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性与可靠性——会计管制与市场经验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允论文,述评论文,相关性论文,管制论文,可靠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制定与公允价值计量：目标与现实
会计学家井尻雄士(Yuri Irji)的精辟论断“会计计量是会计系统的核心职能”在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开发过程中得到充分印证。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及重组后的IASB)就因计量上的难题而多次分拆金融工具项目，数次推迟准则出台。1994年底，在ED48《金融工具》以三分之二篇幅探讨计量问题却仍备受争议、讨论无果的情形下，IASC第一次将金融工具项目整体粗略地分为披露与计量两阶段，金融工具的表外披露与表内列报先于确认与计量规范于1995年出台(IAS 32《金融工具：披露与列报》)。1997年底，迫于“核心准则”项目完成时限的压力，IASC弃综合性讨论稿《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的会计处理》关于全面公允价值计量的提议，仓促出台实质上以当时美国GAAP为参照的混合计量模式会计准则(IAS 39《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关于金融工具全面公允价值计量的更多理论与实务问题，则留给当时的金融工具准则制定国际联合工作组(JWG)继续研究。
但事实上，IASC对金融工具计量目标的追求一直很明确，即以公允价值计量所有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项目。前述综合性讨论稿(1997)就明确指出，“公允价值是所有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属性”，“以公允价值计量所有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对于获得一致并相关的信息是必需的”①。2000年12月，JWG在其《金融工具与类似项目：准则草案和结论基础》(简称《准则草案》)中采纳了综合性讨论稿(1997)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公允价值不仅是对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并且，在一般情况下，对公允价值作出充分可靠的估计是可行的，因此，公允价值是对金融工具及类似项目最有用的计量”。2005年4月与10月，在与美国FASB举行两次联合会议后，IASB再次明确指出，简化并改进金融工具会计处理的长期目标是“要求所有金融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并且已实现和未实现的利得与损失均在其发生当期确认”。
虽然目标明确，但纵观IASC及其后IASB制定准则的历史与现实，不得不承认，从最初发布的准则到其后屡经修订、改进的各个版本，依然是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摊余成本)等多种计量属性并用的格局。仅以现行准则IAS39(2004)为例[23]，混合计量模式的基本原则约定如下：
(1)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
(2)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在分类的基础上采用不同属性：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②贷款与应收款项以及持有至到期的投资，以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③无活跃市场标价且公允价值不能可靠确定的权益工具投资，以及与此类无标价权益工具挂钩且须通过交付此类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工具，按成本计量；
(3)金融负债应以摊余成本计量，以下项目除外：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负债，按公允价值计量；②因金融资产转让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者使用继续涉入法核算所形成的金融负债，参照被转让金融资产的计量属性计量，即被转让资产以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时，对相关负债的计量，应使得被转让资产与相关负债的账面净额等于企业保留的权利与义务的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IAS 39(2004)para.29，31，43，45，46，47)
而依据IASB最新讨论稿《降低金融工具报告中的复杂性》(2008)[16]对当前准则与实务中金融工具计量状况的描述，多种计量方式混用的格局更令人目不暇接。(见表1)
会计准则对计量属性的规范，与研究结论反复强调的目标不相一致，不仅反映出特定金融工具项目(如不存在活跃市场公开标价的长期贷款、活期存款)在以公允价值计量时，存在尚未攻克的技术性难题；另一方面，全面公允价值计量提议在业内评论期间的屡屡受挫，也折射出准则制定的强烈经济后果。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性与可靠性
一、会计管制即准则制定机构视角
从准则制定机构角度，以反映当前经济条件与对未来及时预期的方式来计量资产与负债，能为经济决策提供更为有用的信息。这是财务报告的主要目标。公允价值计量对于实现这一目标有特定信息优势。当以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时，会计信息在决策相关性、可比性、企业管理当局受托责任评估等方面的优势，以IASC为代表的机构已作出明确阐释。
