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棉纺织业论文,晚清论文,地域论文,体系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2x（2003）04-0076-10
中国晚清时代正处在大量引进外国产品及初级加工品的过程中，以棉纺织业转型的例证，可以说明在以机器制造为标志的近代生产体系确立的过程中，实际上经历了传统生产体系、贸易体系、货币体系三大体系向机器生产体系转型的阶段。本文拟从棉货贸易体系入手，探求与早期机器工业生产体系形成过程中地域性经济分工与发展程度变化关系问题。
一、晚清地域纺织业生产体系转型的贸易原因
棉纺织的早期工业体系中，其引起中国传统棉纺织业解体的重要原因，首先在于在于洋纱的进口，其次是机器设备的进口与纺织机器制造业，华商中采用外国棉纱的织布技术，并且利用进口机器生产制作洋布，并在市场进行销售。而在社会层面方面，一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而另一方面，则是工厂制度逐渐代替传统的旧有的行会制度，新办工厂的制度。
关于棉货进口国的结构问题，则是中国地域性棉纺织业生产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棉货为中国进口货物之大宗。”（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进口棉纺织品的大致情形》，《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而在“各国向我国输入棉货，以英国为最早”。“自一八六○年至一八九○年间，英国棉货，几独占中国市场。”（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继英国之后，“美货进口渐多，主以粗布粗纱销售于北方诸省。日俄战争方息后，美国布匹在东三省一带销售尤盛。据美国出口统计，一九○五、一九○六两年，美国布匹输出于中国及香港，几达五千万金圆。”这里所说的“金圆”，当是时人按美金计算的。当时对此贸易额的说明，“中国海关册仅载由美国直接输入数目，由香港入口者，作为香港输入，不能辨为何国货，故用美金统计。”当时的汇率为“一九○五年海关银一两，合美金七十三仙，一九○六年合八十仙。”（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美国棉布棉纱在华销售的萎缩时间，大体上是在1907年以后。据《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的描述，美国棉布棉纱的输入，“自一九○七年后受日货之竞争，顿见减色。”这里所说的情况，自然仅限于当时的报告之编者的看法，其具体的进口额数，自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印度棉布对华贸易，至19世纪末成为大宗进口。“十九世纪末，印度纺纱工业既见发达，亦输入粗纱于长江一带及闽粤沿海诸口，英国粗布粗纱之销路，颇为美印所夺渐趋重于细纱细布。”（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当然，对于中国北方地区而言，其最大的进口国当系后起之日本。关于日本棉布及棉纱在中国的销售时间，大体上与印度同时。据《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的记载，当印度棉纱棉布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时，“日本棉纱棉布亦渐现于中国市面，在南方与英印竞，在北方与英美竞，以其距离较近，运费较廉，销路渐广。”而日本对中国市场的独占优势的形成，则在“日俄战后”，当时“日本势力既伸张于东三省，其棉货销售，得转运与金融之便，渐排逐英美货物，成独占之势。”就全国总的销售情形看，日本在“其他北方诸省，日货销数，亦见多于他国。其在南方，虽不如在北方之得势，然进口数目亦逐年增多。”（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通过文献的描述，大体上可以看出晚清时期外国棉纺织资本已形成在华的投资与进出口的地域分割的状况。
如果对进口国进行地域性比较，就有必要按照通商口岸的分布对各地输入的棉布棉纱情况进行长时段考察。首先关于上海、宁波、芜湖、九江、宜昌等华中五大通商口岸进口棉纱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华中五大口岸外国棉纱输入统计（单位：担）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这里所用计量单位为“担”，每担为100市斤。下同。
在华南地区，其通商口岸主要是广州和汕头两地，其外国棉纱输入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华南广州、汕头外国棉纱输入统计（单位：担）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
华北地区的天津、烟台及胶州三港的外国棉纱进口贸易情况见表3。
表3 华北外国棉纱输入统计（单位：担）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
东北地区，则是外国棉纱进口的主要港口（见表4）。其港口包括大连、牛庄、大东沟及安东港。
表4 东北外国棉纱输入统计（单位：担）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
