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思想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思想论文,张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概况
张君劢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在实际政治领域表现活跃，如发起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与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担任其主要领导职务；又一生以实现宪政为鹄的，亲自拟订宪法，被人称为“宪法之父”。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他也表现非凡。他于哲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且自成体系；对中西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亦有精湛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被列名于“现代新儒家”。这一切，使他即使与梁启超、胡适、梁漱溟等一批思想大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但是在大陆学界，人们对于张君励的研究却并不热心。很长一段时期里，张君励只是以一个“玄学鬼”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当中，而张氏展现于其他许多方面的思想主张及其活动，人们就不得而知了。这一状况进入80年代以后有了一些改变。但这时人们是伴随着“文化热”和“儒学热”的兴起而认识张君劢的，因而对于张，人们至多只是把他看成现代新儒家的一方重镇，至于其他方面，如果说有一些研究的话，那也仅仅在探讨其新儒家思想时才附带提及。既然如此，关于张君励思想的研究就不可能是系统和深入的。
与大陆情形不同，在台湾，张君劢却较早地成了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人物，自5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这方面的文字发表。据初略统计，除开大量的回忆性、纪念性文字之外，以张氏思想为主题的研究性文章、著作等，计有60多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王厚生著《张君劢先生的哲学思想》、《张君劢先生的政治思想》和《张君劢先生的社会主义思想》；萧丰椽著《秀异分子与全民参与——张君劢的政治观》；程文熙著《张君劢先生与中国宪政》；李日章著《张君劢思想纲要》；江勇振著《张君劢思想评述》；薛化元著《民主宪政与民族主义的辩证发展——张君劢思想研究》；等等。除此而外，台湾学界关于张君劢研究的学术活动也十分活跃。台湾早就成立了作为专门学术团体的“张君劢学会”。张氏70、80、90诞辰之年及100年冥诞，都分别召开了带有纪念性质的学术研讨会，这几次会议的文章都已结集出版。台湾有名的《传记文学》杂志也于1976年专门为张君劢举行了“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岛内从事张氏研究的主要学者几乎都应邀参加，声势不小。
形成了一定的研究阵容，占有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使台湾的张君劢研究具有相当的优势，然而其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中国民主社会党（1946年由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随往台湾。作为党魁的张君劢虽然在台稍事停留后很快就去了香港，最后定居美国，但他的党内同事却留在台湾，继续从事党务活动，而其中的一些人（也有张的学生），便是不久以后从事张君劢研究的第一批台湾“学者”。中国有着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传统。由于这种传统的影响，加上这批人大都与张君劢 志同道合，故而他们的研究便很难做到全面、客观。70、80年代台湾新一代的学者进入了张君劢研究领域，他们以强调学术性为张氏研究带进了一股清风，并产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方面，且一般都是侧重于张氏思想的某一个侧面加以讨论，而缺乏整体性的分析和研究。至于相对于政治思想的张氏的新儒家思想，虽然也吸引了部分学者，但这方面的研究却是相当薄弱的。这与张氏在现代新儒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太相称。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外，主要是在美国，也有少数学者开展过一些张君劢研究，比如R.B.Jeans著有Syncretism in Defense of Confucianism: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of Early of Chang Chun-mai；美藉华人学者纪文勋著有《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这两本书都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但前者的时间断限只到1923年。后者虽然涉及到张氏的一生，但《张君劢》只是其中的一章，难免失之过简。
综上所述，海内外，主要是海峡两岸，以往都有一些学者投入了对张君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成果，其中台湾方面暂时处于领先地位，大陆方面则因起步较晚而落后一步。海峡两岸的这种差异，体现在成果的数量上是台湾多而大陆少，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是台湾较注重张氏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而大陆则偏重于张的新儒家思想。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源于政治上的原因，而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就出现了差异的第三种表现，即两岸在一些问题上所持观点相距遥远，甚至互相对立。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来虽然带有某种必然性，但却也同时制约着研究的深入开展，有必要加以改变。
