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变革——’98散文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历了前几年“文化散文热”、“学者散文热”、“小女人散文热”之后，散文界在1998年显示了新的发展态势。年初公布的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包括何为、王充闾、周涛、铁凝、李辉、周同宾、赵玫、刘成章、夏坚勇和斯妤的十部散文集榜上有名，这是继1989年中国作协举办全国优秀散文杂文评奖之后，第二次全国性的散文评奖，它无疑对推动1998年的散文创作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年末于西安举办的第九届全国书市，更是传来好的信息，散文再次成为图书市场的“卖点”，多年来以出版散文知名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在这届书市上都有不错的销售纪录。百花版的“说文谈史”丛书、“金鼎丛书”，浙江版的“学者散文丛书”、“著名作家散文新作丛书”等，都深受读者欢迎。这无疑也给散文图书的出版打了一剂强心针。综观1998年散文界，创作和出版异彩纷呈，别具特色，其中尤以三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反思类散文图书大量登场，思想性散文刊物相继面世，探索性散文创作风行一时。
一、历史的反思
1998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2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20年前举国上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的春潮，曾经使中国人民打破传统观念的枷锁，追求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局面。20年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已站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岁月惊涛中汹涌而过的往事再次让人思绪如潮。于是，一批重大社会事件的亲历者、幸存者经过多年的沉淀与思考，终于打破沉默，纷纷提笔为自己也为历史写下一份世纪的证词。一些优秀的反思类散文图书应运而生，作者包括作家、学者和社会方方面面的人士，如牛汉、邓九平主编的《思忆文丛》、韦君宜的《思痛录》、丛维熙的《走向混沌》、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徐友渔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者永平主编的《那个时代中的我们》、贺黎、杨健采写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等。
1998年这一股反思热潮并非空穴来风，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粉碎“四人帮”后文坛上出现的“伤痕散文”、“反思散文”。当年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等散文，或因披肝沥胆的倾吐与自剖，或以平静的文字写人世忧患，或寄严酷生活于幽默之笔墨，而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曾经让一代读者的心灵为之震撼。此后文坛上陆续出现类似题材的散文作品，如陈思和、李辉策划的“火凤凰文库”中就收有巴金的《再思录》、贾植芳的《狱里狱外》、于光远的《文革中的我》、蓝翎的《龙卷风》、邵燕祥的《沉船》等也都是对特定历史年代的回忆与反思，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真实地展现了荒诞岁月中的人生浮沉，发人深省。
正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在1998年这个极富历史意义的时刻，出版界及时推出一批反思类散文图书。此次反思题材的散文作品，其反思范围不只是谈“文革”十年，也不仅仅局限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像韦君宜的《思痛录》，反思的笔触已探究到40年代初期发生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的“抢救运动”等方面，以求更全面地揭示“左”倾思想的历史根源，彻底深挖极“左”思潮的祖坟。而牛汉、邓九平主编的《思忆文丛》，首次披露了反右运动中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而备受社会各界瞩目。这套丛书包括《原上草》、《六月雪》、《荆棘路》三本，《原上草》辑录了当年一些所谓“右派”的言论，主要是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富于血性和思想光芒的声音；《六月雪》揭示了那场举世震惊的反右运动的“阴谋”过程；《荆棘路》介绍了“右派”们漫长而残酷的受难历程。整套丛书融言论、回忆、追怀和反思于一体，它的出版，被认为是不仅复原了一段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当代人提供了“思想的燃具”，是20世纪中国思想库中一座丰富的矿藏。此次反思类散文图书不仅数量多，题材广，而且内容丰富，解剖深刻，它们不仅记录下当代知识分子对曾经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运动真实而深入的反思，也为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留下了最珍贵的原始记录，因而具有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双重品格。
