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写作的精神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精神论文,女性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候人兮猗!”(盼望着、等待着情人啊!)这句被闻一多称为“音乐的萌芽”①(注：转 引自《中国女性诗歌粹编》，班友书编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9月初版。)的原始 之声，出自大禹之妻涂山女之手，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原始情歌，也是第一位女作者 的诗作。十分有趣的是，这首极其“原始”而“完整”的古代女性诗歌，却非常前卫而 寓言性地泄露了当代女性写作的一种本质：对精神空间的探求意识和探求度。
相对于男性的精神空间而言，女性的精神空间，在涂山女和中国古代才女手中，表现 得比较狭隘，几乎全是儿女私情的流露，这无疑和历史上妇女地位、生活圈子的局限有 关，只有少数人例外，如蔡文姬、李清照、徐君宝妻、商景兰等，在女性“未嫁从父， 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的封建身份束缚下，她们没有一味沉溺于个人 的闺阁吟唱，而是把视野投射于家国流民之伤痛中——她们的精神境界比较超拔，诗词 的气韵自然也就不让须眉。等到清代女作家陈端生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在民间意 义上创造了一个女才子孟丽君的佳话后，20世纪的月份牌对中国女性来说就产生了非同 寻常的影响，其间历史的面孔有重演的地方，有断裂的地方，但是女性写作的先锋们仍 然寻找到了一些希望暗生的前途，尽管这里面有丁玲在政治和个人感觉之间的冲突，有 萧红在大我和小我之间的彷徨，有林徽因在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取舍，有张爱玲在传统和 现代之间的张望，她们的精神领域，却已经在人性、社会、时代乃至思想文化方面都标 上了相当重要的记号。
当代女性写作从张洁和遇罗锦的坎坷困境中奔逃出来后，目睹的自由比从前多，目睹 的诱惑也比从前多，对于精神内涵的理解并没有在每个人那里构成清醒的认识，和以往 非常不同的是，她们不用再去等待什么人、什么情感或者这些情感组建的背景，而是敢 于以消解的姿态和勇气去破坏既定空间，达到从男性庞大而笼统的叙事结构(这种叙事 结构由于过分庞大，甚至常常隐含着虚假)中彻底私奔的目的，对日常细节的追逐使她 们的表述更具体，更微妙，更个人，也更真实，她们逐渐自觉地内在化了被庞大叙事轻 视的一切：气味，呼吸，色彩，内心的疼痛，身体的神秘变化，质感的肌肤之亲，每一 段不可漠视的生命甬道，无法抓住又确实存在的自由的风……这一切正在真实着她们的 生活和感觉，丁玲萧红式的悖论已经与她们无关，她们经历了以残雪为代表的“梦魇写 作”，以王安忆为代表的“生活超验写作”，以方方为代表的“超性别写作”，以陈染 、林白为代表的“身体写作”、“房间写作”，以徐坤为代表的“话语写作”，却突然 杀出一粉拳“新新人类宝贝”性味十足的“身体摇滚写作”，不说技巧上的长短，也放 弃道德感的追究，当代女性写作之所以会走出这一步，精神空间的重构实在是无法回避 的问题。
谈到这里，就不得不引入有关女性尤其是写作女性的一个事实：在一段具体的现实生 活中，女性个体也许比较明白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但是一旦进入历史中，女性的身份是 什么?女性有身份(性别的，社会的，文化的)吗?这些问题就变得非常可疑了，在写作者 那里自然也就始终保持着疑虑(如林白的《玻璃虫》)，因此连法国文化背景中的杜拉斯 也略带凄凉地说：“男人无法忍受一个写作的女人。对男人而言，那有些残酷。对所有 男人都很困难。但罗贝尔·A则是例外。”②(注：《写作》，(法)杜拉斯著，曹德明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初版第6页。)
错觉还是产生了：女人为了让男人“忍受”并且喜欢，不得不经常向“女为悦己者容 ”的方向靠拢，在一批女性主义者殚精竭虑地排除男权话语围追堵截境况的同时，另一 批中国当代的“宝贝们”却主动迎上去向男人献媚讨好，甚至在别人嘲讽她“你对媒体 上称你为‘美女作家’怎么看?”时，大言不惭地说：“这得感谢我父母。”事实上这 个“美女作家”身高不及1米6，满脸雀斑，用于小说封面和内页的照片全是影楼炮制出 来的，认识她的人都奇怪地问：这是她吗?
