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述评论文,六年论文,开幕式论文,九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工作，大体说来，是在周恩来逝世后这20年中一步一步开展起来的。总理在世时，他的功绩、智慧和人品，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在全世界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生前一直不允许宣扬他个人。当法国在他旅法时期居住过的地方立碑的时候，原总统德斯坦在讲话中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的，是一个生前从来不愿意为自己树立纪念碑的人。他在这一点上确实是了解周恩来的。我曾听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志讲过，粉碎“四人帮”后举办周恩来生平陈列展览时，他们找邓大姐要总理的遗物，邓大姐说，恩来同志生前常常讲，多少同志牺牲了，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来，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还要些什么呢？所以，邓大姐什么东西都不愿拿出来，后来中央作出决定后她才同意。那时龙飞虎写了《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这样一本很好的书，还受到总理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对周恩来生平和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项研究工作以现在这样的广度和深度展开，才成为可能。20年来，周恩来研究工作确实已经取得非常大的进展。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整理出版了大量周恩来的著作，包括他的讲演、电报、文稿等等。最早是由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周恩来选集》。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周恩来论文艺》、《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周恩来教育文选》、《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早期文集》、《周恩来政论集》等等。此外，近年来中央档案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等陆续公布了大量党史资料，如童小鹏主持出版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的历史资料丛书等，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也包括大量周恩来的文稿。与此同时，许多同周恩来有过直接交往和接触的人发表了大量回忆文章。以回忆周恩来为主题的文集和专著至少也已出版了二三十种。深入研究周恩来生平和思想，必须以大量的准确可靠的文献和资料作为它的基础和前提。这些文献资料的发表，为我们研究工作的蓬勃开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二、周恩来研究工作的水平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据参加这次会的郭思敏的文章统计，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出版的书籍有400多种，各大报刊发表文章有5000多篇， 这可能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统计，但数量已是相当可观了。从内容来看，既有综合性的考察，又有很多专题研究。拿专门著作来说，就有《周恩来传》（1898—1949）、《周恩来年谱》（1898—1949）、《风雨四十年》（一、二）、《开国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的卓越奉献》、《周恩来组建与管理政府实录》、《周恩来与治水》、《周恩来文艺思想研究》等等，还有外文翻译过来的著作，如韩素音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这些还只是举例而言。至于研究论文所涉及的方面就更广了，可以说从周恩来一生各个时期的历史，到他方方面面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几乎都有人作过研究，至少是多少接触到了。在当代中国如此众多的历史人物中，除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外，对他的研究成果大概是最丰富的了。
三、周恩来研究人员已经形成一个宏大的队伍，而且同其他研究队伍相比，有它独特的地方。有些研究队伍往往只是局限于专业工作者，而我们这个队伍却有着非常大的广泛性，既有专门从事周恩来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也有在各个实际部门工作的人员，还有许多不属于学术界、理论界的人员，他们往往出于对周恩来的尊敬和关心，也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关于周恩来的文献资料，写了不少研究文章。这种情况，是其他人物的研究中很少见到的。这些文章中，在进行冷静的、理性的分析的同时，常常还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对这一点是有争议的。有些同志认为在研究论文中不需要感情色彩，有了感情色彩就会削弱理性的分析。我想这个问题恐怕不能说得太绝对了。片面地以感情代替理性分析自然是不可取的，由于感情的影响而不能真正面对客观事实也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了很理智、很冷静的态度，研究了客观事物，在记述时自然地流露或表述出自己的感情，这也是正常的。去年，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当我们论述当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时，当我们谈到中国人民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奋起反抗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时，难道能够只是写出一些冷冰冰毫无感情的文章来吗？历史著作都是人写的，司马迁的《史记》里，处处流露出他的爱憎分明的感情；被西方称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在讲到希腊人在波希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雅典民主精神的时候，也同样充满了感情，写得有声有色，这些都是世界上不朽的史学精品。周恩来研究的著作和文章中带有这样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可贵的。真正能够留传后世的，往往正是这样的历史作品。至于那些只是堆砌了一大堆空泛的或夸张的形容词的作品，其实谈不上有多少能感染人的感情，自然是不值一提的。
除了以上三点以外，可以列举出来的成绩还很多：曾经举办很多学术讨论会，比如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时，中央文献研究室举办了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南开大学举办了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不久，外交部举办了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学术讨论会。当周恩来诞辰95周年的时候，中央文献研究室又分别同浙江、江苏两省省委合作举办了两次学术讨论会。此外的各种专题的讨论会还很多。从机构上来说，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等单位，都成立了周恩来研究的专门机构，如此等等。在短短20年中间，对周恩来的研究工作能达到这样一个规模，出现这些成果，是可喜的。
