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货币政策论文,过程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其他任何政策都不能取代的作用。但是,货币政策并不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它要通过金融中介将货币转化为资本,或者说要通过资本积累职能和信用中介职能,才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而信用中介职能既有正向功效,也有负向功效,因此,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受到制约。这就要求政府在制订货币政策、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时,对经济中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和权衡,作出慎重和明智的选择。本文试图就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政策选择来说明货币政策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历史回顾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货币政策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已成为中央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但由于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为了选择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有必要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作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以便吸取经验教训,为我国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参考。
1.1993年以前的货币政策
“1984年以前,我国还没有确立中央银行体制,也没有真正的货币政策。那时,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计划只是国家计委投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连货币政策这个名词在政府文件中都不存在”,[1](P24)真正的货币政策只能从1984年算起”。[2](P274)可以说,1984 年以前,货币政策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或作用很小。
1984年,我国工业持续高速增长,消费基金膨胀,财政收支出现逆差,赤字达44.5亿元,银行的各项贷款猛增。面对这种经济过热的形势,1985年中央政府实行了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信贷过快增长的趋势有所缓和。但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仍然过大,物价涨幅较高,外汇储备下降过多。尤其是到1986年初,工业生产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滑坡”现象。在此情况下,1986年中央银行实行了“稳中求松”的货币政策;在继续加强和完善宏观金融调控的同时,在信贷上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持”政策;既严格控制膨胀的总需求,又合理发放贷款,改善供给,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实现适度的经济增长。结果很快就扭转了工业生产滑坡的现象,工业生产总值从当年3月份开始不断上升,12 月份增长17.3%。与此同时,货币、信贷也迅速增长,消费基金膨胀,投资规模扩大,赤字增加,经济逐渐加热。于是,1987年中央银行实行“紧中有活”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改进中央银行的贷款管理制度,对短期贷款实行额度控制;减少基础货币的投放量,收缩信贷总量;明确提出了贷款总量及货币发行的控制目标,采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利率、特种存款等;广泛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这一政策使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9.2%,贷款及现金流通量的增长速度有所放慢,全年银行系统的贷款总额增长18.8%,现金流通量增加19.4%,分别为1984年和1983年以来年增长率最低的年份。
1988年初,工业生产重新开始加速,投资需求再次膨胀;物价改革引起价格互相攀比,轮番上涨,形成通货膨胀。1988年7、8月份经济过热达到顶峰,各地出现了居民抢购风和挤提银行存款现象。在此情况下,政府从9月份开始治理整顿,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紧缩银根,很快起到了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强有力的收缩作用。这一紧缩政策,虽然十分严厉,但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滞”之后才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明显效应。因此,1989年继续实行“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紧缩政策的结果是使银行系统的货币、信贷总额得到控制,信贷结构有所改善;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由1988年的17.7%下降到1989年的6.8%, 工业内部结构有了明显改善,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居民储蓄存款增加,消费需求相应减少,消费品价格水平的上涨势头趋缓。但是,由于前几年投资膨胀和消费基金膨胀所形成的生产规模和结构在短期内难以进行相应调整,因而使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市场销售疲软、企业生产成品严重积压。1989年的货币政策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中央银行贷款期限较短,定向贷款较多,资金的安排和调节不够灵活,这就使货币政策调节的负效应更加明显。1990年,中央银行实行“适时调节”的货币政策,为了“启动”工业回升,货币政策开始大步走向松动,如降低存、贷款利率水平,适度放宽信贷规模,等等。结果使工业生产逐步回升,产业结构有所调整,物价保持稳定。与此同时,信贷总量开始增加,各项贷款年增长率很快超过20%,货币供应量M[,2]从1989年11 月开始又超过了20%的增长速度。
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信贷资金来源受到影响,1991年中央银行实行“优化信贷结构、盘活资金存量”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另一方面则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再次调低了银行存贷款利率。结果是:存贷款增加较多,贷款结构有所调整,全年金融形势相对平稳,货币信贷计划执行情况基本正常。但是,贷款规模和货币发行的增长仍然超过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加大。于是,1992年,中央银行实行从严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加强调控力度的货币政策,在保持货币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支持农业发展和工业结构的调整,提高效益,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全年GNP比上年增长12.8%,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偏高,不仅明显高于GNP的实际增长率, 而且明显高于包含了价格变动的GNP名义增长率; 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仍然很大。
由上可知,1993年以前,中央银行主要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松的或紧的货币政策,控制的都是货币和贷款规模,而且一直把经济增长率加物价上涨率作为现金增长的“合理界线”,同时,中央银行在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时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结果往往是出现“一控就死,一松就乱”的局面,货币政策的负面效应比较突出。于是,从1993年开始,对金融体制进行了深化改革。
2.1993年~1997年的货币政策
