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推进：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工业发展论文,成本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工业发展条件的历史性转变
未来5-15年，不仅是日历时间上的世纪之交，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实现阶段性变迁的“世纪之交”。在这一关键时期，经济态势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机制将实现艰难的转换，国民经济的兴衰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完成这世纪之交的脱胎换骨式的变迁。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但也会有一些有利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开发度较低的时期，往往不同程度地存在低价格要素优势，即可以获得成本价格较低的生产要素，使工业产品保持相当显著的价格竞争力。因此，只要形成一定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刺激生产的经济机制，就可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实现持续性的经济繁荣和工业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低价格优势是“上帝”赐给发展中国家的一份经济起飞的“礼物”，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渡过艰难的工业发展的幼稚时期。
建国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充分利用了低价格要素优势就是主要原因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相对价格体系的基本状况是：农业、原材料、能源等基础产业产品的价格明显偏低，劳动者工资水平十分低下，而且，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加强和维持这种有利于工业发展的价格体系，使一般加工制造企业可以保持较低的物质成本和人力成本，获得有保证的盈利。因此，只要增加产量就能增加收入，靠高速的数量扩张，不仅能实现产业兴建和市场占有，而且能实现较高的资金积累，推动工业化进程。
我国利用低价格要素优势推进工业增长最成功的时期是80年代。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增加产量不仅意味着国家增加收入，而且，企业和个人也能增加收入，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工业企业的增产积极性。“只要增加产量就能增加收入”这一经济机制在80年代最充分地发挥了作用，使这一时期成为建国以来最令人难忘的经济繁荣时期。
问题是低价格要素优势是与较低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联系的。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将逐步提高。80年代，我国的国民收入提高较快，同时，各种生产要素价格也大幅度上升。不仅农产品和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资金大幅度提高，而且，资金供给由无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企业利息成本增加，这造成企业的生产成本逐年上升。面对成本推进的冲击，大多数企业首先主要考虑的是提高产品销售价格。国家不得不顺应企业提价的要求，放松价格管制：或者进行“调价”，或者干脆“放价”。这样，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负担通过产品价格的上涨转嫁给了买者。由于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面临成本推进的冲击，所以，经过各种产品一轮又一轮的竞相提价，必然是物价总水平的大幅度上升。但是，转嫁成本最终有个限度，就是消费者的承受能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发生了建国以来首次大面积、持续性的工业品市场销售疲软现象，这表明工业企业转嫁成本推进负担已开始遇到市场需求的阻碍。
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欢呼经济发展成就的时候，不要忘记经济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低成本优势即将成为过去。从现在直到下个世纪初，我国的工业将面临比80年代更强劲的成本推进冲击：随着自然资源开发强度的不断提高，原材料、能源价格将上涨；工业高速增长导致经济密度的大幅度提高，将使工业生产的环境成本提高，环境成本的“内部化”（即工业企业必须为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或破坏支付费用）将使工业企业的环境治理成本大大增加；尤其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我国的工资水平将不可避免地向国际水平接近，我国工业企业将承受越来越强烈的工资成本推进的压力。
在成本推进的同时，市场需求对工业增长的约束将更为明显。我国有一些工业品，原先的价格就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扩大，这些产品将遇到外国产品越来越强的竞争；另一些产品，原先的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有较强的价格竞争优势，但越来越多的这类产品的价格还在难以扼制的攀升，逐步向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靠拢，渐渐失去低价格的优势。总之，从我国工业经济的整体态势看，依靠低成本优势的时代正在接近尾声，一个新的时期即将到来。
