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洛霍夫的小说诗学及其在俄罗斯当代文学中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俄罗斯论文,霍夫论文,当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肖洛霍夫是二十世纪俄罗斯伟大小说家。他的小说艺术何止影响了俄罗斯一代作家，甚至不仅俄罗斯的作家。但是关于小说创作的诗学问题，他本人没有系统的论述，而且很少论及，我们这里所论述的肖洛霍夫小说诗学，大多是根据他的小说作品所做的分析概括。
一
肖洛霍夫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蔚蓝色的原野》初版时有一篇作者自序，对所谓“银白色的羽毛草”的“芳香”和“没闻过火药味的作家”的“娓娓动听”的战争故事，发了一通议论。那是初出茅庐的肖洛霍夫对当时文坛上流行的虚假浪漫主义的一种揭露和讽刺，同时表明，他的小说是绝不以虚假的“芳香”去诱惑天真的读者的。这篇短序包含着文学创作的两个重要原则：文学要反映生活真实；反对虚假的表现生活，反对粉饰现实。几十年后，肖洛霍夫又进一步提出要用生活检验文学。那是1958年《文学与生活》报创刊，肖洛霍夫应邀为该报题辞：“报纸的名字就是它的活动纲领。请用生活检验文学”。这里，肖洛霍夫一再提出并一贯坚持的是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是毕生的创作中，他为贯彻文学的真实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蔚蓝色的原野》序言的确可以称作肖洛霍夫登上文坛的“美学宣言”。这也是他的小说诗学的首要之点。
小说有各种写法，可以写得奇幻空灵，也可以写得实在逼真；可以是作家的表意、抒情，也可以是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摹写。古今中外的小说如汗牛充栋，形式千变万化、风格多姿多彩，但基本上不外两大类：写实和表意。写实小说以人生世事为蓝本，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反映生活，而表意小说则以奇思异想、虚幻怪诞的形象来表现作家的主观意念，其形态大多是非现实的或超现实的。肖洛霍夫是属于前者的。肖洛霍夫坚持艺术真实要遵循生活真实的原则，即使微小的细节也不能疏忽。他告诫年轻作家：“作家在小事情上违背真实，便会引起读者的怀疑：读者会想，在大的问题上可能他也会撒谎”①。为坚持反映生活的真实，肖洛霍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静静的顿河》中为了按照生活的真实情形表现1919年的哥萨克暴动，肖洛霍夫曾受到“正统的拉普派分子们”的诬陷和攻击。他们攻击《静静的顿河》是一部“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敌对的作品”，诬蔑肖洛霍夫是“哥萨克富农和外国贵族的思想家”，几乎使小说的第三部无法出版。在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中，肖洛霍夫仍旧坚持反映生活真实的原则，写到了前苏联领导当局在卫国战争中的某些错误和阴暗面，在勃烈日涅夫当政时期、不准发表。肖洛霍夫一怒之下将手稿投进火炉。坚持写真实，肖洛霍夫是不惜牺牲一切的。
作家要在作品中反映生活真实，首先必须深刻了解生活，熟悉各行各业的人们。肖洛霍夫一向主张作家必须深入生活，作家应生活在他描写的人物中间，不断地熟悉他们。他本人身体力行，一生写顿河，一生没有离开顿河，最后在顿河土地上死去。肖洛霍夫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是在莫斯科，他写的是他在国内战争中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故事。当他开始构思《静静的顿河》时，感到单靠回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已远远不够了，必须生活在人物中间才行，于是毅然离开已经安了家的莫斯科，回到了顿河哥萨克中间，现实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他曾把这一点作为宝贵的经验介绍给青年作家：“我用不着去收集材料，因为材料就在手边。我不是收集而是拢成一堆。你在集体农庄里住上一个月，人物就会成群结队地向你走来……我们这里有不少没有题材的作家，他们没有什么可写的。小说家们……不知道写什么好，因为他们什么都不了解。他们住在莫斯科，整天看到的都是同样一些人……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误的，一个作家，如果他想写作和成长，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同生活素材固定在一起，多多少少要长期坚持，不要搞一个月的创作出差”②。
