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争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久前所有的官方报刊还在断言，社会主义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寿终正寝了。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在苏联崩溃产生出来的看法，其反响至今存在着。但是这一看法越来越同现实不符，同共产主义运动在俄罗斯复兴的事实相左。众所周知，群众情绪左倾这一情况不只出现在俄罗斯。左翼政党在波兰和匈牙利的选举中获胜表明，历史的钟摆重新摆向社会主义方面，人们对东欧各国强制实行的资本主义化造成的严重的消极后果感到厌恶。群众将根据在资本主义中生活的体验学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一著名思想，在俄罗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现实。这样，俄罗斯的政治形势重新把社会主义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是简单回到八·一九前的时代吗？我认为不是。整个左翼运动由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危机，迫使我们全面思考危机的原因和作出关于这些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前景的正确结论。必须重新向自己提出下面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何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垮台了，而在中国却继续蓬勃发展？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反面经验中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在当代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中，有什么正面的东西可以吸取，有什么东西应当避免？这些以及其他等等问题要求活跃马克思主义思想，抛弃以前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观点。
这里只谈谈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争论问题。
首先，我们一般地回答一下：应该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一词。19世纪初法国圣西门派学者皮·勒鲁在《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中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表达与私人利益相对的“共同利益”概念。勒鲁当时就警告说要防止在理解社会主义时可能出现的两种极端：一种是过分夸大共同的原则，束缚人的自由，另一种是过分夸大私人原则，发展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后来，马克思在说明共产主义理想时这样表述这一理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大家知道，马克思把“社会主义”概念同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进步和现实的社会化生产联系在一起，同克服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同工人阶级的解放使命和群众的活生生的创造活动联系在一起。他给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把社会主义同关于未来社会的“空想的”观点和“官僚主义的”观点区分开来。社会主义思想的真正涵义不仅被社会主义公开的敌人，而且被其所谓的朋友以各种方式加以篡改和歪曲了。可惜，社会主义实践本身给这些歪曲提供了论据，在实践中，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被达到这一目标的不恰当手段……暴力的绝对化、官僚主义、否定群众的创造……暗中取代了。
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断言，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压制个性、个性完全屈从国家和屈从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全面计划。从这种观点出发，奥地利学者F·A·海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一公式今天被广泛用于诋毁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
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从不认为压制个性或全面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实质，按照他们的意见，社会主义思想的实现在人类面前开辟的不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而是一条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在“自由王国”里，人剥削人的现象完全消失，多少世纪以来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劳动、政权和文化相分离的状况完全消失，取代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是个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获得保证的社会。
细心的读者可能反驳说，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而是共产主义的特征，是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如果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某种不随时间发展的僵化状态，那是可以同意这种意见的。但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形态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劳动人民持续不断地摆脱社会奴役和异化。历史经验表明，这一过程是相当长的、充满矛盾的和非单一涵义的。尽管如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社会主义开始沿着增加人的自由，全面发挥人的才能和潜力的方向前进。
人们可能说，人的解放这一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可以同意这一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点上并不是首创者，但他们在另一点上是首创者，这就是：对“自由”概念提出新的解释。首先，他们同自由主义理论家不同，不是仅仅把自由的实现同单独的个人，即通常所说的私人所有者联系起来，而是同全社会，首先是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联系起来。第二，他们与唯心主义的自由观划清界限，这种自由观把自由仅仅看作是认识了的必然（比如斯宾诺莎、黑格尔），他们给自由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和解释。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自由是随着劳动、物质生产和科学知识的发展而增长的。自由不仅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而且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被认识了的人、阶级、社会“对环境和关系”的“权力”（“统治”）。③
