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与青年工作
新中国 70年党的青年工作变迁逻辑
胡献忠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办公室，北京 100089)
【摘要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审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青年工作的变迁逻辑、结构与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70年来，从建设岁月到改革时代，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青年工作，在历史方位变迁中适时调整指导思路，不断推动顶层设计科学化、合理化；从计划经济条件到市场经济环境，作为青年工作主导性组织力量，共青团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锐意进取、砥砺前行，不断开创新局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分层分化，新兴职业群体不断涌现，党的青年工作对象发生变化和扩展；随着党的战略任务调整，青年工作内容与共青团职责任务迅速跟进调整，在思想引领、服务大局的基础上扩延至服务社会、服务青年；随着社会变革的持续深入，适应单位制变动与体制内分化，青年组织形态多样化趋势明显加剧，组织创新在多重博弈中不断加强；随着对党的青年工作规律认知的不断加深，工作机制、方法逐渐由行政化向社会化转变，由“大呼隆”向项目化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党的全面领导下，青年工作需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把整体事业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青年工作 变迁逻辑 中国共青团 历史视角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70年间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场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变革中，青年作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特殊社会群体，一直备受执政党的关注和重视，始终将其视为党和人民事业的生力军。但青年的成长发展、价值取向、作用发挥并不是自然向好的，只有做好青年工作，因势利导，才能赢得未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语境下，党的青年工作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相关部门、组织和机构共同实施，以青年群体(14-35周岁)为主要工作对象，通过一系列政策、机制组织青年参与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社会事务，引导青年认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服务青年成长成才普遍需求的工作。共青团、青联、学联等青年组织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载体和专业性力量。党的青年工作包括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动员青年、服务青年、青年人才培养、青年外交等方面，其具体结构变迁与调适取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党政要求和青年需求。
意大利人基督传教士利玛窦，作为将《孟子》译成西方语言的第一人，他不仅熟知儒家经典文化知识的精髓，也常在自己的著作及书信中引用《孟子》中的言论及观点，并在1594年完成对《四书》的翻译，并取名为《中国四书》。随着《中国四书》的不断传播与发扬，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研究者的探讨，其中英国著名汉学家对《四书》也进行了英译，并在香港顺利出版，他不仅作为西方汉学研究的里程碑式人物，更是为更多西方研究学者开辟了一条专业化汉学研究道路，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播，也激发了西方研究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热情。
70年来，从建设岁月到改革时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党的青年工作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变迁轨迹，深入分析这些变迁背后的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着力探讨党的青年工作的一般性规律和适应性路径，有助于更好地破解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更好地推动执政党、政府、共青团、青年之间形成有机互动关系。
一、从建设岁月到改革时代，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青年工作，在历史方位变迁中适时调整指导思路，不断推动顶层设计科学化、合理化
在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而清晰地明了青年族群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能量以及组织青年、教育青年的战略性价值和意义。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正式宣布每年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此后，在执政党的主导下，每年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尤其每到“逢十”整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会出席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对青年和青年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抗美援朝战争、土地制度改革、国民经济恢复等重大举措逐步推开之际，1952年8月，开国领袖毛泽东曾两次主持中共中央会议，专门讨论青年团的工作，他提出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党委应如何领导青年团？二是青年团应如何工作？1953年又提出了“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的著名论断。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持续变化，毛泽东把教育广大青年上升到“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高度来告诫全党。五六十年代曾经分管过青年工作的邓小平曾形象地讲到：共青团“和党是‘穿连裆裤子’的”，“党应该更好地运用共青团这个力量”[1]，并对共青团工作进行精准指导。
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交替作用，党的青年工作遇到新的课题。一是如何构建虚拟社会中的团青关系？二是如何构建团组织与青年社会组织的关系？三是如何在有效服务中实现思想引导？互联网改变了社会个体的聚集方式、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成为建构现代国家的新动力。运用新媒体联系青年、影响青年，是共青团持续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在现代社会治理的大格局中，共青团视青年社会组织为伙伴，通过孵化、扶持、联络等多种途径，搭建枢纽性组织平台，试图构建一种互利共赢的良性互动关系。职业是青年人安身立命、塑造现代人格的基本依托，这一时期在服务青年方面做得比较多的就是促进青年就业创业。助力青年成长发展，是实施思想引领的一个重要前提。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对青年工作的指导不断制度化、规范化。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从“注意照顾青年的特点”、“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团的独立活动和加强团的系统领导”、“注意加强团的组织建设”三个方面对各级党委提出明确要求。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对党团关系做了新的阐释：“各级党组织应当密切地关怀青年团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青年团组织都应当是党的政策和决议的积极宣传者和执行者”。
“文化大革命”期间，共青团的组织形态遭受严重冲击，组织体系基本上陷入瘫痪状态。因此，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共青团的工作首先是恢复组织形态，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些被恢复的组织形态依然沿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组织结构，遵照严格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设置机构，形成的是行政化、上下层级的组织格局。
根据标准GB/T 50082-2009《普通混凝土长期耐久性能试验方法》，将混凝土试样经过28 d养护后进行快速冻融试验，经200次冻融循环后，试验结果列于表7.
