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牍文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小说论文,书牍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0）04－0151－04
唐小说文体的体制特征，学界多从“史才、诗笔、议论”入手进行阐释，主要指唐小说中运用诗、子、史传、散文、辞赋等文体或表现手法。这种认识，主要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八对唐小说评价的影响：“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
程毅中先生在《文备众体的唐代传奇》①、杨义先生在《唐人传奇的诗韵乐趣》②、陈文新先生在《传记辞章化：从中国叙事传统看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③《论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④等专著中，提出了对唐小说“文备众体”的看法。其中，关于“史才”，主要指唐小说运用了史传的笔法和体例，用散文式语言叙事，喜选用与历史相关的题材故事，在文章结构上，开篇和结束语留有史传文学的痕迹；关于“诗笔”，除了指唐小说中运用诗歌、骈赋文体或诗歌、骈赋语言，还包括用对语说时景的修辞方式和所营构的诗的意境；关于“议论”，主要是指唐小说运用诸子散文中的“议论”因素，或者是结束语用“异史氏曰”的语言表达方式。
然笔者发现，唐小说除了兼备诗歌、子史、辞赋等文体或表现手法之外，书牍文亦是其中之一“体”。下文将以书牍文为例，阐述其对唐小说文体生成的意义。
一、书牍文在唐小说中的使用情况
“书牍文是古代书信的总称。书牍文亦单称为书。本来，书作为文体名称，其义是‘舒布其言，陈之简牍’，用以概指古人以书名篇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实际包含两种体裁：一种是臣下进呈皇帝的章奏，另一种才是亲朋同事问相互往来的书信。后来，章奏不再称书，并把从前称书的章奏称之为上书、奏书，遂使书或书牍成为书信体的专名。”⑤ 书牍文应用范围极广，行文体式也自由灵活。据笔者统计，在唐小说中，使用书牍文的篇目有：《张冏藏》《常夷》《鬼传书》《卢生》《玉箫化》《红线传》《李哲》《非烟传》《伍子胥》《韩擒虎话本》《祗园因由记》《韩朋赋》《袁洪儿夸郎》等接近40篇。
书牍文进入唐小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引用完整的书信，另一种是以摘录书信的形式进行小说叙述。
第一，引用完整书信，具体的篇目有《梁大同古铭记》《韩朋赋》《鬼传书》《莺莺传》等。《梁大同古铭记》中，任升之在钟山坯案悬圹中得古铭，上有37字隐语，无人知晓。便写信给钦悦，请他探发微旨，完成先祖遗愿：“升之白：顷退居商洛，久阙披陈，山林独往，交亲两绝。……深所望焉。乐安任升之白。”几天以后，钦悦即回复信件，详细解说铭文的旨意：“使至，忽辱简翰，用浣襟怀。……足下更询能者，时报焉。使还，不代。郑钦悦白记。”《梁大同古铭记》中，古铭不过是谶应之语，不足为信。作者创作此文，不过为展示钦悦的博学多识，表现自己的好古而已。但“作品叙事结构由书信二封、记事、议论三部分组成，不断变换文体，很有特色，反映出唐传奇文备众体的特点”⑥。
第二，另一种是以摘录书信的形式进行小说叙述，这是书牍文体进入唐小说的主要方式。在《冯渐》篇中，道士李君写信给博陵崔公，举荐自己所看重的名家子冯渐道术非凡，“当今制鬼，无过渐耳”。冯渐颇有才华，以明经入仕。只是生性不同流俗，辞官归隐于伊水，因而不为当时人所知。经过极有声望的道士李君的推举，冯渐声誉鹊起。小说中，并没有出现李君写给博陵崔公书信的所有内容，只引用了“当今制鬼，无过渐耳”这一句话。作者选取此句的原因，在于它对故事人物——冯渐人生境遇的改变，对刻画道士李君、博陵崔公善于发现人才、奖掖后进的人物形象，对故事的发展、结局，有重要作用。在《伍子胥》篇中，伍子胥为了击退吴国，用了并不怎么光彩的手段。吴国在越国发生灾荒的时候，曾借谷子接济越国，但越国却把已经煮过的谷子还给吴国。越王在归还谷子的时候，还大言不惭地在写给吴王的书信中说，“此粟甚好，王可遣百姓种之！”不言而喻，信中肯定有对吴王感激之情的话语，可作者并没有使用，只选择了“此粟甚好，王可遣百姓种之！”这一句话。因为借谷子、归还煮熟的谷子是伍子胥灭吴的策略，决定故事的最终结局。
