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典著作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空前活跃的一段时期，在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版本比较、文本研究、名篇解读等方面均取得重大进展，并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这方面研究的开展状况和重大进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生动演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实践发展的互动逻辑，生动地证明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国家兴则学术兴”的朴素真理。
一、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的基本特点
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参与者多、成果丰富，从总体上看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研究进程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思想路线问题的深入讨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反杜林论》、《哲学笔记》等经典名篇引人关注；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论粮食税》因其有关思想而成为探讨热点；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因其全球化思想又引起广泛探讨。除经典著作关注重点的变迁以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工作的不断推进，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都反映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需要。
第二，开展状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紧密相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需要，一批专门教研机构得以恢复和建立。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重建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其他高校和地方社会科学院也随之纷纷成立相应机构。这些机构中有一批学者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研工作。20世纪90年代始，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点的设立，各学科点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位课程和研究方向，这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近几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不仅在一级学科层面得到普遍重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二级学科层面得到专门研究。
第三，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学理性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先后成立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团体，如1981年成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1982年成立全国《反杜林论》研究会等。2000年5月5日，北京大学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成立了旨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中央编译局2004年牵头承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是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吸收了全国200多名专家学者参与研究。2007年，北京地区一批致力于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论坛”。近年来，《高校理论战线》、《中华魂》等期刊先后开设专栏刊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列研究文章。经多方努力，相关研究成果的广度、深度、学术含量得以不断提升，深度挖掘、学理阐释型成果渐增。
第四，研究视野的国际性、开放性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的逐渐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的国际视野不断拓宽。在这方面，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和北京大学等为代表，在聘请外籍专家、派出访问学者、关注国外研究动态等方面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我国学界逐渐认识到自身研究的不足，意识到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性。同时，国际学界也开始关注我国的研究动态，如近期日本学者参与中国学界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讨论，德国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撰文批驳将晚年恩格斯曲解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错误倾向。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工作的重大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一直受到中央高度重视。经过中央编译局精心组织和具体实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第一，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编译出版，积极开展中文第2版的编译工作。从1977年到1983年，中央编译局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11卷补卷的翻译工作，并于1985年出齐。这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编译工作顺利完成。为了进一步提高编译质量以适应新时期的实践需要，1986年7月，中央决定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这套全集的编译出版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从1995年起陆续问世，迄今已出版20卷，①拟于2020年完成共60—70卷的出版计划。
第二，顺利完成《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译出版工作。《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系中央编译局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译出，由人民出版社1955-1963年出版。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中共中央于1982年5月作出我国自行编辑新版《列宁全集》的决定。新版《列宁全集》共60卷，全书分著作、书信、笔记三大部分，收录列宁文献9000多件，共约3000万字，已经在1984-1991年出齐。②这是目前世界上收载列宁文献最多的版本。
第三，编译出版中文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以及中文版《斯大林选集》。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分别出了中文1版、2版。为了适应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需要，中央编译局着手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并于1995年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斯大林著作的选本情况稍有不同。改革开放以前，中央编译局编译了《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一书，出版后在内部发行。1979年，中央编译局编译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斯大林选集》，收录1901-1952年斯大林的重要著作56篇。
第四，编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为了满足读者对马列著作的不同需要，中央编译局从1995年着手编辑《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该文库有计划地收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若干重要著作，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凡可独立成书者，则一文一书，有些重要文章和书信则按专题编成文集。译文和资料均以新版全集、选集为准，有些著作尚无新版者，则按新版要求重新校订。迄今已出版的“文库”著作有22本。③
此外，在出版上述选集、文选、文库的同时，一些部门还编选出版了一些“选读本”、“导读本”，如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全国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用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原著导读》、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选编导读》(文科研究生通用教材)、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等。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的方法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的升温，关于文本研究方法的成果渐增。总体来看，这些成果探讨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观点大致如下：
