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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至今还在相信一个理论上的误区，认为货币紧缩政策可以对付通货膨胀。其实，这个论点是不能成立的。
货币政策十年得失
通货膨胀的发展同时也在发展着自身的反对力量。对已超出警戒线的通胀，只要控制住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平缓地逐渐接近商品供给的增速，通货膨胀就会在一定的涨幅后，在耗尽它的能量之前，由于商品供给的增加而逐渐变缓以至停顿下来。它对经济的拉动和润滑作用也会逐渐变缓以至停顿下来。根本用不着什么紧缩。即便要“缩”也只应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不应是中长期的宏观政策。
对通货膨胀率的控制不能仅局限于货币方面的措施，对已呈快速发展的通胀，货币政策已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会产生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并因成本升高，供给减少而导致成本型的通货膨胀。……对迅速发展的通货膨胀，减税及其他能有效增加商品供给的措施才是对症的良方。
1993年6月突然地货币紧缩所造成的货币供应缺口和流通速度的迅速下降以及商品成本普遍迅速地上升，都是非常典型的。这除了前面分析的理论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在1993年以前的几年中，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已基本上“拨改贷”，成为银行的活期贷款。因此，1993年6月的货币紧缩，使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的众多国企立即陷入资金短缺和三角债的困境，导致流通速度的迅速下降和商品成本的迅速上升都是史无前例的。由此而立即形成的成本型通货膨胀，其速度也两倍于紧缩前的需求型通货膨胀。当时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和许多报纸刊物都已指出这是成本型的通货膨胀，但央行仍在为治理“通货膨胀”而继续勒紧银根，抑制需求。其结果只能是随着银根越勒越紧，三角债和银行呆账越勒越多，流通速度越勒越慢，成本越勒越高，商品供给越勒越少，物价指数越勒越涨。当然还有越勒失业越多，越勒活着的企业越少（一半国企和大半乡镇企业跨掉了）。这时的“通货膨胀”早已不是通货在胀，而是通货持续的紧缩使物价指数在不停的涨。物价指数越涨，央行就越勒，越勒就越涨——这种越勒就越“胀”，越“胀”就越勒的错误政策人为的恶性循环，加剧了宏观经济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因此，1993年6月以后持续数年的货币紧缩政策，不是什么副作用强不强的问题，而是100％错误的药方。
那为什么在货币持续紧缩了两三年后，物价指数又降下去了呢？
因为持续的紧缩货币抑制需求，最终还是会把物价降下去。这是因为：首先，产品的成本最终会下降。因为在企业的利润空间受需求和成本双重挤压的情况下，市场需求对企业是铁的市场法则，唯有拼命压缩成本才是生存之道。但在需求被严重抑制，土产达不到一定批量规模的时候，靠提高生产率来降低成本会受到很大限制。于是，不仅对企业长期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科技研发投入因远水不解近渴而被彻底压缩掉，而且普遍出现牺牲质量的短期行为，不但靠解雇大批熟练工人而雇佣缺乏技术的廉价农民工，还出现了数不清的以“假冒伪劣”为生的“经营者”，出现了普遍超载的野蛮运输，出现了更多的环境污染和对森林资源的破坏。这些虽然并非紧缩需求才会有，但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无疑大大强化了这些“假冒伪劣”、野蛮运输和破坏环境者的生存动机，也为其彻底杜绝大大增加了难度。第二，由于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失业增加，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们普遍节衣缩食，从而使消费品的社会需求受到严重抑制，产品卖不出价钱，大部分产品只是在维持经营。以上成本和需求两方面的原因使物价终将会降下来，但其代价是太可怕了。特别是这些惨重的代价原本是完全不该付出的。
从1993年6月开始持续数年的货币紧缩，造成我国长达五年之久的严重经济衰退。1996年国有大中型企业共实现利润为-1.18亿元：亏损面高达50％，与1988年相比，国有企业亏损面增加了358％，利润下降了64％，亏损额增加了9.7倍。国有企业亏损率（亏损总额/盈利总额）1993年以前一直低于10％，而1995年上升到43％，1996年又上升到201％，1997年略有下降，但仍达到171％。1998年情况继续恶化，国有企业和集体乡镇企业成片倒闭。1997年以来，国有企业隐性失业转为大规模公开失业。据工会方面统计，1997年各类企业下岗人员共计2400万，其中国企超过1000万。此外还有上亿的农民成为“剩余”劳力。1997年，年度贷款规模限额8000亿元只贷出了一半（这足以说明经济规模的萎缩），在此尴尬境况下，才取消了贷款规模限制。
