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笔记”研究中的两个理论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晚年论文,误区论文,两个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研究的“热度”现在已经慢慢地平息了下来，也正因为如此，现在才是从一定的理论高度思考这场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理论问题的时候。本文力图通过对二个问题的阐述来说明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讨论中曾经出现过的并且到目前为止还尚未被学术界广泛重视的二个理论误区。
一、对“晚年笔记”的单维度定性
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命名与实质问题的争论是这场讨论中较早冒出来的一个问题，国内学者在这点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认为应当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性质，并把它命名为“人类学笔记”；2.主张从东方社会理论的角度去理解晚年笔记的实质，把晚年笔记命名为“马克思东方社会笔记”；3.认为应当从马克思对社会形态发展的历史与规律的研究和阐发的角度去领会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本质。[1]
马克思晚年研究的那些具体学术材料的性质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可以把柯瓦列夫斯基的或者摩尔根的书定性为“民族学”的、“历史学”的或者“人类学”的，这些都可以。学术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此。而在于马克思对这些材料的研究所作的笔记的性质是什么。
依笔者之见，在这一问题上最应当避免的是以下二种倾向：一、对马克思晚年著作中的文字作断章取义的理解；二、不能把握马克思“思想成品”的复杂性，无法在马克思的一些未来思考和现实的科学剖析之间作出区分。
我们先从与“晚年笔记”的实质直接相关的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谈起。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的确是马克思晚年思想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可在我看来，如果不把它与马克思自《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之后就开始的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思考联系起来，那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很可能会滑向主观的猜测。
《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以后，马克思除了继续进行《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以外，还一直领导着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给各国的工人政党正确的理论指导。土地所有权问题就是这一时期需要马克思作理论指导的方面。针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家关于私有土地的“天然权利”论，他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而且必须要把“土地国有化”、“把土地变为公有”作为自己的理论原则。他甚至说“土地所有权——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2]
那么，是否就是说马克思此时只是纠缠在土地所有权的形式上的改变这一问题上了呢？不！马克思这是在给社会主义政党确立基本的理论立场，这是保证工人政党朝正确的方向发展的一种努力，这决非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只要宣布土地国有化就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了。马克思这里的思维方法是一种未来式的思维方法，它跟能够构筑科学的理论逻辑的那种方法是有区别的。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问题上也牵涉到这一点。
由于俄国革命的可能性，马克思在俄国问题上得出的结论是俄国的农村公社可以跳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了峡谷”，直接跨入共产主义，这本质上是说由于所处环境的特殊性，俄国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尽管从绝对发展水平上远比西欧的落后，但依然可以界入跟西欧的土地所有制同样的发展视域，这是由资本主义已经渡过了它的繁荣期，俄国可能爆发革命并可能引发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等等因素共同促成的。马克思的这一结论丰富了他在土地所有权发展问题上的思想，这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马克思的思维视角一直是在整个世界，最起码是整个欧洲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把视角仅仅局限在俄国，并根据马克思的最后结论对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作单方面的引伸，得出诸如落后国家的独立发展道路的结论，那恐怕就言不符实了。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在1882年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的表述应当说是最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的，（关于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的理解问题，下文将有详解）“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这里的观点应该是很明确的，不存在有一国独立胜利的思想。列宁提出“一国胜利论”的理论前提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可马克思研究这一问题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那样的时代，马克思会提出一国独立胜利的思想吗？
马克思在其一些笔记中，有时会突出强调某一个直接的结论，而不详细阐明自己的完整思想，因为笔记只是写给自己看的，除了写出来的一部分外，作者头脑中可能还有一部分。前苏联著名学者安德烈也夫对这一点看得很准确，他认为在研究马克思的这些笔记时，“研究者应该设法尽量区分出马克思的未来思考、理论概念和方法论精华来源的‘建筑材’、‘半成品’和‘轨道’。”[4]这一点在马克思晚年笔记的问题上也有表现。我们在研究这些笔记时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马克思思想的整体逻辑构架中，那就不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
那么，在马克思对俄国村社命运的关注与他对五本人类学专著的摘要之间存在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关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讨论中又一个比较重要的焦点问题。如果认为二者是相互脱节的，那很自然地就会从纯学术的角度把马克思晚年的探索理解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事，是对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不管把马克思那些摘要中的人类学思想提升到怎样的高度，只要思维视角不变，其本质都是如此。