反映生活真实，反对粉饰现实，这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如何把生活的美变成艺术的美，把生活素材变成艺术形象和艺术作品，这是个复杂的创作方法问题。肖洛霍夫自称是“现实主义的信徒”，他信奉现实主义，特别是由高尔基等苏联作家首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生活真实的艺术，是艺术家站在列宁主义党性立场上所理解和认识的真实的艺术。如果说得更简单点，在我看来，积极帮助人们建设新世界的艺术，那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③。他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后，在颁奖大会上的演说中，引人注目地谈到他坚持现实主义至死不悔的态度。肖洛霍夫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态度是同他对生活的认识，同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以及他的艺术实践直接联系的。肖洛霍夫是从二十世纪初期俄国动荡不定的革命年代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时代，他亲身参加过十月革命时期在顿河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斗争，亲眼目睹了三十年代农村中全盘集体化时斗争富农的场面，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进程有着深邃的认识和深切的感觉。现实主义要求反映生活的真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只是照搬现实中的生活现象，而是要求作家对现实生活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这一点正是把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关键步骤，也是小说诗学的关键环节。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中，肖洛霍夫认识到，在历史的长河中，历史的前进总要伴随着不可避免的牺牲，有前进的成就，也有为前进而付出的代价，有欢乐也有哀伤。因此，肖洛霍夫在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概括时，史诗的恢宏中总是蕴含着悲剧的成分。这种艺术构思的史诗性和悲剧性是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的重要内容和特征，所以他的小说总是在史诗的恢宏中带着悲剧的忧伤，总体的乐观笔调中总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悲剧氛围。这不仅表现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家破人亡的人生悲剧和阿克西尼亚、纳塔利亚的不幸惨死，《被开垦的处女地》中达维多夫和纳古尔诺夫的牺牲以及无辜的哥萨克在集体化中所遭受的损害之中，而且也体现在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安德烈亲人牺牲及他在战争中和战后的遭遇里。历史的时代风云，个人的命运遭际，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肖洛霍夫的小说中所展现的，不仅是关系国家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宏伟画卷，而且也是顿河草原上哥萨克人家的悲欢离合的动人场面。这里既有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有个人感觉的纤细入微。这两个方面往往不能兼得，但肖洛霍夫却处理得恰到好处。即使在《一个人的遭遇》这样一个短篇小说的形式中，肖洛霍夫也能创造出史诗的广阔天地。作者将人和战争，战胜个人悲剧的勇气和意志，人的命运，道德的力量等许多人类共同的问题浓缩在安德烈、索科洛夫的遭遇里，使主人公经过生和死、爱和恨、幸福和绝望的种种考验，达到人类精神的高度升华，因而使短小的体裁形式产生出广阔的艺术效果。
肖洛霍夫说过：“对于作家来说，他本身首先需要的是把人的心灵的运动表达出来。我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身上就想表现出人的这种魅力……”④。从作家这段自白中我们可以看到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的精髓：通过揭示“人的心灵的运动”来表现“人的魅力”。塑造人物是小说艺术的核心。如果能把一个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充分而生动地展现出来，这个人物的性格，神态，他的作为人的那种魅力便也展示在读者面前了。纵观肖洛霍夫的成功之作，无不是以表现“人的心灵的运动”展示“人的魅力”而抓住读者的。象葛利高里等艺术形象不正是因为其“人的魅力”而进入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的吗？
肖洛霍夫写人物从来不遵循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公式，从来不用单一的色彩描绘人物，他总是按照人物在生活中的地位、表现、力求把握人物的思想、心理活动的线索，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发展的逻辑，来设计他的行动。比如《静静的顿河》中杜尼亚给葛利高里通风报信这个情节。杜尼亚是葛利高里的妹妹，在红军白军的两军对垒中，她倾向红军，而且敢于冲破家庭的阻挠，去爱贫穷的、曾在两军作战中处死她的哥哥彼得罗的共产党员珂晒沃依。尽管如此，她对葛利高里却怀着很深的兄妹之情，所以当肃反人员要来抓葛利高里时，她连夜前去报信，使葛利高里及时逃脱。作者没有脱离杜尼亚思想、心理活动的线索，违背她的性格发展逻辑，随意处置，比如为了突出她拥护苏维埃和红军而让她同哥哥划清界线，做出大义灭亲之类的举动。相反，她既爱珂晒沃依，也对葛利高里怀有骨肉之情。她去通风报信才符合她的思想，心理活动的逻辑，合情合理，使这个艺术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肖洛霍夫在创作中敢于面对现实，敢于直书生活的矛盾和冲突，总是力求以史诗的规模描绘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表现人们在心理上和世界观上的巨大变化，并且在展现社会的进步时从不忽略个人的牺牲。这些都是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的独到之处。
