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税收 ·
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稳定通胀和产出吗 ？
——基于DSGE模型的研究
周 波，侯帅圻
(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 ：科学评价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绩效，应将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考虑在内，并准确揭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机制。为了刻画更逼近现实的经济结构，本文考虑中国经济的拇指规则消费者、粘性价格和扭曲税等非李嘉图主义特征，构建新凯恩斯主义动态一般均衡结构模型。基于中国季度数据实证估计模型发现，拇指规则消费者比例为52%，可以解释48%的总就业，每期调整价格的企业为34%，其中39%选择对上期通货膨胀价格指数化。笔者在对数线性NK-DSGE模型框架内考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绩效发现，中国实证估计的财政自动稳定器形式的财政政策规则能提升福利，政府支出相对于税收规则在稳定通货膨胀和产出稳定性效果方面具有更大的相对重要性，政府支出的资源撤出效应、净个人所得税影响拇指规则消费者可支配收入、薪酬税楔子影响拇指规则消费者真实工资以及非线性惯性货币政策规则的交互作用是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传导机制。通过模型的敏感性分析发现，首先，无论货币政策、政府支出还是税收规则，惯性因素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拇指规则消费者的存在会降低经济的不稳定性。提高税收楔子规模倾向于改进反周期税收政策的有效性。
关键词 ：财政货币政策；粘性价格；拇指规则消费者；扭曲税；DSGE模型
一 、引 言
产出和通货膨胀是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着意锚定的重要目标，而政府可以操用的重要选项主要是财政货币政策。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财政货币政策调控实践乃至宏观经济学发展趋势看，尽管财政货币政策当局职能日益分化，例如，欧盟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而各成员国则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框架内实施各自的财政政策，但理论和实务界仍然突出强调联合研究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在中国，伴随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等外部冲击以及经济发展新常态等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财政货币政策切换于积极、稳健→中性、积极→稳健、适度审慎→积极稳健、审慎灵活等配合方式。与中国财政货币当局能更加协调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直觉相反，事实上，中国财政货币当局也存在相互矛盾的可能。就此而言，应诉诸于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渠道机制及其产出和通货膨胀效应。基于此，笔者将拇指规则消费者、粘性价格和扭曲税等新凯恩斯主义特征融合构建NK-DSGE模型，基于货币政策当局行为被刻画为货币政策规则，财政政策当局行为被刻画为自动稳定器的前提下，探究中国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机制，进而评价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绩效。
二 、新凯恩斯主义结构模型
(一)消费者
1.最优化消费者
假设存在两种类型的消费者：代表性消费者i可以完全便利地使用资本市场，并因而能够自由地进行最优消费跨期选择，最优化消费者比例为1-ϑ。每个最优化消费者最大化如下跨期效用函数
其中，
和
分别是商品和劳务消费、外部习惯(External Habit)指数和就业水平，ρ和εl分别是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和劳动供给冲击。遵循Smets和Wouters[1]的设定形式，假定消费习惯取决于历史总消费水平
最优化消费者面临真实形式的跨期预算约束为
其中，at是消费者持有的金融财富，收益为rt。最优化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包括劳动收入
加上源于非完全竞争企业利润的红利
和政府公共转移
减去个人所得税
其中，Wt和Pt分别是名义工资和消费者价格指数，而政府公共转移和个人所得税都被假定为总付形式。
2.拇指规则消费者
除代表性消费者，遵循Gali等[2]的设定形式，假定经济中还存在ϑ比例的消费者遵循拇指规则，供给数量不变的劳动
[注] Gali等[2]表明，若对拇指规则消费者征收的净税收总是为零，则供给不变，劳动数量是最优的。在本文税收和转移都被明确建模的模型中，该结论不成立。出于简单，本文假定劳动供给不变。因为消费不能为负，这意味着，在企业利润最大化所决定的劳动需求及其真实工资情况下，净税收
取值可在某个范围内为负。 并消费掉全部当前可支配收入。对应地，代表性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函数为
ϑ
(二)企业
1.企业生产和劳动需求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企业生产每类消费品z，资本被假定固定且被标准化为1单位：Yt(z)=At[Nt(z)]1-α，其中，At是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对企业生产的影响。为探讨更丰富的税收影响，在消费者征收一次性总付形式的个人所得税的基础上，假定政府采取对劳动报酬征收薪酬税的税收政策，并考虑该政策施行对经济的扭曲性影响。[注] 这意味着，最优化消费者的闲暇和消费选择不受影响。 企业劳动需求为