笔者认为，以上二个方面在学术研究的视角上应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继续。马克思在七十年代中叶以后始终关注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问题，并且也得出了初步的结论。他的学术上的好友柯瓦列夫斯基写了一本关于公社土地占有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书，马克思拿过来看，这是很自然的事，目的是为了增加自己在公社土地所有制发展方面的知识。柯氏的这本书是一个桥梁，它架通了马克思的思维视角从农村公社到血缘关系的过渡。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为马克思对土地所有制发展问题最具深度的思考。从现实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一直是引导马克思的理论思维向深层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马克思对摩尔根的书的摘要是紧接着柯瓦列夫斯基的书的摘要之后的，这是一种思维发展进度上的必然。当然，就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而言，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科学历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方面。摩尔根的书跟柯氏的书相比，超越的地方在于提出了对以氏族为核心的人类原始社会的深度解释。这是能给马克思“补课”的，马克思当然不可能放弃这个给其“历史科学”补课的机会。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上面三种主要的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从人类学的角度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解，虽然抓住了马克思晚年探索的最新视角，但却忽略了对马克思理论革命性特征的关注，因而没有找到理解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入口处。1880年8月纽约《太阳报》记者约翰·斯温顿在采访马克思时曾问及“什么是存在”这个问题，马克思“严肃而郑重地回答说‘斗争’”，[5]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一生理论生涯的写照，因此，人类学只可能是马克思晚年研究的新领域，但决不可能是马克思晚年笔记本身的性质。
从东方社会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解释虽然紧扣住了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特征，但却由于没能有效地把对这一特征的理解放在马克思中、晚期思想的大背景中，因此，弱化了马克思晚年思想与中期思想在主题上的联系，过分地强调了马克思晚年研究主题的独特性，并进而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内涵作了不适当的夸张。从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角度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定性应当说是比较接近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本质，因为这是马克思晚年笔记所面对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问题在于如果把笔记仅仅命名为“社会形态史笔记”或者“古代社会史笔记”，那同样也会忽略晚年笔记本身所具有的其它特征。
依笔者之见，以单一的角度去命名马克思的晚年笔记，这本身是否合适还有待商榷。马克思的一些笔记或者著作是很难用一个角度去定性的，譬如《资本论》，我们能说它仅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吗？不能，它同样也是一部哲学著作或者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也是如此，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思想上厘清晚年笔记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把握住马克思在晚年笔记中的思维脉搏，至于要把它命名为什么，这倒大可不必花费过多的笔墨。鉴于此，笔者认为直接把它称为“晚年笔记”比较合适。
二、把马克思关于俄国革命的设想与所谓的东方社会理论牵强附合
这是马克思晚年笔记研究的中期冒出来的一个焦点问题，笔记本身的研究始终与这一问题关联在一起。概括起来，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二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把马克思俄国革命的设想与他的东方社会理论直接联系起来。这部分学者大多从俄国是个典型的东方国家，由于其东方式的独特性它又具有独特发展的可能性这二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另外一种观点则与此截然相对，主张把马克思关于俄国革命设想的意义作有限度的定位，并进而反对关于马克思具有系统的东方社会理论的提法。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并不是针对整个俄国社会，更不是针对其它的东方社会而言的，它只是马克思就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所发表的一点看法。有学者认为，马克思“跨越设想”的本义不是指跳越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跳越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的某些阶段，具体来说是指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另有学者更进一步地认为，马克思关于俄国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表态，是为了支持俄国革命民粹派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论争而不得不作出的，它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6]
马克思晚年是否具有一条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如果有，马克思是否认为这条新的思路对于其它落后的东方国家具有同样的适用性？马克思这一新思路跟他以前思考社会发展问题时的逻辑构架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从以前的“西方社会理论”变成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了吗？这些问题是上述争论的核心。
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实在并非易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重要材料是在特定的前提下写成的，因此，要想解读这些材料，首先要解读写这些材料时的前提。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仅从马克思所写的文字本身出发进行直接的解读，那恐怕非但不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脉搏，相反还会把马克思的意图引申到不恰当的方面。