在棉纱的进口统计中（表5），如果可以将上述统计作为分析英国、印度、日本三国宝在华棉纱市场占有率的话，那么，在1900-1913年间，英国的棉纱在华销售份额显著减少，而印度、日本则成为对华输出棉纱的大国。而在印度与日本的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印度棉纱进口对中国传统棉纱生产的冲击为最大。对于日本而言，其棉纱在中国的销售量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
表5 英国、印度、日本三国棉纱输入中国年度统计（1900-1913年，单位：担）
*关于日本棉纱进口年度统计中，其在华南广州、汕头港进口统计数据不详，姑以华中、华北地区、东北三个地区的统计数据进行测算。
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英国、印度、日本在20世纪初对华贸易的市场占有率，实际上反映其对中国区域性棉布生产体系所产生的作用。中国华南、华中、华北、东北四大贸易港口地区，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的棉布棉纱纺织生产基地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将中国棉纺织业作为区域经济体来进行分析的话，那么，在外国棉纱进口的格局中，实际上已经反映出棉布棉纱生产格局。按照中国棉布棉纱区域性生产基地进行分析，在华南及东北地区，英国逐渐推出其棉布棉纱的生产领域。而在华南地区，日本的棉布与棉纱的对华贸易量并不大，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实力相对印度及英国而言，自然要小得多。关于此，可以从各通商口岸的进口数量关系中反映出来（见表6）。
表6 各通商口岸输入洋纱的统计及比重分析（1867-1892年）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统计与报告.其数据参见中国近代手工艺史资料第二辑第197页。
关于表6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华南八港，主要包括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北海、九龙、拱北、蒙自；华中九港，是上海、宁波、汉口、九江、镇江、芜湖、宜昌、重庆、温州；华北二港是烟台、天津；东北一港是牛庄。
二、所占比重的统计，不足0.05％的部分忽略不计。每项统计为5年平均数。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期，中国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关于中国纱与洋纱的比例关系，则是研究该时期经济总量变化及经济关系调整情况的主要依据。
国产棉纱与洋纱市场占有率的分析，这里以长江中上游的重庆、宜昌、沙市、长沙、岳州、九江、芜湖七港及华北地区的天津、芝罘、胶州、秦皇岛的统计数据加以说明（表7）。
表7 1899-1913年洋纱、国产纱进入通商口岸统计（单位：担）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45页。关于长江中上游七港及华北地区四港的分别统计数据，参见《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457页。关于表中的“担”的计量单位为每担100斤。表中的统计数据，是按照5年进行计算的。
关于棉布的进口情况，根据《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其种类包括粗市布、细市布、粗斜纹布、细斜纹布和标布五种。棉布进口，以英国、美国、日本三国为大宗。英国、美国、日本三国在对华贸易中的比重，如表8所示。
表8 英国、美国、日本三国棉布对华贸易比重（1900-1913年）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
在外国棉纺织资本的贸易格局形成后，中国形成华南、华中、华北、东北四大棉纺织生产基地，传统的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生产与贸易格局开始出现向其他地区进行转移、扩散、延伸的态势，这对于形成地域性的棉纺织机器工业生产体系，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棉布棉纱生产体系的转型
在早期棉布机器生产体系中，以其最为重要的生产基地而言，主要是江苏、浙江、湖南、华北地区、四川及东北地区。
首先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棉布生产体系。江南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光绪二十年。例如在上海，“光绪二十年以前，沪上未有商厂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其后纱厂逐渐开设，机器渐推渐广。”（注：《上海县续志》卷八。）由于有机器生产棉布的出现，以致在市面上有“洋纱布”、“杜纱布”的划分。（注：《上海县续志》卷八。所谓“洋纱布”，是指“机器纱织成者”，而“杜纱布”，则是“手纺纱织成之布”。在这里，所谓的“杜纱布”之“杜”字，当为“土”字之谐音。）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洋纱布生产中，不仅是以机器织成之故，恐有用洋纱为经者，这自然成为洋纱布畅销的原因。