1.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
一般认为，相对其他计量属性，基于公允价值的会计信息与投资者面向未来的经济决策更为相关。相关性的提高则通过反映的及时性、信息的预测价值与可比性以及其他相关特征来体现。
首先，相对于成本基础的计量，公允价值信息体现更高的及时性。公允价值反映市场关于当前经济条件对被计量项目影响的现时评估，公允价值的变动则体现经济条件发生变动当时的影响。相对的，成本基础的计量主要反映交易发生当时所存在的经济条件及其影响，初始确认后的金额与市场价格变动不再具有相关性，进而市场价格变动对被计量项目的影响只能在其实现或结算时才得到体现，即便实现或结算可能并不是产生利得或损失的事项。
第二，关于预测价值。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代表预期的现金流量按照当前的市场风险报酬率折现得到的一种现行价值。该价值蕴含了市场对该工具在未来期间公允价值增减变动的预期。个别投资者在公允价值信息以及相关合同条款的基础上，可自行调整得到与其特定决策及自身偏好相关的信息。相对于成本基础的计量下，预测只能根据过去发生的数据展开，公允价值可提供更好的预测基础。
第三，关于信息的可比性。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现时计量，不会受被计量项目的“历史拖累”(譬如取得资产或承担负债当时的特定情况影响)，也不受持有资产或承担负债的特定企业的影响(从市场而非企业出发的估计与预期)。因此，在公允价值计量下，从特定时点(计量日)出发，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企业在相同时期的信息将更为可比。成本基础的计量则不然。当两个企业所持的金融工具具有相同的现金流量，即相同的金额、时间安排与不确定程度时，在特定计量日，很可能因工具发生于不同时点而报告完全不同的金额。
第四，关于财务报告目标的受托责任观。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金融工具持有期间的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权益，企业管理层继续持有或者转让金融工具的决策后果将直接通过当期财务报表体现出来。财务报表使用者将据此对管理层的经营业绩作出适时评价。历史成本基础的计量则忽略了这种管理层决策的经济影响，对金融工具持有期间的变动与后果视而不见，而只对资产出售或负债解除当时的价值变动情况作出反映，因而不能全面衡量管理层的业绩。
2.公允价值信息的可靠性
在公允价值计量过程中，涉及诸多主观判断、估计与假设，譬如关于市场交易情况的预期，关于输入变量对特定企业条件适用性的预期。这就决定许多公允价值信息只能是近似而非精确的计量。因而，相比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这一质量特征，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受到较多质疑。
虽然，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活跃市场中的公开标价作为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最佳证据并无异议，但是，反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人士认为，当不能获得可观察的市场价格时，运用估值技术得到的公允价值估计是不可靠的；当估值技术构建于不可观察的输入变量基础之上时，可靠性更令人质疑。从综合性讨论稿(1997)的反馈意见中②，可见各界对企业自行开展充分可靠的公允价值估计的能力表示深度担忧[2]。
针对上述批评，准则制定机构除了反复强调，在公开市场报价不可获得的情况下，以现值为核心的估值技术已广泛运用于市场定价过程，并且，当估值技术充分结合市场参与者在定价时可能会考虑的主要因素后，将能合理保证可靠性外，似乎黔驴技穷③。支持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论依据更多地倚重于对会计估计的理解与使用。IASB在《财务报表的编报框架》中讨论确认的第二个标准时指出：“在许多场合，成本或价值必须进行估计；使用合理的估计是编制财务报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不削弱其可靠性。”在成本基础的计量下(如摊余成本或可收回成本)，同样会遇到类似的估计问题。因此，评价由估计得到的公允价值信息是否可靠，与其他会计领域中被广泛接受的估计范围相对照，才显得公允。
二、资本市场经验证据述评④
1.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与投资者的价值相关性价值相关性研究的目的，旨在确定相对于历史成本或成本与市价孰低等计量方法(混合模式下通常采用的估值方法)，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信息是否与股票价格更相关。股价这一指标能衡量市场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相对其他计量属性，如果股价与公允价值在统计上更为线性相关，则可以推断，市场认为所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对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更为相关(价值相关性)。美国会计学会(AAA)[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如果研究者假定股票市场是有效的，那么，公允价值与股价的强相关可能不仅仅归因于投资者对会计披露的关注，甚至可以推断，公允价值在资产负债表中进行确认是相关且充分可靠的。
(1)公允价值披露与股价、风险衡量的相关性