“文革”结束后，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倡导全党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的“认真选择接班人”，“年轻化”成为干部选拔的标准之一。同时他还不断反思国门初开对青少年产生的复杂影响，多次提出“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教育”，重点是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1992年5月4日，在中国共青团建立70周年之际，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全国共青团员、青年和青少年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在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80周年(2002年)、90周年(2012年)大会上，江泽民、胡锦涛分别发表重要讲话，论述党的青年工作的基本经验，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党的大局、团结带领青年、培养教育青年、尊重青年主体地位等，对各级党委和共青团提出新的希望和要求。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视角，把对青年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2015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群团工作会议，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对共青团工作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批评意见和新的要求。
青年在推动社会变革、历史前进中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革命年代无数经验教训表明：青年个体力量需要整合，青年群体作用发挥需要组织，青年集体行动需要引导。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通过重建青年团、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建立新的全国学联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实现了对青年工作力量的大汇聚、大整合。中国共青团始终是青年工作力量的核心。
“党的青年工作”概念最早出现在1925年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之决议案》中，其范畴基本上就是共青团所开展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青年工作”一词在党的文件中的使用频度逐渐增多，内容也有所拓展。但主要的还是指以共青团为主的体制内青年组织所开展的工作。也就是说，青年工作本来是个大概念，而共青团工作包含在这个大概念之中。
可以说，从邓小平的青年工作理论到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从党的十二大报告的相关论述到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明确要求；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领导的通知》到《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从教育、就业、婚姻、社保等相关法律政策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80、90、95周年大会上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所有这些关于青年工作的顶层设计，都集中体现了执政党政策选择的明确指向，即青年工作不可或缺，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关怀和信任青年，为青年在现代化建设中施展才华、实现人生理想创造条件、提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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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团的全国代表大会极为重视。从1957年5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大(实际排序为“团八大”)开始，每次大会开幕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悉数到场，并由常委中分管青年工作的领导代表中央致辞(其实从1922年团一大开始，历次团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有党的重要领导人致辞演讲)。这一政治规格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1953年6月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大闭幕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接见大会主席团，并当面指导青年团工作。这是“中南海接见”的源头，后来时断时续。1998年团十四大闭幕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新一届团中央领导班子并发表重要讲话。自此开始总书记接见正式成为一种工作机制，总书记讲话精神也成为一个时期内(通常为5年)青年工作的总纲领。
二、从计划经济条件到市场经济环境，作为青年工作主导性组织力量，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锐意进取，砥砺前行，不断开创新局面