唐小说不少篇目在书信末尾附有诗歌，这又是唐人小说经常使用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叙述方式，如《非烟传》《鬼传书》《莺莺传》《郭翰》等。在《郭翰》篇中，文中省略了织女写给郭翰书信的主体内容，通过信末所附之诗，传达织女对郭翰的深情，“诗曰：河汉虽云阔，三秋尚有期。情人终已矣，良会更何时。又曰：朱阁临清汉，琼宫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断人肠”。情人心迹地表白，引起了郭翰的共鸣，郭翰“以香笺答书，意甚慊切”。信中最后为诗句，“人世将天上，由来不可期。谁知一回顾，交作两相思。又曰：赠枕犹香泽，啼衣尚泪痕。玉颜霄汉里，空有往来魂”。书信中使用诗歌，一方面是社会风气使然，宋人洪迈云：“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容斋随笔》卷十五）。另一方面也是故事所需。《郭翰》篇中，书信使用诗歌文体，进一步渲染和升华了郭翰和织女之间真挚、纯净的情感，丰富了小说的意蕴。
二、书牍文在唐小说叙事中的功能
“叙事的功能，就是叙事发挥的有利作用及其效能。在叙事作品中，就其本文的传达来说，叙事是起着首当其冲的作用的。叙事观念谈论的是作家在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来结构作品，而叙事功能谈论的则是在本文中叙事‘做了些什么’。”⑦ 唐小说作家深谙书信文体的叙事功能，在不便于直接见面，或根本无法见面的情景中，把书信作为一种“中介”，巧借书信以叙述故事。
第一，以书信串联故事，推动情节按一定的时序逻辑发展。《张冏藏》篇先叙述张冏藏的一系列神算：安慰当时落魄潦倒的河东裴某必定富贵——告诉素未谋面，偶然相遇的刘仁轨长大定有贵禄——预知嘉锡将官至高位。接着讲张冏藏写信告知其将来的官运及寿命：“从此得刑部员外郎中、给事中、果州刺史，经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风，改虢州刺史，为某乙本部，年七十三。”高敬言后来的人生经历，一一如信中所言。张冏藏写给高敬言的书信，不仅符合体现其“神算”的叙述逻辑，而且还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因。在《李哲》篇中，情节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发展。李哲搬进新居——新居发现鬼魅——半月后狐媚写信嘲笑李哲——数月后鬼魅写信澄清邻居丢失之物不是自己所盗——数日后鬼魅妻子哭丧——明日鬼魅妻子在里巷再次哭丧——李哲搬家。鬼魅一次又一次写给李哲家人的书信，成为故事能够前后衔接的主要因素。“一般地说，中国古代小说大都采用这种体现时间一维性的直线式的叙事方法，在叙事时间上以故事的顺序为主。”⑧ 在不改变故事在整体上按照顺序时间叙述的前提下，有时候还用“预序”、“追叙”、“倒叙”的方式打乱叙事时间，插入与故事相关的背景或揭示故事情节突转的原因。这种一维性的直线式的顺序时间叙事方法，可以让接受者非常清楚地知道故事发生的准确时间。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如《古镜记》，作者为了把各个故事串联起来，在故事发生前，都会交代它们发生的具体时间，目的在于使故事与故事之间存在一种承接、过渡关系。这是唐小说在发展初期，作者无法驾驭篇幅较大的故事时，而采用的一种不成熟的叙事方式。因为故事之间缺少内在的联系，在结构上比较松散，《古镜记》中的每个小故事都可以从小说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李哲》篇中，书信的使用，让小说在叙事时间上除了不再拘泥于单一的标注具体时间的方式之外，还使故事与故事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衔接，让每个事件环环相扣，俨然一体。李哲与鬼魅之间的矛盾，一次比一次激烈，双方采取的措施一次比一次严厉，就因为鬼魅写给李哲的书信，挑衅的色彩一次比一次浓厚，是矛盾一步步激发的导火索，成为情节脉络贯通的主线。
第二，书信将故事描写的笔触深入人物内心世界，让文章内、外结构更好地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所谓的外结构是指小说的情节表现，它依附于人物外在可见的言行表现上。而内结构是小说中隐性存在的人物心理情感活动，它以对人物外在行为的心理分析为依据。”⑨