为什么周恩来研究工作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我们今天研究周恩来有什么重大意义？根本原因首先在周恩来本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他的高度智慧和高尚人品对后人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同时，还反映了深刻的现实需要。
我们今天正处在国家、民族大踏步前进和发展的重要关头。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跨世纪的宏伟蓝图，我们能不能无愧于自己的祖先，对得起子孙后代，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为了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要了解国情、了解我们的近现代史，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的过程，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把刚才提到的这几点分开来说。
第一，从事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而国情又是同历史传统分不开的。今天的中国是从昨天和前天的中国发展而来的。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的过去，要认识到现在存在的一切都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事物发展的结果。我们经常需要用历史来教育大家。我们常常讲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实行欧洲的多党制而要实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说这些都是历史地形成的，要讲清这些道理就必须从历史讲起。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问题如何解决？也必须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地对待并找出恰当地解决它的办法。所以，了解我国的近现代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不只是为了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要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周恩来实在很难完全分开。以周恩来的一生来说，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留法勤工俭学，在我党初创时期作出巨大贡献；回国后，从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开始，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南昌起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地下斗争、第四次反“围剿”、长征、西安事变、同国民党的五次谈判、重庆红岩村的斗争、转战陕北以及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一直到建国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化大革命”。在整整半个世纪中，他几乎一直处在时代漩涡的中心，并且给时代留下他个人的深深印记，这是十分罕见的。再拿周恩来担任的职务来讲，从1927年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直到1976年他去世，整整达半个世纪。在10亿人口的大国，又担任了26年的共和国总理，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正如有些西方人所说，这需要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智慧和精力才行。离开对周恩来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党史以及方方面面专门史（如外交史、经济史等）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难以说清楚。因此，对周恩来研究的深入，必将带来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了解的深入。
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长期的艰苦探索的过程。20世纪对我们的民族来说是一个特殊时期。翻开这个世纪历史的第一页，正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小平同志在西方七国对中国实行制裁的时候讲，作为中国人，一听到这件事，立刻联想到的就是八国联军，在七国中有6 个国家就是参加那次八国联军的。可见这件事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之深。从本世纪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一个是国家的走向繁荣富强。如果把20 世纪一分为二的话：前一半， 1900年到1949 年， 解决的就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 后一半， 1949年以后，主要是探索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无论前半段或后半段，走得都很艰难。毛泽东在1949年讲过，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但还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这句话的目的是要大家不要小看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4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又置身世界风云变幻之中的国家，要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确实比民主革命时期经历过的探索还要艰难。是不是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平以至第三代领导集体，这个探索过程就像是一场接力跑。接过棒来的人，总是以他前面的人所达到的地方为出发点，而又会远远地超过前人。历史不能割断。周恩来作为一位先驱者，和所有人一样，当然都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谁都无法否认，他是一个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具有精力充沛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具有能把各种不同思想的人凝聚到一起的个人魅力的人。这样一个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面对着许多至今还存在的问题，他是如何思考的？如何做的？他的成功还是失败，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古语说：事非经过不知难。这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比如这次入选的论文中有的讲到了农业问题，这是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时时都会遇到的极其重要的问题。政务院是1949 年10 月21日成立的，周恩来在新政府成立后只有两个月——12月22日到23日就在一次会议上讲到：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基础；没有工业的领导，农业也不能提高生产的水平。这实际上就是“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个指导方针的先河！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提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劳动力和购买力等等。在提出“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时，他把农业现代化摆在第一位，对农业现代化的内容也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包括实行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气化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始终抓紧农业生产，对人说：如果没有饭吃，还搞什么革命？他对极端重视农业这个基础的思想是一贯的，又是不断发展的。这值得我们常常玩味，也许可以收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这使我想起，1988年陈云给当时的中央负责人所讲的八点意见中讲到无农不稳的问题。李先念当时也讲了一句话：粮食问题，我们是吓怕了的！这就叫事非经过不知难。经过的人深深知道对粮食的问题是决不能掉以轻心的，没有那种经历的人也许就容易忘掉。