韦君宜的《思痛录》被认为是继巴金《随想录》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大书，这本书不是一般痛定思痛的产物，而是作者大彻大悟的结果。韦君宜说：“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尤其让她追悔莫及的是，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她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她在书中忏悔的第一件事是50年代初期任《中国青年》总编辑期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把一个无辜的青年编辑打成“老虎”（贪污分子）。韦君宜痛苦地回忆到，从这时开始，唯唯喏喏、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的坏作风开始流行，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受到重用，耿直敢言的正义之士全被打倒，自己也继承了那种专以整人为正确，并美其名曰“为了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韦君宜认为，光忏悔是不够的，还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她在书中所写自己的丈夫杨述的经历，发人深省。杨述原是清华才子，下笔千言，立马可待。可是，当他在党内工作时间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反而越加谨慎，文字也越来越短，思想越来越放不开，甚至到了“每写一篇文章必先弄清当前党的宣传中心”，从不越乎规矩的地步。作者痛惜杨述“悲剧的一生”，但我们清楚这决不仅仅是杨述一个人的悲剧，可以说，也是整整一代乃至几代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在反思类散文图书中，另一本值得关注的是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三部曲。从维熙认为：“回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它不仅需要激情的燃烧，更需要激情冷却后的理性审视。”他在书中不仅描写了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巨大苦难，也毫不隐瞒地暴露了知识分子同类相残、豆萁相煎的闹剧。《走向混沌》被称作是一部记录作者二十多年劳改生涯的真实历史，是一座塑造特殊时代知识分子群体肖像的世纪浮雕，更是一场发自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自我拷问。因此，《走向混沌》不仅是从维熙个人劳改生活的回忆，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痛史”。书中写到当年独自一人站出来为胡风申辩的吕荧临死前的形象时，令人触目惊心：“吕荧躺在炕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外形；昔日的一位大写的人，此时抽缩得如同一个小小侏儒。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成了一具只会出气的木乃伊。”面对此情此景，作者失去了严酷生活所赋予的冷静，心里沉重如铅。从维熙通过反思，得出结论：反右派斗争给极“左”的无限膨胀提供了土壤，是“十年浩劫”在1957年的预演，是“文革”封建法西斯暴行的序幕。
这些饱蘸着血和泪写成的反思散文，凝聚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忧愤和省思，被喻为是承载了中国思想和文化沉重而艰难的起飞。因此，有论者指出，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作者们所叙述的情景中，一起经历乌托邦之梦从营造到毁灭的过程，体验人类思想怎样被加以革命的枷锁，体验思想者怎样走向精神奴役，又怎样觉醒”。当然，这些反思类作品也参差不齐，有些文章仅仅停留在控诉阶段，很少做进一步反省和探究，以致于使人担心那些对我们民族精神与良知的荼毒与戕害何时才能肃清。曾经就有读者在看完《牛棚杂忆》后，撰文希望季羡林老先生能拿出大勇气来，以理性的精神剖析自己，剖析他人，令我们不仅警惕他人，更警惕自己身上潜藏的兽性。在驱除自己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方面，鲁迅和巴金堪为当代散文作者学习的榜样。只有像鲁迅、巴金那样严于解剖别人，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反省我们心理和性格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劣根性，我们的民族才有新生的希望，我们的国家才能于下一世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二、思想的火焰
前几年许多报刊杂志上时兴的“小女人散文”热，到1998年终于势头受阻，渐渐冷却下来。也许看够了谈天说地、吟风叹月、家长里短、东拉西扯的“散文”，1998年思想性散文丛书和刊物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其实这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因为处在大转折、大变动、大重组的世纪之交，社会呼唤有思想深度的散文力作是不足为奇的。著名学者潘旭澜教授在谈到当代散文创作的多样化和创新途径时，就曾经指出：“历史转折或思想活跃的时代，总是特别热切地呼唤有思想深度和力度的艺术。”这类充满强烈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性散文，不仅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作者思想脉搏的剧烈跳动，也为当前的散文创作提供了一种精神向度。