自由不只是我们认识的事实，而且是实际行动的结果。在这方面，用马克思的话说，自由是“克服障碍”。认识了奴役的不堪忍受的奴隶还不是自由的，他只有奋起与奴役作斗争才能获得自由。无产阶级只有在他掌握政权，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时候才获得自由。正因为如此，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政治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坦率地说，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获得政治权力的时候和地方，社会主义才开始存在。在国家政权脱离劳动人民和被资产阶级或官僚主义者的政权所取代的地方，社会主义就遭背弃，或发生变形，成了所谓的“伪社会主义”。这两种情况俄罗斯都有。后一种情况为前一种情况的实际发生作了准备。正因为如此，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官僚主义扼杀了群众活生生的创造，消灭了群众的自由，用“来自上面”的指示偷换了群众的自由。
政治权力是经济权力的集中表现。这里我们认真地来谈谈所有权问题，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所有权是人的自由的物质基础。人丧失了所有权就不自由了。在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私人所有者是主人，其财产的多寡成了其经济自由的尺度。这是资产阶级社会深刻分裂的源泉所在，应该向今天热心捍卫私有化的人们提醒这一点。国有和全民财产私有化，给俄罗斯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千百万劳动人民对新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者的奴隶般依附。
只有社会主义才会消除私人占有者的统治，实行公有制。这样，社会主义将为劳动人民的解放创造经济前提。为什么说只是前提？这是因为在这里，有两个危险随时都会降临到劳动人民头上。第一个危险是在私有制尚适宜存在的地方过早地实行公有制。第二个危险是把公有财产的监督转交给国家的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借助于公有财产对社会进行不受监督的统治。无论在这两种场合的哪一个场合，劳动人民成了输家，他们实际解放的进程也就停止了。让我们来详细考察一下。
只有当私有制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种发展形式完全耗尽自己的作用的时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必要性才会产生。在原子能、铁路运输、航天等领域，私有制显然是不需要的，国有制却是适宜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农业等等领域，私有制比国有制有效得多，在这些领域就没有必要过早地取消私有制。这将会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而实践也表明了这一点。这里不应当以意识形态的考虑为主要标准，而应当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主要标准。如果私有制比国有制更好地满足劳动人民的利益，私有制就有权利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阶段。国家和劳动人民只保留对私有制的监督。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发展经验表明，过早取消私有制严重地减缓了经济建设的速度。俄罗斯在30年代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就导致饥饿和农业生产下降。中国在“大跃进”年代也有类似的情况。
可惜，某些“左的”理论家有时不正确地解释《共产党宣言》关于共产党人的理论的实质是“消灭私有制”④这一论点。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是不确切的译文。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的不是简单地消灭私有制，而是扬弃私有制。他们用的词不是Abschaffung（消灭），而是Aufhebung（扬弃）。扬弃的意思是利用私有制中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和舍弃其剥削、利己主义等等负面的东西。只有当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取代私有制有较好的效果的时候，取消私有制才是适宜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并不排除利用私有制。同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有制不能占统治地位。私有制占统治地位，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在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私有制是一回事，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公有制是另一回事。这是解决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算不算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争论问题的钥匙。这些国家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同时，国有制占统治地位还不意味着劳动人民自动地摆脱任何经济依附。整个问题在于劳动人民是否成为国有制的完全的主人。决定性的一点只在于劳动人民能否支配公有财产，即国家是否处于劳动人民的直接监督之下。在这里，经济又转入了政治，因为这里必须有劳动人民对国家的经济监督这一前提条件。劳动人民的监督和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列宁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因素，因为社会主义是自由思想的实际实现。劳动人民的政权、自由、实际的民主，这些只是社会主义界定的不同表述。
这样，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的哲学涵义是：劳动人民通过完全掌握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摆脱剥削和异化。这一过程在哪里进行着，哪里就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效果”，这一过程在哪里中断，哪里就出现社会主义的变形和社会主义的完结。
在前苏联恰恰发生了这种情况。由于共产党脱离群众，脱离工人阶级，起先是社会主义发生了官僚主义的变形，随后是社会主义垮台。列宁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开始官僚化，结果，诸如建立更有效率的经济，创造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群众广泛的经验和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等等这些社会主义的真正标准遭到了忽视。因此，在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最后年代，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人民生活恶化，社会中党的经济方面的上层人物的特权膨胀起来，出现了双重道德：对社会的“上层”奉行一种道德，对社会的“下层”奉行的又是另一种道德。所有这一切，导致国家脱离人民，助长社会出现资产阶级的蜕变，并最终导致社会主义的崩溃。
现实社会主义的变形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或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一起开始的。这两种情况都是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如果说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教条主义盛行的话，那么在其最后年代，苏共领导开始疏远马克思主义，并用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偷换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是建立在一种独特的相对主义基础上的，这种相对主义的表现是：“社会主义”概念是“模糊不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没有科学意义；理论中根本不应当有任何“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会妨碍理解生活，等等。今天，普通人和理论家们身处俄罗斯社会野蛮的资本主义化的条件下已经开始明白，所有这些议论无非是一种遮掩新资产阶级政权掠夺和剥削劳动人民过程的意识形态装饰而已。今天，人们又按新的方式来定义社会主义了。
