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道德——对经济学某些倾向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倾向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经济学是目前中国的显学，也就是说，看上去是最热门的学科。那么，经济学究竟是什么？十年前，经济学可能主要还是指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年来，经济学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今天，当我们说起经济学时，指的是西方经济学，或者用一个中性的说法：现代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人，大多数都不怀疑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中真正可以称之谓科学的。马克思曾经讲过，一门学科的科学性乃是取决于其应用数学的程度。应用数学的程度越高，科学性就越高。在社会科学中，像自然科学那样运用数学的学科，经济学是惟一的。据说，经济学运用数学的程度经超过了生物学与化学，而接近物理学。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对此，人们是深信不疑的。社会科学中惟一设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也只有经济学。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授奖仪式成了经济科学的庆典。
经济学是繁荣的，但是，信者不众。经济学是混乱的，因为它一直隐藏着危机。这种危机根植于人们对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盲目认同。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弥漫着一种“科学主义”的氛围，中青年经济学家中鲜有怀疑经济学的“科学性”的。不少人相信目前国内通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完全摆脱了阶级局限性和价值判断的陷阱，已经成为像物理学那样的纯科学。其中，一种比较为人所接受的观点就是：经济学已经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两年前，国内名噪一时的一位青年经济学家在一家颇受知识界欢迎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不道德的”经济学》的文章，直截了当地声明经济学不讲道德，试图把经济学与道德问题一刀两断。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反响和持久的兴趣，赞同者和反对者都有之。一些期刊也曾就类似的主题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直到现在，讨论经济学与道德问题的文章还在不断出现。
《“不道德”的经济学》一文可以说是经济学家反道德倾向的代表作。该文的基本观点，可以用作者自己的一段话清楚地加以概括：“本文开始指出了经济学分析‘离不开’道德规范；紧接着又指出这种离不开只是把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生的条件或约束，而经济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不是研究道德规范，其任务也不是道德说教；最后进一步指出，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或制度设计，不依赖于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宁可假定人们在道德水平极低的前提下进行工作，反倒更现实、也更‘保险’。从所有这些意义上，我们说，经济学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经济学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它不讲道德、也不该讲道德；经济学家不应该不务正业：‘狗拿耗子’地去做哲学家、伦理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牧师等等在职业领域内该去管的事情。”（注：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载《读书》1998年第6期。）
上述表白看上去是劝戒经济学家安于职守，不要侵入他人的学术领地，仔细品味，不难发现隐藏起来的今天许多经济学家都有的那种学术优越感。本人虽然不能自命为经济学家，但是也长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无论是立足于经济学的前提，还是以个人的其他知识为背景，我认为经济学与道德无关进而相信存在一种绝对中立的科学的经济学的观点颇有问题。
以下我分四个方面对有关问题进行评论：
第一、经济学究竟是否对一种价值观的好坏作出评价
按照经济学家普遍持有的观点，经济学不对一种价值观的好坏作出评价性的判断。关于这一点，我认为仅仅是生活在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济学家的幻想而已。连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极力推崇实证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经济学家也承认“经济学家不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无价值’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而且，同大多数理想一样，常常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推崇。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有时也许还会影响到他所得出的结论。”（注：M.弗里德曼：《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载《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经济学的“王中王”萨缪尔逊在它的风靡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也不得不承认，经济学家多半带着由利益、偏见、特殊的价值观等构成的有色眼镜观察世界（注：P.萨缪尔逊：《经济学》（第10版）第一章，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5页。）。应该说，无论是弗里德曼还是萨缪尔逊都是某些经济学教条的信奉者，但是他们还是认识到那种超越一切尘世的干扰的纯粹经济学研究即使不是乌托邦也是很难达到的一种状态，这正是他们明智的一面。相信存在一种不做价值判断的经济学，这一立论所暗含的前提就是存在一种超验的科学的经济学，而且只有一种经济学。它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没有历史局限性。纯科学的经济学以后是否会出现，我不能武断地否定，但这种经济学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今天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决不是超时空地“科学着的”，它浸透了市场社会的道德判断。稍加反思就不难发现，崇尚竞争，追求效率，主张个人选择等等观念或者说理念渗透到了西方经济学的每一个章节。这不是道德判断又是什么呢？只是这种道德判断深深隐藏在客观分析的外衣里面。