1998年较有影响的思想性散文丛书有艾晓明主编的“南方新学人丛书”，林贤治主编的“曼陀罗文丛”，贺雄飞主编的“草原部落”黑马文丛等。“南方新学人丛书”首批推出鄢烈山的《没有年代的故事》、单世联的《迟到的光》、艾晓明的《骑桶飞翔》和李公明的《思想守望录》，几位作者都是学有专长并对社会文化等方面保持敏感的中青年学人。书中不拘一格，充满批判精神、自由立场以及个体经验的随笔短论，是从他们大量的文化社会评论中精选出来的，表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关切和呐喊”。正如单世联在丛书总序中所指出的，20年的改革引发了中国空前的剧变，而跨学科的社会评论和文化批判正成为现时代最重要的文化产品，知识分子为此应该负起批判的责任。他说：“批判以自由为立场。作为对僵化体制和权威话语的挑战，批判不充当任何权威系统的代言人，也不自以为是普遍真理的传声筒，而是学术思想和公共关怀的自由表达。批判声音的合理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对舆论一律、统一标准、至上权威等等的否定；批判的目的，是冲破思想控制和文化霸权，创造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说话的空间。”单世联认为“人语喧哗”的自由批判，是开放社会的特征和标志。“曼陀罗文丛”包括邵燕祥的《忧郁的力量》、林贤治的《平民的信使》、筱敏的《风中行走》、钱满素的《飞出笼子去唱》、一平的《身后的田野》、郭宏安的《雪落在莱梦湖上》，虽然每位作者的风格相去甚远，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即他们都拥有鲜明的思想个性。这些作者缺少“高士的逸兴，智者的幽默，才人的风流蕴藉”，也不满于文坛上流行的闲适雅致、柔媚卑俗之风，他们在散文中高扬“自由、尊严、崇高”的思想，“说一点苦辛，抒一点忧愤，存一分诚实”。“草原部落”黑马文丛包括余杰的《火与冰》和《铁屋中的呐喊》、毛志成的《昔日的灵魂》、摩罗的《耻辱者手记》、孔庆东的《47楼207》以及谢泳的《逝去的年代》等， 其中尤以余杰、摩罗、谢泳三位的作品更引人注目。余杰被称作“学界的异数，思想界的另类”，他自称“鲁迅给我的影响最大”，他的散文随笔表现出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反叛精神，孔庆东认为：“这些文章，是还在呼吸的中国声音，带着血的蒸气。是真北大的声音，是真青年的声音。”摩罗自称是“一个民间思想者”，余杰说：“当今时代，在思想随笔方面唯一能和我的文章媲美的青年学者只有摩罗。”摩罗从80年代中期开始致力考索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和群体性格，他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缺陷和所受的凌辱，普遍缺乏自觉意识和反思能力，因而他主张要重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就应该从“耻辱意识”的觉醒开始。与摩罗思考角度相类似，谢泳近年来一直从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他选择储安平为突破，进而研究《观察》杂志和西南联大，从言论自由到大学独立这样的思路来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以及他们坎坷的人生旅程，他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唱起了一支令人伤感的挽歌。这些青年思想者的出现，钱理群认为他们承续上了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在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说起思想性散文刊物，不能不提到林贤治。林贤治在近年的出版界颇为活跃，先后策划主编了《20世纪世界文化名人书库》、《流亡者译丛》、《曼陀罗文丛》、《曼陀罗译丛》、《散文与人》等在文化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丛书，同时还著有《人间鲁迅》等。林贤治说，他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鲁迅的精神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激发了他对权力、知识和思想史的探究热情。1998年高扬思想大旗的两本散文丛刊《宿命的召唤》和《读书之旅》，都是林贤治主编的。早在1993年，林贤治即与邵燕祥合作主编思想性散文刊物《散文与人》，五年来一共出版过六集。1998年9月， 两人再度联袂推出《散文与人》丛刊的新一卷《宿命的召唤》，他们强调听从时代召唤，保持对社会现实关注，守望知识者精神家园，坚持独立思考，期待以深厚人生内涵与斐然文采兼融的散文，回应鲁迅在本世纪之初发出的“立人”的呼唤。《宿命的召唤》中收录的文章，包括筱敏的《书的灰烬》、冉云飞的《沙俄时代书刊检查中的告密》、柯罗连科致卢纳察尔斯基的信、哈维尔散文、威塞尔随笔等，不是有些学者所鼓吹的“狭义散文”、“艺术散文”、“美文”，而是质朴又富有张力的思想者散文，其内容覆盖历史、哲学、宗教、政治、自然科学方方面面，始终谋求“精神与生活的汇通”，内中有不平，有追索，有发现，有超越，汹涌着“现代人的强烈的脉动”。《读书之旅》原是林贤治主编的《大时代文摘》中的报中报，因它所转载的文字都是当今最激越、最犀利的声音，曾被称为“目前中国最好的一份文摘报”。