1990年~1992年比较松的货币政策使物价水平上升较快,中央银行从1993年7 月开始实行紧缩银根的政策,限定了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提高了贷款利率。结果使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趋小,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下降,但经济增长率、工业增长率在相当长时间内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仍没有消除。1993年11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从主要依靠信贷规模管理,转变为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3], 从而正式明确了中央银行的职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及操作手段。
1994年和1995年,中央银行把治理通货膨胀、保持币值稳定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信贷规模管理、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95年底,M[,1]、M[,2]比1994年分别增长16.8%和29.5%,增幅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0个和5个百分点,而且物价涨幅明显回落。1994 年物价上涨率为21.7%,但1995年物价上涨率降为14.8%。[4](P4)但是, 由于货币供应总量增长偏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很大。因此,1996年中央银行仍然推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继续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尤其是M[,2]的增长,到1997年底,M[,2]、M[,1]分别增长17.3%和16.5%,较上年末分别下降8.8和2.4个百分点;取消了对其他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的贷款限额控制;建立同业拆借市场,其利率由市场决定,等等。1996年的金融宏观调控成绩突出,经济“软着陆”目标基本达成。1996年经济增长率为9.4%,处于适度增长区间, 保持了快速发展格局;物价水平涨幅已回落到6.1%,比上年回落8个多百分点,明显低于国家期望目标。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虽有所下降,但经济增长仍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增长率为8.8%;同时,物价进一步回落, 零售物价上涨率为0.8%,[5](P60)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高增长、 低通胀”的局面。
总之,1993年~1997年,中央银行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更多地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不同层次的货币结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货膨胀的回落,是在我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实现的。
3.199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
1997年7月开始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 这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适时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重大决策,确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加快企业改革。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中国经济明显下滑,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由1997年的8.8%再下降到1998年的7.8 %, 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在7%左右;物价水平一降再降,从1997年10 月开始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出现了持续的负增长;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持续下降。针对国内经济持续下滑、增长乏力、通货紧缩及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不利的宏观经济形势,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从1997年底、1998年初开始有所松动,实行放松的货币政策,以扩大需求、推动经济增长。1998年年初,中国政府确定的宏观调控目标为:经济增长率为8%、通货膨胀率不超过3%、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为了实现这一宏观调控目标,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是:M[,2]、M[,1]增长16%~18%、17%,人民币汇率稳定。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货币政策措施:取消了使用多年的贷款限额控制,改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在此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管理体制;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将原来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帐户和备付金帐户合一,同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将存款准备金率由原来的13%降为8%;连续3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和央行存款及再贷款利率;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1998年全年新增贷款11491 亿元,为历史上最多的一年。
从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来看,1998年上半年货币政策的效应并不明显,第一季度货币供应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同时,GDP 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至7.0%,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增长为-2.1%。[6 ](P34)于是在下半年进一步加大了调控力度, 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1998年下半年经济增长明显回升,各方面的情况有所好转,货币政策的目标已基本实现。据统计,1998年M[,2] 增长15.3%,M[,1]增长11.9%,全年累计净投放现金1026.5亿元, 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长基本与同期经济增长相适应;年末外汇储备达到1450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51亿美元;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换8.2789 元人民币,比1997年末升值9个百分点。[7](P26 )虽然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有所好转,但经济金融发展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增长后劲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失业人数继续增加,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加大;通货紧缩。因此,1999年中央政府继续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和增加投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1999年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是:经济增长7%左右, 零售物价指数涨幅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为4%和2%以下。为了实现这一宏观调控目标,1999年的货币政策取向是: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防止通货紧缩,同时也不能过度放松银根,防止通货膨胀重新抬头。为此,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1999年货币政策目标是:国家银行贷款指导性计划10000亿元,增长14.6%; 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长15.5%;M[,2]增长14%~15%;M[,1]增长14%左右;全年现金投放1500亿元,比上年多473亿元; 国家外汇储备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2000年国民经济开始良好,主要经济指标大多摆脱多年来下降的趋势,经济呈回升态势。2000年经济回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可以说是近几年宏观调控的结果。但是,目前这种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促进经济增长的后劲仍然不足。而且,这种经济回升还没有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仍然需要依靠大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因此,2000年货币政策取向与1999年所实行的货币政策基本相同。