缓控释肥料是一种特殊的新型肥料，它能对肥料中的养分进行有效的释放延缓，同时还能实现对释放速度的控制，是一种典型的“智能化”肥料[1]。缓控释肥料的营养元素可在土壤中实现缓慢释放，有效减少营养元素的损失，具有较长、较稳定的肥效期，可源源不断地为植物提供生育期所需要的所有养分。考虑到肥料释放缓慢的基本特性，利用缓控释肥料可切实减少肥料流失，增加整体的肥料利用效率，对减少施肥数量及次数也有一定的帮助，为农户种植水稻节约了成本。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构新的社会秩序需要各行各业的青年积极参与。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场景中，青年工作几乎渗入国民经济、思想教育、文化体育各个领域之中。执政党赋予青年团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体青年团员，站在工业、农业、国防和文化战线的最前列，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积极参加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努力学习，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团结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工农业计划而努力。”
由此，在党政统一规划部署下，青年团教育、组织团员立足本职岗位，积极投身到增产节约和经济建设的活动中，联合工会、妇联在思想、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开展青年工作，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在工业、交通、农业、林业、水利等行业发挥青年作用。同时，还根据生产需要，按照青年特点，通过组织和建立青年突击队、青年垦荒队等各种青年生产组织，以独立活动形式，充分发挥团员青年的突击作用和先锋带头作用。“把青春献给祖国”、“一切为社会主义”、“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当时流行于一代青年群体中的时尚话语。青联、学联在共青团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有特点的工作。当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党的青年工作也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等严重错误。
农垦以110cm大垄密植栽培技术模式为主，少部分农业合作社和农户采用大垄密栽培模式，大部分还是常规垄垄三栽培模式或标准垄窄行密植模式。110cm大垄密植栽培技术模式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创造了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从而可适当增加种植密度。据海伦市调查，大垄比常规垄每平方米多5株，单位土地面积平均密度可增加20%以上；二是植株在田间分布更加合理，降低行距、增加株距既保证了垄间通风，又提升了垄内通风透光，找到了单位面积内个体与群体的平衡点，增加了单位面积叶面积指数和光合作用的效果；三是由于各项标准实施到位大垄栽培抗旱耐涝、保墒、增温、抗倒伏能力均强于标准垄栽培模式。
“文革”结束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实施转移。共青团及时提出“以四化为中心把团的工作活跃起来”，纠正了过去团的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青年教育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做法，通过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活动，把共青团工作全面融入经济建设和社会新风的塑造中。同时，共青团也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中走上了自身改革之路，进一步明晰了社会职能。1992年后，市场经济在中国快速发育，社会成员的结社自由、流动自由再次受到鼓励。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共青团加快推动中国青年志愿行动、希望工程、青年文明号等品牌工作，以此来整合“原子化”的青年，积极汇聚各阶层青年融入建功立业的磅礴洪流。
据长阳县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杜强介绍，2014年开始，长阳县在清江流域县市中发起“清江保护日”活动，吹响了清江保护整治的号角。2017年初，该县成立清江库区养殖网箱清理取缔工作指挥部，对隔河岩和高坝洲库区的养殖网箱进行彻底清理。
应该说，70年来以共青团为核心，以青联、学联、少先队、青年志愿者协会、青年之家(青年中心、青年汇、青春驿站等)为依托，以各类青年社团为外围支撑的大联盟式青年工作格局正在形成。在这一过程之中，共青团组织正着力实现从计划经济条件到市场经济环境再到互联网时代的深刻转型，并在转型中进一步体现政治性、先进性、群体性的有机统一。
三、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分层分化，新兴职业群体不断涌现，党的青年工作对象随之发生变化和扩展
党的青年工作有两个特别明显的特征：一是政治性，二是统战性。所谓政治性，是指共青团等主要工作力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先进青年组成的。统战性则是指青年工作要对社会各界青年包括落后青年实施联系、服务和引导。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社会空间和机会呈提增曲线，青年的社会角色不断分层分化。党的青年工作对象也因时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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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新中国成立前夕团代会和青代会的代表构成。出席1949年4月团一大的会议代表中有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优秀学生及中国青年运动各个历史时期的青年代表；参加5月第一次青代会的代表则是全国各个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信仰的青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明确提出，青联要着重开展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宗教和技术人员五方面的青年工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结构也明显地被“简单化”“标签化”了，即“两阶级一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以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学生占多数)为主，加上工商界青年、归侨青年等成为青年工作的主要对象。邓小平于1961年曾经指出：“团员和进步分子要联合起来，认真地、耐心地做中间和落后青年的工作”，“要团结广大青年，打破小圈子，要搞大圈子。”