1998年，《读书之旅》丛刊第一辑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林贤治把《读书》、《方法》、《天涯》、《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和一些书籍中“富于思想或同思想相关的文字”采集起来，目的不是为了“知识的重视”或“炫耀珍奇，培养趣味”，而是期待读者通过与李慎之、钱理群、谢泳、何清涟等人的文章“热烈的接触”，让思想得以持续地燃烧。与《宿命的召唤》一样，不仅选录当今学者作家充满思想锋芒的文章，林贤治还十分注重推荐外国思想者的散文。《读书之旅》中就转载了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及其续篇，这两篇作品使我们想起了前几年曾引起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极大关注的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鲁迅当年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译介，称之为“盗天火”，借以“煮自己的肉”。林贤治追随鲁迅的足迹，做一个“拾柴人”，点燃思想的篝火，让光明的思想薪火相传，照亮黑暗。鄢烈山认为，引进这些鲜为人知而又充满理性批判精神和知识分子正义声音的散文，对于矫正和发展我们传统的散文观念大有裨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贤治堪称散文界的普罗米修斯。
林贤治不仅热心于主编思想性散文丛书和刊物，而且他本人也擅长写作思想随笔，被列为“思想随笔新三家”的首位（另两位是谢泳和余杰）。他的长篇思想性散文《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刊发在《黄河》1998年第1期，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将它列为“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1998年上半年）排行榜”散文随笔类第一名，《黄河》杂志也因为刊载这篇长达五万字的散文而备受文化界的关注。受此鼓舞，《黄河》杂志决定将1999年的办刊方针定为“一本有可读性和思想性的杂志”，除继续保留思想解放、敏锐大胆、敢说真话的“作家书斋”专栏外，新辟“口述实录”栏目，通过各种形式的访谈、对话、回忆录以及对真实历史档案的展示，用独特的视角反映时代；另一新增栏目“尘埃落定”将以纪实为基本特色，着眼于解密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预计，随着21世纪的逼近，思想性散文会以其独特的内涵在散文界独领风骚。它像一团火，点燃起独立思考的烈焰，发挥思想启蒙的战斗作用。
三、文体的探索
新时期散文的发展，曾经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困惑。在其他文学形式不断革新探索并且赢得不少喝采声的局面下，针对散文创作多年一成不变的老面孔、旧框框，有人在80年代中期发出散文将走向“解体”和“消亡”的警告。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批青年散文家开始创作带有先锋意味的新潮散文。一时间，所谓“朦胧散文”、“诗意散文”、“心态散文”、“意绪散文”、“探索散文”等名称风起云涌。对散文创作中出现的种种创新途径，批评家褒贬不一。欣赏者说它回归了散文本体，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言志”和“载道”，是散文变革的希望；批评者则认为新潮散文摒弃了传统写法，背离了现实主义道路，作品如同“酒醉时的胡言”，使人一时难以索解，有读不懂之感。其实，我们应该对散文作者在文体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尝试持鼓励和欢迎的态度。因为一种文体的繁荣与否，并不在于作品数量的多寡，而取决于它拥有多少风格独具的代表作家和个性独异的代表作品。女作家斯妤在1992年谈到散文革新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认为新时期散文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着一个形和质的飞跃，无论是十七年间形成的‘三家’模式，还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百家手法，都已不够，甚至不能很好地、完全地反映当代的思想、探索、焦虑、苦闷，传达现代人的复杂情绪与丰富多变的心灵。”因此，她主张散文家应该具有强烈的创造意识，广采博收，从20世纪丰富灿烂的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在散文的文体、形式、语言方面创新拓展，创造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琳琅满目的新文体、新形式来。
虽然有位散文研究专家在1997年回顾世纪之交中国散文发展时认为1989年以后的“后新时期”，“新潮散文”已经萎缩失色。然而，散文界的创作现状却恰恰表明，就在1997年也还存在散文文体的探索。白烨认为1997年散文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文体样式，丰富了散文的形式与品类，如《上海文学》在“世事浮沉”专栏推出陈丹燕等人介乎于小说与随笔之间的散文；《天涯》在“民间语文”专栏推出流行于近年社会上的广告文案和民间语村等，都以对传统散文文体的超越，表现出编者与作者在散文创作的观念上紧跟时代的适时新变。而1998年散文界在文体探索和形式尝试上仍然方兴未艾，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本刊物和一部书。