Carroll et al.(2003)[11]以封闭式共同基金⑤为样本，对其持有的投资性证券公允价值会计处理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他们发现，股价与四类不同的投资证券组合的公允价值正相关，股票报酬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证券利得和损失相关。这些组合主要由美国权益证券、外国权益证券、市政债券与公司债券构成。公允价值与股价的相关性要高于历史成本与股价的相关性。这些发现表明，相对于历史成本，投资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与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更为一致，进而支持公允价值在资产负债表中的确认。同时，在控制了公允价值之后，股价亦与历史成本相关。于是，研究者建议，如果按公允价值在财务报表中进行确认与计量，那么，应同时披露历史成本信息。
Eccher et al.(1996)[14]与Barthetal.(1996)⑥分别对1992～1993年间美国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的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他们发现，贷款净额与长期性债务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和股价相关；银行存款与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和股价则不存在任何相关性。对于第二项发现，研究者提出两个理由：①对于活期银行存款，按照当时美国GAAP的要求，所作的公允价值估计已等于其账面价值；②1992～1993年间，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披露经常含混不清，甚至不能表明净头寸究竟是资产还是负债。
针对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披露，Venkatachalam(1996)[19]对1994年大型银行价值相关性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资产负债表上所有已确认金融工具项目(即现金、投资性证券、贷款、存款与债务)的公允价值后，用于资产负债管理的表外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与股价相关。但是，他没有发现股价与其他表外金融工具(如不用于资产负债管理或者仅适用于经营目的的表外工具，如贷款承诺)的任何联系。Venkatachalam认为，与这些其他表外金融工具相关的披露仍然是模棱两可、难以理解的。
Collins & Venkatachalam(1996)[12]通过检验银行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披露与市场基础的利息敏感性衡量之间的联系，对公允价值披露的相关性进行评估。他们发现，表内净资产、表外用于利率风险管理的衍生工具之公允价值以及此类衍生工具的名义价值均与银行股票报酬的利息敏感性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在评估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时，公允价值比历史金额(即名义价值)更为有用。
综合上述研究可得出如下结论：相对于混合模式下的计量，大部分金融工具(如投资性权益证券与债务证券、银行贷款净额、银行长期债务以及为资产负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表外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更为近似地反映投资者的估值决策。虽然，经验证据显示，某些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与股价不相关，但这与公允价值披露的模糊性(如贷款承诺)以及公允价值难以可靠估计(如银行活期存款与相关核心存款无形资产)相关⑥。
(2)公允价值未实现利得与损失的价值相关性
当以公允价值计量所有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全部利得与损失应立即在当期损益中确认。针对这部分已确认未实现的利得与损失的价值相关性，经验研究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①未实现利得与损失和股票报酬的相关性；②将未实现利得与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对收益操纵的影响；③对盈利波动的影响。
其他领域的研究揭示，年度与季度的未实现利得与损失和股票报酬呈正相关关系。Carroll et al.(2003)则进一步指出，将未实现的证券利得与损失计入当期损益，改善了股票报酬与报告收益的相关性。
在历史成本模式下，银行存在“利得交易”的动机与证据⑦。Beattyetal.(1996)[8]与Collins et al.(1995)发现，银行的投资战略受其盈利目标的影响。但是，投资者似乎会看穿管理层盈利管理的企图。如Warfield & Linsmeier(1992)[20]发现，股票报酬与已实现的证券利得和损失之间的相关性会随着银行税务负担的变动而变动，即投资者似乎会将纳税银行所发生的已实现损失视作“好消息”，因为已实现损失将节约所得税支出。这一结论隐含如下推断：如果将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变动部分计入当期损益，则单独披露已实现和未实现的利得与损失很可能对投资者有用。
Bernard et al.(1995)[10]以基本上实行全面公允价值会计的丹麦银行为样本，对银行管理层是否利用公允价值估计中的主观任意性来操纵会计数字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在丹麦的银行体制下，他们没有发现明显证据，价格调整(包括主要的关于投资与其他表外头寸已实现和未实现的利得与损失)受到了操纵；第二，与美国银行业的情况类似，他们确实发现管理层平缓地确认贷款损失的证据。这一证据表明，丹麦银行对贷款的公允价值处理并没有完全克服管理层推迟报告信用风险的倾向；第三，对于丹麦银行是否通过操纵公允价值会计而规避监管干预，研究没有提供任何可靠和肯定的证据。