唐之前的小说，很少对人物心理进行刻画，往往用简单的心理动词，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方式，仅仅是作者揣摩故事人物的表情或者作为全知全能的叙事者，根据常理推测故事人物心理的结果。相对于富有生命力和灵动色彩的心理世界，是苍白无力的，无法细腻地把人物的真实想法描摹出来，因而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在唐小说中，仍然有以心理动词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从而塑造故事人物形象的方式。但是，不少作品在引人入胜的情节中，已经开始对人物心理进行精细的描摹，塑造出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运用书信就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刻画方式之一。“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叙事真正关注人物心理活动的开端。与现代和西方人物心理描写不同的是，在唐传奇的叙事中，直接的心理描写被置换成了其他的表现形式。在《莺莺传》中就有以莺莺的书信体，张生的自言自语的独白体，以及具有中国抒情传统特点的诗歌体等形式，替代直接心理描写方法的运用。”⑩ 当莺莺收到崔书生的亲笔书信之时，情人间的息息相通，让她百感交集，她把自己的心绪在写给崔书生的信件中，淋漓尽致地倾吐了出来：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由书信的内容可知：莺莺在与崔书生分别后，郁郁寡欢，寝食难安，表现了她与崔书生分别后的伤心；莺莺想到崔书生到繁华的京城后，有可能在享乐中移情别恋，表明她对崔书生离开后是否能忠于爱情有担心；莺莺虽然与崔书生远隔千里，但是对他的感情却忠贞不二，表白了她对爱情的忠心；追忆与崔书生相恋的往事时，反复诉说是因为奴婢和崔书生的诱惑，才没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与崔书生私自相好，说明她也不能摆脱当时封建思想的禁锢，对自己的所为有悔过之心；在与崔书生交往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他对自己的深厚情感，因此萌生出托付终身的信任之心；相识、相恋后，崔书生却没有正式确定婚约，对崔书生，莺莺也有怨恨之心；如果崔书生认为莺莺是举止轻浮，随意之人，不能体察她真挚的情感，莺莺有以死明志的决心。书信内容，多层面，多角度地将莺莺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表露无遗。用语典雅、典故精工的骈体书信，充分展示了她的才情。伤心、担心、忠心、悔过之心等多重心理感受的细腻描述，体现了她焦灼、矛盾的心理：忠于爱情，相信情人又怀疑情人，深爱情人又埋怨情人，痛恨自己的不忠而又觉得自己的不忠完全可以得到理解。通过书信，展现了一个才华横溢，温柔痴情，内心矛盾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第三，书信将不同时间、空间的人物衔接，在交错的时空中，展开对故事的叙述。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的过程中，因叙述故事所需，离不开空间的营构。中国小说往往按照直线式的顺序时间方式来进行故事的叙述，而“时间艺术所塑造的只能是一种想象性空间，它的形象也只能存活于创作者与接受者的想象活动中。”(11) 单一的叙述时间方式，为了营构空间叙事的立体效果，要求作者借助特殊的艺术表达形式和读者的审美想象来共同建构。“小说空间是经过作者的抽象化表现和读者的想象性重构构建出来的虚幻空间。”(12) 采用书信是构建故事空间效果中的方式之一。
在《常夷》篇中，鬼和常夷有各自活动的不同场景，鬼生活于迥异于人世的冥界，而常夷生活在清幽雅静的山林。生性耿直的常夷，博览群书，雅有文艺，深得鬼的仰慕。为了避免唐突和冒昧，鬼写信给常夷，希望能够在一起尽情畅谈。书信末尾还附有诗歌：“自我辞人世，不知秋与春……高门倘无隔，向与折龙津。”《常夷》篇中的书信，沟通了人鬼迥异的两个世界。鬼通过书信自报家门，自陈身世，述说长年以来居于阴暗世界的苦楚以及当时自己所生活时代战争带来的创伤。随着鬼在书信中的倾诉，读者的视野因书信对鬼生前往事的追溯而不断改变，由故事发生的现实时间和空间，跳跃到鬼生前所活动的时间和空间。接受者脑海中静谧、怡人的山林景色，霎时被充满浮华、奢靡气息的宫廷所取代。富丽堂皇的宫殿，贪图安逸的武帝，珠光宝气的宫女，钩心斗角的大臣一个个浮现于接受者的视线。战争发生时，达官贵人在宫廷的活动，士兵们的混战，百姓逃逸的宏大场面，由书信对战争的追忆而得以全方位地展现。此时，故事叙述的节奏也开始变得紧凑。接着，书信转入对鬼现在生活情形的描述，故事的镜头也由此而转向他所在的阴间，黑暗、寂寞而又恐怖的死后世界弥漫于接受者的眼前。阅读书信的视觉行为结束后，故事的镜头再次拉回现实，返回到常夷所在的居所。