[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形式、社会治理方式、社会分工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他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教授的研究成果划分，改革开放后的10-20年间，中国社会形成了十个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4]。这种分类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进行划分的，青年学生不在其列。青年工作的对象不仅需要与此相对应，而且要以青年学生为重点群体。2008年6月，胡锦涛对共青团的工作对象提出更高要求：“力争使团的基层组织网络覆盖全体青年，使团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影响全体青年”。也就是说，青年工作的对象是全体青年，自然也就涵盖了社会分层涉及不到的青年小众。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发展，新兴青年群体不断涌现。2013年6月，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座谈时指出：“现在，很多青年人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社区里，在网络空间、虚拟社会里，在农民工群体、个体工商户、网民、‘北漂’、‘蚁族’里，尤其是那些自由职业者、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流浪艺人等种类繁多的新兴群体，里面有很多有本事的人，有的甚至可以一呼百应……随着社会发展，这类青年人将会越来越多，团组织必须适应这个发展趋势，努力去做他们的工作，深入他们、帮助他们、引导他们。”[5]2015年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留学人员、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工作。在2019年新年致辞中又提到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等普通劳动者。这些群体的青年流动性大、分散性强、思想活跃、观点多样，理应成为青年工作的重点覆盖对象。
70年来，共青团的工作随着工作对象及其诉求的变化而受到挑战，需要坚持政治性与统战性的辩证统一，从共青团员向普通青年延展，从体制内青年向体制外青年延伸，不断转变工作思路和理念，以开放、理性、灵活、务实的精神不断推进工作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青年群体，有效凝聚和引领青年群体积极投身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
四、随着党的战略任务调整，青年工作内容与共青团职责任务迅速跟进调整，从思想引领、服务大局扩延至服务社会、服务青年
在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样一来，在制造业上取得优势，就有可能彻底打破旧有狭隘、封闭的生产和生存状态，成为现实文明的“主人”。也正因为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和世界市场机制，让整个世界按照“资本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新文明。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完成了“创始者”的神话，成为“世界历史”的改写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青年工作广泛渗透在各行各业之中，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团结带领青年发挥突击队作用，在广大青少年中培育共产主义道德。1949年4月团一大报告指出：“教育培养青年一代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是今天中国青年运动最基本的任务。”1953年6月团二大报告指出，团的两大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青年为建设祖国而忘我地劳动，为建设祖国而奋发地学习”，接着又进一步指出，“在建设祖国的伟大斗争中，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团员和青年，使他们为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而奋斗。”1957年5月团三大报告指出，“我国青年的任务是积极劳动、努力学习、加强团结”，这也是共青团工作的三个方面。1958年8月团三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今后共青团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更加充分地发挥全团和全国青年的突击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青年工作的内涵在逐步拓展。计划经济年代共青团更多是强调带领青年做贡献，较少关注青年的切身利益。1981年团的十届三中全会中则明确提出，“关心青年切身利益”是共青团四项基本工作之一。1988年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明确提出了共青团体制改革中职能定位的三个方面：一是团结教育引导青年，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奋斗，培育“四有”新人，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二是参与社会协商对话、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承担政府委托的青少年事务，发挥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三是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前提下，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全心全意为青年服务，发挥青年利益的社会代表作用。1991年团中央制定的《关于共青团“八五”期间建设、改革、发展的规划要点》提出，要逐步落实共青团的社会职能，并将这一职能作为共青团改革发展的主要方向，扩大社会协商对话，协助政府管理青年事务，广泛吸纳和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创新性工作机制和平台，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网络社会特点、青年利益诉求、国家发展需要，努力从具体实践上贯彻落实。
