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经营难的五大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成因论文,企业经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以来，以浙江、广东、福建等地为代表的中国内地中小企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人民币汇率上升、货币政策收紧及成本上升等环境下，面临经营困难、利润下降的局面，部分地区的中小企更出现倒闭或停工现象。这一轮中小企发展困境的主要表现和原因何在，其下一步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金融体系稳定以及香港会产生何种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
当前中小企发展困境
近期，伴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增速放缓，官方PMI制造业指数连续出现回落，6月份下滑至50.9。而较能反映中小企情况的汇丰中国PMI指数在7月跌落到50点的临界线之下，以48.9创下一年来的新低。作为衡量中国内地中小企发展总体现状的重要指标，由中国中小企协会发布的中小企发展指数（SMEDI）在今年首季为104.1，比去年末季下滑2.2点。其中，包括工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器服务和软件业等6个行业均出现下降。在分项指数中，成本指数、市场指数、投入指数与效益指数下降，其中成本、资金与效益指数均处于临界值之下，分别为72.2、95.6和89.8。当前中小企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企业利润不同程度下降。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5月底针对中小企的研究数据，今年一季度企业亏损额累计同比增加27.81％，比上月增加5.61个百分点，亏损企业数量同比增加2.06％，比上月增加0.22个百分点，中小企利润率则下降至1.44％左右。工业和信息产业部（以下简称“工信部”）的调查亦显示，今年前两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亏损面和金额分别达15.8％和22.3％，规模以下企业情况更为严重。
二是融资成本不断增加。工信部与社科院联合发布的《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春季报告》指出，中小企获取银行贷款的综合成本至少上升13％，远高于现行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综合各方资料，今年6月，浙江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已高达24.81％，福建泉州中小企贷款利率上浮30％，广东东莞民间借贷月息平均为4-8厘，北京银行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30-50％，时间较紧的甚至可上浮60％-70％。
三是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停工及半停工。在此次情况较为突出的浙江，先后有江南皮革公司、三旗集团、波特曼咖啡、天石电子等知名企业业主出逃，公司倒闭。据温州中小企发展促进会估算，约20％的中小企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全国工商联在密集调研之后称，“估计今年8月左右有一批企业就开始死去了，情况可能比2008年更为严重”。据统计，2008年上半年，中国内地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倒闭。
导致中小企困难的主要因素
相较于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需求萎缩，中小企目前面临的发展困境背后，既有经济增长出现调整、货币政策收紧导致资金链紧张等周期性因素，也有内地改革深化过程中的人民币升值、劳工成本上升等结构性因素，还有其自身发展与经营策略失衡等因素。
首先，市场环境不明朗因素明显增加。今年以来，在中东与北非地区地缘政治危机此起彼伏、日本大地震导致全球产业链破坏、欧债危机扩散拖累消费需求疲弱以及美国国债规模突破上限等不明朗因素之下，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减缓，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受此影响，今年中国内地整体出口明显放缓，部分行业步入调整周期。商务部在《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1年春季）》中特别指出，中国进出口形势依然复杂，影响外贸平稳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更大。以出口中小企中劳动密集型的玩具业为例，在外围市场动荡导致需求不稳以及欧美技术标准及监管措施愈加严格的情况下，今年4、5、6月的出口玩具额同比增幅分别为17.3％、13.0％和11.4％，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其次，政策调整加剧融资困难。由于直接融资门槛仍高，间接融资又缺乏有效抵押物，中小企资金一直主要依靠租赁、典当、小额融资贷款等民间融资渠道。自2002年以来，《中小企业促进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型企业若干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法规相继颁布，但落实过程中的体制不顺、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迟迟难以解决。大部分中小企既未能享受到2009年宽松货币政策的资金便利，又率先感受到货币政策收紧的严峻压力。自去年以来，中国央行先后5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银行系统资金普遍紧张的情况下，趋利避险原则导致有限的借贷偏向于实力雄厚、风险较小的大型或国有企业，中小企从商业银行正规渠道获得贷款机会减少，民间借贷成本不断上升，客观上加剧了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
