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质量、外资进入与增长效应：一个跨国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资论文,效应论文,制度论文,经验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已有的学术文献，一般都把外资进入当作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肯定性变量，较少考察外资进入引起东道国经济增长绩效的细微差别。然而，外资在不同国家经济增长中的表现是大相径庭的。例如，东南亚地区的快速经济增长，就被普遍认为是得益于成功地吸引到大量外资，而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却又似乎很难从外资进入中获益。在经验研究方面，已有文献的结论也并不一致，既有研究得出外资进入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结论(Bengoa and Sanchez-Robles，2003)，也有研究并未发现外资具有这样的增长效应(Durham，2004)。为什么外资进入的效果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虽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到很多因素，但东道国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基本制度特征是不应被忽略的。本文把分析的焦点集中在东道国的制度因素上，去探讨制度质量对外资与增长的联系所产生的复杂影响。
制度是指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North，1990)。人的有限理性使其在经济交往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制度则通过限定行为的可选择集来提高经济交往行为的可预测性，从而减少不确定性。所有制约人的交往规则都可以称为制度，而这其中与产权、合同等有关的法律规则应该是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制度(Rodrick et al.，2004)。与有形物品一样，制度也存在着质量高低。高质量的制度，即完备的、具有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制度体系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的推动作用。显然，如果社会中存在着保证经济交往各方按照规则行事的充分执行力，交易费用就会大大降低，其直接结果就是交易规模的扩大以及更加专业化的分工，而分工深入对于经济增长的关键意义正是斯密(2005，中译本)在其巨著中所要揭示的。反之，对产权、合同不能够有效保护则无法减少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行为，这将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瓶颈。
以上关于制度的阐述已经为回答制度质量究竟怎样影响外资进入所引起的增长效应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但仍需做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与东道国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因为对当地环境不熟悉而要面对更高的不确定性，制度质量的差异直接决定着能否有效地控制、减少这些不确定因素。在较高质量的制度环境下，经济交往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行为结果的可预见性较高，这时外资愿意融入东道国经济体系。相反，在制度质量较低的环境中，由于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外资不愿也不能够与东道国企业建立密切的联系。在这种环境下，即便存在外商直接投资，也多是些两头在外的加工项目或者简单的能源开采项目。能否与当地经济体系建立密切联系是外资通过联系效应、溢出效应等渠道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的关键。因此，制度质量越高，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应该越显著。不过，这一论断只是制度分析的逻辑推演，我们暂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假说而提出，进一步则利用相关数据对其进行经验检验。
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查阅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文献，但发现系统研究制度质量对于外资与增长联系的影响的经验文献十分少见。与这一主题有些相关的文献，多是研究制度因素对于外资流入的决定作用。尽管高制度质量有利于外资流入的结论在不少研究中得到证实(Globerman and Shapiro，2002；Bénassy-Quéré et al.，2007)，但这并不能回答制度质量会对外资进入引致的增长效应产生怎样的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研究制度对贸易与增长联系的影响的文献近年来不断涌现(Dollar and Kraay，2003；Borrmann et al.