写作其实与容貌无关，但对于女人来说，似乎天生有关，至少可以这么说，没有杜拉 斯的容貌，就没有杜拉斯著名的自传体小说《情人》。在《情人》开篇，杜拉斯用了不 少文字描述自己的容貌，但她描述的方式与众不同：“我已经上了年纪，有一天，在一 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对我说：“我 始终认识您。大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诉您，依我看来，你现在比年 轻的时候更漂亮，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使我喜欢。’ ”③(注：《情人》，(法)杜拉斯著，林瑞新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第1页 。)通过这段精彩的开场白，杜拉斯引出的是灵魂，而不是自恋；是艺术，而不是哗众 取宠。在文学师承上号称迷恋亨利·米勒、杜拉斯、普鲁斯特、张爱玲的“宝贝们”连 杜拉斯的皮毛都没有学到，更何况她们的容貌根本不及杜拉斯的二分之一，她们在并不 漂亮的容貌上做虚饰写作的文章，这本身就是愚蠢的行动，因为容貌常常是进入女性写 作的重大误区，这个误区在于：如果一个女作家长得不漂亮，人们会说女作家都长得丑 ；如果一个女作家长得漂亮，人们会说她漂亮得不像女作家。而归根结底，女作家和男 作家一样，都必须回到作品上用作品的质量说话，这在某种意义上的确使女作家的写作 显得更加残酷，“宝贝们”急于用不成器的容貌表白写作的做法只会让刚刚起飞的写作 在获得短暂消费快感的同时急速坠落。
这样的“身体摇滚写作”无疑是患了裸露癖的写作，“精神和性欲在这个领域里结成 了牢固的同盟，它们的法律是含混。恶魔般的性欲的占身就是自我的占身，它被甜蜜的 女性幻影所包围，‘如苦涩的大地不是避风港’，自行其乐吧。而被占身的精神的毫无 爱意和自我满足的比喻，即笑话，也没有什么不同。二者都没有达到目标，自负的女人 不过是玩笑的言辞。腐烂取代了繁殖，刺耳的尖叫取代了窃窃私语。而现在，她们闪烁 着最楚楚动人的微妙色彩：在机敏的应答中淫欲得以独立，而在自我满足中，获得独立 的是笑话。”④(注：《本雅明文选》，(德)瓦尔特·本雅明著，陈永国、马海良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初版第216页。)这段本雅明议论卡尔·克劳斯的话，虽 然阐释的是克劳斯对“法律”领域的发现，却惊人地吻合了“身体摇滚写作”领域的形 态和性质，在“宝贝们”的“身体摇滚写作”中，大量性欲的能指表面上宣告了现代、 另类的姿态，实际上却将性欲等同于精神，等同于自我，获得的只能是精神和性欲的双 重失败，即“二者都没有达到目标”，反而向男性和世俗表现出了迎合，沦为一场耻辱 和“笑话”，正如评论家孟繁华所说，“这不是用‘道德化’的思路在批判，我想说的 是，女性文学如果仅仅在‘女性’层面上有所作为，那么它的未来可能就会远不是那么 令人感到鼓舞的。”⑤(注：《女性文学与“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的讨论》，孟繁华 等，见《中国女性文化》2000年第1期。)
“宝贝们”的出现是9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当代女性写作一个具有象 征意义的符号，可以提供解析的信息很多，有人注意到了，表示值得探究：她们为什么 不在陈染、林白之前出现?包括社会上一个相关的现象，那就是很多妓女绝不是“逼良 为娼”，而是自愿的。女性解放的意义由此轰然瓦解，从西方20世纪60年代争女权，争 人权，到今天戴锦华说的“搞女性文学的人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中产阶级的气味”，女性 的社会身份在广大意义上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变，女权只是少数女性的女权，在另外一 个程度上还变成了男性抵制的借口：我们对你们挺好的，你们已经够有地位了，你们还 要我们怎么样?我们男人活得都已经不像男人了。
所以女性解放闹了这么多年，始终跳不出最初的那些怪圈：性别之争，话语之争，主 义之争，文化情境之争。争来争去，争出一批宝贝们来，这种整个时代文化氛围中女性 文学出现的变异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当代女性写作的精神空间一直在忙于解构，解构话 语，解构主义，解构性别的理解，却始终没有在建构精神空间上做出有益的探索，或者 说，这种建构，还一直停留在伍尔夫提出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的阶段，用俚语说，就 是有点惹不起总躲得起的味道。而一旦要和男性空间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正常对话，许多 储备就远远不够，这种储备包括正常的心态、自我精神的拓展、女性价值体系的确立、 理论的成熟、集体意识的清醒等等，一旦缺少这些，女性和女性写作的命运就会原地踏 步或走两步退五步，这也是我们见到即使在西方如波伏娃这样非常智慧的女人面对智慧 的男人萨特同样也会陷入无奈的原因。对于当代女性写作来说，直接的表演就是从虚无 的精神空间强烈反弹到身体，所以王朔说：“祝棉棉身体好。”有个好身体的基础，是 70年代女作家的经验资本，但是精神呢，却被她们流放了。