200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在与全国政协工青妇联组委员座谈时强调，各级群众组织要充分发挥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作用。由此，2008年团十六大报告把组织动员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代表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作为团的四项工作进行论述。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团的根本任务，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是团的政治责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团的工作主线。”[6]2017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明确了青年发展的十大领域，即青年思想道德、青年教育、青年健康、青年婚恋、青年就业创业、青年文化、青年社会融入与参与、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青年社会保障，其实也正是青年工作的主要内容。70年来，党的青年工作内容在不断拓展，共青团的职能也随之拓展，但党的青年工作的基本面主要稳定在三个方面。
一是青年思想政治工作。该项工作主要是引导青年理性认识社会，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是青年工作最主要的内容，涉及宣传、教育、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网络新媒体等多个部门，而共青团、青联、学联则是专职担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力量。
式中：η为像素率，单位：mm/像素；D1为两个角点之间保持的实际距离，单位：mm；D2为两个角点之间保持的像素距离，单位：像素。
二是服务大局工作。主要指组织动员青年在现代化建设中建功立业。在经济领域，经济管理部门、企业和工人是主力军，共青团主要通过组织青年突击队、青年科研攻关团队等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同时也通过技能培训、技能比赛等群众性活动来助力经济发展。在社会领域，共青团的担当更多，作用也更大，主要是动员群众，通过举办各种社会性活动和社会化项目，如“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来提升现代化意识，培养现代人格。在党的青年外交工作中，共青团也是积极的配合者。
三是服务青年工作。这是党的宗旨在青年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服务青年与服务人民是一致的，服务青年是为了赢得青年。该项工作具体体现在教育、就业、婚恋、住房、社会保障、维权等领域，党的青年人才培养工作也在其列，涉及党委、政府诸多部门，共青团、青联、学联是重要的配合力量。
在公路的建设方面，路政部门要修建和改善路面条件，力求路面笔直平整，如遇弯道，外侧路面高于内侧路面可以使重力的一部分充当了转弯的向心力，从而缓解了只由摩擦力提供向心力的压力；及时更换磨损的轮胎；购买配置了ABS、ESP等安全防护系统的车辆优于普通车辆[11]。
五、随着社会变革的持续深入，适应单位制变动与体制分化，青年组织形态多样化趋势明显加剧，组织创新在多重博弈中探索前行
自1949年青年团重新建立以来，团的组织体系依循党政规制，逐渐形成了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等多个层级，基本上是科层制的体制架构，从涉及领域来看，同党的组织网络一样，有农村团组织、城市社区团组织、企业团组织、学校团组织、机关团组织、军队团组织等，这些“横到边，纵到底”的组织网络基本上是长期稳定的。自1953年毛泽东发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之后，青年团根据生产需要，按照青年的特点，通过组织和建立各种青年生产组织，如青年突击队、青年垦荒队、青年节约队、青年监督岗等，以独立活动形式，充分发挥团员青年的突击作用和先锋带头作用。青联外围则建有一些读报组、读书会、补习班、广播学校，还组织了少数民族青年参观团、归侨青年参观团等。1956年邓小平曾告诫团中央负责人，“历来出毛病常常是抓住一个形式不放，一直干下去，不问需要，不问情况变化”，“青年活动的组织形式不要一成不变”。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走向不正常，“左”的指导思想越来越占上风，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不仅党的青年工作难于幸免，而且青年在某个时期还起着“发动机”的作用。从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到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兴起，都是从大、中学校开始的，青年学生充当了运动的“先锋”。由于顶层设计的理论错误，一哄而起的青年学生大规模群氓般狂热，严重偏离了党一贯倡导的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高潮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能够让广大知识青年了解社会、接触工农、经受锻炼、增长才干，但也使大批青年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困难[2]。
实际上，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起步时，刚刚恢复起来的农村基层团组织就受到了冲击，由于农村青年的流动导致了基层组织的“散”和“瘫”。团中央一开始采用传统办法进行治理，随后又提出“工作到支部，全团抓落实”的工作方式，并试行“临时外出团员证”制度，但总体效果并不十分明显。1986年又利用农村整党的全国性契机，提出健全团的组织，壮大团员队伍。这种“头痛医头”的传统套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基层团组织涣散的问题。从1988年开始，为适应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共青团积极改革组织制度与活动方式。在城市逐步按属地原则设置组织，并扩大市、区、街道团委的管理职能。在农村适应劳动组合方式和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在青年相对集中的地方灵活设置团组织，并逐步建立以团员证为媒介的团员管理制度。
