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语言能力有关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力论文,语言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提出“国民语言能力”“国家语言实力”等概念,推动了语言能力的研究。2012年10月,江苏师范大学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联合组建了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2013年6月,中心扩容,新增协同单位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词网科技有限公司、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等。近年来,中心在很多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如国民个体语言能力理论、神经机制和能力提升,残障人群语言能力障碍机理、康复治疗和能力提升,机器语言能力,语言能力与语言教育政策,等等。2014年6月5日至6日,世界语言大会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来自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代表、专家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创新语言教育、提升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策划并全程参与了世界语言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拓宽了研究视野。同年,中心获批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语言文字能力建设与文化强国的关系研究”,开始宏观层面的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本文是该项目的初步研究成果。不同于语言学者李宇明(2011)、文秋芳(2011)等的研究方法,本文主要从语言资源观角度,借用企业战略管理资源学派理论,分析探讨国家语言能力有关问题。 二 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 企业战略管理资源学派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资源是指企业在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所控制的能够实现企业目标的各种要素,包括资产、潜力、组织过程、信息、知识等。一般把企业资源分成三类:物质资源(自然技术、工厂设备、地理位置、原材料获得渠道等)、人力资源(培训、经验、判断力、智力、关系等)和组织资源(正式制度和结构以及团体间的非正式关系等)。企业资源既包括有形资源,也包括无形资源。能力是指企业分配资源和管理资源的效率,这些资源被有目的地整合在一起,以达到一种预想的最终状态。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源,但资源的价值是不同的,并且资源是有限的,甚至是稀缺的,必须进行有效的配置、开发与利用。任何一家企业都是资源和能力的独特集合体。核心竞争力是指能为企业带来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和能力。比较优势是企业利用自己的要素禀赋寻求最佳发展方向和获取最大利益。竞争优势是指当一个企业实施能创造价值的战略,而同时其他任何企业和潜在竞争对手无法实施该战略时形成的优势。持续竞争优势还包括“竞争对手无法复制此战略的优势”。持续性不是一个日历时间概念,竞争优势只有在复制那些优势的努力已经停止后,优势却仍然存在,这才意味着是持久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性质是不同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利用不同的要素禀赋或资源优势,确立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竞争优势则通过建立核心竞争力以保持自己的优势,突出的是通过动态的、一定时间内不能被竞争对手所模仿与替代的,而不是静止的要素禀赋优势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战略。比较优势只有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持续发展。 考察一个组织(企业)的发展可以发现,其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核心竞争力的构建过程,即从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基本竞争力到具有短期竞争优势的次核心竞争力再到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竞争力的过程(魏晖,2006)。 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在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甚至脱颖而出。但是,单项资源无法产生持续竞争优势,只有和其他资源相互配合,有效地成为一个整体时,才能成为战略性资源,才会产生战略优势。并不是所有的企业资源和能力都能成为战略资产。有些资源和能力可能会削弱企业的竞争能力,因为它们可能会反映在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较弱的领域。因此,有些资源和能力可能会抑制或阻止核心竞争力的发展。在深入了解所具有的资源和能力之后,企业需要确定能利用自身能力发展的外部机会,避开在较弱领域的竞争。 资源按其属性可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语言资源具有社会资源的基本特性,如社会性、继承性、流动性、价值差异性、不均衡性、稀缺性和可开发性,还有一些独特特性,如共享性、种群衍生性、地域和生态关联性等。共享性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英语既是英语国家的专有语言,世界其他非英语国家的人员学习掌握了它,英语也就成为这个非英语国家的语言资源。 