书信使故事画面在鬼生前的武帝时期、死后的冥间世界和常夷所生活的现实人世之间相互转换。接受者根据书信所述，发挥联想，展开想象，根据自己平时积累的阅读经验和审美体验，再现故事所营构的真实场景。因为“对于小说的空间环境，小说话语并不是营造之，而只是提示之，提示，永远是功能性与特征性的”(13)。接受者只能根据书信内容，将书信描述的一个个场景形成立体可感的活动景象，才能感受到故事营构的虚幻画面。采用书信这种叙述方式，让鬼娓娓道出自己的亲身经历，故事的内容更为真实，倾注的情感也更为真挚。
除此之外，书牍文还有一些其他功能。如在情况险急之际，书信言辞闪烁，隐藏外人无法知晓的暗语，给接受者留下悬念，制造紧张气氛。如在《红线传》中，红线闯入敌军阵营，盗得合（盒）后，嵩派人送信给承嗣，告诉他昨夜阵营陷入混乱的原因，“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床头获一合盒。不敢留驻，谨却封纳”。信中，嵩轻描淡写地描述红线盗盒的经过，表现出他对承嗣的轻视和嘲讽，对自己部下实力的夸耀。嵩此时的心理，他的人物形象，由书信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要之，书牍文因叙事所需，作为一种文体进入唐小说的创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时空的转换、故事之间的转承过渡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三、书牍文对唐小说文体生成的意义
上文从叙述故事，即从话语的言说方式和功能方面，阐释了书牍文在唐小说叙事中的重要作用。“在文章体系内，文章自身的形态及其功能成为文体分类的基本依据和标准。”(15) 分析书牍文在唐小说中的叙事功能，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它与唐小说文体生成的关系。在文体构成上(16)，书牍文进入唐小说，主要在体制和语体两个层面，影响了其文体的生成。
第一，较之以前“残丛小语”、“粗陈梗概”的六朝志怪小说，唐小说在体制上有很大发展，文章篇幅较长，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超越。但脱胎于史传文学的唐小说，仍然没有摆脱史传文学的痕迹，往往以人物为标题，开篇介绍人物的身世、经历，有时还有作者对人物的简单评价，文末发表自己的看法。故事虽然首尾照应，委曲完备，结构完整，“唐人《霍小玉传》《无双传》《步飞烟传》等篇，始就一人一事，迂徐完备，详其始末，……”(17) 但是，“千篇一律以某时、某地、某人在某个时间经历了某事的程式化的写作方式，造成了文体结构的单一”(18)。书牍文体介入唐小说，改变了单一、平板的结构方式，如《鬼传书》篇中，冥司写给赵畚的骈体书信，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由冥司在书信中讲述他身上蒙受的冤屈，作为一介孤魂的苦楚，成为冥司后，获得安定住所的不易和他作为官吏后，公正守法的处事态度，即使不融入小说，也是一篇声情并茂的“人物传记”。这种“人物传记”，已经完全看不到史传文学的影子。用陈述自己身世、经历的骈体书信介入唐小说，对唐小说的体制来说，没有改变整个作品的“史传”结构，但在写人、叙事上已经逐步走出史传文学叙事笔法的影响。书牍文的融入，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作者有意通过书牍文体的介入，还把小说文本构建成一个多层面的开放性结构——召唤结构，为唐小说提供了另一种结构方式。“文学作品的召唤性具体体现在文学作品从语言到心理学的各个层次上，最终体现在这些层次结合而成的整体结构上。”(19) 这种开放性的结构，在语意、修辞、意境意向、思想情感等层面，在作品中留下许多空白“不定点”，这些“不定点”留给接受主体去补充，去想象，对文本进行再创造，从而成为另一个本文。《鬼传书》篇中，作者为了突出要表达的主题，通过书信，有意虚构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冥间世界。作者通过自己情感的投射，塑造了命运凄苦的鬼吏形象。整个书信，洋溢着一种悲切、伤感的意境。