很多经济学家坚定地相信只要用了数学工具，经济学说明显地具备了客观科学的条件，任何对使用数学分析工具的经济学进行批评的人，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置于科学的对立面。拉起数学的大旗做虎皮，这是今天许多浅薄的经济学家们的惯用伎俩，似乎由于使用了数学公式，经济学就自然而然成为真理（注：约翰·布拉特：《经济学家是怎样滥用数学的》，载A.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162页。）。正因为此，今天的许多所谓的权威学术刊物对论文的要求是非数学分析，一概不发。国内一家最权威的经济学刊物在多年前就表明了必须使经济学科学化（数学化）的立场，该刊近几年来所发的几乎所有文章多多少少都有数学模型。而且很快如果读者不具备高等数学的功底将无法读懂这些论文。但是这些论文究竟提出了真问题没有？到底深入到经济现象的本质没有？到底给了读者以启迪没有？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毕竟不多。这种貌似科学的分析中，究竟又有多少科学的成分，毋宁说给了没有真知灼见的庸俗经济学数学提供了一个乐园。国外的经济学家中曾流传着一句话叫“数字不会说谎，但说谎者在使用数字”，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数字也在说谎。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和数字，无论何者说谎，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可想而知，两者都在说谎，就更不必提（注：事实上，社会科学真理成分的多少并不取决于使用数学公式的多少。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哈耶克、科斯等大师，有哪一个是在其作品中连篇累牍地使用数学模型的？几乎看不到一个数学公式！谁能够怀疑这些学者对经济学的贡献？今天，美国主流经济学权威杂志没有数学模型就不能通过编辑的形式审查，但迄今为止在上面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凯恩斯的《通论》，科斯的《企业的性质》等相媲美的文章绝无仅有。是大师们不懂数学？不是，马克思把解数学方程作为休息的最好方式，熊彼特是国际计量经济学会首任会长，凯恩斯出版过概率统计的专著，他们的数学修养决不逊于数学家。但是他们认为数学仍然难以说明经济现象的本质。）。新古典经济学即使使用了连篇累牍的数学分析，也无法掩盖其功利主义的道德观。今天经济学所做的一切，在基本道德判断上与上个世纪的戈森、杰文斯、门格尔、西奇威克、埃奇沃思等功利主义思想家的道德判断并无本质区别。基础未变，分析形式更加精致而已（注：彼德·怀尔斯：《意识形态、方法论与新古典经济学》，载A.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81页。）。
因此，经济学不做道德评价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没有功利主义道德观，就根本不可能有称之为经济学的东西。因此，所谓的经济学不谈道德，其实是要求经济学不要谈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不做非功利主义的评价。我怀疑，如果没有经济学家所假定的时刻在做功利主义价值判断的经济“主体”的存在，是否还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
第二、经济学是否研究道德形成的历史
很多人认为经济学不研究道德形成的历史，认为那是伦理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的问题。这一点也是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上说的。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明所谓道德观念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一种反映而已，道德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一系列光辉的经济学著作中一再表明的观点。诚然，经济学不会专门去研究道德及其起源，那的确是道德哲学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任务，但是说明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现象的本质也就必然为阐明道德现象的经济根源奠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也是一种道德哲学。如果说在本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经济学很少关注道德问题，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有意回避道德问题，或者把道德问题形式化，那么从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日起，道德问题就逐渐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包括制度变迁。所谓制度，从广义上说就是调节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规范，包括非正规制度安排和正规制度安排。其中非正规制度安排就包括道德规范、意识形态。不仅研究道德规范的状况对资源配置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就是研究作为非正规制度安排的道德规范如何形成和变迁。凡是接触过新制度经济学的人，对这一点大多有一定的印象。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逐渐开始摆脱单纯研究市场交易的藩篱，开始将研究的视野投向原来非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些问题。制度、意识形态、道德伦理等问题在近20年里被逐渐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著名的“囚犯的难题”是经济学家解释人们相互合作如何成功的尝试（注：干学平、黄春兴、易宪容著：《现代经济学入门》，第二篇“两人世界”，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262页。）