要说她们的精神意识，也不是完全没有，其中有轻松得过分的反叛，和一些文人的意 淫相比，她们倒还有天真的无耻，没有病态的文人气和暖昧的东西，将“阁楼上的疯女 人”那种内心的疯狂也散发得更彻底，这些还真不能说全都是错的。
账有时候还得到她们的“老姐姐们”那儿去算。别的不说，以最近评论界比较关注的 林白的《玻璃虫》、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以及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王安忆的《长 恨歌》(甚至包括方方新出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来看，都无一例外地用“回忆” 的情结、历史纵向式的笔法来记录想象的声音，对20世纪80年代文化激情的回望(《玻 璃虫》)，对重庆长江南岸饥饿时期的自我发现纪实(《饥饿的女儿》)，对千娇百媚的 旧上海流逝的指向(《长恨歌》)，乃至于干脆用“年谱”的方式爬梳从前，这种群体特 征除了她们想做史诗的雄心外，个中深意是相当令人玩味的，至少可以析解出三种信息 码，第一：她们对最“现在进行时”的生活缺少“现场感”。第二：她们的精神空间抗 拒今天的生活形态，但是她们又找不到更好的精神探求来进行补充，所以她们就只好在 “回忆”和“过去”中寻找寄托。第三：她们的精神空间可能落伍了，也可能极有品位 ，但是小说中流露出来的强烈的“过去”情结，至少说明她们已进入停滞状态。
我们还可以再看看其他女作家的现状：陈染的《声声断断》和《不可言说》欲言又止 、吞吞吐吐，无话可说之后就玩到文体实验那一块去了；池莉总是想在纯文学和通俗小 说当中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她的读者号召力的确很大，她的位置却并没有找准，以至 于陷入被批评家抓住把柄称为“小市民名作家”的尴尬境地；而残雪的小说则基本上维 持原有格局，近年来，她在解读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等作家的文字上极有深度和魅力，而 那个写小说的残雪却很少出现，即使出现也没什么长进和突变。这一方面说明残雪有独 特的理解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残雪的原创力正在退化。但是不管怎么说，残雪最起码还 在深刻地读书，深刻地做读书札记，而某些女作家，她们不读书就敢乱发议论，例如有 个女作家谈鲁迅：“他的小说很少，文学成就有限，但我没有好好研究过，不敢妄谈。 ”言语间自相矛盾，逻辑混乱——“不敢妄谈”，却已经妄谈了。
一些装帧精美、内容苍白、毫无思想的长篇从红极一时的女作家手中产生，她们的写 作生命力似乎普遍缺乏底气，当代女性写作在90年代数量上蔚为大观的同时，也在90年 代后期整体质量上不断滑坡，惟有王安忆保持着上升的趋势，但她对现实的突入也是有 所欠缺的。
这些“老姐姐们”尚且如此，叫那些“小妹妹们”怎么办呢?她们既没有“过去”可供 回忆，也没有“老姐姐们”的精神接力棒传过来，可还得写下去活下去，语言技巧上的 才能是自个儿苦炼加悟性的事，精神意识上那就只好自己“宝贝”自己了，获取的结果 是哗众取宠，根源还是在于毫无遮拦的自恋，谁难道一生下来就有“过去”吗?谁规定 我得照你们那样活?新新人类的现代狂又不幸碰上后天断奶，可怜哪。
男性写作的情况不太一样，积淀本来就厚实，生活的自由度又大，需要解构的空间虽 然挺多，但是对性别没有妨碍，他们不需要向谁讨好，也不存在重构的问题，或者说， 即使重构，也还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建立。而对于女性来说，就很不一样了，解构的痛快 淋漓并不是她们的根本，建构的需要才是问题的实质，尽管这是一个解构的时代，恰如 迦达默尔询问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话：解构解构，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建构呢?德里达 回答：建构是历史的事。德里达的回答和批评家们多次强调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已经不 再是建构理论主义体系的时候了，这个时代只能贡献一两个语词一两个观点，大叙述的 可能被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彻底击毁了，理论如此，创作同样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再想去对大叙述做某种固执的呼唤的确已经染上了可笑的乌托邦色彩 ，但这并不意味着建构的行动和建构的时代永远不再出现，思想的存在是人性的希望， 也是建构的基础，思想使女性写作对世界的精神认识成为可能，毕竟，这个世界对她们 来说更大程度上是“他者”的世界，而非“他/她者”的世界，怎样走出“自己的屋子 ”进入广阔的天空，争取生活的自由度诚然重要，开采自己的精神空间，让它大些大些 再大些，恐怕才是源泉所在。这样的例子，在当代女性写作中也不是没有，但它们更多 地存在于批评和随笔中，如戴锦华的文学批评写作、何清涟的经济批评写作、李银河的 社会批评写作、崔卫平的思想随笔写作等等，都包含着从事物的表象切入实质，从而提 升文化内涵的深刻思考，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在日益精彩的女性精神空间 。而智慧和思考是这个精神空间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