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晚年思想中到底有没有一条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笔者以为，这个问题是可以作肯定的回答的。晚年的马克思的确相信当时的俄国可以走和西欧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应在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发展前景的思考和他关于俄国整个社会的发展可能性的思想之间作过分僵硬的区分。尽管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晚年俄国研究的主题主要是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问题，但如果因此而否认它和俄国整个社会的发展之间的联系，那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在七十年代初期，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和发展实际上就是社会性质的改变和发展。在1872年写的《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马克思就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对于西欧各国来说从土地私有制到土地国有化的转变实际上意味着“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了晚年，在研究俄国问题的时候，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思维能力显然是不可能突然下降的，因此，我们认为，在马克思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发展思想和俄国社会的发展思想之间再作太多的区分，并无多大意义。
另外，只要联系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以后的欧洲和俄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不应该只是一种表态。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当时的确已经开始瓦解，俄国的资本主义也的确已经开始发展，但如果因此而认为马克思就不可能得出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想了，那恐怕不能成立，这种观点恰恰是马克思要批判的、俄国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拥有的观点。如果俄国在当时是孤立的，那么，谈任何形式的社会形态跨越都将是不可能的。但问题在于俄国在当时恰恰不是孤立的。马克思所以能思考俄国社会发展的新思想，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就是他的“世界历史”的观点。
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所理解的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是什么？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尽管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谈到了俄国革命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响应，但在达成具体结论的时候却并不是都能对这二个条件作准确的把握的。赞成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学者大多弱化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理论环节，在本质上是从俄国革命的单一线索去厘定马克思俄国问题上的思维构架的，如果把思维视角定在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革命这二点上，那就必然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构架在晚年得到了改变。笔者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对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三个材料进行准确的解读。
就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思想实质而言，马克思在1877年4月俄土战争爆发前夕就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观点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与其它民粹主义者不同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社会跳越发展的思想中始终有一个发达国家对之施加影响的理论环节。[7]马克思自1870年开始就在罗伯金的影响下阅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文章，在1872年底至1873年期间还着重阅读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选集，我以为，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这种“优待”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必然。马克思自七十年代开始对俄国问题的关注始终是跟他对欧洲各国社会发展的整体考虑分不开的，七十年代中叶以后，俄国出现了爆发革命的可能性，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也得到了深化，但上述这一立足点却依然没变，马克思始终从俄国革命对西欧社会可能发生的影响的角度去把握俄国革命本身的意义，其思想深处的内在逻辑是俄国革命的爆发能引发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并最后取得欧洲无产阶级的全面胜利。在类似于《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阶段即“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阶段，俄国落后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向共产主义形式的跨越就成了既成的事实，所谓的“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否则，如果西欧仍处在资本主义阶段，即使俄国革命胜利了，它能吸收西欧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吗？
马克思在这里的基本思路实际上跟他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思路是一致的，都是全世界无产者，最起码是全欧洲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路。《资本论》中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理解的社会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论依然没变。
那么，怎样理解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特别是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与上述观点的不一致呢？粗粗一看，马克思在这二份材料中重点论述的恰好就是俄国农村公社的内在生命力问题，并且，在二份正式的复信中只字未提俄国革命的事，更不要说什么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问题了。国内倾向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学者大多就是从这些字面材料中得出他们的结论的。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是不准确的。