国家语言资源大致包括四大类:①语言本体(知识)资源,由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等构成,有系统的、零碎的、传统介质的、数字化的;②语言应用资源,包括各种通用的、专用的、静态的、动态的、多语的、平行的语料库,还包括与语料的加工、处理相关的知识库、数据库、规范标准(库)等;③语言学习资源,一般用于教育培训,包括自然语言学习资源和人工语言学习资源;④人力资源,即掌握不同语种(包括外语)的人才。在国家语言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核心的资源,也是最具有能动性的资源。 从语言资源观角度,借用企业战略管理资源学派理论,国家语言能力指国家分配和管理国家语言资源的效率。国家之间语言能力的高低,不仅取决于语言资源的种类、系统性、标准化、数字化等,也取决于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水平情况,还取决于不同语言资源的组合。这种组合如果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独特的、难模仿的、难替代的优势,国家语言能力就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的重要方面,文化强国对内主要表现为凝聚力,对外表现为影响力,这种凝聚力和影响力大小取决于构成文化的多种资源(包括语言资源)的组合情况。因此,国家语言能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 人们经常使用“国家语言实力”概念。实力是影响他人行为并促成事件发生的能力,即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并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影响他人行为的方法有多种,可以威胁强迫,也可以利益诱惑,或者通过吸引和拉拢使对方目标一致。实力可简单定义为:所拥有的能够影响结果的能力或资源。就达到目标而言,将资源转化为真正的实力需要精巧的策略和高超的领导艺术(约瑟夫·奈,2013)。实力有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硬实力,有文化、价值观、外交政策等软实力,也有硬实力与软实力巧妙结合而成的巧实力。由此可以看出,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语言实力概念存在一些差异。国家语言能力突出内部要素禀赋或资源的分配、管理,是一种内生性的能力;国家语言实力更强调对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国家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实力也有一致的地方,都是以资源和能力为基础,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实力的重要基础。一般来说,国家语言能力强,国家语言实力也强。 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有不少学者认为汉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是一种传播力,汉语的传播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一部分。语言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威胁或者报偿等手段来实现,语言的吸引力则是通过语言魅力、语言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等影响他人学习使用的意愿。根据上述讨论,汉语的传播力不属于国家语言能力范畴,而应在评价国家语言实力时考虑。这也正是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语言实力存在差异的地方。 综上所述,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分配和管理国家语言资源的效率,是一种突出内部要素禀赋的内生性能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 三 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 为了更准确、全面地把握国家语言能力概念,需要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作细致的分析。下面从国家语言资源入手,通过对语言资源以及不同语言资源组合的分析来探讨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 (一)人力资源角度 从人力资源角度,国家语言能力包括:①国民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情况,表现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②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及水平情况;③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④翻译能力(可翻译的语种、翻译速度和质量),包括笔译和口译能力。此外,国际上使用该国语言的人数、水平、频度等也是衡量国家语言能力的一个指标,但它同时也是他国国家语言能力的一个指标。考虑到这种情况,就不将它列入。 (二)语言应用资源与语言本体(知识)资源的组合角度 语言本体(知识)资源是建立语言应用资源的基础,如果只有零碎的本体(知识)资源,很难建立应用资源库。相反,语言本体(知识)资源越是系统,标准化、数字化程度越高,应用资源就越丰富,可应用的方面越多,开发性、开发效率越高。因此,从语言应用资源与语言本体(知识)资源组合角度,国家语言能力还包括语言资源库的可开发性及开发效率。 (三)语言学习资源与语言本体(知识)资源的组合角度 经济的全球化、交通的便捷、通信技术的发展等推动了语言学习热潮,建立在语言本体(知识)资源基础上的语言学习资源平台越来越多,语言学习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和效果影响国家语言能力。具有丰富学习资源的、多媒体综合应用的、交互的、移动的语言资源学习平台才是最受欢迎、有竞争力的。因此,国家语言能力还包括语言学习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利用效率。 (四)人力资源与其他语言资源的组合角度 人力资源是国家语言资源最核心的要素,人力资源与语言本体(知识)资源、应用资源、学习资源的不同组合、优化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语言是最重要的信息载体,语言数据成为可挖掘的“宝矿”“富矿”。