这里，避免两种极端非常重要。正如上面已经指出过的，第一个极端力图证明，讨论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第二个极端是把社会主义的定义归结为社会主义的一些个别特征。实际上，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标准是相当多的。20世纪的历史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制定的“社会主义”概念作出自己的一些修正。同时，这一概念继续保留着自己出生时的特征。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明白，从哲学和历史观点看，社会主义是逐渐克服的一切形式的剥削和社会异化、确立真正民主、劳动人民自治和个性自由一个阶段。从经济观点看，社会主义是生产实际社会化，公有制和其他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所有制的结果。从社会政治观点看，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的和为了劳动人民的政权，这是人民的活生生的创造。
我不大愿意像一些理论家那样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公有比私有占首要地位。他们在斯巴达中或者甚至在原始社会中已经看到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相当形式主义的定义，虽然这种定义也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定时刻相符合。马克思并没有在斯巴达和原始共产主义中看到社会主义，他把社会主义的成熟首先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物质前提联系起来，同劳动的社会化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他把社会主义不是看作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世界文明积累起来的一切优秀的东西。
我想在这里谈谈一个有意思的方法论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系问题，阶级和全人类的关系问题。这里有斯大林学派的许多混乱的东西。这一学派认为资本主义仅仅是反社会主义。但任何社会现象都具有双重性质。在社会现象中我们可以找到全人类的、一般文明的特征，也可以找到具体历史的、阶级的特征。如果从这一视角去考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我们就会看到，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了一切具有全人类的、一般文明的属性的东西。如果考察一下诸如交易所、销售学、所谓的“资本主义簿记”、定购等等，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东西并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所专有的。这些机制具有一般文明的性质。如果我们不想死抱食古不化的教条主义态度，这类机制绝对也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运行，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其工艺技术基础的。而如果有相同的工艺技术基础，那也就应该有相同的经济生活形式，社会主义不能没有这一基础。
但是，社会主义不能全盘继承一切，尤其不能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那些具体的历史现象或阶级特征继承下来。在这一点上我想引用列宁的一个著名公式，这个公式很少被人引用，但我觉得，以前之所以很少被人引用只是出于一味高喊乌拉的爱国主义心情。我指的是苏维埃政权加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成果这一社会主义定义。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准备材料中写道：“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⑤这一社会主义观今天仍保留着其现实意义，它毫无教条主义的东西。这一理论见解使我们将来能够摆脱俄罗斯资产阶级改革造成的危机。
还有一系列争论问题是我要密切关注的，不弄清这些问题就很难研究当代社会主义理论。我指的是社会主义定义的价值观问题和社会主义作为历史趋势发展的结果问题。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问题，今天基本上是由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探讨的。我想，这种社会主义观，首先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卓有成效的活动中有其重大根据。
但还有另外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学派框架内的社会主义观，这种社会主义观绝对没有过时。这是这样的一种社会主义观，它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后资本主义社会，是全球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趋势的结果，这些趋势同生产的实际上的而不是形式上的社会化，同有效的民主的发展，同反对官僚主义畸形政权的政治文化斗争相联系。
今天已经很清楚，民主型的社会主义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它至少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竭力要实现的模式，他们力图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使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他们这样做是根据对社会主义的价值的、全然伦理学的理解。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则要克服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变形和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的教条主义观点。这一模式依靠今天在中国存在着和在我国社会新经济政策时期、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以及改革初期曾经有过的那些实际的社会主义趋势。