其中，
是企业雇用每单位劳动对应的薪酬税税率，Pt(z)、T*分别是产品z的价格和全部薪酬税收入。
在玉米种植的过程中，病虫害的防治对于玉米的产量和品质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而在我国山区种植玉米的过程中，很多农户对于玉米病虫害防治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于病虫害防治的重视程度不足，这使得病虫害难以得到科学有效的控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平时较少接触科学的种植技术，也没有形成病虫害防治意识。另外，由于我国山区的经济发展与城市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使得农户在进行种植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资金限制而无法进行充分的病虫害防治，更多情况下只能根据经验来使用一些农药，不仅会产生一定的污染，同时也难以保证病虫害防治的效果。
2.企业定价行为模型
“多谢神甫，当时收留我们。不然我们这样的女人，现在不知道给祸害成什么样了。”法比这时凑过来，不眨眼地看着玉墨。玉墨又说：“我们活着，反正就是给人祸害，也祸害别人。”她俏皮地飞了两个神甫一眼。
税收占我国财政收入的95%以上；在日本占91%；在英国占96%；在美国占98%，对经济调节、经济监督等作用重大。为确保税收监督机制有效运转，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由于立法层次差异，《财务监督法》等法律与财政税收现状出现脱轨。同时，监督机制体现出明显的强制力：税收监督立法滞后，税收监督法缺乏统一性、系统性，导致监督管理形式化；监督立法低层次，主题性不强，监督执法权威与成效差异大。
IS曲线方程如式(1)所示：
(三)IS曲线方程和菲利普斯曲线方程
模型围绕稳态的对数线性化给出前瞻IS曲线方程和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方程。[注] 本文忽略投资和国外部门，原因在于向开放经济扩展是未来的工作，在此不予考虑。
2.财政政策当局
本文参考Gali等[3]与Sbordone[4]的做法，在标准粘性价格垄断竞争模型框架内考虑企业定价行为。最优化和拇指规则两类消费者的全部总消费由每类产品z的标准非完美替代CES函数为：
由此，每类产品消费被给定为
是加总消费价格指数P=[
Pt(z)1-θdz]1/(1-θ)。
(1)
其中，
ϑ
是不包括政府转移
的政府支出，
ϑ
是变量x对其稳态值
的百分比偏离。IS曲线看上去非常复杂。若考虑消费形成习惯方程中λ=0以及不存在拇指规则消费者
ϑ=0，则式(1)演变为
这是典型的前瞻IS曲线形式。若ϑ≠0，即存在特定比例的拇指规则消费者，这使得产出变动受到净个人所得税GTR-T以及真实工资的影响。
财政政策产出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政府支出
通过影响最优化消费者的行为带来资源撤出效应(Resource Withdrawal Effect)。本文的简单模型中，Yt=Ct+Gt意味着政府支出增加会减少私人部门可支配经济资源，从而产生负向财富效应，这进而引起工作努力程度的跨时替代，并带来总体经济活力的扩张。虽然当期政府支出变动会带来产出扩张，但考虑滞后和前瞻政府支出效果后，产出扩张效应会最终消失。其二，净个人所得税GTR-T经由消费函数影响拇指规则消费者的当前可支配收入，薪酬税T*影响拇指规则消费者的真实工资。[注] 显然，由方程ϑ
和
在每期，均衡真实工资与就业和薪酬税反向相联系。 因此，税收经由其关于拇指规则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效应影响消费行为，并因而经由外部习惯变量影响消费行为。而且，个人所得税和薪酬税分别以差分形式出现且相关系数不同。其三，拇指规则消费者的存在可以缓解利率变化带来的总需求影响。Gali[2]等认为，这对货币政策实施具有主要含义，本文估计确认了这个效应。
2.菲利普斯曲线方程(NKPC)
假定每期调整价格的企业比例为1-ξ，其中，γ部分的企业被假定将价格指数化为上期通货膨胀，其他1-γ部分将最优价格设定为最大化预期贴现真实利润，贴现率为β。将Calvo定价与指数化假设结合起来，企业最优化导致如下价格设定的对数线性化表达式如式(2)所示：
(2)
其中，
是对稳态劳动成本份额的百分比变化，[注] Gali等根据平均真实边际成本mc识别菲利普斯曲线，其中，st=(1-α)/mc。 表达式如式(3)所示：
(3)
(四)货币政策当局和财政政策当局
1.货币政策当局
利用Matlab14的Dynare 4.02工具箱，采取Metropolis-Hasting算法，对模型进行20 000次模拟，并选取其中10 000次模拟值进行参数估计。估计过程中采用两条马尔科夫链，最终接受比重分别为33.66%和33.46%，位于合理区间。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1.IS曲线方程
与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成熟相反，国内外财政政策规则研究所取得的一致性共识更少。为重点考虑财政政策在经济波动过程中发挥的稳定性效应，并通过自回归项和产出缺口项刻画财政自动稳定器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迟缓反应，遵循Westaway[9]的设定，本文将中国财政政策规则刻画为自动稳定器的简单后向形式
和
其中，
对应个人所得税
和薪酬税
两个税收度量向量。因而，两个税收规则实行相同调整模式。