从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及其实施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选择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中央银行要保证所选择的货币政策是恰当的,必须对宏观经济形势有正确的认识。
二、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政策选择
从1985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来看,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实际经济运行影响很大,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过程中,必须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慎重地选择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关于货币政策的目标,我国理论界有过争论。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货币政策重大转变的决定,强调货币政策应以保持币值稳定为主要目标。1995年3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则明确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改变过去“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货币政策目标,把稳定币值作为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以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笔者认为,把稳定币值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一种理性选择。这是因为,第一,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总目标之一,货币政策只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部分,因而货币政策并不一定也将经济增长作为自己的目标。如果以经济增长作为目标,这势必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盲目增加,引发通货膨胀,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后劲。第二,从西方各国的具体经验来看,虽然其货币政策目标在各个时期有所侧重,但从长期来看,它们也都明确了中央银行稳定币值的作用。
对于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选择,我国理论界主张控制货币供应量,但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采用M[,1],另一种意见主张采用M[,2]。笔者认为,由于M[,1]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M[,1]必须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同时,由于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要稳定人民币币值,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从长期看,M[,2] 也应当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且,在中国经济市场过程中,伴随着经济活动周期性的变动,有规律地出现了M[,1]和M[,2]的增长很不协调的现象。因此,简单地把M[,2]和M[,1]作为单一的中介目标,难以实现稳定币值的最终目标。这就必须同时把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必须选择操作目标或近期目标。笔者认为,市场利率不能作为我国的操作目标。因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体系很不完善,影响市场利率的货币政策工具有限;国有企业对利率不太敏感。如果将市场利率作为操作目标,则很难影响货币供应量。我国曾试图将贷款规模、中央银行总资产、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等作为操作目标,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这些指标均有一定的难度。比较而言,可将中央银行资产增量作为操作目标。因为中央银行总资产与M[,2]、M[,1]的相关性很强,中央银行可利用贷款、存贷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直接调控中央银行资产。但由于中央银行资产对M[,2]、M[,1]的乘数关系难以预测,因而从长远来看,应以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率作为操作目标,这也是我国货币政策调整的目标之一。
2.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
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是货币政策操作中最关键、最敏感的部分。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再贴现、对商业银行贷款和公开市场业务等。在这些工具中,公开市场业务、利率手段是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用得较多较好的工具,贷款、法定准备金手段则是我国中央银行用得较多、有时也较好的工具。但是,相对而言,我国中央银行传统上所采用的手段,多以直接调控为主,行政手段成了最有效的工具,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经济手段则使用较少。
根据西方国家间接调控及货币政策操作的经验,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成为完全独立、自负盈亏、自筹资金、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独立的法人组织;中央银行相对独立;专业银行商业化;价格基本符合价值和供求关系,价格关系已经理顺;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等等。目前,我国金融体制尚未理顺,利率还没有市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只是刚刚建立,还很不完善;整个金融业负担过重、银行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国有企业对利率反应不敏感;银企关系不协调,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我国的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等有效的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受到制约,而必须运用那些刚性很强的直接控制手段,这势必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到影响。因此,在进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时,要不断发展与完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工具。为此,必须进一步规范公开市场业务;放松对利率的管制,逐步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不断完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合理审慎地运用贷款限额等某些直接控制手段。