将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无疑会增加收益的波动性。但是，经验证据表明，由全面公允价值会计引起的波动增加，可能与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相一致。Barth et al.(1995)[5]发现，利率波动与银行股价波动相关，但银行没有完全对冲利率波动。因此，公允价值会计下盈利波动的增加可能更恰当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银行套期的不完全性。Bernard et al.(1995)亦发现，虽然丹麦银行在进行公允价值调整后，盈利波动是调整前的3～4倍，但增加的波动主要由长期固定利率债券的未套期头寸引起。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以公允价值全面计量金融工具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会计处理，与投资者决策相关。在公允价值计量过程中，人为的主观判断难以避免，但是，没有发现明显操纵会计收益的证据，增加的盈利波动则可能是当时经营环境的真实反映。
2.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可靠性
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另一主要关注，在于其充分可靠性，尤其是那些未在流动的二级市场交易进而市场价格不易取得的资产与负债项目。当必须运用判断来估计公允价值时，企业管理层操纵会计数字可能性的存在增加了所报告公允价值数据的噪音与偏差。
(1)可靠性的不同层次
许多经验研究支持上述观点，即不直接取自市场的公允价值可靠性低。Petroni & Wallen(1995)[18]在检验财产保险公司公允价值披露的价值相关性时发现，对于容易获得市场价格的权益证券与美国国库券投资，公允价值披露价值相关；对于市场价格较难获得的公司债券、市政债券以及其他债务性证券，不存在价值相关性。这一结论表明，对不同类型证券的公允价值估计，其可靠性程度不同，而不同的可靠性程度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价值相关性。
Eccher et al.(1996)也为投资性证券公允价值披露的价值相关性提供了证据。但是，对其他不存在活跃交易市场或者市场相对稀薄的金融工具，证据则相对混杂：贷款净额与表外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和股价弱相关；活期存款的公允价值则与股价不相关。对于活期存款的价值不相关，研究人员归因于FAS107《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披露》要求从存款的公允价值中剥离核心存款无形资产所致。对于贷款，Barth et al.(1996)发现，只有将与贷款相关的其他变量(如非应计贷款，nonperforming loan，即暂无利息收益的贷款)纳入回归模型时，贷款的公允价值披露才存在价值相关性。
但是，Carroll et al.(2003)发现一例外。对于封闭式共同基金，即便是交易量稀薄的投资性证券，亦与股价在统计上强相关。他们将之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封闭式基金的净资产基本上由以公允价值报告的金融工具构成。他们认为，投资性证券公允价值计量中的可靠性问题不能构成先前人们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相反，研究发现的不一致性可能来源于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全面应用。
Wong(2000)[21]在对《财富》500强中145家制造型企业的研究中发现，按照FAS119《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与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披露》披露的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信息，无论合并或分项披露，均没有提供有关外汇风险敞口的增量信息。统计上的不显著可能归因于，由企业内部估值技术得到并披露的公允价值估计不充分，且(或)不具有明确的可靠性。Wong据此认为，对公允价值的估计过程作补充披露可能提供增量信息，进而有助于投资者对此类估计的可靠性进行评价。
上述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容易通过市场价格可靠估计公允价值的金融工具，其公允价值与证券价格相关；其他金融工具价值相关性的缺乏，则可能受阻于市场流动性以及相关重要特征的披露不足(如核心存款无形资产、非应计贷款)。
(2)管理层判断的主观任意性对公允价值可靠性的影响
Bernard et al.(1995)对丹麦银行的研究发现，管理层确实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管理”，以推迟报告存在的信用风险，但在总体上他们没有发现此类操纵对银行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他们获得一些证据，表明丹麦银行的市场价值数字比美国同行的历史成本数字更为可靠。
Beaver & Venkatachalam(1999)[9]与Nissim(2003)[17]在评估贷款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时，对贷款的构成按照管理层可进行主观判断程度的高低作了区分。他们的发现与经济直觉一致：当管理层主观判断的范围很有限时，贷款的公允价值是由投资者(即市场)定价的；当管理层可对贷款进行较高程度的主观判断时，公允价值则偏离(该研究为高于)市场基础。研究人员推断，管理层试图通过高估所披露的贷款公允价值来影响市场对相关风险与报酬的评价。
Dietrich et al.(2001)[13]发现，管理层利用每年对不动产、厂房与设备(PPE)价值重估时的主观任意性来平滑报告盈利，并在发行新债前增加对外报告的PPE公允价值。但是，当公允价值的数据取自外部评估师的估计并经过国际大型会计公司的审计后，可靠性增强。