1997年生产资料价格全面下降，钢铁、建材全行业亏损，以后又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变成亏损。1998年生活资料价格也全面出现负增长，“通货膨胀”终于变成了完全表面化的无可争议的通货紧缩。但央行却仍以防止通货膨胀为由，拒绝实行有针对性效果的扩大的货币政策。1999年后虽实行扩大的财政政策拉动内需，制止住了经济迅速下滑的趋势，但由于货币政策仍未放松，使扩大的财政政策受到很大限制，直到现在仍未完全走出通货紧缩和萧条的阴影。
在金融方面，银行原本为收回贷款才实行的货币紧缩取得了完全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银行呆账竟发展到2万多亿元，数倍于银行的自有资产。而三角债则不知比银行呆账高出多少倍。并且由于时间过长，许多债权和债务人早已破产，要想理清这些债务并最终大幅减少银行的坏账已变得非常困难。
直到2003年，由于新一届政府领导人对宏观经济的清醒认识，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有所改变，才使通货紧缩正逐渐被纠正。
但是，由于1993年6月以来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已被内外媒体刻意渲染为治理“通货膨胀”最成功的“软着陆”典范，因此使许多人对此政策的“正确性”从不怀疑，而对那次货币紧缩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持续五年的严重衰退和完全无效且越勒越胀的货币政策）所做的反省，也就很自然地归纳为：“那次紧缩缩得太晚了，应该等通货膨胀刚刚露头就及时缩，一定会是代价小而效果好。”
正是这种对错误的货币紧缩政策所做的错误宣传和错误反省，导致了目前脚后跟刚刚离地就急忙要“软着陆”这样一种对通货膨胀过分恐慌的心理。
货币紧缩政策要与有目的的货币投放配合使用
紧缩货币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好结果。作为一项货币政策，它虽是一味后果严重的烈药，可也并非完全不能用。古往今来唯一成功地使用过货币紧缩的范例是在解放初期，人民币在取代银元成为真正的货币后，因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还未彻底克服，粮食、纱布等重要紧缺物资因价格上升较快而被大量囤积在流通领域执行起货币的功能。这不但使货币不能完全履行其社会交换价值的功能，而且使这些紧缺物资因不能真正作为使用价值而更加短缺，其价格涨势越发强劲。当时在陈云、薄一波等同志领导下，中央政府一方面大量抛售粮食、纱布等紧缺物资，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如此很快制止了紧缺物资的投机，使货币重新执行其社会交换价值的功能，也把粮食、纱布等从货币的职能中解放了出来，重新成为社会的使用价值，使它们在实际使用中的供给大增，从而控制住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但货币紧缩强烈的副作用还是很快表现了出来，企业大批停产、倒闭，工人大量失业。中央政府继而又投入货币收购农产品，订购工业品，不但很快消除了银根紧缩的副作用，而且增加了紧缺的工农业产品的供给，彻底克服了通货膨胀。这一“紧”一“松”的配合，恐怕是紧缩货币最成功的典型了。“紧”了紧缺商品的投机性囤积，“松”了生产用资金。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一“紧”一“松”衔接得不够紧密，中间有脱节。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对此也有反省，认为当时在看出苗头不对时又犹豫了一下，晚“松”了二十多天，造成了一些损失。若在发觉流通速度变缓时就“松”，“紧”的副作用将会小很多。
从货币紧缩的历史看，货币紧缩作为一种宏观政策只能用于通货膨胀发展到货币质的功能因量的膨胀而受到损害，从而使紧缺商品囤积在流通领域代替货币执行起社会交换价值的功能的特殊条件下。货币紧缩的目的是把紧缺商品从流通领域的投机性囤积中解放出来，增加这些商品在实际用途方面的供给，并恢复货币的功能。但就是货币紧缩如此使用，也必须要有能有效增加商品供给的“松”的货币投放措施相配合，才不致陷入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在解放初期国民党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还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有效的货币紧缩措施因“松”的配合措施晚了20多天所造成的副作用已令薄老痛心不已。可在1993年6月并不很严重的通货膨胀却导致持续数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并直到近10年后上届政府结束也未完全放开，所付出的不应有的代价（持续五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其后五年持续通货紧缩的宏观环境）和应吸取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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