第一,规范公开市场业务的具体操作。1996年4月9日,我国中央银行正式实施以国债为工具的公开市场业务,这标志着中央银行在宏观金融调控方面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充分发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作用,首先必须加强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宏观调控的决策功能。根据《人民银行法》的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应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专门的决策机构,该委员会根据宏观经济最新统计资料作出的货币政策方向选择应具有法律方面的权威和效力;其次,中央银行必须持有相当数量的有价证券,包括国债、其他政府债券和外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央银行应大幅度地改变资产结构,增加国债储备,尤其是短期国债储备,使以国债为工具的公开市场业务起到左右全局的作用,成为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第二,放松对利率的管制,逐步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在货币政策工具中,利率是最能影响和制约经济行为的金融变量,而且,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世界上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应选择时机,尽快实现利率市场化。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投资约束机制不健全,货币供求领域呈现明显的“短缺型”特征,因而利率市场化可能引起利率水平的普遍提高,对通货膨胀起促进作用,同时,还可能对金融业产生一定的冲击。因此,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应逐步实行,可采取以下步骤:放开同业拆借利率即货币市场利率,以形成一个短期市场基准利率;中央银行根据货币市场基准利率逐步调整对工商企业的贷款利率,使贷款利率略高于存款利率,接近市场均衡利率;推动国债发行利率的市场化,使国债市场价格和货币市场利率相衔接;中央银行只规定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其他期限的贷款利率由商业银行根据基准利率来决定;放松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这样,最终形成我国的市场化利率体系。
第三,完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存款准备金制度既是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又是影响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和盈利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对现行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改革,主要是合并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帐户和支付准备金帐户,允许法定存款准备金用于专业银行的支付清算;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取消中央银行的“准备税”,并逐步收回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增加了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量。但是,我国现行存款准备金制度仍然有许多缺陷,必须进一步进行改革,具体做法是:确定合理的存款准备率结构,对信用创造能力不同的金融机构,可实行不同档次的准备率;改革存款准备金的结构,除现金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外,国债、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等也可以作为存款准备金;逐步降低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存款的付息水平。
第四,增强信贷计划工具的严肃性,谨慎使用贷款规模等直接控制手段。1998年金融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取消了使用多年的、具有较强计划色彩的贷款规模管理体制,但是,由于货币市场的发展难以满足货币政策的需要,现存的货币市场上缺少可操作的对象。因此,在实际中,货币当局或明或暗地恢复使用了分配信贷规模的手段。这说明现阶段我国还必须使用直接控制手段。这说明现阶段我国还必须使用直接控制手段,但必须审慎。因为,贷款规模虽然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其有效性取决于:贷款增量指标必须有科学、准确的数量依据,能反映适度货币供给;贷款规模控制必须同时能保证资金的有效配置,并能影响总需求。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发展,贷款规模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已不再存在。因此,我国必须审慎地选择贷款规模等直接控制手段,确保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3.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种主要手段,它们职能各异、作用不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因而货币政策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并通过金融信用的管理与调节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财政政策涉及社会产品的全过程,而且涉足到非经济领域如军事开支、教育、卫生开支等,对经济结构和需求总量起调节作用。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不同,而宏观经济运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因而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共同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使之大体保持平衡,以保证货币币值的稳定。
目前,我国应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实行以增加政府支出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都可以扩大需求,但其效果却有差别。扩张性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银行利率、增加银行贷款等办法刺激投资和消费。由于投资的变化不仅受利率的影响,而且受预期利润的影响;因而总需求尤其是总投资对利率的变化是缺乏弹性的。在当前市场疲软、成品积压的情况下,企业投资不会增加很快。受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影响,居民预期支出将增加,虽然银行利率一降再降,但其即期消费却难以大幅度增加。因此,旨在扩大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和消费的货币政策,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则可以通过扩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直接增加就业和消费,带动消费品生产的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生产资料的增长,促进需求增加,推动经济增长。在目前货币政策效用不太理想的情况下,应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
同时,应注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如何协调配合,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就其搭配而言,一般有以下几种方式,即:双紧,紧财政、松货币,紧货币、松财政,双紧。具体如何搭配,则要依当时的经济形势而定。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应选择中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结合的模式。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一直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1997以后又出现了城乡储蓄量增长超过GDP增长的现象, 仍然存在着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因此,货币政策不宜过分扩张;但在目前我国又需要减少失业、抑制通货紧缩、调整经济结构、为深化改革创造宽松的经济环境,这又需要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配合,既可以抑制通货紧缩,防止再度出现通货膨胀,又可以增加就业。鉴于发达国家长期推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带来了种种恶果的经验教训,我国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不要让资本性预算与经常性预算全面扩张,也不要全面扩大支出,而应注意财政政策内部的松紧搭配,优化扩张的结构、把握好扩张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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