联系冥司生活的时代，很容易激发接受者的联想，体味作品更深层意蕴：唐中后期，类似于渤海高公的官员不乏其数，抢占民田、民宅的事件时有发生。《新唐书·富者列传序》记载：“甲第名园，上映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钱矣。”京城郊区的一半土地竟为中人（即宦官）吞占，数字大得惊人。同时，寺院道观也仗势抢置庄田、侵吞土地。地主富商，也巧取豪夺，聚敛财富，吞并民田。《新唐书·芦从原传》记载，大官僚芦从原“占良田数百顷”，唐玄宗不以为怪，反而称他为“多头翁”。唐中后期，自上而下，对民田、民宅的侵占，由此可见一斑。《鬼传书》篇，通过鬼吏所传之书，将人、鬼世界相接，以非现实的手法表现社会人生，真幻结合，虚实相应，语带双关，给接受者留下了再次阐释的思维空间，折射出当时大兴土木、贻害万民的统治者，鬼所传之书实为百姓的抗议书。
第二，“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功能、不同题旨情景需要而形成的运用语言特点的体系。”(20) 中国古代的每种文体都有自成系统的语词。诗、词、曲、赋等都有自己特定的语言系统，判然各异，不可杂用。而唐小说的语言系统，与其他文体相比有很大区别，它将诸多语体囊入自己的语言体系之中，体现了语体的交融。在唐小说不同语境中出现的书牍语言，是融入唐小说语言系统中的一种语体之一，给读者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文体的语言运用方式。
书信在传递信息时，语言简洁明了，突出其实用性。在《崔炜》篇中，羊城使者送给四女的信件，摘录的内容仅有一句话：“广州刺史许绅死，安南都护赵昌充替。”又如《祗园因由记》中，须达多的朋友寻觅到合适的女子后，即刻写信告知须达多，“上来所许，备办速来。”语言已经不能再简省。
当书信出现于用来说唱的一部分变文时，用的是口语。如在《韩擒虎话本》中，韩擒虎本打算杀陈王，陈王想戴罪立功，为韩擒虎出了一条妙计，写劝降书给周罗侯：“阿奴本任金陵之日……今陈王书到周罗侯手内开拆。”陈王此时已是阶下之囚，他写给武将周罗侯的书信，用明白如话的日常口语，单刀直入，切入正题。周罗侯不能与代表天意的韩擒虎交战。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形下，对长期驰骋沙场的武士来说，文绉绉的语言，反而过分矫情。
当书信中有情感寄托时，则骈赋居多，有时书信末尾还附有诗歌，凸显了它的文学性。如《韩朋赋》中，贞夫有感丈夫久游未归，写信给丈夫：“治治白水，回波如流……鸟自高飞，罗当奈何！君但平安，妄亦无化。”变文《韩朋赋》虽为小说，用的却不是叙事语体，而是赋体语言，就连故事人物写的书信，也是赋体。最先用赋体的形式讲述故事，是曹植的《洛神赋》。文中用梦幻的形式，铺叙了曹植与神女相遇后的爱恋。故事情节完整，刻画了翩若惊鸿，流风回雪，具有超凡脱俗的惊艳之美的洛神形象。《韩朋赋》显然吸收了汉赋的手法，用赋体来写小说。变文是用来说唱的，相对辞藻华丽、用典繁复、用词僻涩的汉赋，《韩朋赋》并没有沾染“掉书袋”卖弄学问的习气，语言浅显，明白如话，虽有用典，也是贴切、自然，符合贞夫的心理、身份和情感，加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增添了作品的文采和艺术感染力。体现了唐人小说在语辞上“莫不宛转有思致”(21)，“藻绘可观”(22)，“婉绣流丽”(23) 的特点。
可见，书牍文体语言以散体、口语、骈赋或是诗歌的形式融入唐小说，由其不同的交际功能而决定。其次，“写不同的题材用不同的语言”(24)。在不同的题材中，唐小说用来叙事的整个语言色调，也会影响书牍文体语言的使用。《莺莺传》主要讲述才子与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了切合人物的性格、身份，小说的语言在整体上表现出文辞华美的特点。莺莺作为很有文学素养的才女，她写给张生的书信，如果一味浅俗，与小说整个语言相冲突，就会觉得很突兀。再次，书牍文运用语言的特点，也与小说作者有关。《莺莺传》的作者元稹9岁能属文，15岁就已经擢明经进士。他在小说中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在不违背书牍文作为传达信息的实用性原则的前提下，也对书信语言精雕细琢，注意其艺术性。“古代出现了许多文辞优美，意境空灵，文学价值颇高的尺牍美文。特别是唐代以后，简牍更是得到士人们的重视。尺牍不仅是实用性的书信文体，也成为士人展示文采的重要文体之一。”(25)