市场经济的兴起对共青团的冲击是全方位的。青年自由流动的增强，多元需求的增多，迫切要求共青团调整工作思路。1994年后共青团通过实施“服务万村行动”，开展农村基层团组织三年集中整顿和建设，同时开始在新经济组织中建立基层团组织。1998年团十四大提出，要紧密结合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切实加强和改进团的基层组织建设，下大力气整顿好松散瘫痪的基层团组织，把团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坚强集体。各级共青团在巩固国有企业和学校等领域团组织建设的基础上，着力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区、民办高校等新领域的团组织建设。按照“强乡带村”的思路，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团组织建设。积极推进团建创新，探索出联合建团、依托建团、社区建团、楼宇建团、公寓建团等灵活多样的团组织设置方式。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青年的分布更加“碎片化”，基层团组织薄弱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怎么把现实社会网络和虚拟空间网络两个资源结合好、利用好、整合好，成为共青团组织建设的重要命题。为巩固乡镇街道的“桥头堡”阵地，共青团自2003年开始在城市社区和农村乡镇推动“青年中心”建设，通过菜单式服务来吸引凝聚基层青年。2010年共青团又通过体制内外结合、编制内外结合等方式，推动乡镇街道团组织格局创新，整合区域内团的工作力量。2012年为了解决基层组织数量不足的问题，推出乡镇实体化大团委建设，建立非公企业团组织、大学生村官团组织、兴趣爱好型团组织、农村专业合作团组织。2015年为加强城市街道基层组织建设，团中央又提出开展区域化团建，在城市街道推动构建网格化管理、阵地化服务、社会化运作、功能化发展的区域整体性工作格局。同时，各地对物理空间的有形载体进行探索，如上海的“青春家园”、北京的“青年汇”、陕西的“青春驿站”、重庆的“市民学校”，以及后来的“青年之家”等，努力打造青年人能够“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共青团组织。
互联网社会为共青团组织形态转型提供了新的机遇，2003年团十五大报告提出：“广泛运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拓宽团组织和团员的渠道。” 2008年团十六大报告更加明确地提出，“要积极探索基层团组织依托互联网进行组织建设、运行联络的新方式。”如果说之前的要求仅仅是一句话，那么到了2013年，团十七大报告以“探索创新网络建设和信息化工作手段”为领句，专门提出“网络建团”“网上团组织”等重要概念，推动各地共青团进一步深化网络建团工作，如广州等地开展的“智慧团建”等。2016年团中央又提出依托“青年之声”打造“网上共青团”。2018年团十八大强调“扎实推进智慧团建，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网络信息化手段”，提升团的整体功能。
六、随着对党的青年工作规律认知的不断加深，青年工作机制、方法逐渐由行政化向社会化转变，由“大呼隆”向项目化转变
当一个组织的职能和工作内容明晰后，以什么样的机制去推动工作，用什么样的方法开展工作，就成为该组织影响力的决定因素。党的青年工作机制首先体现在政党政治和国家政治的制度安排中。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实行的以地方党委为主的领导体制、地方党委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共青团干部参加或列席党委有关会议制度、政协中共青团青联界别制度。随着政治体制的不断变革，这些制度也逐步得以完善，但从总体效果上看，落实与提升的空间仍很大。进入21世纪之后，共青团又探索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制度，每年确定一个主题，从团中央到地方团组织，分级开展此项工作，成为上下沟通的主要政治通道。
说到底，党的青年工作最终还是群众工作，因此其最主要的工作方式是动员。从动员的种类和方式来看，有行政动员、政策动员、教育动员、宣传动员、媒体动员、社会动员、网络动员等。但其实质在于思想动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青年动员的基本特征是举国机制与精神鼓励，由于当时中共仍习惯于运用政治运动方式实现政治目标，所以青年动员不可避免地带有较浓的群众运动色彩。改革开放之后，青年动员不能再靠轰轰烈烈的运动，而是要靠实事求是的舆论宣传、科学合理的政策导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因此，这一时期主要通过满足青年需求和利益的方式进行动员，同时注重运用社会化动员手段以及互联网等时尚元素。
青年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直接影响着青年工作的效果。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思维和工作的惯性，党的一些工作仍习惯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方式。当党有所察觉并开始调整工作方式时，青年工作并没有及时跟进，因此邓小平在1957年曾批评，“青年工作似乎比党更喜欢轰轰烈烈”[7]。1958年又指出：“你们总喜欢搞形式，喜欢蹲在房子里写文章，好像一篇文章就解决了问题。工作要踏实些，什么工作都是一点一滴堆起来的。”[8]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回归，青年工作作风也随之有明显好转，摒弃某些“大呼隆”做法，把青年群众工作的精神和原则落实到青年事务之中，以“精雕细刻”“项目化”运作的方式开展工作。然而，作风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常为常新。改革开放40年来是这样，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也是这样。现阶段要着力去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倾向，更好地走进青年、了解青年、服务青年、引导青年。
总之，需要从新中国成立70年历程中汲取营养，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工作机制，进一步锤炼青年工作作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不断建立健全议事机制、政策机制、参与机制、协调机制和落实机制，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各方面资源，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创新创造、成家立业、建功社会做好价值引领和服务保障。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党的全面领导下，青年工作需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把整体事业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