二、实现成本控制方式的转变
面对成本推进的压力，政府和企业可以有不同的策略选择。过去，我们采取的主要策略是：企业要么提高产品售价；要么不断向政府“诉苦”，说明成本推进如何难以消化，要求政府予以关照；要不然就只好停产无利甚至亏损的产品。政府则或者采取措施压制要素价格，帮助企业控制成本；或者给企业以种种优惠，包括提供补贴，以解决企业的“实际困难”。这种方式也许在短期内可以有一些效果，但在长期看是没有出路的，而且，其负面作用很大。国际经验表明，克服成本推进压力，不能主要靠国家给予企业更多的“照顾”和优惠政策；也不能主要靠管制工业投入品价格和劳动者的工资；而只能靠强化市场竞争，使企业在竞争中提高自身素质，全力以赴提高效率，消化成本推进压力。
70年代，西方国家也曾遇到过严峻的成本推进挑战，即石油价格猛涨。1960年为每桶1.3美元，1975年为每桶10.7美元，1981年涨到每桶32.5美元。在“石油危机”中，成本推进极为强烈，投资效益下降，生产停滞，价格却大幅度上升，国家干预政策显得十分笨拙，难有回天之力。西方经济陷入“滞涨”困境。7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各国实行了强化市场竞争的政策，一方面，减轻企业税赋，另一方面，减少对企业的“照顾”，使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迫使企业面对市场，提高效率，自求生路。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企业进行适应性调整，改进技术，更新产品，千方百计降低能耗，消化成本推进的压力，而不能适应的企业则大批破产倒闭。强制性地实现了工业结构的调整。结果，每10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所消耗的石油桶数，美国从1973年的5.11桶下降到1980年的4.36桶，英国从1972年的3.12桶下降到1980年的2.12桶。到80年代末，西方国家基本上渡过了“石油危机”。西方国家的情况虽然与我国不尽相同，便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其中最重要的是：克服成本推进压力的最有效方法是充分依靠企业的努力。
目前，我国工业经济的资源消耗程度很高，浪费现象严重。主要耗能产品的能耗，我国比国外先进水平高出30-90%：产生1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我国的能耗是法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巴西的3.82倍，印度的1.64倍。钢材的综合成材率，日本为91.3%(1984)，我国仅为80%；工业发达国家钢材利用率大多在80%以上，我国仅为65%。由于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为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这就使我国工业面对更为严重的困境：要素价格的上涨未能通过要素──产出比的改善来抵消，因而表现为难以扼制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其实，比照国际水平，无论是物质资源还是人力资源，我国在消化成本推进因素上，并没有技术上的障碍。而且，在现阶段，我国大多数资源的价格（特别是劳动力工资）还低于国际水平，一定程度的低价格优势仍然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成本控制方式的转变，把蕴藏在企业中的潜力发挥出来。
三、优化成本──效益比
由于我国工业经济发展已开始进入成本推进阶段，大部分工业投入资源的单位价格的上升是不可回避的历史性趋势。同时，由于我国经济所具有的一系列特点，通货膨胀的扼制十分困难。再加上随着我国扩大经济开放，保护政策的作用领域将越来越小。所以，我国几乎所有的工业企业都面临着三重的成本推进压力：一是工业投入资源的实际成本（实际价格）提高；二是投入品的名义成本即市场名义价格提高；三是保护政策的取消所造成的工业投入品的相对价格的提高。面对着三重压力，企业必须大大提高效率，降低消耗，更新产品，改变要素配置结构，以更高的经济合理性，开拓潜在的国内和国际市场，实现成本──效益关系的优化，才能适应严峻的形势和国际竞争环境。
目前，把我国工业放在世界市场中来看，其竞争力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依靠较低廉的价格，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依靠一定程度的政策保护。尽管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两个因素还将存在，但是，其作用正在不断减弱。一些在前些年还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现在正面临成本──效益关系恶化的威胁，造船业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如果从国内市场看，即使是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工业产品，也由于其成本价格与城乡居民收入相比仍然偏高，所以，难以进一步扩大市场，从而陷入“生产能力过剩”的窘境。家用电器行业和纺织、服装行业就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人们常常似是而非地议论某些工业行业的产品已经“市场饱和”、“供过于求”。其实，对于我国这样一个12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潜在的市场容量几乎是无限的。“市场饱和”、“供过于求”只是对一定的价格水平而言才有意义，在中国这一巨大规模的市场条件下，所谓“市场饱和”或“供过于求”，几乎都可以直接理解为“价格过高”。
近年来，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我国许多工业品市场被“洋货”占领。国产工业品的市场份额大幅度下降。这里所说的“洋货”包括进口货、三资企业产品和挂着外国名牌商标的“Made in China”产品，它们的价格一般都高于国货，但往往比国货更旺销。这表明。“洋货”实现了优于国货的成本──效益比，因而打入了中国市场，占领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
