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十七年中国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基本历程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教论文,体系建设论文,年中论文,学科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纵观建国后十七年我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我们认为，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 对旧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初步改革（1949年到1951年）
对旧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的改革集中反映在对旧中国师范院校教育学科的改革，特别是教育系的课程改革方面。
随着全国的解放，旧中国教育系的课程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具体表现在：第一，旧课程是从外国（尤其是美国）抄袭和贩卖来的，具有严重的半殖民地色彩；第二，为教育而教育，课程根本超脱于政治之外，不能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第三，理论与实际脱节，许多课程的设立，仅仅是为了理论的探讨，而未曾考虑到实际的应用；第四，课程繁多，且内容重复，等等。（注：参见董谓川：《教育系课程修订的经过与意义》，《中华教育界》复刊第3卷，第20期。）这些弊端亟待改革，当时不少教育系已认识到课程改革的重要性，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发起，早在1949年4月23日就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座谈会，重点讨论教育系的课程改革问题。在会上决定成立“大学教育系课程座谈会”，每星期座谈一次，共开了六次座谈会。这六次座谈会的结果被整理成《大学教育系之办法与课程草案》，送交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邀请了一个小组讨论这个草案。讨论结果提交给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1949年10月11日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正式颁布。经过讨论后的教育系新课程，体现在1949年10月11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中。（注：参见董谓川：《教育系课程修订的经过与意义》，《中华教育界》复刊第3卷，第20期。）这个《暂行规定》确定教育系的任务是“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中级教育工作者的知识与技能”。从这个任务出发，教育系的“基本课程”被规定为十三门，即新民主主义概论、教育方法、教育心理学、中国近代教育史、西洋近代教育史、教育行政、教育测验与统计、现代教育学研究、职业教育概论、实习、政策法令、政治经济名著选读、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教育研究。（注：详见《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中华教育界》复刊第3卷第9页“参考资料”。）这是建国后教育系课程的第一次改革。当时的教育系都据此进行了改革。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新民主主义教育概论后改设为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概论因其内容不完整，教学有困难，后被取消；教育测验与统计起初因为测验多是些旧材料，而且是资产阶级的，改为教育调查与统计，后来索性并入到教育行政中，意在为教育行政课程的需要而统计；现代教育学研究被合并到中、外教育史。有的教育系还增加了小学各科教材教法等。（注：详见董渭川：《教育系课程的进一步改订》，《中华教* 界》复刊第4卷，第6期。）
从我国教育系的这次课程改革，反映出旧中国的教育学科体系已得到初步改革。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等学科在这次改革中已被取消；职业技术教育概论、教育测验和统计在这次改革中也逐渐被取消。经过改革，旧中国原有的教育学科仅剩下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教学法等学科，西方教育学科体系在中国的影响已开始被清除并逐渐被否定。但这次改革毕竟是初步的，对旧中国教育学科体系更为全面、彻底的改革是从1952年后开始的。
二学习苏联教育学科体系，全面改造旧中国的教育学科体系（1952年至1956年）
学习苏联教育学科体系，全面改造旧中国的教育学科体系，是建国初我国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然而，借助苏联经验，对旧中国教育学科体系进行全面改革，是在1952年以后进行的。随着当时苏联教育学科体系的引进，旧中国教育学科及其体系从根本上得到改革。这种改革主要反映在教育部1952年所颁发或修订的一系列教学计划中（注：分别见《当代中国》丛书教育卷编辑室编：《当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资料选》（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7页至298页。），特别具体反映在教育部1952年11月5日颁发的《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注：分别见《当代中国》丛书教育卷编辑室编：《当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资料选》（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1页至444页。）和1954年4月重新颁布的《师范学校暂行教学计划》（注：分别见《当代中国》丛书教育卷编辑室编：《当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资料选》（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7页至661页。）中。
从建国初教育部所颁发的上述计划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通过对旧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的改革，我们从根本上废除了受西方影响的旧中国的教育学科体系，而代之以苏联的教育学科体系。实际上几乎对西方的教育学科体系进行了全盘否定，无论是在教育学科体系的构建上，还是在每门学科的建设上，都完全倒向了苏联。
从教育学科体系的构建来看，通过对旧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的改革，我国初步构建了几乎与苏联完全一致的教育学科体系。这个体系主要包括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学科。我国著名教育学家曹孚在其起草的《关于1956-1967年发展教育科学的规划草案（初稿）》的“前言”和“教育学”部分中，明确指出：“教育科学包括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教育史等部门”，（注：分别见瞿葆奎等选编：《曹孚教育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7页。）“我们的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要分教育学（包括教学法）、心理学、教育史三方面进行”。（注：分别见瞿葆奎等选编：《曹孚教育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9页。）
从每门教育学科的建设来看，我们几乎都参照苏联相应的模式进行了改造。这特别表现在教育学和外国教育史的学科建设方面。