纳入标准：①通过影像学检查及病理组织学检查，确诊为Ⅲ期及Ⅳa期局部鼻咽癌的患者；②参与本研究前未进行放疗及化疗的初治患者；③预期生存时间≥3个月的患者；④年龄18～60岁且KPS评分>70分的患者；⑤无明显放化疗禁忌证的患者；⑥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本人同意参与并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的患者。
三 、实证估计和动态模拟
(一)数据选取和处理
鉴于用季度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和动态模拟的理论和实证适当性，除特别注明，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中经网宏观统计数据库2000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4季度期间的季度观测值。GDP、政府财政支出和个人所得税收入数据使用中经网季度和月度累计数据进行季度核算。工资薪酬税数据依据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的个人工资薪酬税占个人所得税比例的年度数据转换成季度频率并进行换算得到。政府转移支出为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和就业支出加总额，2007年以后的季度数据源自中经网，2007年之前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和就业支出口径的年度政府支出数据源自《中国财政年鉴》，转换为季度频率，并由此计算政府转移减个人所得税GTR-T。包括政府支出、政府转移和税收在内的财政数据都未进行季节调整，而是直接采取HP滤波去趋势处理。
wherek=x=c0is the free space wavenumber,with x being the angular frequency and c0being the speed of sound;,is the Mach number with V0being the fiow velocity;the acoustic velocity potential/is related to the acoustic pressure as
对来自中经网月度频率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数据(上年同月=100)，先进行简单季度平均，用以平减有关变量转换为真实值，并在此基础上计算通货膨胀率。实际季度GDP数据采用X12季节调整和HP滤波去势处理。[注] 为了稳健起见，本文同时使用HP滤波以及关于真实变量多项式(立方)趋势回归方法。此处报告的结论使用Hodrick-Prescott滤波方法(1-ϑ=1 600)。 人均消费经由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性消费支出加权城镇和农村人口比例计算得出；人均工资数据序列则先将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乘以相应人口数后得到当年全部居民工资收入总额，继而除以当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就业总人口得到。人均消费和人均工资都进行了季节调整。
GPS技术在建筑工程测量中的应用可以不受到时间限制，全天性进行高准确度的检测，是人工不能比拟的，并且可以高效收集各类与工程相关的信息，并借助计算机软件计算和分析结果。通过这种技术不仅可以提高工程项目质量水平，也对缩减工期保证施工效率起到了一定作用。近年来，GPS技术逐渐从测绘领域向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比如通信线路和石油勘探等，成为工程测量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
1.参数设定和先验分布
(二)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在小样本情形下，出于相对于极大似然和GMM等估计方法更高可信度的考虑，本文选择使用贝叶斯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在本文构建的模型中，需要重点估计的参数包括交错价格设定的有关参数以及与最优化消费者和拇指规则消费者相对比例有关的参数，而外部冲击则主要来自技术、通货膨胀、利率、薪酬税、净个人所得税和政府支出冲击。为了更好地识别拇指规则消费者和粘性价格等关键模型参数，遵循观测变量数量不多于外生冲击数量的原则，选取产出、通货膨胀率、利率、人均消费、薪酬税和人均工资作为观测变量。
[1]皮埃尔·布吕奈尔等：《20世纪法国文学史》，郑克鲁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12页。
除利率外，所有数据都被表示为对数形式，并转换为对稳态偏离。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序列则都被处理为扣除各自样本均值。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名义利率度量为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利率目标确定为中央银行控制的3个月人民币基准存款利率，并由此可以计算利率偏离。
为提高贝叶斯估计的可信度，一方面，参照其他相关文献，经验校准部分参数值。其中，设定主观贴现因子β=0.99，α=0.60，θ=4，[注] 根据Erceg等[10]，这意味着价格加成为30%。与Gali等[2]的观点相比，这是较低的替代弹性值，但实践中其他参数估计看起来对θ值变化并不非常敏感。然而，若边际成本不包括资本成本，则较高的加成看起来确实更敏感。此外，经由边际成本项， 较高的θ值将暗含着产出关于价格的不合理的微小直接效应。 消费中的习惯形成参数λ=1。另一方面，依据实际经济数据，校准变量参数如表1所示。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之前，还需要设定待估计参数的先验分布。对于IS曲线方程，最优消费者比例
拇指规则消费者提供劳动比例
