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领导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领导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的领导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思想。它既是邓小平一生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成功地领导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升华。
一、领导就是服务
领导的根本问题，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为谁服务的问题。邓小平说：“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1](P121)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领导观的新的精辟概括，既有深刻的内涵，又有时代特征，开创了马克思主义领导观的新境界。
（一）群众观
充分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社会主体地位，从而自觉并始终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是领导与统治的根本区别。邓小平指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2](P218)。归根结底，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在于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斗争。
邓小平早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对群众路线作了系统阐述。他指出：“群众路线，具有极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群众路线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2](P217)也就是说，实践“领导就是服务”的前提是承认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领导者自觉地成为服务者，既要有服务意识、服务态度，又要掌握服务方法。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原理，邓小平进一步发挥了毛泽东关于党是工具的思想。邓小平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2](P217-218)“工具论”准确而形象地说明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同领导者作为服务者的主从关系。领导者功劳和能力再大，都不能超越或颠倒这种关系，更不能取代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二）权威观
领导必须有权威，但权威不能自封。权威和权力不能等同，但相互联系。“领导就是服务”是邓小平关于领导本质的论断。第一，我们要权，无产阶级要权，不能让权被资产阶级拿到手。就是说，那是阶级之权，党之权，而绝不是个人之权。个人争权，是野心家。第二，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不能私有。第三，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应当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2](P303-304)而且，权力有两重性，既可以办好事，又可能办坏事。第四，任何领导者没有超越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权力归根到底是服务的工具。“领导就是服务”，要求树立正确的权力责任观，权力首先是责任；要求树立正确的权力价值观，权力的惟一价值取向是为人民谋利益；要求树立正确的权力真理观，权力必须服从真理；要求树立正确的权力制衡观，依法授权，依法用权，权力受法律制约，不越权，不揽权，不侵权，不滥用权。
（三）人生观
“领导就是服务”要求领导者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强化公仆意识和公民意识。邓小平指出：“我们进了城，执了政，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如果不是做官，而是当人民的勤务员，那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2](P304)他再三告诫领导干部：“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3](P367)
（四）价值观
“领导就是服务”作为领导者的价值观，有着丰富的内涵。第一，领导者是普通人，又是普通人中的先进分子，既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领导不是神，不是完人，不是救世主，不能一贯正确。邓小平也自称是公民。这就要求领导者树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做普通劳动者。第二，领导活动及其绩效的评价尺度是“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相统一。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统一，既不能用抽象的概念或原则来裁判社会生活和领导实践，也不能离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实施领导和组织生产。第三，领导活动过程的价值导向是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其中原则性是第一位的，要防止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领导就是服务”的方向，迷失社会主义方向；而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复杂社会系统工程对领导的客观要求，又是领导活动的科学内容。第四，领导目标的价值标准是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领导者应是战略家，要视野开阔，放眼未来，总揽全局。
二、领导体制问题更带有根本性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P333)邓小平的这个新论断，同毛泽东只强调接班人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论点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它既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新思路，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和国家领导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
（一）领导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所讲的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相对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而言的。所谓全局性，针对的是具体的领导者，他们的思想作风属于个体素质，千差万别，影响大小不同；而领导体制却是覆盖全局的，规范着所有领导人和权力机关，制约着所有方面。所以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P333)所谓稳定性，针对的是领导者思想作风的可变性，而领导体制一旦形成，则要求所有的领导者，不论其个体素质如何，都必须达到体制所要求的水平，都必须受制度的约束，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思想作风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所谓长期性，是同稳定性相一致的。领导人总是要新老交替，而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制度则可以代代相传，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根本性居于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之首，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根本性的展开。
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也对领导体制作过有益探索，但毕竟没有把领导体制改革作为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提出来，没有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终于酿成“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和领导体制的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大发展，达到了新的境界。
（二）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根本目的及检验根本目的的标准
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邓小平所提出的领导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由总体目标、具体目标、检验标准等内容构成的一个多层次，具有严密内在逻辑的目标体系。
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1](P178)要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为此，邓小平进一步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近期的具体目标：一是始终保持并且增强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政治上创造更切实的民主。
邓小平还提出了检验这些目标的标准。他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3](P322-323)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把它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三）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指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3](P342)针对我国原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存在的弊端，邓小平明确提出了领导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第一，正确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必须正确划清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的职权范围，划清集中统一与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的界限，实行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否则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第二，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解决下放权力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3](P321)因此，邓小平主张有计划地大胆下放权力，“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3](P145)就是说，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基础是调动积极性，核心是权力下放，增强体制的活力。第三，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同时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督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
三、加强领导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一）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是对领导工作的基本要求
1985年，邓小平要求领导干部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1](P147)这“四性”是对新时期各级领导工作的基本要求。其中，原则性是出发点，系统性和预见性是手段，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创造性上。