从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来看，当时许多师范院校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或主要参考书。教育部1952年曾印发了供中等师范学校教学参考用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这个大纲的体系，基本上是学习苏联教育学的体系，尤其是叶希波夫、冈查洛夫合编的苏联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材体系。（注：参见陈侠：《新中国第一部教育学课本出版的前后》，《课程·教材·教法》1991年第2期。）教育部1954年9月编订的《初级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和1956年编订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师范学校、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大纲》都是参照苏联教育学的一般体系而编写的。这一时期，虽然出版或发行了我国学者编写的《教育学》教材，如张凌光、丁浩川等编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的《教育学讲义》（北京出版社1956年出版）等等，但这些教材几乎都是在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苏联教育学体系，参照苏联《教育学》教材而编写的。（注：如当时在全国高师较有影响、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的《教育学讲义》上册的“前言”中就明确指出，这部讲义是“企图在几年来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苏维埃教育学科学体系，编写一套能够初步适合要求的教育学讲稿。”）因此，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学的建设就是学习、移植苏联的教育学。（注：当时有的学者就指出，无论是公开出版或内部交流的《教育学》教材，“都不过是一个人或由少数人根据几种苏联教育学课本，做些抄录或通俗化的工作，最多也不过引用些中国的例证而已。”（参见孙陶林：《建立我国教育学，革新教育学的教学工作》，《学术月刊》1958年第8期）。）
从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来看，这一时期我国外国教育史的建设也是学习、移植苏联的外国教育史教材。如麦丁斯基编著的《世界教育史》、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世界教育史纲》、沙巴也娃编写的《教育史》等。当时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的学校教育专业、学前教育专业和中等师范学校全部采用和参考苏联外国教育史教材进行教学。解放前译著的、主要反映西方教育发展史的外国教育史教材和教学参考读物被全部停用。
总之，在这一时期，通过学习苏联的教育学科体系，我们在建国初基本上完成了对旧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的改造任务，初步构建起了新中国的教育学科体系。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学法等学科的建设，无论从体系上，还是从具体内容上都得到根本改造。从学科建设上看，完成了这些学科模式的格式塔转化。然而，苏联教育学科体系本身的不足以及我们在学习苏联教育学科体系时咀嚼、消化上的缺点和毛病（如在学习时存在着机械照搬、结合中国实际不够等不足）又蕴含着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建设。五十年代末以后，如何探索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科体系，逐步成为当时我国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 新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探索（1957年至1966年）。
1957年到1966年，我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国际上看，1956年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中国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催化剂；从国内来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基本目标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道路，其间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1958年教育大革命为中心的时期（1957年至1960年）；二是从1961年开始的调整、总结和继续改革的后期（1961年至1966年）。（注：参见郭笙：《曲折前进的历程——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四十年述略》，《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与中国教育》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9页。）与此相应，我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在这一时期也分为两个阶段。从总体上看，这两个阶段都是对新中国教育学科体系进行中国化的探索阶段。
（一）对建设中国化的教育学科体系的初步认识和探索（1957年至1960年）。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教育科学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在反思上一阶段学习、移植苏联教育学科体系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建设中国化教育学科体系的初步探索和努力。这主要体现在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上。
早在1955年夏，教育部在上海召开的一次高师教育学教学大纲的讨论会上，就曾明确提出要“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学”。（注：参见程滴凡：《对教育学教学大纲的意见》，《光明日报》1956年11月26日。）但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是从1957年开始的。1957年《人民教育》7月号以《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为题，发表了当时一些学者对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这些意见已直指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机械主义倾向，鲜明地提出了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从方法论的高度对如何建设中国的教育学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有的学者已发表专论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文章。（注：详见瞿葆奎：《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4期。这是建国后我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文章。）有的学者还专门撰文，就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学做了较具体的论述。（注：详见孙陶林：《建立我国教育学，革新教育学的教学工作》，《学术月刊》1958年第8期。）除此之外，有些谈教育学教学大纲方面的文章，也涉及到教育学中国化问题。（注：如鲍兆宁：《把教育学教学大纲改得更完善》，《光明日报》1956年12月24日；卢显能：《我所看到的“教育学试行大纲”的一些问题》，《争鸣》1957年第4期；等等。）值得重视的是，在哲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领域进行的有关继承性问题讨论的影响下，曹孚在《新建设》1957年第6期上，发表了以《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为题的长篇论文，在教育观念上对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理论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挑战，从而在教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上取得了理论思维上的进展，反映了当时我国教育学，以至教育学科建设的成就。