其三，原材料涨价与加薪潮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一方面，美国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造成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上行周期，加上本地通胀上升、资源价格改革推进以及环保成本因素，中小企原材料价格涨势不断，生产成本中的“高进低出”现象明显。今年6月份，工业生产者价格（PPI）比去年同月（年率）上涨7.1％。其中，购进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10.5％，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9％，两者价差达2.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合同法》的正式实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以及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去年东、中、西部农民工月收入分别为1422、1350和1378元），长三角、珠三角的中小企出现地区性的“用工荒”，加速了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另外，煤电价格倒挂，运输成本较高加上天气因素导致今年全年电力缺口达到3000-4000万千瓦，中小企成为地方政府实行限电措施的主要对象。楼价高企带动的租金上涨也进一步推动企业经营成本上升。
其四，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税费负担挤压企业利润空间。截至今年6月16日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已达2.1％，自去年6月19日重启汇改以来累计升值幅度高达5.4％。据商务部统计，去年中小企出口企业平均利润率为1.47％，低于工业企业平均利润水平。人民币汇率无疑会蚕食本已不高的中小企业利润。以东莞天威公司的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企业一年将损失3000多万元。同时，长期过重的税费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摊薄了企业利润。目前中小企税收占销售收入负担率为6.81％，高于企业平均的6.65％；税收占资产总额的负担率为4.9％，亦高于1.91％的企业平均水平。
在这些原因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内地中小企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一方面，在数量大幅增加，经济总量占比大幅提升的同时，中小企自身素质良莠不齐的状况导致其应对环境变化和经营风险的能力普遍较弱，周期性波动加剧；另一方面，国家在制度设计、政策扶助及配套支持（尤其是对口融资服务）方面的保障措施远未到位，部分中小企为追求快速成长，转而选择以跨越式扩张和非正规融资获取高额利润。如前文提及的浙江企业将原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投放到房地产、股市或非正常融资市场，从事投机性活动，在外围环境进入逆周期时，其资金即出现紧缺甚至断裂。据温州官方统计，目前民间融资用于企业经营的比例已由去年末的30％下降至20％，投机炒作行为取代实业精神的倾向，加剧了部分中小企发展的恶性循环。
中小企经营状况将逐渐好转
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状况的下一步发展，无疑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和结构转型，也会对现有金融制度改革提出新的挑战。如果此轮困境持续恶化和扩散，势必增添中国经济的调整风险，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如果及时采取措施应对，保持调整力度温和适度，对于“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战略转型则具有正面的先导作用，也会推动相关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从中小企与中国经济的密切关系来看，如果其发展困境持续恶化，势必拖累整体经济增长步伐。根据全国工商联的资料，目前民营经济总量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0％以上。仅以投资为例，今年1-4月，国有和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分别为35.1％和57.7％，与2003-2010年的平均值相比，政府投资占比下降8.3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比则上升22.5个百分点。中小企在民营企业中的占比近80％，已经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中小企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截至2009年底，全国工商注册登记的中小企达1023万家（全部中小企共约4200万家），占企业总数比例达99.8％，提供近80％的城镇就业职位，完成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占出口总额的60％，最终产品和附加值相当于GDP的60％，纳税金额占比近50％。另外，作为经济活动的晴雨表，中小企普遍具有小、灵、快等特征，其发展状况往往可以反映宏观经济的整体态势。如2004年国内宏观调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均率先导致中小企发展困境，此轮调整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中小企的发展出现大起大落，情况持续恶化和失控，大量工厂倒闭、经济下滑及失业人群增加会演化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大不稳定因素。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小企整体状况保持平稳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保障中国经济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应该看到，如果及时采取适当应对措施，中小企在避免大规模陷入发展困境的前提下适度重组，对于推动中国经济战略转型具有正面作用。