而在市场销售中，“近年市上，所出洋纱布已居大半矣”的描述，应该是真实可信的。（注：《上海县续志》卷八；《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在晚清时代，上海棉布的生产具有独占性质。“中国之织布局，仅在上海一隅，设机四百张，每年约出布二十四万匹。其定章载明，有人仿办，只准附股入局，不准另行开张。”（注：杨家禾《通商四大宗论》，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五。）然至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突遭秦火之劫。”（注：《光绪二十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上卷第2页。）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因此而“拟于湖北省另立一局”，由官方所组建的机器织布业得到大的发展。（注：杨家禾《通商四大宗论》，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四五。）截止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机器织布等局，现查上海、宁波、长江一带，相继仿行，集股创设，计已成者及将成者，共十五处。大约明年（1895年）各局，统有纺纱车三十六万架，织布机器约三千轴，轧花机器更难悉数。”（注：《光绪二十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上卷第2页。）而在光绪二十一年的统计，在上海“已建有纺织缫丝等厂”，其中“所创纺织等厂，官商合股者，先有五家，此五家计有十二万锭子，八百五十机张，每年能出纱九万包，每包重四百磅，布能出二十五万匹每匹重十四磅，长四十码。此外，尚有十一家，或已建屋或已购备机器。其十一家内，有三厂系属华商，计有六万五千锭子，每年能出纱四万八千包，其余八家中有日本商三家，共约二十七万锭子，每年能出纱二十万包。”（注：《光绪二十一年上海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32页。）关于光绪二十一年上海所设纺织厂的情况，美国驻沪总领事的说法，似与上海海关的报告有所出入。据美国驻沪总领事佑尼关于《中国纺织缫丝情形》的报告说，在1985年年初，“沪上纺织厂已有五六家，其已动工之锭子，凡十万五千枚，其装工未竣之锭子，凡三万余枚。此外西商公司招股设厂者，计英公司三，德公司一，共用锭子十四万五千枚。另有日本纺纱厂二家，议而中止。”（注：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105。）不过在上海的机器纺织业中，据美国驻沪总领事佑尼关于《中国纺织缫丝情形》的报告说，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海的“华商纺织厂，终年日夜工作，而获利颇厚”，“各厂所用印度棉纱，计进口十八万包，合价银十兆两。”（注：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105。）而在上海海关的报告中，“所有新设之机器制造厂，现皆接踵而起。如纺纱厂，华洋各商，先有十家，其锭子共计三十一万五千六百多支，每日计出纱七百九十包，每包计重四百斤。”
关于机器纺织厂的生产规模，上海于光绪二十一年，“织布机张，华商已成之厂内，计有一千架，洋商则尚未布置”；而在丝织业方面，其“缫丝厂，华洋两商共有二十七家，丝车共有四千架，一年之中可出丝一万三千担。”关于机器纺织业“共招雇工人约二万五千至三万人之多，将来洋商所设之厂，一律开机，则需人更多。”（注：《光绪二十二年上海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40页。）
应该承认在机器纺织业形成的年代，江苏与上海等地的步伐大体一致，按江苏的记载，“光绪二十年以前，沪上未有纱厂，苏地盘门外，苏纶纱厂，亦未兴筑。织布纺纱，均手车所纺。其后纱厂逐渐开设，机器渐推渐广。”（注：曹允源等《吴县志》卷五一。）苏北通州、海安等地生产的土布，称为“通布”。关于“通布”的生产情况，在光绪三十年前，“通州一地，强半以手工织布为生活，贩运东三省行销。”而在光绪三十年间“近以日本机布在东畅行，通布交易尽为所夺。”日本棉布畅销的原因，乃在于“日布式样略仿通布，价值则较通布为廉。”（注：《光绪三十三年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68页。）又据光绪三十四年《农工商部咨各督抚饬属行销土布略》所载江苏海门商务分会总理刘燮钧所说：“通海土布向销东三省，每岁约销十万余件。近年洋布盛行，洋纱充斥，以致土布减销。”而在当时的农工商部的官员看来，“臣谨按：光绪初年，海关进出口表颇足相敌，其后洋货进口岁岁加增。考其大宗，则布纱实占多数，棉一而已。其博人所好也，华纱出自手工，洋纱出自机器，织成布匹，略判粗细，以此遂为所夺，不独通海一隅也。”（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三《实业六》。）
而在湖北，如在沙市，“纺织之业，皆自土民操之，非有大股商人开厂制造也。”至1907年，日本棉纱棉布开始输入沙市地区。“日本棉纱本年度（1907年）多逾三千担，因乡人乐于购用，故销流颇畅。”在市场关系中，日本棉纱之所以有销路，其原因在于“以此纱织布甚易，需时较少，而且纱丝坚细，坚则难断，细则质轻，如以同重量之纱织成布匹，其数自可比土产之纱尺数见长，丝缕亦甚匀细也。”（注：《光绪三十三年沙市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37页。）