，2006)，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与贸易等量的重要构成，针对制度质量约束下外资增长效应研究的缺乏则令人遗憾。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采用最新构建的反映制度质量的相关指标，以及大样本的跨国数据，对制度质量与外资、经济增长之联系的影响进行经验检验。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制度质量较低国家，制度质量的提高将会显著增强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制度质量进一步提高，外资的促进作用却出现了下降趋势。换言之，随着制度质量由低至高，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呈现倒“U”型关系。①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目的是依据事实并借助于对数据的分析，揭示出现实经济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一种较为典型的现象。
本文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制度质量的数量测度作简要说明；第三部分是方法和变量说明；第四部分是基于虚拟变量的IV方法的检验结果；第五部分是利用内生非线性门限回归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二 制度质量的测度：简要说明
制度分析的传统尽管可回溯至古典经济学，但长期以来对制度质量进行评价主要还是依据主观印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字描述。对制度质量的数量测度，则是近10年内才开始出现的。近年来在涉及制度因素的各类跨国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为Kaufmann等人(2007)构建的政治治理指标体系(governance indicator)(以下简称为Kaufmann指标)。自从1999年发表第一份研究报告“Governance Matters”以来，Kaufmann等人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肯定。Kaufmann等人的第一份报告只是以工作论文的形式在网络上传播，而目前世界银行在其官方网站上已经为Kaufmann等人的系列研究报告和相关指标数据开辟了专门区域。在对相关信息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综合处理之后，Kaufmann等构建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政治管理指标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六个子指标。
(1)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测量一国参与选举政府的自由程度，以及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程度；
(2)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测量政府被非制宪手段或暴力手段推翻的可能性；
(3)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测量公共服务的质量及其是否受到政治压力，测量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以及政府承诺执行这些政策的可信度；
(4)Regulatory Quality：测量政府制定及执行管制私人部门发展政策的能力；
(5)Rule of Law：测量社会居民对制度规则的信心和遵守程度，特别是确保合同执行的质量、司法体系的质量；
(6)Control of Corruption：测量公共权力被用于获取私人收益的程度。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与合同保护、产权相关的法律规则，因而从以上表述来看，Rule of Law显然与我们在这里所指出的制度含义最为符合，故最终采用Rule of Law指标来反映制度质量。当然，如果考察对象发生变化，如考察文化习俗或政治稳定等因素的影响，则需要选择相应的其他指标。关于包括Rule of Law在内的以上各指标的赋值，Kaufmann等人在综合了各方面信息基础上按照一定方法给出最初数值，然后对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因而各指标最终取值在-2.5和2.5之间，数值越高，表示相应方面的情况越优良。Kaufmann等人力图用不同的指标来反映各国政治治理体系的不同方面，但不难发现，这几个指标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关性。例如，完善的制度规则及执行力往往也会提高政府的可信度、社会稳定性等。因此，在制度研究中无论是采用哪一个指标，结果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除了Kaufmann等人构造的指标体系外，在制度分析中还有一些指标也被采用。例如，Dollar和Krray (2003)就曾经采用ICRG公布的指标来反映制度质量，以考察制度对于增长的影响。ICRG即“全球各国风险指导”，该指导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进行评估，由PRS集团提供。