Miller & Riedle(2002)对英国投资公司的研究则发现，对于借助外部评估师工作的企业，做市商向其制定的买卖价差要低于向那些自行内部估值的企业开出的买卖价差。这一证据可以推衍至公允价值估计的情形：相对于使用较多企业自身输入变量的估值技术(如FAS157 Level 3)，以外部市场输入变量为基础的估计(如FAS157 Level 1，Level 2)能更大程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与投资成本。
3.全面公允价值计量与部分公允价值计量的经验证据
经验研究已表明同时以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的重要性。早期的研究，如Barth(1994)[4]，没有发现银行投资性证券的年度公允价值利得与损失和年度股票报酬之间存在强相关。Barth将之归结为公允价值估计的不可靠。然而，之后更多的证据表明，相对于全面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部分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含量低。Ahmed & Jakeda(1995)发现，在控制了其他资产与负债的利率敏感性后，银行持有的投资性证券的季度未实现利得与损失才和股价相关。他们认为，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之间存在自然对冲关系，投资者在评估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时似乎会考虑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反之亦然。
Carroll et al.(2003)将封闭式共同基金研究中发现的股价与公允价值计量报酬(未实现利得与损失)之间强相关，归因为全面而非部分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Beatty et al.(1996)对即将导致FAS115《特定的债务证券与权益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出台的事项与银行股价之间的关系作了检验。他们发现，当采纳FAS115的可能性增加时，银行股价下跌；当FASB采纳全面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公允价值计量同时运用于资产与负债)的可能性加强时，银行股价下跌的情况得到缓解。这一发现表明，投资者视全面的公允价值会计为更精确的方式，全面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的公允价值披露将更具信息含量。正如Lys(1996)所解释的，负的股价表现来自投资者的这样一种预期：美国银行监管层将采纳FAS115，而采纳FAS115引起的资本监管问题及影响，将减少银行的未来现金流量。
在现行金融工具准则中，金融资产在分类的基础上按不同属性进行后续计量。以投资性债务证券为例，除有明确意图且有能力持有至到期、进而采用摊余成本计量外，其余类型应按公允价值计量。Beatty(1995)[7]与Godwin et al.(1998)[15]分别对银行与保险公司的研究表明，允许部分公允价值计量的作法导致投资组合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部分波动性扩大。管理层对投资的分类决策与具体的企业特征(如流动性需求)相关，而企业特征很可能反映管理层将证券投资持有至到期的(真实)意图。但在上述研究中，为衡量管理层对会计数字波动性的偏好程度而设计的变量，亦与观察到的投资证券分类决策相关。这一发现表明，在部分公允价值会计下，证券分类决策很可能是管理层关于公允价值会计对财务报表影响的关注度的函数，即证券分类将视公允价值会计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而定。
改进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可靠性的若干建议
以公允价值计量所有金融工具、实现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计量属性的匹配进而提供更相关且可靠的会计信息，是准则制定机构长久追求的目标。并且，“公允价值的推广应用不仅在于满足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需要一个比历史成本更相关，甚至唯一相关的计量属性，而且在于有可能把这一计量属性的应用，推广到非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负债方面去，从而彻底改革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的传统会计模式”[22]。然而，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已得到规范理论与资本市场经验证据的充分论证与支持，可靠性却仍需加强。综合前述文献评述，以下经验值得借鉴：
(1)对估值技术应用的限定。早在2000年，JWG便指出，为保障公允价值估计的可靠性，估值技术的采用应有一定层次。当存在一种市场参与者普遍使用的估值技术，且已证明该技术能提供可靠的市场脱手价格估计时，应采用此类估值技术。当不存在市场参与者共同使用的估值技术时，企业应自行确定估值技术，但应与被计量项目普遍接受的经济定价方法相一致，并使用实际交易价格验证其有效性。
(2)建立公允价值计量的内部控制程序。估计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主观判断，而确保在合理一致的基础上展开判断与估计，有赖于企业制定一套与其金融活动相一致的计量政策与程序。在许多场合，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将依赖于企业对公允价值估计过程的严格遵循。以美国的经验为例，审计准则公告(SAS No.101)《公允价值计量与披露的审计》明确指出，企业管理层对财务报表中的公允价值计量与相关披露负责；管理层必须制定与公允价值计量有关的会计与报告程序，选择恰当的估值方法，识辨并充分支持其中的任何重要假设，并确保列报与相关披露和公认会计原则相符。