素以先锋面目出现的《大家》杂志，从1998年第1 期开始打出了“新散文”的旗号，集中推出了张锐锋的《世界的形象》、庞培的《旋律与对位》、于坚的《翠湖记》、宁肯的《沉默的彼岸》、马莉的《思想与细语》等“新散文”。之所以命名为“新散文”，按照“新散文”理论家陈慧的说法，它不是对一个流派或一个写作群体的指标或命名，而仅仅是对在散文写作实践中一种新的集体性的语体倾向不自觉的出现这一事实进行关注。在她看来，这种“新散文”不同于传统散文“工具性”之处在于，它的个人写作不是表达的艺术，而是“创造的艺术”。因此，“新散文”实践的意义在于：“抛却了先于文体和文化的种种成见，探索着散文写作的多种可能，使写作真正成了一种对文学的实践法则进行思考的永远开放的陈述活动，提示着写作的真正自由。”但是，也有批评家看到了“新散文”面临的困境，篇幅越发冗长，知性过多填充，感情接近枯槁，这些都有可能断送“新散文”的前程。对于“新散文”的尝试与探索，成败与否，究竟能不能在未来的散文界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将拭目以待。
1998年钟鸣的《旁观者》三卷本的出版，无疑给文体批评们带来挑战，因为人们很难将它归之于哪一种文类。钟鸣原是位先锋诗人，90年代初期开始创作独树一帜的“新寓言体”随笔而让人耳目一新，先后结集出版了《城堡的寓言》、《畜界·人界》等随笔集。但是，钟鸣这些颇富探索意义的随笔在散文界长期被忽视。经过五年多沉潜思考和写作，钟鸣推出这部尚未最后完稿的洋洋洒洒150万字的著作。 书中文体纵横交融，新颖复杂，作者熔随笔、小说、诗歌、文论、传记、注释、翻译、文献、新闻、图片、手稿等诸多艺术手段为一炉，其想象力丰富而睿智。这部极富实验精神和先锋意味的书甫一问世，立即引起出版界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针对钟鸣在书中运用多种最考验作家思想深度和语言功力，同时也最富有革新意义的文体，《旁观者》被认为可能是世纪末中国一部具有结束和开创意义，同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坛具有挑战意味和贡献的重要著作。钟鸣为随笔作为独立文体所作的理论思考和努力实践，在散文史上的重要意义是无庸置疑的，而且他的写法不仅需要坚实而又持续不断的激情，同时更需要质感的文字、完善的技巧和机敏的思辨；不仅需要作家的胆魄，更需要作家的灵魂。显然，这位灵魂的探险者这一次比他以前走得更远，不知这个勇于创新的文体试验者到底要走多远？
除了“新散文”和《旁观者》外，1998年散文界还出现大量将图片与散文巧妙融合在一起的丛书，如“猎人影记”、“女作家影记”以及“老城市系列”等。此前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已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猎人影记”丛书先期推出《天涯孤旅》、《长江情结》、《长城梦》三种，丛书将专题摄影与摄影日记熔为一炉，其文字部分杂糅人物传记、探险纪实、游记文学、风景散文等多种文本要素，使得丛书超越传统意义上图文并茂的“好看”，达到了一种图文水乳交融、自成一格的艺术境界。这套颇具新意的“实验图本”，被誉为开了自传体摄影读物的先河。“女作家影记”是“红罂粟丛书”的第二系列，由九位女作家每人一册组成，包括铁凝、叶文玲、张抗抗、方方、陈染、迟子建、宗璞、舒婷、池莉。每册影记由作家本人精心挑选一百余幅照片，并由照片引发写开，别具风味。由《老照片》引发的一波又一波“老字号”出版物中，1998年又添新成员，“老城市系列”首批推出《老北京》、《老上海》、《老南京》、《老天津》，徐城北闲谈老北京的帝京遗韵，吴亮追忆老上海的逝水年华，叶兆言细说老南京的秦淮旧影，林希畅侃老天津的津门轶事。这四本书的图片选取都很有艺术眼光，四位作者的行文风格也各有不同，为读者分别展示了四个城市的风云沧桑，堪称是四部独具匠心的城市演变史。
“电视散文”在1998年的散文创作中也是值得一提的。当前正处于影视、声像等“类像艺术”占据主导地位的多媒体时代，“电视散文”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奇了。1998年初，中央电视台在“地方文艺”栏目中举办’98首届全国电视诗歌散文展播，编导将具有抒情叙事风格的散文搬上屏幕，开创了一个有形有声的散文新世界，构筑了语言与情境的艺术美。“电视散文”当然不是电视与散文的简单组合，它避免用电视画面图解散文内容，而是电视与散文二者水乳交融后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具有独特的审美特点，尤其是它能把抽象的东西具象化，因而具有文字散文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梦中的哈纳斯》这一作品，编导没有单纯按照文中所写内容来配画面，而是将原作所提供的美学空间加以升华和拓展，使观众产生新的联想，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到散文所营造出的梦幻般的意境。又如《梦中的天堂》也颇富创意，原作者陆文夫的形象直接出现在电视画面中，和散文作品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使其更加感人至深。
不久前，余秋雨在回答《美文》杂志提出的“怎样看待今后散文写作发展的趋向”这一问题时，提到这样一件事：1997年他应邀担任香港文学奖的评委，在评选散文奖时，他和董桥都力主把奖项授给一部由旅居欧洲的“新人类”所写的形态怪异却充满生命感的散文集。余秋雨认为，只有不断出现创新意义上的大手笔，并且蔚成气候，中国散文的趋向便可乐观。上述提到几种散文的新形式，尽管它们的发展、成熟有待于时间的考验，但作者们勇于探索，不默守成规，体现出变革的锐气和灵性，以及打破和超越传统散文创作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的努力，不仅在1998年散文创作的多声部合奏中弹出华美的乐段，而且将会在当代乃至20世纪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写下浓浓的一笔，因为英国小品文作家斯密斯曾经告诉我们：“在文学史中，文体每每较思想能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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