二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通过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再现人的生活世态。作家在编织情节、刻画人物、描绘氛围的过程中显示出其艺术才华和创作个性。肖洛霍夫的小说艺术是承前启后，兼容并蓄的。他既学习、继承俄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十九世纪文学中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小说大师的艺术成就，也借鉴世界文学中各伟大作家的艺术手法，丰富他的小说艺术。通过一个或几个家庭的变迁来反映社会生活，这是十九世纪小说家普遍采用的结构手法。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司汤达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小说大师都以这样的结构方式写出了传世杰作。肖洛霍夫在构思《静静的顿河》时以麦列霍夫等几个哥萨克家庭在十月革命后社会大动荡中的变迁来表现“革命中的哥萨克”这一主题，明显地使人感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小说的整体艺术构思上，而且也表现在具体的人物刻划上。葛利高里第一次上前线，在战斗中刀劈奥地利少年后，下马看看死者。肖洛霍夫对主人公有一段心理描写。“葛利高里看了看他的脸。他觉得这张脸很小，虽然留着下垂的小胡子，还有那受尽折磨的（不知是由于疼痛，还是由于过去不幸的生活)歪扭、严峻的嘴，然而看起来几乎是一张小孩子的脸庞。”葛利高里心情沉重，“就象肩上压着不能胜任的重负似的；憎恶、惶惑在折磨他的心灵。”研究家们历来都很重视这个情节，将它看作展示葛利高里性格特征的重要环节。这个情节很容易使人想起《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对初上战场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的描写。罗斯托夫在驰马狂奔中砍倒一个法国军官，“罗斯托夫勒住马，用目光察看他的敌人，看看他战胜的是什么人。那个法国龙骑兵军官……吓得眯逢着眼睛……带着恐怖的表情从下往上望看罗斯托夫。……罗斯托夫同别人一起往回走，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使他心中发闷。俘虏这个军官和劈他一刀，引起他一种无法究明原因的模糊的混乱的感觉”。类似的情节，类似的心理活动，都说明年轻的肖洛霍夫在创作过程中的确受到前辈大师的启示。如果把《顿河故事》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做一番对比研究，更会发现两位作者的小说诗学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剑拨弩张的情节，人物大都有原型，饱含激情的叙述语调，作品内含论战成分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初学写作的年轻作家向古典文学学习，借鉴的轨迹。肖洛霍夫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他对托尔斯泰的崇敬、爱戴，谈到托尔斯泰的艺术对他的启示：“实在说来，我们在各方面都应该感谢这位老人。直到今天他仍在美化生活。如果没有这个名字，真不知道文学、俄国文学会怎样呢”⑤。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作家不仅从生活中提取创作素材，而且往往在生活经验中锤炼艺术手法。《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有一个情节，车把式阿尔尚诺夫对达维多夫谈起对人的看法。阿尔尚诺夫说：“……譬如说有一株樱桃树，上面长着许多粗粗细细的枝条。我把一条树枝砍下来做鞭子柄——樱桃树枝做鞭子柄可坚固呐——这条树枝原来也是很古怪的：又有细枝，又有叶子，样子又美，可是我把这条树枝刨光，它就变成这样了……”阿尔尚诺夫从坐垫下抽出鞭子，给达维多夫看那根表皮干瘪的褐色樱桃木鞭柄……“你瞧！什么也不像了！人也是这样：人没有什么怪癖，就象这鞭子柄一样光溜溜的，单调得很。瞧那个纳古尔诺夫在学习什么外国语——这是怪癖；克拉姆斯科夫老大爷二十年来一直在收集各种火柴盒子——这是怪癖；你跟路希卡·纳古尔诺娃鬼混——这也是怪癖；一个酒鬼在大街上走着，跌跌跄跄背擦着篱笆——这也是怪癖。主席、我的好人儿，要是你把一个人的怪癖通通去掉，那他就会变得光溜溜的，非常单调，就跟这鞭子柄一样”。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人的一种观察、评价，但是也可以理解为肖洛霍夫刻划人物的一种美学原则。