再如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是中央委托总理主持准备的。在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对知识和知识分子重要性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从一般理论上来认识，而且又从实际生活的角度来认识。他说：从建国开始，我们的每一项建设工作要前进，都面对着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在制订“一五”计划时，他更深切地感到哪一项工作都离不开知识和人才；知识分子会议召开时，正好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周恩来在国外亲眼看到，世界的科学技术正处在突飞猛进的时期，他更加感到知识分子的问题非常重要。总理整个思想自然是在毛泽东的思想笼罩之下的，但他在一些问题上，包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上确实又有自己的特点。他说：中国人多，是一个优点，但把优点发扬得过度了，也会变成弱点。我们在进行建设当中容易产生的偏向是什么呢？就是靠人多来办事。就会只求多，不求精，什么事情也是把人往上一推来解决问题。所以，他总是强调：不能光讲数量，还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他在知识分子会议以后，立即着手抓两件实实在在的大事，一件是制订12年的科学技术规划，把全国第一流的科学家集中起来，先后由陈老总和聂老总主持。实行这个规划所打下的基础，对后来的两弹一星、科技发展，都起到重大作用；另一件是改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后来，总理又抓了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提出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等一系列主张。
再如，在外交上，钱其琛曾把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归纳为八点，外交风格归纳为五点。他认为，贯穿在其中的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是我们今天要继续遵循和发扬的。这里就不再展开来讲了。
以上所说，只是举例。总起来看，这些都是总理留给我们的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不断挖掘，才有助于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建设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
第三，目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已经被提到更为突出的地位。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这是我们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又是保证物质文明建设顺利进行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什么？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怎样来培养和提高呢？首先要求共产党员应该做全民的表率，领导干部要做全党的表率。而周恩来正是这样的楷模。
讲到有理想，总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通过反复的推求比较，最后才认定的。一旦认定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艰难挫折，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一个人有没有理想，不在于他口头怎么说，而在于他是否真能为实现这个理想而献出自己的一切，是否能在任何风浪中从不动摇。
讲到有道德，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大家都记得，总理晚年总是在身上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徽章。在《不尽的思念》出版时，李先念所写的前言中说：我们常讲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同志就是我们的榜样。夏衍曾讲，“文革”后，他在中日友协工作，日本来了那么多人，不论是政界人士还是经济文化界人士，讲到总理来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而且有着一种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亲切动人的个人魅力。他的这种人格力量和内心世界，是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发扬光大的。
讲到有文化，无论是对古今中外，他的知识都非常丰富。他直接领导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工作，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的知识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天赋，主要的是来自他对国家、民族的那种高度责任感，正是在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下，长时期中对他接触到的方方面面事情都用了心，才积累起异常渊博的知识。这一点，同他接触过的人都有感受，连许多外国朋友讲起来也赞叹不已。
讲到有纪律，我们常说共产党人有铁的纪律，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不许别人做的自己首先不做。邓大姐所写的纪念总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所以，谈到培养四有新人，周恩来不正是现成的榜样吗？
从以上这些来讲，我们研究周恩来，不仅是为了缅怀他的功绩和人格，更重要的，是应该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作为我们行为的借鉴，不断从中挖掘遗产，吸收营养。