唐小说在体制上因书牍文体的融入，篇幅变长，容量变大。叙事、写人不再局限于文词简单，结构残缺的短篇。叙述人物经历的时候，在传记体笔法的整体叙事框架中，用书信自陈身世，这种结构方式为唐小说逐步摆脱史传笔法提供有益的经验；小说作为反映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要塑造出高于生活的第二自然，因此，作者通过书信这种方式，在结构上故意留下空白，激发读者的阅读参与，体会小说世界中的广阔人生。融入唐小说的书牍文体语言，在唐小说的不同情境中出现，或口语，或骈赋，或散体。文辞典雅、华美的小说，书信也会趋于典丽。而语言较为平实的小说，则书信也较为质朴。也就是说，书牍文体融入唐小说，书信语言与唐小说的整个语言特点基本一致，进一步烘托了唐小说用语的特点。
注释：
① 程毅中．文备众体的唐代传奇[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80.
② 杨义．唐人传奇的诗韵乐趣[J].中国社会科学，1992,(6):168.
③ 陈文新．传记辞章化：从中国叙事传统看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2):188.
④ 陈文新．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J].中州学刊，1990,(4):87.
⑤ 章必功．文体史话[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136.
⑥ 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239.
⑦ 孟繁华．叙事的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18.
⑧ 郭英德．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J].文学遗产，1995,(4):64.
⑨⑩ 祖国颂，林继中．莺莺传·叙事艺术探析[J].东南学术，2009,(2):146,147.
(11) 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289.
(12) 常芳．中国古典小说及其视觉化再生产的空间[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3):165.
(13) 王纯菲．小说虚构空间的时间转化[J].辽宁大学学报，1998,(3):100.
(14)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5.
(15) 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J].文学遗产，2005,(2):28—29.
(16) 郭英德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把文体分成语体、体制、体式和体性四个层面，并指出了每个层面的内涵和区分的标准．
(17) 胡应麟．[O]少室山房笔丛．
(18) 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0.
(19)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80.
(20) 胡裕树、宗廷虎．修辞学与语体学[M]//中国华东修辞学会、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语体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1.
(21)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唐诗人有名不显者条”[O]
(22)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O]
(23) 汤显祖．《点校虞初志序》[O]
(2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小说文体研究》，选自汪曾祺《关于小说语言》（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
(25) 吴承学，刘湘兰．中国古代文体史话·书牍类文体[J].古典文学知识，2008,(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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