二、有争议的若干问题
这方面的问题涉及很多，本文仅就张君劢思想研究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述评。
（一）关于哲学思想
张的哲学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但台湾学者不大注重这一点，因为他们中间有一种看法，即认为张的哲学思想过于粗糙浮泛。不过他们还是称张为—位“哲学家”，并不时对其作为“哲学家”的一面有所涉及。他们认为，张的哲学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其中德国的哲学思想是其主要的外来部分，而宋明理学则是其承袭中国文化的核心所在。”就前者而言，“倭伊铿乃是张君劢接触哲学的重要关键。”倭氏的西方式的唯心观念，激发了张氏对物质文明过度昂扬的不满，并使其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不过张氏接受德国哲学，重点却在康德。“他所着重的乃是康德哲学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无论是认识主体或道德主体”。就后者而言，王阳明比起其他理学家，在张君劢的思想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如同对康德的理解一样，张氏眼中的王阳明哲学体系，也呈现着两个重点，即一方面是对“心性主体”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对外在“客观规范”的肯定。总之，张君劢的哲学思想是在“承袭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精华”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哲学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这一哲学的特点便是“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和精神自由，心为主，物为辅，精神不为物质所左右，思想意识有其独立自主之处。”
大陆学者也将张君劢纳入了“中国现代哲学家”之列，但持论的态度及评判的尺度与台湾截然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张氏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是宣扬“自由意志”，意志决定一切；“强调人的精神是创造世界的本源。”这种“自由意志”论的形而上学“实质上就是欧洲反动资产阶级哲学柏格森主义与中国没落封建阶级宋明理学相结合的杂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张君劢宣扬这种唯心主义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反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但也有人不完全赞同这一说法，他们认为张氏哲学理论的特点应该概括为“从二元论走向唯心论。”因为张氏曾批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者都有片面性，主张心与物同是宇宙间两大根本受素：“此二者既非由甲生乙，亦非由乙生甲，则以我观之，不若明认心物为最终之原素，换词言之，曰确立二元主义而已。”但是张氏的哲学思路并未到此为止。当追问“心物二者之先后主客之分”时，他还是坚持认为：“心先而已，心为主而已。”从而倒向了唯心主义。由于对张氏哲学的本质进行了动态的观察，因而在进行评价时，论者也排斥了那种全盘否定的观点。论者结合“精神自由”这一张氏哲学思想中最为凸显的问题指出，张氏由于不了解所谓绝对的精神自由并不存在，所以难免陷入唯心主义的谬误；但是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统治下，张氏强调精神自由的重要，“无疑具有合理的成分”。
张君劢对于自己的哲学主张有过坦诚的表白，因而一般地了解张氏这方面的思想并不太难。但张氏哲学与西方哲学及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自由意志”、“精神自由”等概念在张氏哲学中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张氏怎样以自己的哲学思想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的？等等这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深刻而具体的说明，因而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二）关于“国家民族本位”
台湾学者认为，张君劢具有“浓厚的国家民族本位的思想”，这一思想的主旨就是要通过唤醒民族意识，由全民族各阶级而不是某个特殊的阶级来建立一个“新生的国家”，实现民族的复兴。这里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民族意识的必要，由于这一必要，就产生了张氏以“文化中国”面貌出现的民族主义；一是国家之必要，由于这一必要，就产生了张氏“改善国家组织”的设想。
论者探讨了张氏国家民族本位思想的来源。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张氏“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所致”。张氏尽管醉心于英法之民主政治，但他始终维护着儒家思想；他之所以致力于儒家的复兴，就是为了从思想上、文化上着手，以图从根本上重振国家民族的生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张的“民族国家”思想，就象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一样，“也是从西方进口的”。因为“民族国家”的观念完全是近代欧洲的产物。张氏接受这个观念，并不是由于它有什么高明之处，只是鉴于当时中国的处境，觉得有提倡它的必要罢了。