再如，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自1995年以来，每年会公布全球“腐败觉察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这一指数在一些研究中也被用于反映制度质量(Papyrakis and Gerlagh，2004)。应该说，这些指标都能够反映出制度因素的某个方面，而Kaufmann指标的优势在于具有更高的全面性和综合性。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全面性和综合性并不是指Kaufmann指标包含了多组指标，而是指其中每个指标的构建过程均具有全面性和综合性。以Rule of Law指标为例，Kaufmann等搜集了目前已有众多关于制度的评价指标，包括ICRG、CPI等，然后将每一指标中与制度规则相关的信息抽取出来，再根据一定的方法程序和计算公式进行综合，最终综合成一组被称为“制度规则”的指标。其他指标的构建也经过了类似的过程。由于具备全面性、综合性，这也是目前涉及制度分析的文献越来越多地选择Kaufmann指标的重要原因。另外，就指标容量而言，Kaufmann指标涉及到211个国家和地区，而ICRG指标、CPI指标只包含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显然，Kaufmann指标提供了更高的自由度。
三 研究方法与变量
本文基于跨国截面数据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尽管在经验分析中面板计量分析技术近年来不断发展，但我们认为，本文并不适合应用面板计量方法。本文采用Kaufmann等(2007)公布的Rule of Law指标来反映制度质量，而该指标数据是经过了标准化处理的(均值为0，标准差为1)，指标数据的意义更多地在于为同年度的样本进行相对比较提供参考，单纯就数值论指标的意义似乎并不大。因而，将不同年份的Rule of Law指标进行平均(这是面板计量方法需要做的)所得到数据的具体含义比较难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截面分析更为合适，这一点在Borrmann等(2006)的研究中已被注意到。单从计量分析的角度来看，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大样本跨国数据，能够确保较高的自由度，截面分析方法同样可以确保结论的准确性。
根据研究议题，本文涉及三个主要变量，分别反映经济增长水平、外资进入规模和制度质量。在这里，我们采用人均收入水平(GNI)来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该变量数据来自WDI数据库，取2005年的最新值。外资变量(FDI)由外资流入量(inflow)来表示，数据取自UNCTAD(2005)。与GNI不同的是，FDI取滞后一期值，即2004年数据。这一方面是考虑到从外资进入到真正运作存在一定时滞，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出现内生性的问题。制度质量变量(RL)来自Kaufmann等(2007)的Rule of Law指标。建立如下基准模型：
其中，ln表示对变量取自然对数，这样做是为了降低数据偏度，以使数据得到更好的拟合。
为独立同分布误差项。
为控制变量集合。依据Hall和Jones(1999)、Gallup等(1999)、Acemoglu等(2001)、Easterly和Levine(2002)等的研究思路，集合中主要引入了一些关于各经济体的地理以及社会结构的控制变量。(1)一国距离赤道的远近(Distance)，采用该国首都城市所处纬度的绝对值来表示。(2)是否为内陆国家的虚拟变量(Landlock)，如果一国为内陆国家，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该变量数据来自CIA数据库。(3)民族分化程度(Ethnofrac/Ethnological Fractionalization)，该变量反映一个国家在民族、语言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分化程度，取值在0和1之间，值越高，说明民族分化程度越严重。数据来自Alesina等(2003)。(4)人口规模(Pop)，数据来自WDI数据库。
我们对于与本研究相关的地理变量予以足够的重视，下文会专门做出分析。首先来看Distance变量。Gallup等(1999)的研究表明，低纬度地区炎热的气候，使其更易受到疟疾、热带病的袭击，从而引致较高的发病率、较低的生产率以及缓慢的经济增长。在这里，Distance实际上是个代理变量，它代表了所有与气候有关的、能够影响增长的因素。原始纬度数据在0至90度之间，而La Porta等(1999)将其调整为0至1之间的数值，值越高，说明纬度越高，本文也采用了La Porta的做法。
是否为内陆国家(Landlock)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显著影响。在一个海洋面积约占70％的星球上，海洋无疑是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通道。与临海国家相比，内陆国家参与国际经济交往的交易成本往往要更高，这显然会构成内陆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障碍。历史事实也表明，能否便利的利用海洋通道，往往造成各国经济增长绩效的显著差异。以中国为例，自闭国门、放弃海上通道的时期(如明末、清朝)，往往也是经济增长乏力乃至停滞(不是指总量水平)的时期，而充分利用海洋则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相伴(如改革开放以来)。