拇指规则消费者比例υ均为大于0小于1的参数，由于国内缺少相应参数的校准，本文按照贝叶斯估计的原则，分别将其设置为均值在0.10-0.90之间的Beta分布。风险规避系数ρ即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顾六宝和肖红叶[11]通过欧拉方程计算该值为3.17，本文设定其先验分布为Normal(3，0.75)。对于NKPC方程，设定价格粘性参数ξ服从Beta(0.65，0.10)，后顾型定价厂商比例γ服从Beta(0.50，0.10)。对泰勒规则，其参数不必然分布于(0，1)之间，因而排除Beta分布，而Normal和均匀分布取值范围过大，因而设定利率对通货膨胀、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φ1、φ2分别服从于Gamma(1，0.50)和Gamma(0.50，0.01)，利率滞后项的自回归系数φ3服从Beta(0.50，0.01)。对外生技术冲击，由于缺乏相应信息，参考Davig和Leeper[12]的做法，将冲击的持久性参数设置为服从均值位于0.10—0.90的Beta分布，同时设定冲击的标准差服从0.01—1之间的Inv-Gamma分布。
表1 实际经济变量校准值
2.估计结果
某种程度上，描述中央银行操控货币政策利率工具行为模式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已相当深入，不仅在诸如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如是，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应该注意到，中国实证估计泰勒规则参数以及泰勒规则原式及修正形式中国适用性的经验验证和探索，参照国内相关的研究，例如,谢平和罗雄[5]、陆军和钟丹[6]、卞志村[7]与张小宇和刘金全[8]等的观点，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规则不符合Leeper的“积极”含义。因而，名义利率
反应函数为
其中，
和
分别是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若φ3≠0，则规则存在利率平滑(惯性)。
表2 参数贝叶斯估计结果
如表2所示，IS曲线方程中的拇指规则消费者占所有消费者比例υ为53%，最优消费者消费比例
为63%，类似于顾六宝和肖红叶[11]的研究结论，拇指规则消费者提供劳动比例
为0.48，风险厌恶系数即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ρ为3.31；NKPC方程中的价格粘性参数ξ为0.66，后顾型定价厂商比例γ为39%。货币规则中，利率对滞后一期通货膨胀缺口反应系数φ1、对滞后一期产出缺口反应系数φ2、对滞后一期利率反应系数φ3均为0.49。相对而言，卞志村[7]估计得到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偏离对前瞻一期通货膨胀缺口以及同期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分别为0.42和0.49；基于线性泰勒规则估计，谢平和罗雄[5]发现，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对前瞻四期通货膨胀缺口和当期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估计值为0.81和2.84；陆军和钟丹[6]分别对传统泰勒规则和前瞻泰勒规则进行估计，传统泰勒规则中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反应系数估计值为0.09和0.49，而前瞻一期的通货膨胀缺口和同期产出缺口系数估计值为0.13和0.51。
表3 被估计的财政政策规则
实证估计财政政策规则如表3所示，估计所得税和薪酬税时产出
的滞后期l分别为1和4。政府支出、个人所得税以及薪酬税关于产出缺口的相关系数分别为2.29、0.21和1.08，而关于各自自回归项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0.53和0.46。可见，中国财政政策规则中存在显著的惯性因素。基于中国财政政策规则的实证估计，继而考虑其变化形式并实施敏感性分析。
(三)动态和随机模拟
（1）体重严重超标的人。许多人不吃晚餐，目的是为了减肥。那么这样做有没有效果呢？当然有了，不吃晚餐，相当于减少了三分之一的食物摄入量。吃得少，自然会瘦。
图1 技术(产出)冲击响应 图2 利率冲击响应 图3 通胀冲击响应
图4 政府支出冲击响应 图5 净个人所得税冲击响应 图6 薪酬税冲击响应
图1—图3显示的宏观经济变量对产出、利率和通胀冲击的反应，与常见的经济理论一致，初步表明模型大体上是有效的。具体地，产出冲击后，通胀下降，真实利率因惯性原因暂时上涨后在第3期后为负，产出和消费都上涨；利率冲击后，产出、通胀和消费都呈现负向反应；通胀冲击后，产出和消费低于稳态，因为存在惯性，利率在第1期暂时下降后自第2期开始为正并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后以正偏离渐进收敛于稳态。图4中，政府支出冲击具有关于产出和通胀的扩张性影响。这表明，非最优化消费者可以解释政府支出冲击与产出正相关性，从而支持Gali等[2]的观点。
在本文构建的DSGE模型中，财政政策发挥更重要作用的理论机制，可以从如下两方面解释：其一，比较最优化消费者和拇指规则消费者两类异质行为消费者的设定，拇指规则消费者只间接地针对利率规则进行反应。由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函数，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会受到均衡真实工资水平的影响，但真实工资却取决于企业利润最大化决策的劳动需求条件。这意味着，均衡真实工资会受到就业和薪酬税的反向影响。最优化消费者根据欧拉方程针对利率变化进行负向反应[注] 
其中，
和
是总消费对数。 会更新最优劳动需求条件，继而引发真实工资调整。因而，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行为只受到利率规则所决定的利率变化的间接影响，这就意味着拇指规则消费者的存在可以缓解利率变化带来的总需求影响。其二，扭曲税以及税收楔子拓展了政府支出之外的其他财政政策传导渠道。例如，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函数，净个人所得税GTR-T增加会提高拇指规则消费者的当前可支配收入及其消费水平，薪酬税T*上涨会降低拇指规则消费者的真实工资。[注] 再次地，由方