研究周恩来的生平和思想，应该怎样做呢？只有科学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研究。在讨论中，大家也许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总理是不是也有他的弱点和错误？这是一个用不着回避的问题。人都有弱点。而且一个人的优点和弱点，常常是联结在一起的。总理自己曾说：我的好学和好静，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延安整风时，他在重庆又讲过：母教的过份仁慈和礼让对他也有影响。这是符合实际的。薄老写道，总理问他，你跟刘（伯承）邓（小平）那么多年，你比较一下他们的工作特点。薄老还没有讲完，总理就说：刘伯承同志是举轻若重，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这两种你更喜欢哪一种？接着，他又说：对我来说，我更欣赏举重若轻，但我做不到，我只能做到举轻若重。当然，大家都清楚，总理是以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讲这个问题的。西安事变中，万隆会议上，总理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履险如夷，不也是举重若轻吗？但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至于失误，也和任何人一样，他自然是有的。既然是探索，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探索，怎么可能一切都做得成功而没有失误呢？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理也有过失误，这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小平同志就讲过，建国以来的错误不能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身上，我们也都有责任。这里，自然也包括周恩来在内。当然，现在谈这些，目的不是讲责任问题。值得深思的倒是：像他们这样一些杰出人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经过反复周密考虑的，为什么有的事情的结果跟自己原来的愿望并不完全一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是通过实践来增长智慧的。陈云讲过：特别要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毛泽东也说过：要是没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导下打了那么大的败仗，他也写不出《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这样的书来。我们是要共同探索前进中的问题，而不是要回避它。我们应该认真考察当时的环境、弄清当时面对问题难办的地方在哪里？受到了哪些条件的制约？总理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做的结果，哪些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哪些却和原来预期的不符？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为了评论前人，更多的是要从前人那里总结经验，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指导今天的实践。
附带说一点，李琦同志讲过，“研究周恩来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是很对的。有人说：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因为有时代的局限性，只有留给后人来写才好。当然，我们会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但后人也同样会有他们的时代局限性。客观地讲，只能说是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从我们方面来说，也许有的事情时间隔得久一些，会看得更清楚些，说起来也会更方便，这些都是应该承认的。但后人没有生活在这个时代里，他们看到的不过是前人留下的一些文字记载，只有凭这些东西来进行分析与判断。自由倒是很自由的，也没有什么顾忌，但往往又容易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主观随意性很大。大家知道，生活中越是大量普通不过的事情，大家都习以为常，反而不觉得需要把它详细地写下来。比如说，五六十年代甚至70年代的人都知道生活中的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票证，是和千家万户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但现在就很少见到一篇文章有人认真地讲到它，如此下去，就会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后人也就无法知道了。就是对文学上留下的东西，如何理解它，亲身经历过的人和没有经历过的人之间的区别也很大。法国有个哲学家柏格森，是一个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人的认识强调直觉。他的理论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他曾举过一个例子：给你100张巴黎凯旋门的照片，包括各种不同角度的、不同部分的， 你看了，还是不会懂得凯旋门，只有亲自到凯旋门下站一下，才会真正懂得凯旋门。可是，凯旋门还有可能去亲自看一下，而以往的历史是无法再去重新经历的。 后人凭留下的一点文字资料去研究周恩来就像只拿了100张照片来研究凯旋门一样。而我们研究周恩来， 就像既曾亲身在凯旋门下面站过，又有100张照片可供参考，这就是后人难以替代的优势。冯至先生曾看到两种别人给他写的传记，他的读后感是：“太隔膜了！太隔膜了！”这是当代人写的，尚且如此。要是后世人写的，自然会更隔膜了，只是冯至先生无从再发表他的读后感罢了。当然，我们研究周恩来也很难做到完全不隔膜，但还有像李琦同志那样在总理这座凯旋门旁站了8年之久的人，我们随时可以问他， 加上有些事我们还是从不同角度亲历过的，这是我们的优势。总之，我们不用骄傲，也不用自卑，我们同后人之间，各有自己的长短。至少也应该留下我们这代人的记载和研究成果，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周恩来的生平与思想的研究，无论是从其本身的价值来看，还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看，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离现在不到两年。 这是在全国范围内把深入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推向新的高潮的大好时机。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充分作好准备。
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作准备。 这可以说是一个调查研究的会，集思广益的会，检阅队伍的会。
要把周恩来研究工作深入一步，首先就要弄清我们现在究竟已经有了哪些成果？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仍存在不同看法？为什么会有不同看法？哪些还是空白？这些情况必须搞清，才能在百周年时，将研究水平和深度推进一步。而已有的几百种著作、几千篇文章，只靠少数人是绝对看不过来的。这次就采取分工合作的办法，请对某个问题有研究的同志把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系统地看一下，写成述评。合在一起，就可以有个全面的了解。此之谓“调查研究”。
“集思广益”就是请大家议一下，我们的研究怎样更深入一步？如何上一个新台阶？大家在论文中提出许多建议，比如不要就事论事，要把研究对象放在广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去考察，要作比较研究等等。希望大家在会上能够解放思想，多提意见，集思广益。
“检阅队伍”，不是说由谁来检阅，而是大家的自我检阅。这次来开会的人，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的老作者，一部分则是新朋友。与90周年的作者名单作一个比较，出现了许多年轻的新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全国性大型学术讨论会是一定要开的， 论文也必须经过选拔，在座的同志如果想参加这个会，那么请早动手。述评会开后，大家对目前研究状况就比较清楚，早些选定题目，还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是可以写出好文章来的。我在这里也可以说是对百周年的讨论会作一个初步的动员。
对本次述评会的开法，简单地提两点意见。
一、考虑到会议时间短，需要讨论的内容很多，希望大家尽量说短话，不必读自己的论文，最好集中讨论几个问题。
二、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内部讨论，可以充分地各抒己见，但也请大家掌握一下不同的意见，只要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弄清分歧的所在，就可以了。从来不可能在一次讨论会上对什么问题都作出共同的结论来，这只是开个头，许多结论只能在长期的研究和讨论中才能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