；威廉姆逊在考察交易费用时引进了机会主义这一本来属于道德范畴的假定（注：O.威廉姆逊：《治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意义》，载菲吕博顿、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100页。）；大量文献关于“道德风险”的研究，……等等，这是经济学家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关于经济学不研究道德形成的断言，要么是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作经济学，要么就是否认新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新发展。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论著着力于分析道德形成的机制，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解释。可以说道德问题部分地已经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既然要研究道德问题，就不可能回避道德判断，就有一个关于什么样的选择是“好”的，什么样的行为是“次好”，什么样的决策是“劣”的判断。经济学还可能不讲“道德”吗？
第三、经济学是否研究如何改变道德规范
应该说，经济学并不直接地或主要地研究道德规范，但是它总是给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以巨大的影响，很难说这种影响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副产品”。举例来说，当年马尔萨斯从经济体系再生产的角度论证一个不生产的、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存在的必要性，从经济学上为剥削奠定了理论基础。一个多世纪以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成为“节俭”等道德规范的埋葬者，这种葬送旧道德的威力完全来自经济学理论分析本身。因此说经济学不研究如何改变道德规范，如果仅就经济学从来不标榜或不教导社会如何才能改变道德规范这一点而言具有部分正确性，但是经济学研究自然而然地改变着道德，它不需要在口头上标榜什么，就能够有效地实现改变社会道德规范的效果。难道不能说经济学从本质上是道德的吗？！今天我们不能重复某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动辄给经济学扣上为某某阶级辩护的帽子，但是经济学的道德倾向却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以效率为衡量合理性的标准，以金钱作为个人成功的尺度，否定非市场社会的一切价值，积极宣扬市场社会的价值观，漠视社会底层的命运，如此等等，都清楚不过地显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道德倾向。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的道德倾向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往往不断地被强化，并反馈给下一阶段的研究。
第四、道德相对于经济学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
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徒而言，道德对于经济学理论仅仅是而且是始终是外生的，是事先于经济活动外部决定了的。经济学只是在给定的道德约束下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我认为，道德对经济学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这一点既取决于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又取决于什么样的经济形态，不是单方面决定得了的。比如在市场经济中，利已主义的道德观就是一种可以得到市场激励的，可以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的道德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外部给定了市场以利已主义的价值观，而是市场本身创造了使利已主义价值观不断再生产出来的条件。因此，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来说，利已主义的道德观就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而在波拉尼、博尔丁（注：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第三章：“波拉尼的经济史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44页。另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关于波拉尼、博尔丁、经济人类学、馈赠等条目。）等所考察的馈赠经济体系中，利他主义道德观就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馈赠经济给予利他主义经济行为以持续的激励，使得它能够持之以恒。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持有利他主义道德观的经济主体在交换经济中是无法存活的，而利已主义者在市场社会则如鱼得水。因此经济活动和道德是相辅相存的。一个经济体系必然会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这种现象正说明了道德是内生于经济活动的，这一点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早已揭示的客观规律。作为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它的最高境界无非是在理论上再现具体。它的逻辑体系只是现实世界的运行逻辑的影像，道德内生于经济活动这种客观的事实决定了关于某种道德观或基于某种道德的行为假定内生于经济学的事实。如果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所有经济主体的选择不是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最优”、“完全竞争”等“道德”规则，而且经济学的演绎又是时刻在强化着这种选择标准的话，这个经济学体系如何可能存在。因此说经济学把道德作为外生变量和既定前提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所谓“不道德的”经济学，似乎包含了四重含义，一是经济学不研究道德问题，二是经济学不做道德判断，三是经济学研究活动本身是不讲道德规范的，四是经济学作了不道德的判断。以上四种理解中，我们已经证明了前面三种观点的错误，因此，除非是在第四种意义上解读不道德的经济学这个命题，否则我们就不能说经济学与道德无关。我想恐怕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是不会从第四种含义去定义不道德的经济学这个命题的。如果这种判断没有错，那么我想他们会更加倾向于在前三种含义上理解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而前三种含义恰好是错误的。因此认为存在不道德的经济学的所有论据都是不成立的。