除了这些地理方面的因素外，一国与人口有关的社会结构也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Easterly和Levine(2002、2001)、Alesina等(2003)发现，民族分化程度显著地影响收入水平。这是因为，高度多元化极有可能导致民族摩擦、政治不稳定以及政权的频繁更迭，甚而民族冲突，并有可能因此彻底改变地区经济增长的轨迹。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历史原因复杂的非洲地区，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人口规模是影响经济增长又一因素，但它的作用方向却并不确定。人口规模扩大意味着市场规模扩张，这固然对经济增长有利，而马尔萨斯关于增长极限的论述，却至今仍然像幽灵一样游荡。即使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人口规模的扩张也意味着人均资本(无论是物质资本，或是人力资本)降低，并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两种不同的作用似乎又都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得到印证：从人类发展史角度看，人口规模增长确实伴随物质财富的增加，但从近现代以来跨国经验的比较来看，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人口规模急速扩张却是造成福利恶化的重要原因。在增长研究中引入人口因素是必要的，但它对增长的影响，却要进行具体分析。
我们在这里并没有采用近年来经济增长研究中惯用的Barro范式。在Barro等(1995、1996)的研究框架中，诸如资本积累、教育、基础设施等因素被认为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绩效、造成区域差距的重要因素，而这样的分析范式目前受到的质疑越来越多。在众多文献频繁引用这些因素的背后，Barro范式忽略了地区差距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诸如工业革命等现代因素及其所造成的资本积累的差异，事实上只是加剧而非导致了地区差距的形态。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所谓现代经济增长之前，以及没有资本、公共教育、基础设施等现代概念的遥远历史时期中，那又该如何解释地区差距的形成？地理因素的差异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而这也可以从历史事实的演进中得到佐证。
文贯中(2005)将地理对于增长的决定作用，用了一个更为学术化的词条来概括，称之为“地理禀赋”。应该说，地理因素从长期跨度来看，对于增长具有不容忽视的关键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近期涌现了不少试图借助地理差异视角来分析跨国增长绩效差异的文献，如Gallup等(1999)、Venables等(1999)。
模型(1)是基准模型，要考察不同制度质量下外资进入与经济增长联系的差异，还需要对基准模型做必要的扩展。具体地，我们参考Borrmann等(2006)的做法构建了制度虚拟变量RL Dummy，并将其与外资变量的线性交叉乘积项引入回归方程。扩展后的模型形式如下：
对如何构建RL Dummy变量进行必要的说明。首先将制度质量变量RL按数值大小从低到高排序。如前所述，这里的RL变量，其原始数据来自Kaufmann指标中的Rule of Law变量。如果是要考察制度质量最低的10％国家中外资与增长的关系，则制度虚拟变量RL Dummy对应于这些国家取值为1，其余取值为0。为了更加直观，我们将对应于这组国家的检验方程记为bot10。对相关数据进行截面分析得出结果后，综合考察
和β[，3]的回归结果，即可以揭示出外资进入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何种联系。进一步考察制度质量位于最低的10％至20％之间的国家，同样构建制度虚拟变量RL Dummy，对应于这些国家的样本，该虚拟变量取值为1，其余取值为0。类似地，我们可以将对应于这组国家的检验方程记为bot 1020。其余依此类推。在综合了所有截断面的分析结果后，即可以观察到对应于不同制度质量水平，外资进入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存在何种联系。
对于分析制度质量的影响，构建虚拟变量是个非常有效且简便的方法，但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如何选择门限值及截断面。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出制度的影响，我们在数据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划分出更多的截断面，具体而言，包括6个门限值，即10％、20％、30％、40％、50％、70％，由此划分出最低10％、10％至20％、20％至30％、30％至40％、40％至50％、50％至70％、70％至100％共7个截断面。为了使结论更具稳健性，我们利用由Hansen(2000)提出的非线性内生门限回归(threshold regression，TR)方法，做进一步的检验。
四 经验分析结果
首先采用OLS方法对基准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各国在经济、社会、政治、地理以及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数据中很有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基于此，本文中有关检验均对估计系数的标准差进行了调整，表1给出的均为异方差稳健(robust)标准差。从表I第(1)列可以看出，制度质量变量RL和外资变量FDI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两者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其余控制变量的符号也基本符合预期：高纬度地理环境更利于经济增长，非内陆国家在增长中具有更好的区位优势，较低的民族多元化程度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从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人口规模的符号为负，说明人口规模的扩张并不利于经济增长。