我想就“社会主义和市场”问题说几句话。市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还是一种处于一定发展水平的社会进行交换和分配的一般文明的机制呢？我认为，市场当然是一般文明的机制。既然这样，它还是要受调控的，包括受国家有意识的调控。有人向我们推荐，今天并且越来越经常地推荐这样的结论：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私有制完全占统治地位的范围内才会有真正的市场。然而，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市场是一回事，在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市场又是另一回事。这里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别。要知道，任何一般文明的机制，不管是市场、营销学和交易所，都有两个方面。它们可以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也可以为数万“上层人物”的利益服务。那么，这些理论家们讲到市场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要首先满足数万个“上层人物”的利益，还是要满足全社会或社会的绝大多数的利益呢？我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并无矛盾，而且社会主义并不是恢复19世纪的市场，即毫无调控的自发市场的条件。这样的市场今天在发达国家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者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改革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是“市场和计划”问题。人们说怀胎不能怀半个胎，应当或者是计划经济，或者是市场经济。这是什么好主意吗？看来，从纯理论的观点看，“或者是……或者是”应当是合乎逻辑的。但生活从不给予我们形式上纯粹的现象。生活总是把各种各样的矛盾结合在一起。在这一场合，生活要求的不是“或者是，或者是”，而是“是，是”，即它要求的是市场和计划的相互关系的度。应当找出这个度……这是中国改革的全部智慧所在。我认为，我国人民一旦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将要找出这个度。计划经济的反对者也许要说：在苏联，计划不是已经使自己名誉扫地了吗？官僚主义的指令性计划形式不是已经使自己名誉扫地了吗？当时在我国，简直是一切的一切，直至钉子和茶勺都由上面来计划。当然，这种计划形式我们应当抛弃。但这是否就是说我们应当拒绝一切计划工作呢？社会主义的经验表明，问题不在于计划经济活动根本站不住脚，而在于要实现民主的计划工作，把计划的原则和市场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看待社会主义方面，解决一般文明立场和社会形态立场的相互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空白点”。许多理论家认为，形态立场是直线解释历史过程的过时的“斯大林的说教”。与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过程相联系的历史进步这一思想本身也遭到怀疑。从这一立场出发，社会主义不再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异化得到克服，人和社会解放的理想得到实现）道路上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成了非历史的现象，成了一般文明的某些抽象特征的体现。是什么特征？这些特征不多：灵活的技术、市场、交易所、营销学（计划的别称）、支票服务等等。从社会观点看这些特征是中性的，因而是可以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的。问题只是他们为谁的利益“工作”，是为少数人发财致富还是为全体人类的福利。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社会将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超越阶级差别和矛盾的第三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但事情是这样的吗？改良主义者认为是这样。他们依据的事实是：在科技革命条件下，工人阶级似乎“消失”，中等阶级增长到占资本主义社会2/3的人数等等。《未来的社会主义》杂志的作者之一欧内斯特·芒德尔用自己掌握的数字反驳了这些证据。根据他的意见，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中依然存在，甚至加强。对这个问题应当作全面的客观的研究。
在方法论上很难理解一些作者的这样的观点，他们否定历史进步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是从低级向高级的上升过程。马克思及其后继者并没有把社会进步归结为单线性的发展。在这方面，螺旋式的发展的说法较为恰当。只要注意这样一点就够了：马克思曾把历史的进步同喝被杀者颅骨里的琼浆的神像作比较。一般文明观和社会形态观是根本对立的吗？如果我们用前者取代后者，世界历史不就丧失质的规定性和多样性了吗？列宁（而不是斯大林）是把“形态”概念同一般的科学社会学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见《什么是人民之友和他们怎样反对社会民主党人》）。
稍微谈谈“极权主义”思想。我认为，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家从西方苏维埃学者那里借用了这一思想，而并没有完全持批判的态度。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党的纲领性声明都曾经谈到社会极权主义模式，把它当作一种制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极权主义不是制度，而是政权的体制。同一制度，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可以有各种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如极权模式和民主模式。
在西方，甚至像S·柯恩和R·塔克尔这样一类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也不主张把极权主义视为制度的特征。根据他们的意见，这种思想关闭了进入充满矛盾的历史现实的通道，妨碍人们的视线，使人们看不到社会各种力量的斗争。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我们无法明白自己历史的辩证法。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列宁的传统和斯大林的传统，民主的传统和极权的传统，成就和悲剧交织在一起。揭示这部活生生的历史的辩证法，包括现实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这是当前正在痛苦地克服着自己内部残存的教条主义，趋炎附势和主观主义的社会科学的使命。
还有一个极其有趣的问题：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其通向更高更进步的社会生活形式的道路发展时要经历什么样的改革。我认为，我们还根本没有研究过那种既与官僚主义对立，也与资本主义对立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据说理论家们不承认“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因为这条道路从来没有过。但我认为，这一逻辑并没有给悲观主义提供论据。要知道许多东西都是从无到有产生出来的。
在我看来，历史在20世纪总共有过4种历史发展模式，这些模式都只部分地说明了自己的合理性。一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它在实践上提供一定的社会公平和民主，但没有提供经济效率。二是自由社会模式，它靠消灭社会公平和本来残缺不全的民主而提供经济效率。三是国家官僚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它提供一定的效率和社会公平，但没有劳动人民广泛的民主和自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将成为现实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它既提供最大限度的效率，又提供社会公平和劳动人民的广泛民主。这第四种模式的萌芽，我们可以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发现。这一模式基本上同马克思称之为“人类的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社会主义概念相一致。
（1994年7月10日写就于莫斯科 胡文建译）
注释：
①鲍·斯拉温——俄共中央委员，《真理报》政治理论部主任。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1页；第20卷第125-12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
⑤《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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