人各有个性，或者说性格特点，或者如小说中阿尔尚诺夫所说，各有其“怪癖”，正是这些带有“怪癖”的人集合在一起才构成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如果没有这些“怪癖”千人一面，“光溜溜的”如同鞭杆子一样，便“非常单调”了。肖洛霍夫塑造人物的这种美学原则是从生活观察、对人的认识中提炼出来的。因此说作家对生活、对人观察了解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如此，现实生活还能启发作者的艺术构思。我们从《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的艺术结构中仿佛看出作者亲身经历的痕迹。肖洛霍夫当年曾亲身参加过组织集体农庄的运动。当达维多夫进入格列米亚其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开展工作时，一切都是陌生的。但是通过一个一个的“事件”，对村里的人的性情、特点、包括“怪癖”，都熟悉起来。《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艺术结构不同于《静静的顿河》，它不是通过一个或几个家庭的故事来展开情节，而是围绕组织集体农庄活动的“事件”来展开情节。有人称这类小说为“事件小说”。比如小说中“驱逐富农”的情节，这是一个大“事件”，以它为中心展示了各方面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思想性格特点。纳古尔诺夫、拉兹苗特诺夫虽然都是本村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在事件中的表现却全然不一样。贫农狗鱼大爷和金口代米德，乃至那些被驱逐的富农，都在“事件”中显示出各自的个性特点。小说就是在一系列的“事件”中写出了人物关系、内心活动、态度立场，个性特点等。这种写法中国读者是很熟悉的。比如《红楼梦》中就有这样的写法。“宝玉挨打”是个重要“事件”，通过个“事件”写出了方方面面人物的立场、态度和表现，不仅揭示出人物之间的亲疏厚薄的相互关系，而且展现出众多人物的个性特征。《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写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而《红楼梦》译成俄文则是五十年代的事，不存在肖洛霍夫接受曹雪芹影响的问题。生活在不同国度，相隔数百年的两个作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同样的艺术结构手法，这一现象说明，生活的确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作家不仅从生活中吸取创作素作，而且从生活中提炼艺术手法，就肖洛霍夫而言，从生活经验中提炼艺术技巧，这是他小说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因为如此，肖洛霍夫才一再强调作家必须深入生活。
前苏联的一位研究者曾指出，肖洛霍夫在描写战争方面曾受到法国作家昂利·巴比塞的影响⑥。巴比塞的战争小说《火线》曾受到列宁的称赞。列宁说他的小说“非常有力地、天才地、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完全无知的、完全受各种观念和偏见支配的普通居民、普通群众、恰恰因受战争的影响而转变为一个革命者……”⑦。巴比塞描写战争的态度和立场显然对初学写作的肖洛霍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共同语言》(1927)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线两侧的俄国和奥地利士兵在前线举行联欢的故事。两国的士兵都是普通的工农，他们都反对战争。从而找到了“共同语言”。小说中反战的激情和回忆对比的写法显然有巴比塞小说诗学的影响。一个作家的成长，除了生活的锤炼，本民族文学传统的熏陶，也必然要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有位研究者指出：“法国作家（指巴比塞）对肖洛霍夫描写战争的某些原则可能产生影响的问题，评论界还没有人提到，但是已经收集到的事实证明，这样的问题是有存在的权利的”，“……阐明‘肖洛霍夫和巴比塞’这一命题有助于全面地理解这位苏联小说家描写战争的原则，有助于确定肖洛霍夫的美学谱系不只是通向托尔斯泰、高尔基及本民族文学大家的传统的”⑧。
肖洛霍夫的小说诗学既来自生活，又借鉴前人，它是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的。
三
前苏联有的肖洛霍夫研究家认为，肖洛霍夫的创作对苏联文学，苏联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罗万象的，其程度之深广，甚至可以把苏联文学存在的几十年称之为“肖洛霍夫时代”。这显然过分地突出了肖洛霍夫个人的作用，但肖洛霍夫小说诗学在俄罗斯现代文学中已经形成某种传统，对现代作家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则是确定无疑的。