这可以证明，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中国工业发展并不存在市场容量有限的障碍，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潜在市场，而且，国民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国民收入的增长不断扩大着工业品市场的容量。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实现成本──效益关系的优化，否则，再大的市场容量也无补于我国工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四、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
控制成本，优化成本──效益关系，必须实行一系列经济政策的调整，将我国工业增长从以低价格资源的大量投入和低附加价值产品的数量扩张为特征的传统模式，转向以稀缺资源的节约和深度利用以及高附加价值产出为特征的新模式。政策调整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市效利用，而不是主要依靠对资源价格实行管制。
实现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对资源价格的控制力已越来越弱，而且，在市场机制日益增强的条件下，价格管制几乎总是导致价格“双轨制”。过去，对工业投入品和产出品实行“双轨制”，现在，绝大多数工业投入品和产出品都实现了价格并轨。但是，政府至今还（也许是不得不）管制着两种工业投入资源的价格，一种是资金价格，即利息率；另一种是劳动价格，即工资。结果必然是导致利息和工资的“双轨制”：政府可以控制的资金供求领域，实行畸低的官订和率；政府控制不住的资金供求领域，实行畸高的市场利率。同样，政府可以控制的部门或收入方式，实行偏低的工资、收入标准；政府控制不住的部门或收入方式，则实行偏高的工资、收入标准。
尽管在现阶段，在相当范围内实行利率管制和工资管制有其客观现由，也许近期还不得不维持这种政策，但是，这种政策的必然后果是资源配置和利用的低效率。在我国，目前，最大的资源浪费正是资金和人才。资金利用效率低下的突出表现是资金利税率的逐年下降。1986年，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为20.43%，80年代末下降到不足17%，1993年进一步下降到10.33%，比1986年降低了差不多一半。其中，国有企业的情况更加严重，80年代，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还略高于非国有企业，到90年代，反而是低于非国有企业，1986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为20.65%，1989年下降到17.18%，1993年进一步下降到9.68%，比1986年降低了一半还多（见下表）。人才利用效率低下更是一个突出问题。我国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个科技大国，但是，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却十分缓慢，科技人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远未能得以实现。
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的变化单位：%
19861989 1991 1993
全部工业企业20.4316.7911.8810.33
国有工业企业20.6517.1811.81 9.68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所以我国未来经济政策的重点，必须是刺激各工业部门，尤其是工业制造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为此，要逐步使各种资源（包括资金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供求实行经济化原则，即以效率最大化作为资源配置的准则。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价格应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潜在的生产力。
为了实现工业成本──效益关系的优化，政策调整固然重要，但在我国的现实中，体制的改革更为重要。因为，成本──效益关系归根结底是由企业行为决定的，而企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制。
企业成本分为两种：一种是实际成本，即企业为获得一定的产出所发生的实际消耗；另一种是帐面成本，即企业财务报表所反映的成本费用，包括各种非必需的费用开支和隐蔽的利润分配或消费。一般来说，企业倾向于减少实际成本，而扩大帐面成本，这是由一般的企业财务制度和国家税收制度所决定的。减少实际成本和扩大帐面成本的结果都可以增加企业可支配的经济剩余。不过，各国的企业制度都对企业扩大帐面成本的企图有所扼制，最强的扼制力量是所有者的要求。因为，扩大帐面成本虽然可以减少税赋，但所有者权益也会减少。所以政府和所有者不会允许企业经营者任意扩大帐面成本。总之，成本控制是有利益背景的，有效的体制应将利益关系调整得能对企业形成控制实际成本和帐面成本的尽可能大的压力。
但是，我国目前的企业制度却远未能达到这样的要求。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者不仅具有扩大帐面成本的强烈倾向，而且，并未有缩小实际成本的现实压力。这就使得我国许多工业企业的成本控制效果很差。所以，必须通过体制改革扭转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况。对企业控制成本形成更为有效的压力，才能保证整个工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