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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上万座30层以上的大厦，300条以上的步行街，35个CBD（中央商务区），每个城市都建有广场和地标建筑，这些基本上是城市管理者们互相观摩、取经、效仿和攀比的结果。他们需要不落伍，但付出的是“相似”的代价。
虽然今天许多城市与以前相比已经日新月异，但在城市建设中对城市的无知和不负责任的破坏、摧残，却是到处可见。英国文物建筑学会指出，20世纪70年代发展的英国旧区改造所破坏的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我国文物保护界认为：从1982年始，我国先后公布了101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但在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冲突中，牺牲的往往是前者。
1992年7月1日，矗立八十多年的济南标志性建筑——具有典型日耳曼风格，可与近代欧洲火车站媲美的济南老火车站被拆除。起因是某官员说：“它是殖民主义的象征，看到它就想起中国人民受欺压的岁月……那钟楼的绿顶子（穹隆顶）像是希特勒军队的钢盔。”照此逻辑，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上海外滩建筑群不也应夷为平地？1999年11月 11日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市的千年古城墙惨遭摧毁。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称此为20世纪末恶劣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事件。之前，还有福州三坊七巷的建设性破坏，贵州遵义和浙江舟山市定海的老街区被拆。2000年2月，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院的命运引人关注，类似这样的明清四合院维系着城市文明的起承转合，被梁思成认为是“世界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但主事者并不认为这栋拥有私人产权的旧民居会比一间豪华厕所更有价值。
旧城改造的另一问题是房地产开发的狂热。官员的盲目决策和开发商的算盘，其作用远大于建筑师的专业蓝图。“拆”，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公共语汇。保税区和开发区的建设使宁波的历史人文资源损失了80％。旧城的破坏业已成为上个世纪中国城市建设者们最短见的城市行为。历史的载体不是在教科书中，而是在有质感有形体有生命痕迹的城市里。旧城被拆之后，宝贵的文明传统被割断，新城市对未来表现得无所适从，只好一味地抄袭，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无休止地折腾。
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发现了中国城市越来越相像：一样标志风格的连锁快餐店、银行网点、五星级酒店；一样的马赛克、玻璃幕墙；一样港式、欧风、新加坡模式的中不中、洋不洋的建筑。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这样评论中国的建筑师：“他们尝试过苏联的方式，结果他们对那些按苏联方式建造的建筑物深恶痛绝。现在他们试图采纳西方的方式，我担心他们最终同样会讨厌他们的建筑。”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出的像南京中山陵、上海中国银行大楼、紫金山体育场这样具有“中国现代建筑”风格的作品是不多见的。当代中国建筑能贡献给人类文化的究竟是什么呢？
现在，每个城市都在大力兴建广场和标志性建筑，为自己代言。标志性建筑的内涵应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反映出城市固有的个性风貌，可以存在数百年而不改。可惜绝大多数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并不能成为其历史文化的载体，或者说它只是把城市固有的文化消灭之后以新建筑取而代之。
以最新最高最现代的建筑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目前中国城市建筑景观热中的一大误区。新建筑之后还有更新的，因而标志性建筑也总在易帜。深圳上世纪80年代看国贸，90年代看地王。一切都以时序和建筑的宏伟来定。人说标志性建筑是城市的眼睛，我们的城市太像一个急于追逐所谓的时尚而不惜一再动刀整容的小姑娘。中国有上万座30层以上的大厦，300条以上的步行街，35个CBD（中央商务区），每个城市都建有广场和地标建筑，这些基本上是城市管理者们互相观摩、取经、效仿和攀比的结果。他们需要不落伍，但付出的是“相似”的代价。在中国建筑界盛传着这样的故事：某些建筑设计师到处竞标，不过是把自己在一个城市的建筑方案略作规模上的调整拿到另一个城市套用。假设我们的城市参评世界遗产（这倒是一个估算城市价值的机会），哪个城市可能获得如当年梁思成对老北京城的评价——“这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
高楼大厦也成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代名词。西安旧城中原有的建筑以低层为主，市中心钟楼鼓楼城楼以及城外大小雁塔等均突出于城市轮廓线上，成为城市的标志性景点。而今市内层出不穷的中高层建筑破坏了传统的城市轮廓线，重要古建筑之间的“通视走廊”受阻。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真的就是中国现代化标志吗？绝不！建筑大师张开济以“标新立异、矫揉造作、哗众取宠、华而不实”来形容时下流行的建筑风格。全国已有近百家城市喊出“建立国际大都市”的口号。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不少城市在为扩大市区人口规模不懈“努力”着，几百万、上千万市民也成了国际大都市的指标。殊不知巴黎为缓解老城人口和就业的压力，花了三十年时间建了五座新城才移出75万人；汉城花了七年时间才使其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4％。遗憾的是，在中国，像大连那样“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城市并不多。
专家指出，景观建筑学在中国建筑界缺席，是城市风格缺乏个性的重要原因。在包括建筑、农林在内的所有学科中，中国的“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硕士和“风景园林”本科专业目录于1997年被全部取消。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十来年新办的建筑学专业起码有原来的八倍多。建筑系教师们忙于弃教从业，培养出只视建筑为造房子的蹩脚建筑师。事实上景观建筑学与建筑学、城市规划在建筑界的地位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城市人居环境中将技术（资源发展、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与艺术（大众行为、环境形象、精神文明等）融为一体的工作就由它来完成。
但是，新的建设高潮在有限的旧城区内无休止地要面积，欲望的扩张和对金钱的渴望窒息了建筑艺术。开发商只管盖房子，大门口外的环境则往往无人投资。今天中国的不少建筑师们只考虑个体如何出奇制胜，不管别人，更不谈后来人，构成城市形体的建筑像时装表演，各显神通。北京金融街建筑群，各唱各的调，杂乱相处。主体建筑超高68米，大多数建筑放在一起看就是洋时髦加假古董。合肥自20世纪60年代采取三叶扇形布局，是我国城市规划中好的实例；但现在开发商追求高容率，中心老城区的容量受到过度的挤压，若不控制也将前功尽弃。
旧城改造，还涉及到对文物的复原重修。如果不是科学地对待那些古老的建筑，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看到完整的北京明十三陵的昭陵，颐和园的景明楼，澹宁堂，居庸关的城墙城楼，广州光孝寺的钟楼，苏州瑞光塔和河北赵州桥等古迹。但是，各地仿古建筑的大兴土木，不惜以破坏城市生态为代价，则是一种“假古董”盛行的恶习。近年来全国弥漫着一股人造景观热，能容纳千人以上的人造景点建了千处以上，有的“假古董”单项投资就超亿元，而国家每年下拨给750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专项补助经费”总共只有1.3亿元。
萧伯纳曾说：人类文化，一半为未受教育者所摧残，另一半为饱受教育者所摧残。“假古董”对当前城市的伤害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