因此,语言信息处理能力成为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通过建立有关语言服务系统、语言志愿者系统等,在日常生活中提供语言服务,在地震、灾害以及语言冲突等应急状况时实施语言支援等,国家语言能力就表现为管理社会语言生活的能力。 由于语言资源种类及其组合繁多,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比较复杂。根据上面的分析,国家语言能力至少包括八个方面: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②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及水平;③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④翻译能力(可翻译的语种、翻译速度和质量);⑤语言资源库的可开发性及开发效率;⑥语言学习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利用效率;⑦语言信息处理能力;⑧管理社会语言生活的能力。 四 国家语言能力的评价 如果能够建立国家语言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就能够让理论走向应用,既可以找到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途径和方法,也能够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支撑,目前还难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本文暂作一些定性分析。 基本设想是,将构成国家语言能力的八个方面作为二级指标,其中内涵相近的合并构建为一级指标。通过对八个二级指标的分析,考虑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及水平(简称“普及力”)、语种数量及其活力(简称“生命力”)、语言资源开发状况和水平(简称“开发力”)、管理社会语言生活的能力(简称“管理力”)四个指标作为国家语言能力评价的一级指标。 (一)普及力 国家语言能力的核心基础是国民语言能力,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掌握情况是国民语言能力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是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指标,构成国家语言能力的“普及力”。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是决定国家发展状况的一个影响指标。“一个在语言方面极其繁杂的国家却总是不发达的,而一个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统一的语言——如果不是在语言起源上的统一,就是一种共同语言的广泛传播。”(乔纳森·普尔,2001)。国际上这些方面的事例很多,发达国家基本上使用一种或两种通用语言。新加坡是一个典型例子。新加坡是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经过近30年的努力,最终确定了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汉语为第二语言的格局,这被认为是新加坡成功的重要方面。李光耀(2013a)说:“从一开始,我们坚决地以英语为共同语,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也为新加坡的政治安定和经济腾飞奠定了有利的基础。”李光耀(2013b)在谈到印度时,认为印度方言多达330种,国家使用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复杂的语言状况影响了印度的办事效率。 我国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的统一”特点。经济是“多样性的统一”,政治也是“多样性的统一”,中国的民族、宗教、语言同样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统一”。中国的民族结构无论从哪个历史剖面上看都堪称“多样性的统一”(刘哲昕,201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种的国家,语言的多样性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主体地位是相统一的。“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是保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繁荣的必要基础。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及水平也是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指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涉及的领域是全面的,不能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交际的人员无法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就不能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党中央基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和语言文字工作国情现状做出的准确判断,是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 (二)生命力 国家语言能力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拥有的语种数量(包括外语),还取决于其活力。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评估语言活力有六个要素:①代际之间的语言传承;②使用一种语言的绝对人口;③总人口中使用该语言的比例;④现存语言使用领域的趋势;⑤新领域和媒体的回应;⑥用于语言教育和学习材料的数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2006)。可见,学习使用该语种的人数和水平是表征该语言活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越多,水平越高,国家语言能力越强。从掌握语种的角度可将国民划分为单语者、双语者和多语者。