大陆也有学者论及这一同题，并称国家民族本位观念是张氏“民主政治的核心。”论者指出，张氏强调这一观念的主旨在于：一方面要提高民族的自信力，对于自己的文化肯于批评；另一方面又不要忘记向别人学习，对于外国文化经审查后再定取舍。只有如此才能找到自己民族的正确道路。关于张氏国家民族本位思想的评价，论者肯定其对于开展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具有进步意义，对于激励人们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勇于献身起了推动作用。同时又指出，张氏的“国家民旅本位”基本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它以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限度。
看来海峡两岸学界都对张君劢的国家民族本位思想进行了较多的正面的评价，但他们多少都忽视了一点，即在张的思想中，“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张之所谓“国家”，多就政治立言，旨在巩固和健全现有的国家组织；张之所谓“民族”，多就文化立言，旨在通过发扬和光大传统文化，谋取民族之复兴，而二者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政治隐语，即排斥阶级斗争。因此对张氏的国家民族本位思想，既要肯定其合理成分，又要通过具体的分析说明其局限性所在，同时还有必要将其与各种不同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三）关于宪政思想
这一问题在目前大陆学界几乎没有涉及，然而海外的学者却十分看重。台湾学者指出，张君劢不象有些宪法学者那样，将西方立宪主义思想与制度加以割削剽腕，以供“政治便宜”之用，而是“始终诚实而正确地绍述西方立宪主义思想与制度之真谛，择善固执数十年而不变；其宪法思想与其诚挚磊落人格，迺相互辉映，同受宪法学界及其他各界人士之赞仰”。有的学者把宪政思想视为“张君劢先生学术思想的冠冕”，说张氏不仅起草和促成了“中华民国”现行的宪法，而且他一生信仰宪政，研究宪政，鼓吹宪政，“对我国宪政之实现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是“近七十年中，于立宪制宪行宪方面”“贡献最多之一人”，是“民主宪政方面的北辰南魁。”前面提到的那位美籍华裔学者也对张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张氏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制订和实行国家宪法与建立有权威的议会，在这方面“他比任何人都要热情、执著，为此奉献了整个人生。”
当然，对张氏宪政思想作如此高度的评价，多数论者所依据的最主要史实还是张氏起草了现在仍然实行于台湾的那部“中华民国”宪法，以及在这一宪法中体现出来的折衷“特色”。论者指出，由于张的折衷，这部宪法既保持了五权的行使，又合乎欧美民主政治，因而是一部真正的“民主宪法”。就作用和影响而言，它为“中华民国奠定了法统”，为使台湾保持其安定与秩序提供了基本条件，这是“君劢先生对中华民国最大的贡献。”
张君劢一生追求民主宪政，对于动摇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应该指出，宪法与宪政有联系，但二者并不能等同：只有当宪法具备了得以实施的条件用来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宪政才会出现。然而这一点张君劢却没有认识到。另外，即就宪法而言，张君劢所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虽然号称“民主宪法”，但中国共产党当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国家制度；“人民无权，独夫集权”就是它的实质。因此，对于上述台湾方面的一些观点，我们不能够简单接受。
（四）关于“修正的民主政治”
30年代，张君劢提出了“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这一主张的主旨是强调国家与个人俱要并重，政府权力与国民自由求得平衡。对于这一主张，台湾学者评价很高，认为它是张氏“为了顺应国际潮流”而提出的一种新政制”。不过论者也同时指出，张氏在主张中所关切的是“民主政治对国家的安定所能提供的工具价值”而非“对个人公民权利的保障。”就是说，在张氏看来，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同时，应对个体自由酌加限制。因为自由固然重要，但它在中国的价值并不单在对个体有利，而主要在他对国家民族有利；自由作为释放或培养国民的能力，责任感与公德，心的唯一管道，它是达成国家富强目的的手段，而其本身并不是目的。有的学者还将张君劢与孙中山进行了比较，指出张氏的主张同孙中山关于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关系的主张本质上是一样的，其前提都在求国家富强。
大陆学术界对张氏“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张氏提出这一主张，其本意在于对西方议会民主模式“过于自由”的弊端加以纠偏，这就定了在具体的政体设计中，张氏“修正”的实际重心势必摆向权力一边。所以，“张君劢的这一模式从整体上说，不过是从西方自由主义代议政治框架内向集权化的方向‘修正’”。而这种“修正”，既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哪怕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也不能实行有效的集权，从而根底上也就难以平衡自由与权力的关系。不过论者也指出，尽管张氏“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在实践中难免失败，但它毕竟宣传了某些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在客观上起到了揭露国民党腐朽统治的作用。
大陆另一种意见认为，从具体内容来看，张君劢的“修正的民主政治”并没有超出西方英美式议会政治的范畴，其实质是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出谋献策。张君劢所要建立的“举国一致”的政府，就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政府；他表面上主张“国大于党”而同时又顽固坚持“国民党仍不失其政府党之地位”，说明他所推行的是一条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路线。
