业产业组织，既要有全国性的大型企业集团，又要有各类不同的专业化质量服务企业，同时还要有主要服务于地方质量发展的地方性质量服务机构。在国家层面，以现有最大的2至3家大型国有质量服务机构为载体，最大限度地整合相似、相关行业、领域的检验检测国有资产，使其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资本实力。同时依据不同行业与区域的特点，将其余国有质量服务机构整合成为8至10家具有行业领先实力的专业质量服务集团，以及20至30家省一级的区域质量服务集团，构筑起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在国内又充满竞争活力的多层次质量服务产业结构。要提高质量服务企业的综合服务能力，将标准、认证、咨询等相关业务进行整合，延长服务的价值链，形成具有综合竞争能力的质量服务企业。构建强大的质量服务产业体系，形成与世界强国相互竞争的质量服务集团，是我国制造业价值提升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支撑。只有发展强大的质量服务产业体系，才能真正地构建支撑质量强国的社会基础。
九、质量诚信体系是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基础
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是质量诚信价值观的建设。强国的标志不仅有来自于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硬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以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价值观包括很多方面，最基础的、最应该被一个国家的国民所普遍遵循的价值观，就应该是质量诚信。因为，质量诚信是其他价值观的前提，也是价值观的基础。所谓诚信是在一个社会团体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和合作行为的期待(福山，1998)。基于质量的诚信，就是对于质量信息提供的常态、诚实和合作行为的期待，通俗地说就是提供好的产品或服务。我国的价值观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而其中主要的内容实际上都是以质量诚信为基础。敬业是质量诚信在工作中的体现。个人敬业实际上是对于委托代理关系中监督不完善而造成的制度漏洞的自觉规避，把提高自己的工作质量作为自觉行为；因此对于工作的敬业，实际上就是质量诚信的表现。平等的价值观，就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不以人的身份不同而产生偏见，卖方所提供的产品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所谓童叟无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是最早产生于市场经济中的质量诚信。待人友善的价值观，更大程度上也是质量诚信的表现。只有对别人以礼相待，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而“善”往往是与“真”联系在一起。就质量诚信的价值观而言，在市场交易中只有把产品做好，才能持续地获得市场的收益；而一个缺乏质量诚信的人既不可能待人友善，也不可能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来获得他人的尊重。我国价值观的软能力建设任务非常繁重，但只要抓住了质量诚信这一最基本的价值观，就能够牵引其他诸如敬业、平等、公正和友善等价值观的建设，并建构起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在国际竞争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软能力。
质量诚信可以显著降低经济和社会的交易成本。一个社会的交易成本越高，经济就越落后，特别是影响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Coase，1937)。要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除了要建立法制的硬制度外，还需要建立起质量诚信的软制度。一个社会人们的质量诚信水平高，就可以降低交易双方谈判、执行与试错的成本，也能够扩大市场交易的范围。信任程度越高的地区，分工和交易越发达，地区优势越能得到发挥，因而经济增长越快(张维迎，2002)。强大的国家都有良好的质量诚信，或者说质量诚信推动了强大国家的形成。质量诚信可以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减少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一项交易的达成需要进行信息的搜寻，而搜寻的过程需要耗费成本。经过多次重复博弈而形成的质量诚信，是对交易主体最好的质量信号，根据已有的质量诚信水平，迅速地达成交易从而降低信息成本。质量诚信还可以减少市场中介成本。虽然市场中介促进了交易，但也会相应地带来交易成本的上升；质量诚信的提高可以提升购买者对其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信任度，显著地降低由于不确定性而带来的额外的市场中介成本。质量诚信还能够极大地扩大市场交易范围。现代市场经济是典型的陌生人经济，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交易虚拟化，交易双方的直接监督几乎不可能，只有在全社会建立起质量的诚信体系，才能让市场交易范围不断地扩大，让我国经济能够在信息化时代进一步发展。因此，良好的质量诚信不仅能够降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交易成本，而且能够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加快建立市场化的质量诚信体系。质量诚信是市场交易必须遵循的准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强国，都有发达的质量诚信中介服务体系。只有建立起市场化的质量诚信体系，才能真正使作为价值观的质量诚信，在市场和社会中得到固化，从而保证以质量诚信为主要交易保障的市场经济能健康发展。质量诚信产生于多种途径，而其最为基础的是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信任关系。由于交易主体重复博弈而对对方所产生的信任关系，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由熟人经济扩展为陌生人经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可能再靠血缘地缘关系等传统纽带来维系，而要通过重复的市场交易来验证；质量诚信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促进交易的资源，因而质量诚信的产生天然地具有市场属性。质量诚信作为一种质量的信号，其本身的提供过程也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地完善。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和交易信息的复杂程度提高，个人或机构的质量诚信水平不可能自己证明，也不可能由交易的主体直接来获取，需要专业的质量诚信评价机构来进行提供，同时这类质量诚信评价服务提供也是充满竞争的。市场化的质量诚信评价体系，可以使评价机构具有提供高质量诚信信息的内在激励，提供虚假质量诚信信息的机构不仅很快被市场淘汰，而且将面临法律的制裁。通过市场化的公司来进行质量诚信评价，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完全市场化的标准普尔公司不仅对金融机构等企业进行信用评价，甚至可以对国家主权债务信用进行评价。在美国，政府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质量诚信中介服务产业，使市场中能够有大量的中介机构提供质量诚信服务，并形成了Experian、Equifax和TransUnion三家权威的公司，来向全社会提供可靠的质量诚信数据。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质量诚信并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一个市场和社会的基础制度装置，能够将质量诚信的价值观制度化、程序化和市场化。