然而，以上检验中存在的问题是制度质量很有可能是个内生变量。高质量的制度可能会影响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反过来也可能影响制度质量的高低。一般而言，在较为富裕的国家中，出于财产保护的需要，居民对高质量制度有着更为强烈的偏好。这种内生性的存在，将会直接导致估计系数有偏，进而使分析结论无效。解决内生性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引入工具变量(Ⅳ)。依据Hall和Jones(1999)、Acemoglu 等(2001)、Dollar和Kraay(2003)的做法，这里引入一些反映历史特征的因素作为制度质量的工具变量，主要包括两类变量：一是反映法制体系之渊源(legal origin)的虚拟变量，包括English、German、French、Socialist、Scandinavia五个变量。如果一国的法律体系与英国法系密切相关，则English变量对应于该国取值为1，其余为0。其余变量依次对应于德国法系、法国法系、社会主义法系和北欧法系，取值方法相同。另一类变量反映一国中说英语人口或说某一门主要欧洲语言人口的比重，分别记为engfrac和eurfrac。以上变量反映的都是与一国历史上殖民传统有关的信息。Hall和Jones(1999)的研究表明，这些殖民历史仍然是一国当前制度环境和质量的主要决定因素。而这些变量所反映的事实，都是在历史中长期形成的，殖民历史的选择与当地经济的关系并不明显。因此，上述变量可以被用作制度的工具变量。
从表1第2列可以看出，使用IV方法估计的结果与OLS估计结果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绝对数值来看，除了RL系数要高于OLS的估计结果之外，其余变量系数的估计数值都要小于OLS估计结果。各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基本符合预期。第(1)列和第(2)列是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只是表明制度质量和外资进入都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但却不能反映出随制度质量高低的不同，外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对扩展模型(2)进行估计。
按照制度质量的高低对样本进行排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制度质量RL不再是Rule of Law的原始数据，而是第一阶段回归后Rule of Law的拟合值，即剔出了内生性因素之后的制度质量指标。首先考察制度质量最低的10％国家中，外资进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何种联系。构建制度虚拟变量RL Dummy，该变量对应于这些国家样本取值为1，其余取值为0。将该虚拟变量与外资变量的线性交叉乘积项引入基准模型，回归结果见表1第(3)列，即对应于bot10的那一列。不难发现，各变量系数的符号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Distance的系数为正，说明高纬度地区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区位优势。从世界的经济版图不难看出，发达国家以及发展速度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是位于纬度较高的温带、亚热带地区。Landlock的系数为负，说明内陆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自身区位的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除了来自交易成本的提高，更为糟糕的是，地理闭锁阻碍了知识的流动与溢出，在强调技术进步的增长逻辑框架中，后者的不利影响是深远的。Ethnofrac的系数为负，说明民族分化程度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Pop的系数为负，说明至少从跨国样本来看，人口规模在人均资本(物质和人力)降低方面的不利影响要大于作为市场潜力指标的积极意义。制度质量变量RL的系数为正，说明单独就制度质量本身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②
我们再来看外资变量。这里，FDI的系数估计值为0.109，而其与制度虚拟变量交叉乘积项的估计系数为-0.078。两者联系起来表明，对应于制度质量最低的10％国家，外资进入对于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等于0.031(即0.109-0.078=0.031)。换言之，外资流入规模1％的增加，将会带动这些国家人均收入水平0.03％的增长，这一影响并不算大。