关于沙市地区日本棉纱进口量，据记载该口岸所进口的棉纱“大半系日本货。自光绪二十九年以后，本年度最为巨擘，值银四十三万四千五百余两。闻得乡间喜用此纱织布，尚觉有利可获。”（注：《宣统元年沙市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40页。）
在湖南，据湖南口岸贸易情形的记载，在湖南岳州等地，“自近年设立洋船税关，生意顿盛。洋纱一纵，尤为畅销。业此者现有四十五家，而每日所获，各不下三四百金。惟本地所产之棉花，其价日贱，且无人问津。”而洋纱盛行的原因，则在于“洋纱价廉省工，织出之布，匀净光洁，四乡贫家妇女，必借此谋生云。”（注：本省近事《城陵矶近讯》，《湖南官报》第409期。）关于洋纱在湖南销售量的记载，“洋纱一宗，在本埠（岳州）销售，（1903年）约九千担，往内地行销者二千三百担。此数内日本纱一千六百四十四担，印度纱六百六十三担，本埠销者日本纱约居二分，印度纱约一分。”（注：《光绪二十九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30页。）而当时洋纱在湖南地区的销售，导致当地的棉布生产取代传统的土布。在光绪二十九年期间，“查岳（州）、常（德）、澧（州）等处织布之户，近来全系参用洋纱，所出之布，据云轻细有余，而厚暖则不足。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几如披沙拣金。”（注：《光绪二十九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30页。）湖南岳州等地的土布，称为“土纱都布”，其制造的方法及品质，当与江苏的土布有直接的关系。据时人所述，“岳州、澧州及常德等现最重要以及最令人感兴趣的制造品也许就是通常称为南京布的棉布。”恐因与江苏的土布有相同的地方，所以华南地区的土布“大多数行销内地，经过岳州海关的只有一小部分。”（注：Decennial Reports，1902-11.VoI，p.336。）而在洋布的生产中，因“织得又结实又匀细，所以最为畅销。”其往外地的销量“据一九○八年粗略的估计，岳州以往年产量二万匹，常德地区为六十万匹。”（注：Decennial Reports，1902-11.VoI，p.336。）
在广东，汕头原是华南地区土布的主要生产地之一。自光绪时起，也因“本土所出之布，以坚实价贱为主，不尚匀细，故印度棉纱进口驾于英国日本之上。”在广东，“日本棉纱初来之时，货细价廉，人尽乐用，上三年进口五千七百四十二担。嗣后价值日昂，而销路渐减，至是年（1901年）进口仅有三百二十担之数。”（注：《光绪二十七年汕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70页。）广东兴宁地方也是出产土布的地区之一。“兴宁为本埠棉纱商业一大销路。传说此项生理，陆续有歇闭者。”“夫棉纱用以织土布，向日该埠工艺兴旺，土布为出口大宗。自日本法兰绒等类流入中华以来，人多喜用，土布自形不佳。”（注：《光绪三十三年汕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89页。）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印度棉纱进口也为大宗。“印度棉纱运入北江各境城乡墟市，借供织造土布之需，为数甚巨。凡其所制布匹，彼都人士，每多乐购服用，缘此遂致洋布一项，销路亦为之梗滞矣。”（注：《民国元年三水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37页。）在东莞，“印度棉纱进口加多，且价值又昂，多系运往东莞陈村等处销售。”广东东莞陈村，其本身并不见有棉布生产，而是印度棉纱销往内地的主要集散地之一。“闻内地各乡需用此物以织布匹，故此销流日广。”（注：《光绪二十九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88页。）
在福建，关于福建印度棉纱价格变动情况，“棉纱则有百分之十由印度而东来者，共八千三百包计二万六千担到福州。去年（1895年）只有一万六千担，其通行之货色，则系十二号、十六号、二十号为多，价值及此年终每包重三担，由九十元五角涨至一百五元六角半，由是处金价高昂，半由雨水不足所致。”“全年统计，每担扯涨二两之数。”（注：《光绪二十二年福建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52页。）而对于上海宁波等地生产的土布而言，福建等地则是其土布的销售市场。“宁波、上海两处所出土布，运至本口（福建）销售，未见合算，而本地用洋纱织成之棉布一宗，售价较为便宜，是以人多购置。”（注：《光绪三十三年福建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82页。）