党和国家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塑造青年才能塑造未来。青年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程，也是党的青年工作不断改进完善、不断取得新成就的过程。在各个历史阶段，社会变革所激发的无限活力与70后、80后、90后所生发的青春张力相互激荡，随着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与青年政策的调整，党的青年工作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每个阶段的新成就都是在克服以往疏漏和偏差的基础上取得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发展事业和青年工作，反复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认真研究新形势下青年运动的特点和规律，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共青团是为党开展青年工作的组织，各级党委要从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战略高度，加强对团的工作的领导，认真研究解决团的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及时制定和完善政策措施，为团组织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所有这些，都为更好地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可靠保障。
在党的青年工作中，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分量最重，理性认同来源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实现中国梦需要青年，也能成就青年，内生动员与外生动员共同作用，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青年因素；竭诚服务青年，促进青年成长成才，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做好青年民生工作的重点在于关注需求和维护权益；青年人才资源开发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要推动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青年外交集政策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和人文外交于一体，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明晰经验的可鉴性与可变性，不能照抄照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要避免对青年工作的包办代替，避免把共青团当成行政部门，为青年工作留出独立运作的足够空间；多为青年成长成才办实事，但不能把青年工作仅仅当作事务性工作，要做成民心工程，融入政治意识，从而在更广的范围赢得青年。
厌食症是指排除全身性和消化道器质性疾病，以较长时间的食欲减退或消失、食量减少甚至拒食为表现的病症，是一种饮食行为异常，多发生于1～6岁儿童，城市发病率高于农村[1]。长期厌食会导致贫血、营养不良、生长发育迟缓，并可造成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患其他疾病[2]。近年来，小儿厌食症有增长的趋势，本文从中西医角度对本病的病因概述如下。
党的青年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宣传、教育、就业、婚恋、社保、维权、人才、外交等相关业务部门，而其核心在于推动青年与政治、青年与社会的有机互动。中国共青团作为执政党的青年组织，是党的青年工作的主要承担者，但单靠共青团一家是做不好青年工作的。这就需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充分发挥共青团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协调各方力量，积极回应和解决党政关注、青年关心的普遍性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青年工作参与各方的边界和职责，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工作机制，推进共青团与执政党、政府之间形成有机互动关系。共青团作为党的青年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如何更为有效地沟通政党与青年、政府与青年，“上接天线，下接地线”，当好政府青年事务的协调者、承接者、推进者和督促者，任重道远。
[参 考 文 献 ]
[1][7][8]《邓小平文集》(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287、388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584页。
[3]《邓小平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页。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7-68页。
[6]《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走在青年前列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续写新光荣》，载《人民日报》，2013年6月21日。
收稿日期 ：2019-01-30
作者简介 ：胡献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青运史专委会副主任，副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政治与群团发展、国家建构与青年运动、公共政策与青年发展。
(责任编辑 ：邢 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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