接下来考察制度质量位于最低10％至20％国家的情况。将制度虚拟变量RL Dummy重新赋值，对应于这些国家，该变量取值为1，其余样本取值为0。将该制度虚拟变量与外资变量的线性交叉乘积项引入方程，估计结果见表1第(4)列。FDI的系数为0.110，交叉乘积项的系数为-0.036，对应于这些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对于外资的弹性约为0.074。进一步，我们设定了多个截断面，以考察随制度质量的变化外资与增长联系的演变，具体结果可见表1第(5)至(9)列。例如，第(8)列考察制度质量位于最低的50％至70％国家中，外资进入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联系。将各列分析结果综合即可以看出，从低至高，对应于7个不同截断面，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系数分别为0.031、0.074、0.115、0.167、0.048、0.110和0.119。
综合来看，随制度质量的不同，外资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甚为不同。在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外资的增长效应比较有限。以制度质量最低的10％国家为例，人均国民收入对外资进入规模的弹性仅为0.031。随着制度质量的改进，外资的积极作用愈发显著。例如，在第30％至40％的截断面上，外资进入规模1％的扩张，将导致收入0.167％的增长。不过，上述数据也揭示了一个似乎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结果，即制度质量在达到一定门限水平后，外资的增长效应并不会进一步强化，相反，却会出现逆转性下降。在第40％至50％截断面上，外资进入规模1％的扩张，仅导致收入0.048％的增长，尽管在随后的两个截断面上，收入对外资的弹性有所上升，但毫无疑问，外资增长效应的最高值出现在制度质量中等的国家。在对这一结论作进一步分析之前，有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上述结论是否只是为特定截断面设定的结果？虚拟变量方法是一种成熟的线性分析方法，但为了确定上述结论的稳健性，运用其他方法作进一步检验是必要的。
五 稳健性分析：基于内生门限回归的再检验
我们采用由Hansen(2000)提出的内生门限回归(threshold regression，TR)方法来判断随着制度质量的不同，外资与增长之间的联系是否存在机制转换。Hansen的TR方法同样需要构建虚拟变量。但在IV方法中，门限点的设定并没有固定的规则，为了尽可能反映出全貌，我们在前述分析中设定了较多的截断面。与之相比，TR方法的优势则在于通过非线性方法来内生地确定门限点，并应用bootstrap方法对门限值的统计显著性进行检验。具体而言，对于任意检验样本
，，
[n][，i=1]，其中为被解释变量，为p×1阶解释变量向量，为门限变量，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的一部分。门限变量的作用，是将样本划分为不同的组：
定义虚拟变量
(γ)=(≤γ)，其中(·)是指示函数，即对于≤γ，(·)=1，否则(·)=0。这样，上述方程组即可以用单方程表示：
然而，对(7)式进行统计检验将会遇到一个严重的障碍，即在零假设下
是无法识别的。Hansen (2000)发现，在参数不能识别的情况下，检验值的渐进分布要依赖于样本的矩，因而无法给出临界值表，但可以通过bootstrap方法构建出渐进有效的p值。Hansen(2000)提出的内生门限回归能够用于检验样本数据中的一个门限值，而要判断是否存在更多个门限值，可以将同样的方法对不同组别数据作进一步检验，以此类推，直至统计检验显示不存在门限效应。
针对本文，构建如下TR模型：
首先对全部样本进行检验，以确定是否存在门限效应，这里设置了393个网格搜寻点｛1.00％，1.25％，1.50％，…，98.5％，98.75％，99％｝，结果见表2第(1)列。可以看出，在RL=-0.015处出现机制转换(这里的RL同样是第一阶段回归后，剔出了内生因素的制度质量变量)，这样，样本数据被划分为两组。根据2000次bootstrap重复的结果，线性模型的零假设被拒绝，该检验值的p值等于0.03(事实上，bootstrap次数超过500次，检验结果就已经非常稳定)。我们将样本划分为两组，对各组样本数据分别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机制转换，以此类推。综合来看，经过多次应用TR方法，在所有的样本数据中，我们共发现了3个门限值，分别是-0.015、-0.500和-0.950，对应于每个门限值，bootstrap方法得出的p值均十分显著，即表明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这些门限值将样本共分为4个区间。
在应用网格法寻找门限值的同时，对应于每个区间，各变量系数的估计值也同时得出，具体见表3。控制变量的经验结果与此前的分析一致。
外资变量的结果与此前估计的结果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所反映出的趋势却甚为相似。对于制度质量最低的一组(RL≤-0.950的国家和地区)，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外资系数为-0.070。这个结果与此前的估计不同。但随着制度质量的提升，在下一个截断面上(-0.950 六 结论性评述 综合两种不同方法的经验研究结果，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总体上看，制度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发挥。那些制度质量最低的国家外资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最为微弱，甚至存在着负向作用的可能，而制度质量的改进将会极大强化外资的增长效应。 2.