单语者、双语者、多语者的数量和结构,三者的比例状况以及覆盖的语种数量(特别是对我国外交、经贸、安全等影响较大的语种),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影响很大,需要研究不同的结构比例和不同的语种数量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影响。 因此,生命力,即一个国家语种数量及其活力,可用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水平以及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来表征。 (三)开发力 开发力,即语言资源开发状况及水平,可用语言资源库的可开发性及开发效率、语言学习资源的可利用性及利用效率、语言信息处理能力来表征。由于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信息处理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信息处理智能化包括机器翻译、语音识别和合成、信息检索、文字识别、语义识别、人机接口智能输入、语义网等众多方面。机器翻译越来越成为可能,也越来越重要,机器翻译能力将在可翻译的语种、翻译的速度等方面远远超过人力,因此将机器翻译能力代替翻译能力,纳入开发力中。但考虑到机器翻译能力只是语言信息处理能力的一部分,因此,机器翻译能力不单独作为一个二级指标。 (四)管理力 管理力,即国家管理社会语言生活的能力,既包含在日常生活中提供语言服务的能力,如城市语言服务系统,为特殊人群提供的特殊语言服务、语言康复、语言治疗等,也包括在地震、灾害时实施语言支援、语言服务的能力,在语言冲突时平乱、纠错的能力。语言严重冲突将损害国家语言能力甚至导致国家分裂。巴基斯坦因孟加拉语与乌尔都语的冲突导致国家分裂。比利时因法语和荷兰语冲突经常导致政府瘫痪。当然,避免语言冲突更多体现为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是否科学合理,是否符合本国的实际情况,需要妥善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其他语言文字的关系,妥善处理好普及力与生命力的关系。普及力和生命力都强,语言冲突的可能性小;普及力强,生命力弱,容易产生冲突;普及力弱,生命力强,容易影响效率甚至产生分离倾向。 综上所述,可以初步建立国家语言能力的评价指标(见表1)。当然,离建立国家语言能力指标体系还有较大距离,一方面是如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另一方面有些二级指标是否还需要细分,建立三级指标,如语言信息处理能力、管理社会语言生活的能力,有待进一步的分析。 五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若干建议 借助上述评价指标,可对提升国家语言能力进行定性分析。下面从四个一级指标角度对提升国家语言能力提出一些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1.从提升普及力角度,坚持把握需求,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继续提高普通话普及程度和水平。 从2010年河北、江苏、广西三地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看,三省(区)“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例分别达到73.3%、70.67%和80.75%,比2000年分别提高了20.72%、15.14%和30.36%。三省(区)分别处于祖国东、中、西部,人口数量处于全国各省(市、区)人口数量的前10名,在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方面有一定代表性,可以据此推算全国的普通话普及程度应该在70%以上,比2000年53.06%提高了17%,说明普通话普及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但还存在两个问题:(1)普通话水平有待提高。三省(区)“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人群中“能流利准确地使用”和“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的比例分别为65.09%、59.87%和51.41%,不足2/3。江苏、广西分别有28.27%、26.29%的人处于“基本能交谈但不太熟练”水平。通过录音了解,这些人群能听懂普通话,但别人听他们说普通话有困难,甚至很困难。(2)城乡发展仍不平衡。与2000年相比,三省(区)“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比例乡村的增幅均高于城镇,说明国家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等取得很大成效,但与城镇相比仍分别存在12.86%、15.98%和12.99%的差距。(谢俊英,2011) 需求是普通话普及的最大动力。了解需求、把握需求是做好普通话普及工作的重要基础。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人群、农民工和新增城镇居民等为了就业、与社会交往、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有学习普通话的需求,建议各级政府因势利导,为他们学习普通话提供相应的条件和服务。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需要依法推广普通话,讲究策略,讲究方式方法,防止产生逆反心理,防止被“三股势力”利用,建议采取多种措施实施免费教育培训;教师是推广普通话的中坚力量,建议积极为他们创造深造、培训的机会和条件。对于其他有提高普通话水平的需求,积极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我国各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不同,水平不一,语言文字情况差异很大,民众需求不同,建议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与策略。对于北京、上海、深圳等普通话普及程度很高的国际化大都市,服务对象可能主要是农民工和新增城市居民,普通话的普及建议以提高水平为主;对于普通话普及程度在70%左右的地区和农村,建议普及与提高并重,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措施,继续提高普通话的普及程度及水平;对于普通话普及程度远低于70%的地区和农村,建议继续以普及为主,加大普及力度,加大投资力度,尽快实现基本普及目标。 