和
可知，每期的均衡真实工资都与就业和薪酬税存在反向关系。 本质上，净个人所得税和薪酬税都对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行为具有可支配收入效应，可经由外部习惯变量影响总消费行为。其三，被度量为
的税收楔子提高后，经由稳态劳动成本份额会影响通货膨胀变动。
为验证拇指规则消费者的影响，应考虑ϑ→0的极限情况。简单起见，在基准ϑ=0.53的基础上分别模拟取值0.01和0.99时的脉冲反应。与基准拇指规则消费者相比，不考虑拇指规则消费者或者说都是代表性最优化消费者情形下，产出冲击后，如图7和图8所示，产出和消费反应都以基本相同的模式大幅上涨；如图9和图10所示，通货膨胀和真实利率反应基本没有变化。通货膨胀冲击后的脉冲反应类似：利率冲击后，产出、消费和通货膨胀反应也都变大，而真实利率反应基本没有变化；政府支出冲击后，产出、通货膨胀和真实利率的扩张性影响都被放大，而关于消费的挤出效应变小；薪酬税冲击后，产出和消费的紧缩性影响被扩大，而关于通货膨胀和真实利率效应基本没有变化。[注] 因空间原因，利率冲击、政府支出冲击和薪酬税冲击的脉冲响应没有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索取。
庄大善人听有“血光之灾”，额上的汗就冒了出来。他是想到了当汉奸的胞弟庄槐。日本人在中国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人人得而诛之。胞弟竟助纣为虐，触犯众怒，必然身处险境。风传新四军深入敌后除恶锄奸，莫非胞弟会给庄氏一族招来杀身之祸？
图7 拇指规则产出冲击产出响应 图8 拇指规则产出冲击消费响应
图9 拇指规则产出冲击利率响应 图10 拇指规则产出冲击通胀响应
四 、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和政策设计
基于本文被估计模型的动态特征，考虑财政货币政策设计问题：财政货币政策当局到底是彼此互益还是相互阻碍？若政府支出和税收根据自动稳定器而操作，是否与货币政策协调一致地共同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为确保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行动，中央银行遵循既定货币政策规则时，应该如何设计财政自动稳定器？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至少可以给出自动稳定器财政政策规则设计的某些政策指向。为模拟财政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本文实施动态模拟，考虑政府支出的税收规则与货币政策规则相匹配的宏观经济绩效。就此而言，本文实证估计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构成评价不同自动财政稳定器绩效的基准。因为存在最优化和拇指规则消费者，使用NK模型实施福利分析比较复杂。本文在不假定特定福利损失函数形式的情况下，通过分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结构框架内货币政策规则与不同财政政策规则组合时的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方差边界)，由此形成遴选不同政策规则组合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绩效排序的基础，进而给出财政规则设计政策指向。显然，若某一财政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规则匹配后降低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则该政策规则支配另一个。考虑到财政政策规则实证估计表明自回归项的重要作用，因而对财政规则的某些变化形式实施敏感性分析，以考察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组合在什么程度上受到被估计模型参数微小变化的影响，尤其着重考察财政货币政策规则惯性因素。
(一)通货膨胀和产出边界分析
本文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构建方差边界分析，保持货币政策规则中实证估计的惯性参数不变，但允许φ1、φ2变动。相对应地，与货币政策规则匹配的政府支出和税收规则存在如下四种组合方式：其一，财政政策保持外生固定，即假定不存在自动稳定器规则(none)。其二，只考虑政府支出规则(g)。其三，只考虑税收反馈规则。其四，同时考虑政府支出和税收规则(both)。继而在动态模拟中计算菲利普斯曲线暂时1%通货膨胀冲击以及1%产出冲击后的产出和通货膨胀标准差。为增强分析稳健性，分别考虑φ2不变而φ1变动以及φ1不变而φ2变动的情形。φ1和φ2变动规则如下：φ1在0.40—0.80之间以0.05间距增加，φ2在0.10—0.90之间以0.10间距增加。通货膨胀冲击后，φ1变动时，伴随规则组合由1变动到4的过程，方差边界呈现出产出变动性逐渐降低以及通货膨胀变动性不断提升趋势。整体上，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并不大。当φ2变动时，规则组合1和3下的变动表现出较高的产出变动性提高，但规则3下的通货膨胀变动性小于规则1，而规则组合2和4下，方差边界呈现出产出变动性有所降低但通货膨胀的变动性明显提升趋势。
构建并实证估计中国真实宏观经济结构模型后，可以实施动态模拟，用以检验NK-DSGE模型在本文的适当性。向IS曲线方程、NK方程和货币政策规则方程增加结构冲击，并依次冲击每个外生政策变量