有的研究者把肖洛霍夫文学创作的个性特点概括为十个方面：1、重视世界艺术的优良传统；2、借鉴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伟大作家的创作经验；3、广泛吸收民间文学的营养；4、倾听人民大众的心声；5、追求对现实的史诗概括；6、以紧张的内在悲剧性来理解理实；7、歌颂新生活建设者的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8、悲剧性和喜剧性的结合；9、对大自然的频繁描写；10、独一无二的俄罗斯民族语言。这十个方面的确是全面的，但是其中并非全是肖洛霍夫的创作特点，有些应看作是苏联文学的共同特点。在苏联文学中真正构成所谓肖洛霍夫传统、并对各辈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的，是否可以概括为下列几点：
一、认识现实的悲剧意识和对现实的史诗概括；
二、坚持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大胆揭露生活的矛盾和冲突；
三、塑造生动的俄罗斯人民性格；
四、深刻细腻的心理分析；
五、情景交融的自然描绘；
上述几个方面在苏联作家的创作中可以清楚地显示出它们影响的轨迹。
首先看在苏联文学创作中占重要地位的农村小说。以奥维奇金为代表的一批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作家，敢于正视现实，大胆揭露农村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在五十年代小说创作中形成一股锐利的文风，对苏联当代文学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多罗什的《农村日记》，特罗叶波利斯基的《一个农艺师的札记抄》，田德里亚科夫的《死结》，沃罗宁的《木戈比》等都是反映农村真实生活的作品，它们大胆揭露生活矛盾的无畏精神，同肖洛霍夫坚持写真实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
从阿勃拉莫夫的创作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肖洛霍夫传统对农村小说的影响。阿勃拉莫夫以俄罗斯北方一个偏僻的小村佩卡希诺为中心描绘出俄罗斯农村生活的巨幅画卷《普里雅斯林一家》三部曲（后又改为《兄弟姐妹》四部曲）。阿勃拉莫夫严格地遵循生活的真实，在《普里雅斯林一家》中真实地再现战时和战后苏联农村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冲突，显示出他对肖洛霍夫描写现实的态度的继承性。《普里雅斯林一家》艺术构思中对现实的史诗观照，主人公性格的悲剧色彩，对人物多方面的、准确的心理刻划，都显示着肖洛霍夫传统的作用。有位研究者指出，在集体化时期所表现出的人民群众的心理变化在战争时期表现得尤为鲜明，“阿勃拉莫夫以新的历史材料继承和发扬了肖洛霍夫描写人民的传统”⑨。
舒克申是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家。当他走上文坛时是以肖洛霍夫为师的。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柳巴文一家》无论主题还是艺术特点都显示着《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响，如力求广阔地把握农民主题，展示农村生活的复杂性和尖锐冲突。更重要的是他把集体化写成是俄罗斯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道路，这一立场同肖洛霍夫是完全一致的。
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军事题材小说自战后以来一直在苏联文学中占主导地位。四年卫国战争写了四十余年，可谓长盛不衰。这里肖洛霍夫的影响更为突出和明显。五十年代中期，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开创了卫国战争题材小说的新阶段。这时一大批亲身经历过战争的青年走上文坛，被称为“前线一代”作家。他们同肖洛霍夫二十年代讽刺的那些“没闻过火药味”的作家完全不同，他们以亲身经历和体验为素材，“用全部放大了的细节描绘战士的面部表情”（邦达列夫语），用逼真的细节描绘战场上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情景，表现士兵和下级军官在战壕中面对坦克冲锋时的心情，形成一股写“战壕真实”的浪潮。肖洛霍夫不仅开风气之先，而且以他的艺术传统培育了整整一代作家。
以史诗的规模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小说作品则更突出地显示出肖洛霍夫传统的影响。仅以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三部曲为例。西蒙诺夫自称是“军事作家”，他写的不论小说、特写，还是诗歌、戏剧，大多是和军事题材有关的。西蒙诺夫说，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兵临城下的危难时刻，有两部书最使他激动。第一部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12年俄国人战胜拿破仑的历史给正在保卫莫斯科的苏联人以巨大鼓舞。第二部便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部书里没有直接类似的事件，但书中情节的悲剧性和人物性格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使这一部悲剧作品成为描述人民力量、描述百折不挠的坚毅精神，描述面对苦难和死亡无所畏惧的一部书”⑩。西蒙诺夫曾坐在军车上读着《静静的顿河》开赴前线。当他战后开始构思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时，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的传统无形之中便发生了作用，战争期间西蒙诺夫作为记者走遍各条战线，积累了大量素材，仅笔记就有几十本之多。