新时期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建议着重加强国家语言意识培养,大力培养国民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认同感、自豪感,形成自觉、规范使用意识。政府、主流媒体责无旁贷,应肩负巩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体地位和全国通用地位的责任,义务教育应保证所有受教育者认同并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强青少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意识培养,特别是对民族地区青少年、农村留守儿童等,通过讲故事、引入卡通、动漫等现代元素,增强传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2.从提升生命力角度,坚持市场导向,发挥政府引导,培养大量双语和多语人才。 目前,尚不清楚“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及水平”“各语种人才的数量、水平和结构分布”情况,这是语言国情非常重要的两个数据,建议人口普查中加入有关语言调查项,从语言的角度更准确地把握国情。 据报道,目前和我国建交的175个国家中,通用的语种约95种,而我国仅能开设54种语言课程。在语种数量方面,我国目前开设的小语种专业和课程明显不足;现有非通用语种主要以欧亚为主,但面向非洲等语言资源丰富语言文化多样化地区的语种却很少;除了语种数量缺乏和布局不合理之外,非通用语种教育质量也不平衡(沈骑,2014)。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沿线国家相关语种人才的需求会明显增大,将促进我国语种数量的增加和人才的培养。在实际生活中,国民学习语种的选择既要尊重个人意愿,注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建议有关部门做好语种需求和人才数量预测及信息发布,做好语言教育规划,为语言学习使用者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建议有关高校根据市场需求和国家需求做好语种规划及专业设置,系统培养沿线国家有关语种的外语人才。但这种培养方法周期较长,难以满足近期的急需。建议相关企业根据投资、贸易、交通建设、旅游等需求,和有关高校合作,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企业急需的外语人才。既可以采取定向或委托培养的方法,培养精通相关外语的复合型人才或能熟练使用外语的专业人才;也可以采取快速、强化培训的方法,以适应发展急需;还可以采取简洁、有效的培训方法,使劳动者更好地适应国外务工生活。 3.从提升开发力角度,加大投入,协同创新,提升语言科技竞争力。 信息技术是当今世界创新速度最快、通用性最广、渗透性最强的高新技术之一,信息技术水平和信息化能力是国家创新能力的突出体现。《中国技术前瞻报告》指出,未来10年我国最有可能的科技突破集中在10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国家技术前瞻研究组,2008)。中文信息处理正处于酝酿重大突破的前夜。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大型企业在这些研究领域投入很大,我国不少企业如方正、百度、讯飞等成就于语言文字信息化处理技术,并成为自主创新的典范。语言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统筹规划好语言资源的获取、加工、管理、开发和使用,加大投入,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研究,引导协同创新,建立资源共享、使用及利益分配机制,提高语言资源的开发力和语言科技的竞争力。 4.从提升管理力角度,坚持以人为本,加强语言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4年南京青奥会的举办,不少城市都开展了市民学外语系列活动。有的城市制定了有关规划,提出以公安、交通、旅游、卫生、文博、商业、邮政等窗口行业和部门为重点,带动全市窗口部门和服务行业外语水平的全面提高,促进外语在政府对外交往活动中的普及,掀起了市民学外语讲外语活动热潮。这些活动,对奥运会、世博会的举办营造了良好的语言环境,2006年,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还被国际奥委会列入人文奥运遗产。这些活动也经常遭受诟病,认为成效低,甚至劳民伤财。有批评者认为,靠普及外语来提升服务,很可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难以逃避形式主义的宿命(石丁,2010)。随着信息技术、语音技术、文字识别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等的发展,城市语言服务系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本地区主要往来人群不同族群语言的情况,建立相应的多语言服务系统,提供便捷、高效的语言服务。 2014年,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国家语言志愿者人才库建设”启动,这项研究成果将为国际重大活动在我国的举办、地震灾害等应急事件提供语言支援和服务。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尽快规划语言志愿者系统建设,尽早将研究成果投入使用。 据有关报道,全国残疾人总数为8502万人,其中视力残疾为1263万人,听力残疾2054万人,言语残疾130万人。为这些特殊人群提供语言诊断、康复治疗和能力提升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建议加强相关研究的支持力度,支持康复治疗机构建设。 总之,要树立语言资源观念,既要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重视语言资源的获取、加工和管理,更要重视语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国家语言资源转化为语言能力,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民生服务。关于民族语言能力相关问题的探讨_语言能力论文
关于民族语言能力相关问题的探讨_语言能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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