如何处理国家与个人之间、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为这些问题所困扰。张君劢在30年代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企图使这些问题在中国得到好的解决，不能不说是一种有益的思考；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他主张国家和权力的优位性，也不能说一无是处。当然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张在这里也表现了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所有这些，都需要学者们扎实的研究工作才能说明，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无济于事的。
（五）关于“国家社会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是张君劢的经济主张。这一主张所包含的张氏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制度的构想既不同于以私人企业为国家经济基础的英国自由放任模式，也不同于利用阶级斗争实行私人企业国有化的苏联模式。有人把它称为“是一种结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模式。论者指出，这种模式以“民族自活”和“社会公道”为目标，以全国性规划为基础，所遵循的原则是在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求得平衡。张君劢从苏联拿来了“国家计划”，从英美拿来了“私人所有”，并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这反映出他既不愿看见欧美那样的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在中国，也不希望看见苏联那样的国家垄断经济事务的局面在中国重演。
谈到张氏“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有的台湾学者认为，它既不同于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也有别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它主张资本主义下的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下的公有经济互相配合，因此可以说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有的学者说得更明确：张氏的“国家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
在大陆，目前只有极少数学者涉及到这一问题，不过其观点还是具有代表性的。这种观点强调：张君劢的“国家社会主义”方案从主观上说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但究其实质却如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一样，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一种改良，即国家资本主义。然而在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上，张君劢比起孙中山来，却有所深化。张不是停留在那种仅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也没有把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目光局限在分配领域，而是对资本主义同时进行道德的和体制的审视，把纠偏的目光从分配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张的私有制与计划性调和的设想。论者指出，30年代，在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经济方案，这些方案尽管具体主张有所差别，但内在精神却是共同的，即都试图摆脱既想发展资本主义，又欲防止资本主义弊端的重重困境。张君劢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其中较为完整、较富理论色彩的一种而已。
张君劢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案，无疑是张氏思想中较具创新意义的一部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两种根本性质不同的经济制度无法调和的旧说，而应该用一种更为开放的眼光和已经取得的新知识，进行从历史到现实的全方位的审视。
（六）关于文化思想
张君劢的文化思想，涵盖了对“文化”概念的分析，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以及对于中国未来文化的设计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者们都注意到了。但是在一些具体的观点上，研究者之间则存在着很大差异。
根据美国和台湾一些新儒家研究者的意见，张君劢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可以纳入晚清“中体西用”的思考构架来思考，特别是越到晚期，张氏思想中对中国传统道德及精神的坚持，越发明显。但有的学者不同意此说，认为张氏并没有企图用体用范畴来关连中西文化，而且其所强调的西方文化也着重在价值层面，因此以“中体西用”模式来观察张氏的文化观“并不合适”。这些学者从不同的向度对张氏的文化主张进行了透视，指出张氏一方面不愿舍弃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又致力于使儒家思想透过中西会通补强内容，而使儒家文化适应现代。同时，张氏的文化主张也与他对个人与集体孰为优位的思考相关。在张氏的主张中固然有由个人文化活动累积成民族文化，有个人自由而后有民族生存的倾向，在另一方面，则又表现了民族较个人优位的立场，因为以往个人所累积而成的民族文化，不仅在实然上而且在应然上限制了个人的自由范围。“就此而言，张君劢的主张展现了类似柏克（E.Burke）式的保守主义观点与一定程度的集体倾向。整体看，也就是说，在保守主义中表现了自由主义的色彩，而在集体的倾向中容忍了个人自由。”