然而，正当我国教育科学工作者充满热情地为建设中国化的教育学科体系而努力探索时，反“右”斗争开始了。在反右派斗争的气氛中，曹孚1957年发表的《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被错误地批判，作者被迫在《新建设》1958年第2期发表检讨文章。（注：即《对“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的检讨》。同期还发表了批评曹孚的文章：《怎样理解“教育中的继承性问题”》。）这一批判虽然是在内部进行的，但影响也波及到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高师院校一些很有才干的教育学科教师以及一些有名望的学者被错误地划成了右派，我国教育学科建设受到严重挫折。
与此同时，适应当时“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在1958年至1960年开始了以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运动，教育科学领域开始搞大跃进，开展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心理学”被作为“伪科学”受到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也受到了批判。此外，还开展了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中心的学术批判，主要锋芒针对“人道主义”、“人性论”、“和平主义”和学术自由等，要求挖18、19世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老祖坟”。教育史上许多教育家论述过的“量力性原则”因与“大跃进”精神不相符合，而遭批判和否定。这些思想、学术领域的批判简单粗暴，压制了在学术上持不同观点的人，打击了很多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挫伤了当时教育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正是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教育革命”中“左”的浪潮，我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出现了一种“左”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育学的教材建设上出现了一种“教育政策汇编形式”的教育学。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工作的领导人提出，教育学是社会科学，一切社会科学都要跟政治走，教育学也不例外，信心百倍地认定资产阶级思想和教条主义思想正在被铲除，新的适合于我国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理论、教育制度、教育方法、课程、学制等等正在被创造出来。（注：参见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红旗》1958年第7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现了一些“以毛主席教育思想为纲，以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为依据”而编写的教育学教学大纲和教材。（注：主要有北京师范大学1958年9月编印的《教育学教学大纲》；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教研室、上海师院教育学教研室1959年编印的《教育学教学大纲》（初稿）；上海教育学编写组；《教育学》，1959年印行；华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编：《教育学讲义》（初稿），华南师院1959年7月印行；河北师范学院教育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等等。）1958年4月23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师范学校三年级教育学课原有教材停授，改授有关我国教育方针、政策的内容。（注：中央教科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这一切为“文革”期间教育学完全成为教育经验政策汇编，成为“语录学”、“政策学”滋生了温床。
透过教育学学科建设上的这种“左”的倾向，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种“左”的背后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和努力。只不过这种探索和努力把教育学中国化推向了极端，即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代替了教育学自身的建设，把教育学视为教育方针政策学。这种所谓的“教育学中国化”实际上是对教育学这门学科的否定。这种否定在“文革”中走向了极致。
（二）对建设中国化的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认识和探索（1961年至1966年）
1961年至1966年上半年这一阶段，我国的教育工作主要是贯彻调整方针，恢复以教学为主的正常秩序。在总结建国以来教育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教育部制定并颁布了大、中、小学三个工作条例（即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这既为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水平创造了条件，也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中国化探索进一步奠定了基础。我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是1961年4月11日至25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会议的召开。
这次会议总结了文科教学的状况以及经验教训，讨论了文科教学中一些带有方针性的根本问题，强调要坚决贯彻以教学为主的方针，正确处理教材编选中红与专的关系、论与史的关系、书本知识和活知识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关系等等。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会上还批评了一个时期以来流行的“乱贴标签”的做法，使学者们的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在这一年制度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对当时高师院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致力于各门学科的建设和科学事业的发展都起了激励作用。我国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一个小高潮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到来的。
在全国高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召开后，教育学、外国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领域的专家和教师相继成立编写组，编写教材和讲义。这一阶段我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集中反映在各学科领域的教材建设和有关教学参考资料的翻译、编写和出版上，如出现了刘佛教授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等有影响的教材，翻译出版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等有影响的教学参考资料，等等。
这些教材和参考资料的编写、翻译和出版，反映了当时我国教育科学工作者对建设中国化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认识和探索，自然也反映了建国后十七年我国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的水平。
然而，不幸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我国教育科学工作者建设教育学科的愿望和他们为此做出的巨大努力，又被空前突变的政治风云所粉碎。
*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研究”中子课题“中国教育学科体系发展史”的系列研究论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