把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唯一的科学的经济学，又把道德与“好”等同起来，结果得出了经济学不讲道德的结论。这大概是否认经济学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观点之所以产生的症结。且不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否就是一般经济学或经济学原理，即使新古典经济学也没有可能剔除掉道德因素。至于道德与“好”的等同则表明作者不是依据学术语言而是凭借常识语言作断言。道德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存在状况的而不仅仅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界定和判断。从理论上讲，一个人做了社会认定的坏事，不等于他没有道德观。同样，一门学科不做道德判断，也不等于它没有道德观，或没有道德。没有一门关于人的学科，能够回避道德问题。相反，我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道德的”。如果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经济学以不做道德的所谓严格的“实证性”来证明它的科学性，那么在下个世纪，这种基于“实证”分析的科学性将会使经济学远离科学而且更加不得人心。超越道德的经济学，严格地说不再是经济学，而是应用数学。
其实，承认经济学受到道德观的制约，承认经济学有观念的倾向性，这一点也不会影响它的科学性。科学总是有其赖以成为科学的条件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基于它的客观性，而价值观、利益观正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着普遍的事实。正确的态度不是回避更不是否认这些事实，而正是要对这种事实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这种研究也必须依靠怀有各种知识背景和利益诉求的学者来进行，观察的角度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个，结论也可以多样化。各门学科和各种观点需要敞开交流，所以华伦斯坦主张“开放社会科学”的倡议是正确有力的（注：华伦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不开放就不可能达到彼此的理解，也不可能达到从总体上把握想象的目的。承认经济学受道德的影响，是“道德”的，承认经济学与道德难以分割，这种态度要比坚持纯粹经济学这种科学上的乌托邦更可取。因为前者至少因坦诚而接近了真理或部分地发现了真理，而后者则几乎没有说出任何不是循环论证的东西，却由于连篇累牍的数学废话而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源。一个有水平、有良知的学者不仅不应该隐瞒每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利益观、道德观，相反有责任向学生和读者讲清这一点，以免使他们因一味的迷信而造成对理论的误读。应该避免把经济学搞成社会科学的神学。
顺便说一句，那位否认经济学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著名经济学家，却是一个数典忘祖的人，他的文章犯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常识性错误：断言亚当·斯密当年在写了《国富论》之后接着写作《道德情操论》乃是因为怕引起人们对其观点的误解，说什么“那时一定也有人攻击他‘不讲道德’，面对那时的‘舆论压力’，他也非得再写点什么来表明他的清白，表明他虽然推荐一种能使鸡鸣狗盗之徒相互合作的经济制度，本人却并不与鸡鸣狗盗之徒同流合污。”（注：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载《读书》1998年第6期，第55页。）事实恰恰相反，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时，他的《道德情操论》已经出版了17年，而且当《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时，《道德情操论》已经修订出了第四版（注：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关于斯密为社会舆论所迫撰写《道德情操论》的推想乃是彻头彻尾的臆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臆测竟出自一个受过良好经济思想史训练且受业于国内研究亚当·斯密著名学者的经济学博士之笔。作为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斯密最先是逻辑学教授，后来是道德哲学教授。我们不应该忘记，经济学最初乃是道德哲学的组成部分而已，它的全部思想都是孕育于道德哲学之中的。亚当·斯密的两部最伟大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在他的道德哲学讲稿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的自然延伸，而根本不是我们那位经济学博士所猜想的那样。斯密发现的最伟大的“经济学”真理——看不见的手，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秩序。因此，如果我们不是愚蠢到无视斯密对于经济学的贡献，如果我们不想否认纯粹经济学的全部理论都是对“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阐释，那么我们又怎么可以断言经济学不讲道德。连经济学的外行，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词典编纂家、亚当·斯密的同时代人也都明白“没有什么东西比商业更需要通过哲学来论证的了”的道理。在经济学的先贤祠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把经济学研究当作副业或在后期摆脱了经济学的狭隘观念的伟大的经济家（注：我们这里可以举出缪尔达尔、希克斯、斯拉法、哈耶克、布坎南、斯蒂格勒、科斯、博尔丁、阿马蒂亚·森等本世纪杰出经济学家思想历程作为例证。缪尔达尔和希克斯晚年对早期的经济学作品已经表示不满。），那些一生致力于研究，而且仅仅研究经济学的“职业经济学”家在这里反而很少觅见他们的身影。即使有，也会早晚又被证明是不配享有该种荣誉，终于还是被请了出去。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不应该引起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