大陆学者也对张氏文化思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张氏在文化问题上有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民族特点和现代世界意义的中国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体系。论者指出，这一体系是张君劢站在资产阶级学者的立场上，以复兴中国传统儒学为本位，以吸收现代西方文化为本质内容，以中西文化互相融合为主要形式并以“思想并重”为基本方法而构筑起来的。这一文化体系冲击了封建主义文化的腐朽性，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强调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丰富了现代文化理论思维的内容，给人以许多有益的启迪和教益。
同时大陆学者也指出了张氏文化主张的局限。针对张氏提出的“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的民族文化”的总纲领，学者们指出，张氏强调精神自由对于发展与繁荣文化的作用，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张氏将所谓精神自由绝对化并企图以此为基础创造中国文化，这就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从而导致了精神决定物质，精神决定一切的唯心论。因而张君劢的文化体系，实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文化体系，它没有也不可能给未来中国的文化建设找到一条正确的出路。
上述大陆与台湾学者都就张君劢的文化思想提出了不少有益见解。但文化思想不仅是1949年以前张氏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到了1949年以后，更构成了张氏思想的主体。因此探讨张氏的文化思想，有必要把不同的时段联系起来。同时张氏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一员，其新儒家思想也有待人们深入去研究。
三、几点想法
为使对张君劢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入，笔者以为至少需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对张君劢及其同一类型的历史人物给予应有的学术上的重视。中国近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社会，它充满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集团或社会群体，而这些集团或群体也都通过各自的代表人物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改革方案，以谋求中国社会的出路。张君劢是处在国共两极之间的中间集团的重要一员，他一生不离学术，又始终关注政治。他所提出来的各方面的思想主张可以说都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他所属的那个集团的基本要求。当然由于阶级的分野和学识的差异，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认识，其政治归宿也会不一样，但站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看问题，他们都有为后人所重视的理由。因此要全面地认识张君劢，就必须首先重视这一人物，把他看作近现代社会特定集团中的重要一员。只有这样，张君劢及其同一类型的人物才会真正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才会真正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第二，加强海峡两岸的学术对话。从前文可以看出，关于张君劢思想的研究，海峡两岸各有特点，但差距很大。这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除此而外，双方缺少应有的学术对话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在，随着海峡两岸紧张关系的缓和，学术上的交流日益频繁，这为两岸在张君劢研究上展开对话提供了条件。当然进行对话并非一定为了达成一致的结论，并非要消除双方在观点上的分歧。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话，增进对各自学术观点的了解，在研究视角的选择、研究手段的运用以及文献资料等方面取长补短，使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活跃起来。
第三，重视资料的蒐集、整理、出版这一基础工作。张君劢一生著述甚丰，据台湾方面的初步统计，张氏一生发表各类文章共800余篇，出版译、著20余种，但其中的大部分都散见于各种不同的报刊杂志。仅就1949年以前而言，所涉及的报刊杂志就有《新民丛报》、《学报》、《政论》、《宪法新闻》、《大中华》、《东方杂志》、《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申报》、《新路》、《再生》、《宇宙旬刊》等10余种。对这些极为分散的文献资料，大陆学界至今尚未进行全面的蒐集、整理；仅有的两种现代新儒家资料丛书当中的张君劢集也只是节选了张氏几部著述的部分章节和少数几篇文章。台湾学界在这方面的工作胜于大陆，但整个说来，也还相当不够。详细地占有第一手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对于思想史人物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希望有志于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学者，重视这一基础性工作，希望尽快看到一部全面系统的张君劢文集问世。
收稿日期：199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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