他本想以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为基础来结构这部小说，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对现实作史诗规模概括的艺术追击，总在提示他，更宽广些，更丰富些、更深刻些，于是他感到“仅依据个人的材料”“叙述象1941年这样宏伟的悲壮事件毕竟太贫乏了”。“若想较为舒展地描述1941年秋季和冬季莫斯科近郊的事件，我个人的回忆和日记显然就不够用了”(11)。于是他又广泛地收集材料，从《生者与死者》三部曲宏伟的艺术结构，宽广的历史视野，把事件的时代特点和人物的个性特点相互交融的写法，主人公的悲剧结局等等方面看，无不显示出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的影响。
苏联军事题材小说继承和发扬肖洛霍夫小说的史诗传统，如写重大主题，重大历史事件，写人民的命运，追求规模宏大的艺术结构，曾一度形成“全景文学”的浪潮。到七十－八十年代，战争主题又往往和其他内容相结合，构成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如邦达列夫的《岸》，阿纳尼耶夫的《没有战争的年代》等。
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的影响，更多，更普遍地表现在揭示“人的心灵的运动”，表现“人的魅力”，塑造人的物性格，亦即描绘俄罗斯民族性格的艺术上。这里仅举拉斯普京的创作为例，可略见一斑。
拉斯普京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说，“我喜欢的作家很多。……当然，首推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我们大家都在向他学习”。拉斯普京善于多方面地刻划人物性格，尤其善于描绘女性形象及其内心世界。《活着，可要记住》中的纳斯焦娜，《最后期限》中的安娜以及《告别马焦拉村》中的达丽娅都是有丰富内心世界的女性形象。拉斯普京往往通过道德冲突、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艰难曲折的生活道路来展示人物性格。象以人生哲理蕴含于形象之中，以自然烘托人物感情来描绘人的心理这些肖洛霍夫常用的艺术手法，也都为拉斯普京创造性地借鉴和采用了。纳斯焦娜这个普通的俄罗斯农村妇女身上体现着劳动妇女的全部美德；勤劳朴实，极富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她爱自己的丈夫，但丈夫成了逃兵，罪责难逃。她为丈夫生还而欣慰，但面对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孤儿寡妇又感到羞愧和内疚。拉斯普京细腻而深入地揭示了女主人公激烈的内心冲突和痛苦，塑造了一个俄罗斯当代文学中少见的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当人们问拉斯普京是如何刻划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时，他回答说：“我只不过是不善于用一种黑的颜色或者红的颜色来描写自己的人物，不善于把这个人写成白的，把那个人写成黑的。我认为，不可能只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活生生的人”(12)。这正是肖洛霍夫小说诗学的传统，也是十九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
注释：
① 转引自《俄罗斯苏联文学史》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700页。
② 《同顿河罗斯托夫青年作者会见时的谈话》(1934)，载《现实主义的活力》莫斯科《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③ 《在俄联邦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1965)。同上书，第95页。
④ 转引自孙美玲编《肖洛霍夫研究》，第470页。
⑤《同〈消息报〉记者的谈话》(1978)载《现实主义的活力》，第134页。
⑥⑧别开金：《请用生活检验文学——论肖洛霍夫的几点美学原则》载论文集《苏联作家创作观》，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1981年第64-65页。
⑦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5页。
⑨ 纳列津科：《阿勃拉莫夫创作中的肖洛霍夫传统》，载论文集《当代伟大艺术家》，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9页。
⑩ 西蒙诺夫：《肖洛霍夫》，载文集《今与昔》，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76年第275页。
(11)(12) 《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45-248页、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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