我们以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为例来作点分析。笔者以为，在学术界关于这一专题的讨论中，以下疑点被轻易地放过去了：一、马克思所写的三个复信草稿的内容事实上并没有多大的本质上的不同，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还要三易其稿呢？在第三稿中，为什么写到一半突然又不写了呢？二、马克思复信的草稿写得那么长，可为什么正式的回信却只有“寥寥几行”，还有，为什么在正式复信中马克思要对查苏利奇说“很遗憾，我对您尊敬地向我提出的问题不能给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呢？
我们以为，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在写这封信及其三个草稿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要适合于在俄国国内公开发表的。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就产生了一个困难，即把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用“适合于发表”的语言表述出来时的困难。马克思当然希望用一种俄国的一般舆论水平所能接受的语言来说出自己的思想，但又不能离自己真实的思想太远，在这二者之间进行“平衡”、“协调”的努力就是导致马克思三易草稿的真正的原因。
首先来看复信草稿的初稿，在这封信的前半部分，马克思都是在描述俄国农村公社本身所具有的优越条件，因为这是能够被俄国国内的舆论所接受的语言。可以肯定的说，马克思写这封信的出发点只是说明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而不可能是关于自己思想的完整表述。在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描述中，实事求是的讲，有些观点是过于理论化的，譬如，在谈到农村公社的跨越式过渡时，马克思说，“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8]细想一下，这几乎不象是马克思的“语言”。在初稿后半部分，马克思开始分析农村公社的不利条件，并进而在信的最后引出了俄国革命的思想。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没有被提及，只是用如果俄国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这样的字句掩盖过去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马克思也知道要让俄国舆论相信自己国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要建立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础之上，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初稿写完之后，马克思感到不满意，进而写了第二稿。按照我们的理解，这是因为马克思感到初稿中的言词可能还是过于激烈，还不是太“适合于发表”，希望找出再“合适”一点的语言，这就是他写第二稿的原因。在第二稿中，马克思居然只字未提俄国革命的事，语气也更加朝农村公社本身所具有的有利性方面靠了。可见其用心良苦。但仔细分析这封信结尾部分的内容，不难发现，马克思对这样的表述方法显然也感到不满意。即使按照初稿中马克思所涉及的内容，那么，第二稿也不可能就这样结束。按照我们的理解，复信草稿中的这个第二稿是不完整的，事实上，马克思是写不下去了。
第三稿中，马克思又做了一次努力。结果，写了一半就停笔了，马克思最终认识到，试图用“适合于发表”的语言来说明自己的俄国问题上的思想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又不是那种能够马虎了事的人，所以最后他只能作罢。因此，我们以为，在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中马克思所说的“很遗憾，我对您尊敬地向我提出问题不能给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的答复”这句话的确是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真实状况。在这封正式复信中，马克思的答复是很简单的，我们当然不应从这些字面语言出发去厘定马克思具体的思维构架。
马克思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也处于同样的思想背景之中，对这封信的解读在此就不展开了。
笔者认为，如果就能够准确地概述马克思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思想而言，“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是最合格的。一来，作为《资本论》的序言，马克思当然不可能再言不尽意；二来，这篇序言是计划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出版的，马克思也用不着有太多的考虑了。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跟恩格斯一起）非常严谨而准确地提出了俄国农村公社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的条件，那就是俄国革命要成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且双方还要互相补充。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七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明确的俄国革命引发西欧革命并能取得无产阶级在整个欧洲的最后胜利的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晚年马克思的思想中，俄国社会形态发展的新思路是有的，因为在欧洲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下，俄国当然没必要再一步一步地重走西欧发展的老路，但所谓的马克思思考社会发展的新思路即与《资本论》的逻辑构架不同的思路是没有的。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自始至终是马克思思考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准则。在这一问题上，过分地否定马克思在俄国社会发展这一具体问题上的新思想与把这一新思想过分地夸大为系统的东方社会理论，都是应当克服的理论误区。
注释：
[1]关于这几种观点的详细内容在近几年的讨论中已表达得很清晰，故在此只扼要提及。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4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435页。
[4]参阅安德烈也夫著《马克思主义历史手稿新篇》，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5年。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722页。
[6]这几种观点的详细内容在近几年讨论中已表达很清楚，笔者在此不再详述。
[7]参阅《晚年马克思与俄国道路》，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7年版。笔者以为，与其它同类著作相比，该书在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的论述上较为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