考察模型中产出和通胀等宏观经济变量对政策和结构冲击的反应。本质上，这是不参考任何历史数据的模型模拟。因为政府转移冲击与个人所得税以相同方式进入IS曲线方程，故不需要单独考察。通过检验则可进一步研究财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利用Matlab的Dynare工具箱对模型进行动态模拟分别对技术、利率、通胀、政府支出、净个人所得税、薪酬税施加1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得到产出、通胀、真实利率和消费的动态响应，模拟结果如图1—图6所示。
注：FingerPrint 的特点是，透过各领域内的词表（如医学领域选用MeSH；工程领域选用 EV），对某一组文献内特质性的主题词进行文本挖掘更加科学于单纯的词频统计。
大体上，在改变货币政策规则参数并匹配以不同类型财政政策规则引致的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绩效排序的意义上，结论看起来对模型参数值的微小变动不敏感。但基于产出和通货膨胀方差边界分析，仍可以发现如下结论：其一，与Gordon和Leeper[13]与Jones[14]等自动稳定器财政政策降低福利的结论相反，主要针对经济波动进行反应的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规则总体上都降低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其二，Muscatelli等[15]发现，在美国，与政府支出规则以及同时存在政府支出和税收规则相比，单独的税收规则与货币政策规则相匹配时，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曲线显著下移，这意味着，单独的税收规则能更好地降低通货膨胀变动性。在本文，政府支出规则又相较于薪酬税规则具有更好的降低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的效果。这或许与中国个人所得税以及薪酬税占中国税收收入比重相对较低有关。由此，借鉴国外宏观调控经验时，应注重中国的适用性以及可选政策工具的差异性。其三，同时实施政府支出和薪酬税规则，增强降低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的累积效应，表明税收和政府支出都对方差边界具有重要影响。其四，政府支出和税收规则的福利提升效应存在权衡关系。引入政府支出和税收反馈规则后，会降低产出变动性，但通货膨胀变动性有所提升。
(二)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机制解释
就本文关注的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而言，不同类型冲击后，产出和通货膨胀反应不同。中国实证估计的货币政策规则下，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反应不足，小于积极货币政策规则所要求的一对一的水平，由此，通货膨胀冲击后，真实利率先暂时下降并最终提高，而产出冲击后真实利率虽暂时上涨但最终下降。自动稳定器财政规则下，政府支出与产出变动方向相反，税收则与产出变动一致，且政府支出和税收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稳定机制不同。政府支出关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扩张性影响是暂时的，由于资源撤出效应，其影响最终被反转。这由政府支出分布滞后求和为零印证。相比之下，税收经由税收楔子的水平效应以及关于IS曲线发挥的作用，不会对消费的影响产生反转。
通货膨胀冲击后，通货膨胀上涨，产出下降。自动稳定器财政规则带来政府支出上涨、薪酬税和个人所得税下降。政府支出和净个人所得税经由总需求渠道提高产出和通货膨胀，而薪酬税则经由降低税收楔子降低通货膨胀水平，并提高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因为存在惯性，真实利率虽暂时下降但在第2期后反转为高于稳态而上涨，进而降低最优化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因而将倾向于与政府支出和个人所得税发挥相反的作用。虽然，消费最终是降低的，但真实利率暂时下降导致的最优消费者消费暂时提高以及薪酬税下降带来的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水平提高，以及降低税收楔子带来的通货膨胀影响中和了政府支出和个人所得税的挤出效应，降低了经济的波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薪酬税与货币政策是协同发挥有益效应的。产出冲击后，通货膨胀下降，产出上涨。政府支出和净个人所得税降低产出和通货膨胀，而薪酬税则经由提高税收楔子提高通货膨胀水平，降低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同样因为存在惯性的原因，真实利率虽暂时上涨但在第3期后反转为低于稳态而下降，进而提高最优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再次倾向于与政府支出和个人所得税发挥相反的作用。这里，消费最终是提高的，原因在于，通货膨胀大幅下降导致真实利率下降，带来最优化消费者消费增加效应，主导了真实利率暂时上涨导致的最优化消费者消费下降以及薪酬税上涨带来的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水平降低，而后者的存在又降低了消费乃至产出波动，并且通过提高税收楔子带来的通货膨胀影响以及政府支出和个人所得税降低通货膨胀效应，最终降低通货膨胀波动性。
就净个人所得税和薪酬税在稳定产出和通货膨胀中的相对重要性而言，绝大多数稳定性效应都源自薪酬税的楔子效应。逆向需求冲击发生后，产出和薪酬税都下降，进而分别经由楔子效应和拇指规则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效应，促进通货膨胀和产出稳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个人所得税发挥作用的唯一渠道是通过IS曲线，结果是在承受通货膨胀不稳定性的前提下，获得产出稳定收益。