而在中国北方地区，洋纱进口对当地土布生产及市场销售，想必产生重大影响。如在“直隶河间、顺德、正定、保定各属，并京东、乐亭、宝坻等县，向产棉花，既多且佳。近年民间织布，其线大都买自东洋，亦系因无纺织机器，以致有此漏卮。”（注：伊犁将军长庚《奏伊省购订纺织机器运至直隶办理织布局》，《光绪政要钞本》，《实业七》“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这里所说的“乐亭”等地，不仅以盛产棉花著称于世，也“是以棉布著名的，这种布过去是用土产棉纱织的。但是由于进口的洋纱又便宜又好，因此便放弃了纺制土纱”。（注：Decennial Reports，1902-1911.VoI，p.183。）在山东，因海上贸易的关系，外国洋纱极易大量流入，并且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的贸易据点。如在烟台，“上海棉纱逐年减少，内地所用者多取自青岛。土布一项亦见少，因日本布匹灌入甚多，被其侵夺耳。”（注：《光绪三十二年烟台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1页。）在胶州，原本与上海等地的棉纱交易关系甚为密切。“外来之棉纱减少，系因本省产棉甚富，内地乡民当冬令农事完毕，皆从事于纺纱。在前多仰给上海运来之棉，现本省产棉即（既）多，更足以更运出口，想见其棉价必廉，而纺纱者购用合宜，又能多获利益也。”（注：《宣统三年胶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43页。）
四川于20世纪初也是洋纱进口的重要地区之一。在重庆，“本年（1903年）进口洋纱，所以日见其旺者，大半为本省纺织之用。闻织出之布，销售甚易，故本年印度纱较之往年增至十二万四千八百六十三担，可为明证矣。惟日本纱本年进口数甚细微，仅有七百九十一担，英国纱二百九十四担，与上年无相轩轾。中国机器纱本年亦仅有九千五百七十九担，货色日精，极易纺织，只缘价值不能与印纱相垺，故销路即不能与印纱争胜，而日本与英国之纱其见绌情形，亦复如是。”（注：《光绪二十九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20-21页。）关于印度纱与中国纱在四川的销售情况，“闻前数年曾有人云：中国机器棉纱，将来行销川省各埠，足可抵制印度纱之进口。查数年贸易册所载，印度棉纱进口数目，与中国纱综观，亦觉不相上下。查原色布自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通盘扯算，每年进口共有四十一万余匹，今以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照前扯算，每年进口已跌至三十一万余匹，皆因民间多有购纱，自织土布，抵制之故。”（注：《光绪三十四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29页。）
云南曾是土布纺织的大省，在洋纱大量输入的情况下，日本纱、印度纱则为其大宗。而在云南的对外贸易中，“洋货入内地，向以洋纱为大宗。发本省（即云南）内地销售之货，洋纱则居百分之七十分，发贵州占百分之九十四分，发四川则全系洋纱。”（注：《光绪二十九年蒙自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12页。）而印度纱“进口最多，然从东京厂所出之棉纱进口数目，虽不能与印度纱比较，亦可从缓相垺。”究其原因，乃在于“云南所销之纱，惟十号之纱最易，价贱者印度纱而已。东京纱较印度纱尤为齐整，故价值稍高。然市人所买之纱，不论齐整，总以价贱为妙。”（注：《光绪三十二年蒙自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02页。）日本纱与印度纱的进口比例，如果以1910年“棉纱进口统共价值而论，则印度纱占百分之七十五，东京纱占百分之二十五。棉纱进口有百分之六十运销通海局厂，百分之二十运销曲靖，百分之十运销云南府，其余运销各镇小局。”（注：《宣统二年蒙自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145页。）
表9为1868年至1899年历年洋纱进口量统计。应该加以说明的是，其中自1868-1873年的价值的计量单位，原资料为上海海关两，为统一计换算成海关两，其比价为上海两∶海关两=111.4∶100。表中之指数以1868年为100。
表9 历年洋纱进口量统计
资料来源：历年海关报告。其中关于数量与价值的数据，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96页。
从上表进口洋纱数量与价值量，可以看出1868-1899年的31年中，进口洋纱的数量及价值量上升34.17倍，其上升幅度是相当惊人的。值得注意的是，进口量上升幅度最大是从1890年开始的，除1894年度略有下降外，其余年度都呈现出逐年平稳上升趋势。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看法：
一、晚清时期中国地域性机器工业生产体系的形成，与棉货贸易区域的划分有直接关系。而在中国对外贸易四大港口体系中，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程度、机器工业成长速度也有直接关系。
二、贸易与生产体系的内部结构，主要表现在生产部门的分工上。如果说在早期棉布贸易为棉纱贸易所取代的话，那么中国早期的机器棉纺业的形成，自然与棉纱的贸易有直接关系。
三、机器棉纺织业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土布生产体系解体的过程，其间所经历的社会经济的变迁与整合的过程，则是棉货贸易发展与机器生产体系确立相一致的。
四、机器棉纺织工业中的地域差异，应该说与外国棉纺织资本力量、技术实力、本地工业的社会经济基础等因素的不同有直接关系。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早期棉纺织工业的形成与发展，应该说与其传统对外贸易、国内市场体系，以及与外国资本、技术的联系，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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