伴随制度质量的提升，外资与增长的联系并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即在制度质量达到较高水平之后制度改进的边际效用出现了递减，外资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转弱。即便如此，高制度质量国家从外资进入中的获益仍要高于制度质量最低的国家。需要指出的是，对制度质量进行准确的数字衡量是比较困难的，毕竟对于制度质量的理解也还存在着差异。因此，对于本文的结果，我们主张不要过分关注于数字本身，而是去观察数字所反映出的事实。 上述第2点结论值得我们做深入讨论，因为它多少出乎了我们的预期。如果单从制度分析的逻辑推演来看，制度质量越高，外资对增长促进作用应该越发显著，因为更高的执行力，对产权、合同具有更有效的保护，它会有效地降低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行为。这有利于外资融入东道国经济体系，从而促进后者经济增长。然而，经验结果并不完全支持这一推断。黄少安(2000)事实上已经提出过“同一轨迹上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后减”的假说。尽管本文研究对象与其不同，但结论却符合黄少安提出的这一假说。为什么出现“倒U”型关系？我们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制度分析中忽略了另一个因素——自生能力(林毅夫，2004)。必须认识到，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更完善的制度体系、更高的制度执行力同时也将会提高内资部门的“自生能力”，促进内资部门的经济发展。外资之所以能够对东道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原因在于它较内资部门拥有更为优质的资源，这种特定优势或者为资金充裕，或者为技术领先等。在制度质量并不很高的情况下，内资部门的“自生能力”较弱，外资保持着相对优势，只要制度允许它参与到东道国经济体系中，它的这些优势资源将会通过联系效应、带动效应、溢出效应等途径积极作用于东道国经济。而制度质量的提高将会提高东道国经济的“自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外资的相对优势逐渐弱化，与此同时，它可能还要面临来自内资部门的竞争，对增长的促进作用自然会被弱化。因此，从“自生能力”角度来看，结论2又并没有出乎预期。不过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分析是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而要对这种非线性关系进行更加缜密的证明，则需要构建模型，特别是基于自生能力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进行推演，这将是我们在本文后续研究中的重点。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非常直观的，即要想从外资进入中获得最大化收益，拥有相对完善的、能够对产权、合同进行有效保护的制度体系是一个基本的前提。然而，较高制度质量基础上的进一步改善，将会极大提升东道国经济的自生能力，进而使外资的促进作用变得有限。联系到各国的引资行为，对于那些制度质量相对居中的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力吸引外资最具必要性、合理性。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指出制度质量提升的重要意义，但仅仅从数据上并不能给出如何提升制度质量的清晰轨迹，而且我们也认为可能也根本不存在这样一条轨迹。针对不同国家的基本情况，如何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如何保证制度的执行力，这些都随国情差异而不同。关于这方面的探索，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试错过程，这要涉及到社会、文化乃至自然特征等方面的考虑。 注释： ①匿名审阅人提出这里可否使用“倒U”型术语值得商榷。事实上，我们只是借用了“倒U”型—词，其实质是反映随着制度质量的提高，外资进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先弱再强后弱”的关系。 ②我们在这里将地理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方程，以确定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那么，地理因素是否也会对制度构建产生影响？Acemoglu等(2001)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提出地理因素会影响欧洲殖民者的定居意愿，进而影响制度规则的选择与延续。尽管一些学者随后对此文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批评，而且就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殖民地)来看，也很难揭示出某种普适性的结论，但该文在研究地理对制度构建的影响方面无疑是一个有益尝试。讨论这个话题似乎已经超出了本文的主题，但地理作为一种“禀赋”对于制度乃至人类社会演进的影响，确实值得深入思考。 标签：虚拟变量论文; 相关性分析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对应分析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地理论文; rl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