十、强大的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质量治理能力
质量治理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大的重要标志。国家治理涉及各个领域。在众多的领域中，质量治理能力无疑是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无论是政治治理，还是社会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都涉及对质量的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对质量的治理是提高各领域治理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重要基础和纽带。良好的质量治理是政治治理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质量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国家政治治理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各种消费品和服务质量的治理水平，不仅关乎广大国民安全的确保与健康权的实现，而且往往超越了国界，成为各国开展经济、贸易、外交活动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现代国家都需要不断地根据国内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发展形势和变化，调整国家的质量治理体系，提升质量治理能力，通过现代化的质量治理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良好的质量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陈家刚，2012)。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积极增进广大国民的福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过上更好生活的要求增强，集中体现在对衣、食、住、用、行等方面质量的提高上。通过对质量的治理，能够保障广大国民享受高质量的生活，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质量治理是经济治理的核心内容。质量是管理、科技等要素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和重要驱动力。要推进现代国家的强大，不能长期依赖数量型发展模式，而需要以有效的质量制度能力和质量秩序治理能力为基础，通过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国家质量制度，让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力量来建构国家质量治理体系，将发展的立足点切实转移到质量和效益上来，促进经济社会有质量的发展，形成国家不断强大的内在动力。国家的政治治理、社会治理和经济治理，都涉及对质量的治理：只有良好的质量治理，政治治理才有稳定的基础；社会治理中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要使人民群众享受高质量的生活；而质量治理更是经济治理的核心内容。
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共同参与是质量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国家质量治理体系，并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而是需要市场和社会的共同参与，在共同参与中实现对质量的有效治理。长期以来，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为了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我国一直采取政府主导的赶超型发展模式，在质量领域也偏重于政府的单一治理。这一治理模式在改革开放重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无法有效应对质量治理中的各种挑战，也制约了质量强国战略发挥应有的效用。质量治理的现代化就是要改变过去偏重于政府单一治理的质量管理模式，构建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为基础的现代化质量治理体系，实现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江必新，2013)。通过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手段的多样化、治理机制的高效化、治理责任的均衡化和治理要素的协同化，让政府、市场和社会发挥各自的治理优势，形成质量治理的合力，从而有力地推进质量强国战略的实施。让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形成相互补充和角逐，不断将市场和社会的治理功能吸纳到政府主导的质量治理过程中来，推动现代化质量治理能力的持续改进和提升，形成科学的质量治理体系，促进国家的强大与发展。质量强国要得到有效的实施，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政府、市场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以及三方的共同参与。
建立强大的质量公共服务体系。政府的质量治理，涉及质量安全监管和质量公共服务两个方面；要提高监管的效能，就必须以强大的质量公共服务为基础。质量监管主要是针对由于质量安全风险和质量能力不足而可能导致的问题的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质量的责任主体，质量安全问题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是企业故意为之而产生的，大多数情况下是企业本身的质量能力不足以达到相关的质量标准。而这些质量能力不足的企业又主要是中小企业。在我国特定的发展背景之下，中小企业在质量能力上的发展面临很多困难，如标准能力、质量体系应用能力和质量方法不能得到基本的应用。因而，提高政府对中小企业在这些方面的质量公共服务，能够有效减少企业在质量上的不确定性，降低企业的质量安全风险，从而能够更好地实现政府质量安全监管目标。政府质量公共服务的核心是要建立起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价机制，明确将质量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改变单纯追求数量增长的发展激励机制。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中加入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比重等微观质量指标，同时反映微观产品质量和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通过鲜明地树立质量这一指挥棒，宏观上为市场和社会质量治理力量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战略环境。建立有利于实现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质量救济体系(罗英，2012)，进一步推动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在质量领域的落实，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推动吹哨法案的制定，加快形成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保险、赔偿基金和社会救助并行发展的多元化质量救济机制。