(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机制的稳健性分析
1.政策规则惯性的福利影响及其敏感性分析
以RFID等智能感知技术为支撑，图书馆实现了图书自助式借还、盘点、查找、定位、顺架、分拣等。Web Service、API等接口技术有效解决了异构资源之间的融合互通问题。
本文此前进行的财政货币政策动态模拟表明，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中都存在较高惯性。Giannoni和Woodford[16-17]认为，某些情况下，惯性对于确定通货膨胀稳定非常重要，但Muscatelli等[18]认为，若财政和货币政策缺乏协调，而且两个政策又都存在高度惯性的情况下，福利将下降。因此，本文将探讨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惯性的福利效应和敏感性。
首先，政府支出规则惯性分析。考虑若财政支出规则惯性参数δ1由负持续性-0.48变动为-0.10、0.50和0.90，则通货膨胀和产出冲击后的通货膨胀和产出方差变化，如图11和图12[注] 不同政府支出惯性下产出冲击后的方差边界因空间原因没有报告，留存备索。 所示。总体而言，通货膨胀和产出冲击发生后，与惯性参数δ1递增相伴，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都呈现下降态势。进一步地，伴随δ1递增，与同时提高货币政策规则中关于通货膨胀缺口的反应参数φ1相比，同时提高关于产出缺口的反应参数φ2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稳定性效果更佳。
图11 政府支出规则通胀冲击方差边界φ1变动 图12 政府支出规则通胀冲击方差边界φ2变动
其次，税收规则惯性分析。考察税收规则参数变动。其中，薪酬税规则惯性系数在基准0.53的基础上变动为0.20和0.70，而个人所得税惯性系数在基准0.46的基础上变动为0.20和0.70。总体看来，发生通货膨胀和产出冲击后，无论提高薪酬税还是个人所得税惯性，产出和通货膨胀方差边界都不发生显著变化。这实际上意味着，即便经济遭受通货膨胀冲击或者产出冲击后，货币政策规则中关于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反馈参数发生变化，试图通过调整税收规则惯性，而达到增强产出和通货膨胀稳定的政策意图，注定是无法实现的。
市场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和吸引水务建设与管理的社会参与。但是水市场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部分水资源和水服务的有限领域能够进入市场并且受到水的流动性、多用途性和公共性的诸多限制。世界银行曾经对国际水市场经验做了总结，发现水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较为苛刻，至少有9个方面。很多学者的研究也佐证了该结论，如卡尔·鲍尔的研究指出：水市场的运作相当复杂，其发展受制于法律规则、政治选择、制度安排、经济和地理条件、以及文化因素，所以对水市场应持谨慎和适当的预期。
最后，货币政策规则惯性分析。保持政府支出和税收规则不变，货币政策规则惯性系数在0.49的基础上分别取值0.40、0.60—0.80。产出以及通货膨胀冲击发生后，提高货币政策规则惯性程度虽然都能降低通货膨胀波动性，但都以扩大产出波动性为代价。值得注意的是，进一步把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反应参数变动考虑在内，使φ1在0.40—0.80之间以0.05间距增加，而φ2在0.10—0.90之间以0.10间距增加，提高货币政策规则产出缺口反应参数时，通货膨胀和产出波动性权衡程度降低。也就是说，与提高货币政策规则惯性相伴，同时匹配提高货币政策规则产出缺口反应参数，要优于提高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
2.拇指规则消费者比例变化
Gali等[2]发现，粘性价格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框架中，若拇指规则消费者比例提高，则产出和通货膨胀不稳定性也将提高。考虑中国拇指规则消费者比例由53%分别变动为40%和70%，也即变动为37%和64%，而则分别变动为83%和47%。总体而言，降低拇指规则消费者比例能够带来产出和通货膨胀更加稳定的结果，这在产出和通货膨胀冲击、个人所得税或薪酬税规则与政府支出规则联合运行以及提高货币政策规则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或产出缺口反应参数等诸情境下都稳健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拇指规则消费者比例提高后，虽得到产出波动性下降的结果，但代价则是通货膨胀变动性提高。原因在于：一方面，考察IS曲线方程中的参数a2可以发现，拇指规则消费者比例下降后，薪酬税效果变弱，进而影响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另一方面，拇指规则消费者比例减少后，消费平滑程度提高，这进而经IS曲线中的利率项，使得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因为第二个效应相对更加重要，这产生方差边界向原点移动的结果。
燕尾段埋深为125～365 m之间，其中大跨加宽段最大开挖跨度21.01 m，开挖高度15.82 m，开挖面积达到267.9 m2。隧道大跨段采用三台阶法进行开挖，连拱段以中导洞超前，右洞全断面先行开挖，小净距段采用右洞全断面先行，左洞全断面再开挖。隧道燕尾段采用Ф42超前小导管支护，长度4 m，间距40 cm；径向注浆锚杆长度4 m，间距环向1.0 m，纵向1.0 m,；开挖后采用I22a型钢和I18型钢钢拱架网喷，钢拱架间距60 cm，喷射混凝土为C25合成纤维，厚度30 cm，二次衬砌为C35钢筋混凝土，厚度60 cm。
3.调整菲利普斯曲线中的税收楔子
检验其经济政策的稳定效果。
货币政策与薪酬税规则相组合，在0.03的基准情形基础上，考虑高税收楔子0.05以及低税收楔子0.01的影响发现，税收楔子规模提高后，反周期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提高。