1.原则性。原则性是领导干部素养的第一要义，同时也是评价领导工作的第一位标准。邓小平把原则性放在首位，就是要求我们各级领导者，在有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性问题上，在有关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在政治上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在组织上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能力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辨别力和洞察力。邓小平领导实践的突出特点是原则性。为了维护原则性，邓小平敢于碰硬，毛泽东称赞他是“钢铁公司”。对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他多次指出，就是要“横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顽固’一点，毫不动摇”。
2.系统性。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性方法与现代系统论结合起来，作为领导工作的重要原则。他要求领导者在思考和处理问题时，必须从事物整体性出发，处理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结构的相互关系，以实现优化的整体目标。这就要胸怀全局，把握重点，统筹兼顾，把全局与局部、过程与阶段、系统与层次结合起来，实现一般与特殊的统一，协调有序地推进工作。邓小平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他运用系统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重大问题的范例。
3.预见性。邓小平强调，要加强我们工作中的预见性，努力克服盲目性。他指出，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可行的计划及科学的预见，就很难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信息时代是高速度、高效率的时代，整个社会生活的节奏都在加快，地球“缩小”了，领导工作的前瞻性预见性越来越重要。邓小平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立足现实，把握未来。他关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等战略判断，以及在苏东剧变后制定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战略对策，都是英明预见的典型范例。预见性包括善于抓机遇。抓机遇既是一种现实的思考与判断，又是一种超前思维。
4.创造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创造性不行。邓小平大力倡导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一是要求领导者要不断地“换脑筋”、“更新观念”，突破陈规戒律的束缚，勇于试验，敢为人先；二是要求领导者要有风险意识和机遇意识，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做到“机遇要抓住，决策要及时”。邓小平的领导实践是创造性的实践。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以及“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创造性的伟大典范，是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他善于把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既吸取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又勇于否定其错误，并从否定中开辟新的道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和教条式理解的束缚，进行再认识，开拓新境界。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对新事物保持强烈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满腔热情，善于总结。他还热切地期望我们的干部成为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认为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邓小平对创造性的领导，既提出了客观要求，又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未来开辟了广阔天地。
（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的实践典范
1.邓小平战略思想的核心是面向现代化。他认为，现代化是社会全面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实质是对小生产方式的否定。邓小平在正确分析国际形势后，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与此同时，他在正确认识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各种因素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战略方针、战略措施、战略途径、战略保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设计，提出了实现现代化战略的总体构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上，邓小平一再指出，现在要横下心来搞这件事，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1989年国内出现政治风波，一些人迷惘，一些人动摇，邓小平坚定地说，“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误了”，[1](P305)“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1](P307)
2.高瞻远瞩，放眼世界。邓小平是极善于高屋建瓴，把握全局的。他关于我国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既以我国为一全局，又将我国放入世界这一全局，同时也是跨世纪的构想。他认真分析了新技术革命给世界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及高科技在21世纪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目的是要采用高新技术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为我国设想了长达70年的战略目标，其深谋远虑是世界空前的，人们称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学。他的国际战略构想，更是把握了世界这一全局，把握了世界未来发展的总趋势。邓小平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这既是现实的，又是从世界战略全局及其发展趋势出发的。在谈到中日关系时，他又指出：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好下去。”[1](P53)这既出于中日友好合作的需要，同时也是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全局来考虑的。总之，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无论构想或实施都是面向世界的，面向未来的，都是谋求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
3.邓小平的战略思维是建立在矛盾分析基础上的。他运用这一方法观察了当今世界的种种矛盾，分析了矛盾各方的力量对比，从而形成了我们的国际战略。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矛盾，邓小平抓住了主要矛盾，并把它高度概括成“东西南北”四个字，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国内众说纷纭，邓小平泰然处之，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对策，从这种动荡不安中，既调动和利用矛盾的方方面面，谋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又要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从而赢得主动权。邓小平还善于灵活地处理战略目标和策略步骤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不仅设计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还正确处理了诸种关系，如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改革、开放、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经济特区与全方位开放的关系等等，充分表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战略设计和战略运筹能力，堪称精通领导辩证法的大师。
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一）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现跨世纪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邓小平认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1](P109)人才是多方面的，但邓小平讲的人才，首先是领导人才，也非常关注领导人才。第一，“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3](P190)他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人。第二，“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3](P361)第三，“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1](P380-381)这就是说，选干部不是只要年轻，有业务知识，还要重实绩，重公论。第四，“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3](P41)第五，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人事制度。“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3](P326)也就是说，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需要来个“大转变”，坚持解放思想，打破老框框，努力发现、选拔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通过改革创造一个使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环境。
（二）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是战略发展的需要
邓小平强调：“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3](P396)。在“四化”中，革命化是第一位的根本的，它关系到领导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问题，这是由我们事业的性质决定的。邓小平经常讲，我们的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干部一定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年轻化是对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和身体素质的要求。增强活力主要靠年轻化。新老交替是个不断循环、永无完结的过程，要大胆选拔更年轻的同志，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知识化是对干部队伍的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提出的要求，这既是对不重视干部知识结构的“左”的错误思想的纠正，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专业化是对干部的专业水平和能力所提出的要求。现代化建设对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领导干部必须改变缺少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外行领导内行”的状况。强调专业化，是提高领导干部的领导和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离开了革命化，就会偏离方向；而离开了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革命化就成了空话，就没了依托和落脚点。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将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增加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