政府质量公共服务的立足点，应该放在服务中小企业上，实施“中小企业质量能力提升服务工程”。我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的GDP占到了全国约60％、财政税收约50％，同时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17)对我国经济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小企业都是大企业的配套商，中小企业的质量水平最终决定了大企业的质量水平。国家的中小企业质量能力提升服务工程，基础是设置面向中小企业的质量投入专项，鼓励中小企业申请各级政府所设立的质量专项，通过国家财政的补助提升中小企业的质量能力。在服务工程中，应该转变我国各级政府标准院的设置方式，使其职能主要转变为面向中小企业提供标准文献的服务。政府还应该通过采购的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质量管理体系导入和质量人才培训的服务。在国家的质量公共服务中，应该从战略上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着力发展职业技术人才的教育体系。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支出结构，将职业技术教育作为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鼓励各地区大力发展与当地的产业特色相适应的职业技术教育，对职业技术型人才制定专门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支持，让职业技术人才得到更高的社会认同，使职业技术人才成为我国人才队伍的主体。完善质量公共服务，不仅能够引导全社会将推动国家建立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而且能够为企业的质量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公共服务，同时还能够伴随着质量强国战略的实施，实现劳动者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显著提高。
基于以上10个重大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出质量强国战略框架的实现模型，见图2。
图2 质量强国战略实现模型
质量强国战略实现模型，构建了质量与强国之间的逻辑关系，那就是确定了质量是要实现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强国目标，还明确了企业质量能力的提升是支撑这一目标的核心。确立了市场是实现质量强国目标和核心的根本路径，要建立起实现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从而激励企业成为不断供应高质量产品的质量主体，让消费者通过比较试验的方法，从需求端引导企业提升质量能力，并通过减少企业和消费者的质量信息不对称，建立起强国重要资源的质量大数据。模型提出了质量强国战略得以实现的两大手段，以社会性的团体标准激发质量的创新活力，以质量服务产业提升强国重要基础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模型设计了支撑路径和手段的制度安排，既包括质量诚信体系的软制度，也包括质量治理体系的硬制度。这一模型是对质量强国战略的结构化抽象，也是对质量如何支撑强国的实现方法的表达，使得质量与强国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完整系统。质量强国战略实现模型要从理论设计转化为有效的实践，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本文主要研究的10个重大问题。战略的实现就是对问题的突破，而本文对10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就是实现质量强国战略的关键。
注释：
①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8.0,https://pwt.sas.upenn.edu/。该数值是与美国的相对比值，即以美国当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当作1。
②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产值是以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
③根据“隐形冠军”研究的创始人赫尔曼·西蒙的定义，“隐形冠军”是指满足以下三条标准的企业：市场份额排世界前3名，或者在本大洲排第一；年销售额低于40亿美元；在大众之中知名度较低。
④数据来源：日本总务省统计局，http://www.stat.go.jp/index.htm。
⑤资料来源：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Productivity Growth:A Better Life for America,1984。
⑥数据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数据库计算得到。
⑦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8.0,https://pwt.sas.upenn.edu/。
⑧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http://www.nist.gov/baldrige/25th/upload/Milestones.pdf。
⑨数据来源：白重恩在“长安讲坛”第232期中发表的题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演讲内容，http://jjckb.xinhuanet.com/opinion/2013—05/27/content_447030.htm。
⑩数据来源：各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根据Penn World Table 8.0,https：//pwt.sas.upenn.edu/。
(11)数据来源：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20830/000312992698.shtml。
(12)数据来源：Kraemer,K.L..Linden,G.,and Dedrick,J.,2011:Capturing Value in Global Networks:Apple's iPad and iPhone,http://www.investmentsoffice.com/io/Investment_Thoughts/Beyond_Finance/Capturing_Value_in_Global_Networks_Apple_s_iPad_and_iPhone,php。
(13)数据来源：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比较中心数据库(PWT)，https://pwt.sas.upenn.edu/。
(14)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署《人类发展报告2012》数据计算得到。
(15)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数据库。
(16)数据来源：腾讯网，http://tech.qq.com/a/20130724/012249_1.htm。
(17)数据来源：《中国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指南》，http://smec.org.cn/?info-2467-1.html。
标签：企业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生产效率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企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