五 、结 论
本文构建融合拇指规则消费者、价格粘性和扭曲税等非李嘉图主义特征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刻画尽可能逼近经济现实的经济结构，并以此模型框架为基础，模拟考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机制及其绩效评价。结论可概括为如下两点：其一，与校准或数量模拟等常见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本文基于中国季度数据样本实证估计拇指规则消费者、工资价格扭曲等完美竞争消费者证据，并发现，约53%的消费者是拇指规则消费者，对应地，拇指规则消费者可以解释48%的总就业，最优化消费者可以解释63%的总消费，34%的企业选择在每期调整价格，其中，39%会简单地选择对上期通货膨胀价格指数化。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成为中国DSGE模型构建研究中的校准值。其二，本文基于被估计的对数线性NK-DSGE模型，实证估计中国惯性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在引入财政自动稳定器形式的财政政策规则的基础上，考虑财政货币政策规则交互作用的稳定性特征及其产出和通货膨胀绩效，进而通过考察结构模型和政策规则中的惯性程度和敏感性，对中国的财政政策设计提出相关建议。具体地，中国实证估计的财政自动稳定器形式的政府支出规则以及税收规则尤其是薪酬税税收规则能提升福利，其中，政府支出相对于税收规则以及薪酬税相对于个人所得税在稳定通货膨胀和产出稳定性效果方面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而其理论机制可以从政府支出的资源撤出效应、净个人所得税影响拇指规则消费者的当前可支配收入、薪酬税楔子影响拇指规则消费者的真实工资与非线性惯性货币政策规则的交互作用角度解释。关于货币政策规则分析表明，单独产出缺口系数或通货膨胀缺口系数的调整带来的政策含义有所不同，提高通货膨胀缺口反应系数，无论通货膨胀冲击还是产出冲击，都会降低产出变动性，加剧通货膨胀变动性；而随产出缺口系数增大，无论通货膨胀冲击还是产出冲击，都会降低通胀变动性，加剧产出变动性。政策规则惯性的福利影响及其敏感性分析表明，提高货币政策、财政支出和税收规则惯性参数时，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都倾向于下降，这实际上给出中国调整财政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的政策指向。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出规则与货币规则的惯性效果更加显著，税收规则的惯性效果较小，即单独调整税收规则的惯性参数可能无法达到降低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的政策意图。此外，在提高货币规则惯性参数的情况下，不管是哪种冲击，亦或是税收规则与政府支出规则联合运行，货币政策规则产出缺口反应参数的调整都要明显优于通货膨胀缺口反应参数的调整。关于拇指规则消费者和税收楔子的敏感性分析则进一步确认，提高拇指规则消费者比例将降低产出的不稳定性，而提高税收楔子规模有助于改进反周期税收政策的有效性。由此，引入非完美消费平滑等逼近经济现实的经济结构刻画，为税收和转移等财政变量的需求效应建模，明确考虑扭曲税并实证估计税收楔子等因素的影响，对于研究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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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810.2；F8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19)01-0073-11
收稿日期 ：2018-11-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财政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绩效评价和政策设计：中国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视角的理论模型、实证检验和政策意涵”(7127304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财政分权、政府间经济职能分工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生成机制、实证检验与改革方略选择”(71873024)
作者简介 ：周 波(1977-)，男，内蒙古赤峰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财政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绩效评价和政策设计等研究。E-mail：yourab@163.com侯帅圻(1992-)，男，黑龙江佳木斯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宏观财政政策研究。E-mail：houshuaiqi@yeah.net
(责任编辑 ：徐雅雯 )
[DOI] 10.19654/j.cnki.cjwtyj.2019.01.010
[引用格式] 周波，侯帅圻.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稳定通胀和产出吗？——基于DSGE模型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9，(1)：73-83.
标签：财政货币政策论文; 粘性价格论文; 拇指规则消费者论文; 扭曲税论文; DSGE模型论文; 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