此外，Barlev & Haddad(2004)[3]的研究表明，企业不仅应建立对公允价值估计过程的内部控制程序，并且此类内控程序应有别于对传统的以交易为基础的控制。譬如，对历史成本基础的会计信息，应利用经济交易、相关文件与程序的证明资料来制定并维护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以成本与市价孰低或者公允价值计量为基础的会计信息，因较多地依赖于对未来的假定与预期，建立内部控制更为困难。因此，相对与传统交易基础模式相适应的较为统一的控制体系，对公允价值计量的控制或许应建立在各个被计量项目单独应用的基础上。
(3)充分发挥外部审计的作用。审计对从事任何衍生品交易的企业意义重大。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审计，目的是通过降低计量过程中的偏差，来加强公允价值信息的可靠性。有些情形，如资产负债表日特定股票的公允价值，审计可通过直接验证完成。但是，更多时候，当公允价值计量通过估值技术完成，直接的客观证据不可获得时，审计师除保持必要的审慎与专业怀疑态度外，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企业设立的内部控制程序。
(4)拓展披露。或许，没有一种计量能够传递被计量项目特定风险与报酬的全部信息，计量需要由相关的信息披露来补充。IASC已然意识到这一点，并在《财务报表的编报框架》中作了相应指引⑧。因此，公允价值计量下对披露的拓展，尤其是对公允价值估计过程中所使用的输入变量的披露，将有助于信息使用者对财务报表所传达的公允价值信息的可靠性作出评估。
注释：
①转引自常勋：《会计创新及国际协调》，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以世界主要金融机构的反馈意见为例，参与评论的41家银行、银行业协会以及金融市场相关监管组织中，34家机构采用“无论如何都反对”、“强烈反对”、“严重保留”、“完全拒绝”等强烈措辞反对全面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采取支持态度的仅为7家。而这些支持者事实上又带有明显的保留倾向，如“公允价值计量理论上是正确的”、“应首先采取披露而非计量的方式”、“不能低估尚未解决的诸多定义与实施问题”等。参见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Financial Instruments-Issues Relating to Banks(Comments on the JWGSS paper)，附件A，www.aba.com/aba/pdf/GR_tax_va6.PDF，Sep.2001。
③有趣的是，JWG似乎主动承认了公允价值计量在可靠性方面的不足。它明确指出，制定会计准则经常要求在相关性与可靠性之间进行权衡。在涉及金融工具的几乎所有情形中，JWG认为应给予相关性更多权重，公允价值估计即便有其局限，仍代表对成本基础计量的重大改进。参见JWG《准则草案与结论基础》之“结论基础”，para.1.20。
④这一领域的经验研究存在几个局限：(1)以美国的资本市场为基础，样本公司又集中于美国的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对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中其他部门(如制造企业)金融工具的使用与对外报告情况研究不足；(2)对公允价值缺乏统一界定，文献中fair value accounting、market value accounting、mark to market accounting等术语交叠应用。
⑤有学者认为，封闭式基金是检验公允价值相关性的最理想环境，因其几乎所有的资产与负债均以公允价值确认与计量。
⑥对于银行通过吸收活期存款而承担的负债(活期存款负债)，尚不存在公认的公允计价方法。活期存款的面值即为储户所能提取的金额，以此计价似乎合理，且实务中也如此操作。但是，这种计价基础忽略了核心存款无形资产(core deposit intangibles)的存在。因商誉、习惯、地理位置等优势，储户对特定银行的存款(假设USD100)可能会接受比市场利率(5%)低的存款利率(1%)。当银行向储户支付1%的利息，却以5%的利率将其贷出时，在USD100存在银行的期间，该活期存款负债的一部分将被每年能产生的USD4核心存款无形资产所抵销。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时，活期存款负债的面值中就应扣除该无形资产。但是，其中所引入的估计提款时间与贴现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参见William R.Scott著，陈汉文等译：《财务会计理论》(原书第3版)，p.127，机械工程出版社，2006年。
⑦利得交易(gains trading)，又称“拣樱桃”，一种被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用来管理报告收益的实务。当投资组合以成本或摊余成本计价，且至少有部分证券的价值上升时，企业可通过卖出价值已上升的证券来实现利得，但继续持有那些价值已下跌的证券而不需确认损失。参见William R.Scott著，陈汉文等译：《财务会计理论》(原书第3版)，p.127，机械工程出版社，2006年。
⑧譬如，IASC指出，对于相关但缺乏可靠性的信息(如由未决诉讼引起的可能的赔偿损失或赔偿收入)，表外披露相关金额及情况比表内确认更为适当；对于具有某一要素基本特征但不符合确认标准的项目，当关系到财务报表使用者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现金流量作出评估时，在附注、说明性材料或附表中披露相关信息是恰当的。分别参见《财务报表的编报框架》para.32；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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