有别于西方工业化进程中发达的作坊和小企业，中国中小企一直在庞大的工业与国民经济体系夹缝中生存，长期存在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落后、营销管理无序、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其中有大批企业从事初级加工，低成本扩张，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据统计，中国中小企平均寿命仅为3.7年，远低于其他国家（欧洲、日本为12.5年，美国为8.2年）。此次倒闭、停工的中小企中相当一部分为高耗能或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制革、造纸、金属冶炼、打火机等），是与近年中国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并、转”目标相一致的。虽然经济转型的阵痛必然会导致现有中小企的格局重组，但通过多种手段与措施，保持调整力度的适度与温和，保障大部分企业能够持续发展，却是最终实现成功转型的基础。同时，由于具有改革成本低、操作便利、社会震荡小、新机制引入快等优势，中小企自身的升级转型，既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将带动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内的整体经济结构步入战略转型。近年来，相较于国有企业改革受到市场与体制因素影响步伐趋缓，高端服务业的拓展、高新科技研发与投入为中小企发展创造了崭新空间，也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提供宝贵经验。
从金融体系来看，如果当前的中小企困境持续恶化，亦会增加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与经营风险。一方面，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将受到波及。据统计，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含票据）达到9.45万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28.8％，比全部贷款增速高出0.6个百分点。如果中小企经营情况难以好转，势必影响信贷还款情况，造成银行坏账累积，资产质量下降。由于银行给以担保方式融资的企业最长贷款时间为2-3年（大多为2年），明年将成为贷款大量到期的时间点。另一方面，可能诱发担保公司、村镇银行、典当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倒闭风险。作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利器，担保公司在现有政策之下很难盈利（融资担保费年率目前为2.2％左右，扣除成本和代偿风险几乎无利可图），要摆脱勉强生存的窘境，往往会违规（按规定担保的最高放大倍数为10倍，实际操作中一般只能放大3-5倍）越界，通过高风险投资、高息贷款甚至非法集资提高利润。这种非正规发展模式在外围环境变化和企业无法按期偿还贷款的情况下极易引发连锁反应和泡沫破灭风险。事实上，上述几家知名企业的倒闭已经造成为其提供贷款的银行与担保公司的资金紧张和经营困难。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小企业融资其实在各国都是难题。美国、德国、日本中小企发展较为成熟和规范，与其较为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无不关系。美国风险基金遍及500多个“小企业投资公司”，再辅以NASDAQ的市场融资；德国中小企银行致力于欧洲复兴计划中的自有资本援助项目和创业援助项目（无需抵押），并实施中小企银行直接参股高新企业的“Promise”（促进中小企借贷证券化）计划；日本各种政府担保机构较为发达，形成专门为中小企提供的完整金融服务体系。此次内地中小企的发展困境反映出与其对口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中介组织严重不足。放开现有对口金融机构的数量限制和经营约束，完善金融市场生态（如积极拓展中小板市场、发展专业中小企银行等），应该是伴随中小企发展格局调整的金融改革方向。
随着中小企发展困境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台一系列措施加以应对。如工信部联合国家统计局、发改委、财政部下发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首次将中小企分为中型、小型和微型，纳入个体工商户，并明确小、微型企业是国家政策扶持的重点；发改委于6月1日带头成立中外合资担保公司；银监会亦透过修改存贷比计算方法鼓励银行对中小型企业放款；各地政府亦相继颁布多项支持高新技术中小企的新举措。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季度工业企业信心有所回升，中小企协会亦预测下一步情况将有所好转。因此，中小企的发展可能在制度设计、财政支持、政策倾斜、金融建设等诸多方面面临一个较长的调整期，但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将有助缓解目前面临的困境，以实现其升级转型与健康发展。
内地中小企业赴香港融资
在内地设厂的港资企业势必受到直接冲击，面临调整与转型压力。据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6月中旬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位于珠三角地区的港资企业中，劳工成本攀升是影响企业运作的最突出因素。如在内地从事低价玩具和成衣代工等劳动密集型港资中小企面临倒闭与停工，企业利润势必下滑。未来2-3年将是港资企业产业转型的关键期。
相关金融业务亦面临机遇与挑战。作为香港经济的中流砥柱，政府一直通过“信贷保证计划”、拓展出口信用承保范围以及“中小企发展支持基金”、“中小企市场推广基金”、“创新及科技基金”等协助中小企转型升级和建立品牌。在内地中小企面临融资困境之际，赴香港融资成为其度过资金困难的一种途径，这就为香港发展针对中小企金融借贷产品提供了契机。根据资料，目前已有15％左右的深圳企业间接或直接通过香港融资解决资金问题。专业办理内地中小企到香港融资贷款业务的投资机构每年大约解决100-200家内地中小企的资金难题，仅今年上半年来香港融资企业就达174家。另一方面，内地中小企业赴香港融资也面临一定风险。香港金管局在近期报告中指出，香港本地银行由追求低利润率的按揭贷款业务转向倚重由内地需求驱动的高利润企业贷款的倾向可能带来一定的融资风险，必须加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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