其一，关于文本研究的方法论自觉。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是推进马克思文本研究、把握马克思本真精神的前提。当前马克思文本研究存在考据学、解释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三种方法。前两种方法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和应用空间，但创造性地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引入马克思文本研究是方法论自觉的根本。[1]要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研究者至少应有以下几方面的方法论自觉：要基于MEGA2；要建立在充分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要以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为基础；要善于参照主要语种的马克思著作版本。[2]
其二，关于文本研究的基本路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是相互映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最终要通过正确的研究路径体现出来。在新的时代境遇下作马克思文本研究，应在通盘考虑基础上渐次展开如下工作：文本研究的前提性工作，即版本考证与方法省思；重要文本的具体解读；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和评价。[3]我们应该超越西方马克思学和苏联马克思学的研究，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倡导创新性研究和科学的解读模式，注重对马克思文本的历史语境还原与本原意义挖掘。[4]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成立后，一些学者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二级学科中设立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方向，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5]
而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包括文献考据和文献诠释两个方面，只有把考据和诠释结合起来，才能建立统一、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6]
文本解读有不同的模式。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现有解读方式大体有“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以我解马”、“以马解马”等。这其中，“以马解马”无疑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模式，这种模式要求我们：认真研究马恩的文本；弄清经典著作中一些重要概念的字面含义和独特语境；既研究“小语境”，又研究“大语境”；联系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来研究；建立我国科学的“马克思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学”；理顺文本研究与其他研究之间的关系等。[7]
其三，关于“回到马克思”的讨论。“回到马克思”，是近年来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且存在诸多争议的口号。1999年，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出版，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虽然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时期重建意识形态的需要，但存在片面性。其中，有学者认为，这一口号与它所要表达的实际要求之间存在距离，其片面性来自于它所依据的古典解释观；[8]“回到马克思”现象在方法论上存在着重逻辑轻历史的倾向，这是它产生负面效应的认识论根源；[9]“回到马克思”在引用马克思“文本”方面存在把作者不愿意出版的著作当作他的主要的真实的思想等问题，其思维方法仍是传统“本质主义”的方法；[10]对马克思的文本不应采取经院哲学式的研究方式。无论是“告别马克思”还是“回到马克思”，在绝对的意义上都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创造性地重读马克思；[11]这个口号的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它只是客观性解释马克思文本和正确书写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学术口号，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指导实践的口号。[12]
与上述观点相反，一些学者则对“回到马克思”持肯定态度。其中，有学者认为，以现代诠释学为标准对“回到马克思”这个口号进行评判是不恰当的。时代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以其中说出的时代真理为指引去研究现实问题。而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存在着继承与超越、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不断地推进理论的发展，更有效地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14]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集和选集的版本研究
随着中文新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集和选集的编译出版，以及我国学术界对MEGA的不断了解，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版本研究。
1.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集和选集中文版的研究
在改革开放之初出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和正在陆续出版的中文第2版，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我国的思想理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虽以俄文第2版为依据，但在收录文献、编辑体例、注释资料等方面与俄文版存在不同。它的出版，纠正了马恩著作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中译本的误译，方便了读者阅读和研究。它的不足主要表现在译文质量有待改进、收文不全、误收他人文献以及编辑工作不尽如人意等。[15]由于中文第2版正处于陆续出版过程中，因此除中央编译局关于出版计划的介绍外，尚无版本探讨方面的系统成果。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一经出版，就以其完整的文献收录、准确的译文质量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可以说，它在文献收录、编辑体例、参考资料编写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16]同俄文第5版相比，它在文献收录和参考资料编写等方面具有优点；同中文第1版相比，它不仅文献收录数量增加，[17]而且译文更为准确、通畅。与第1版作比较，它在装帧和版式设计上也有较大改进。[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与第2版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编辑出版的，在编辑思路和编辑原则上两者存在一些差异。中文第1版虽然发挥过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但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与第1版相比较，第2版在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辩证统一、着眼于理论与现实的辩证统一、着眼于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19]从选编的文章看，第2版比第1版有较明显的变化，增删了若干篇文章。而增删的原则在于：尽量删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对具体事件的分析文章，增加一些涉及基本观点的文章。这进一步昭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学习其立场、观点、方法的原则。[20]
2.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的研究
关于原苏联和民主德国共同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国内在1980年代前后就有一些零星介绍。如刊载在《中国出版》杂志1978年第2期的文章《苏联和东德合作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就反映了当时我国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由于编辑出版机构、出版计划的变动，MEGA2的命运也牵动着中国学界。[21]近年来，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深入开展，国内学界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并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其一，MEGA2的结构体系、内容安排。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承接MEGA2的出版工作后，将原计划的出版规模由164卷减少为114卷(包含分卷共122卷)，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著作、文章、草稿；第二部分包括《资本论》及其前期工作；第三部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信件；第四部分包括摘要、笔记、注释。这四个部分同时编辑出版。其中第一部分32卷，目前已经出版15卷；第二部分15卷，目前已经出版10卷；第三部分35卷，目前已经出版10卷；第四部分32卷，目前已经出版11卷。[22]原先我们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W)，确切地说应当称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相比，在收载内容、语言文字、文稿形式、参考资料等方面存在许多区别。[23]
其二，MEGA2的编辑原则、编辑体例。MEGA2编委会坚持遵循自己的编辑原则，在编辑体例上也有自己的特色。MEGA2体现了完整性、可靠性、历史性、考证性、学术性、技术性等编辑原则，所采用的是西方编辑历史考证版著作通行的异文处理方法。[24]同时，MEGA2在人名索引的具体编辑方法以及注释的具体编写方法等方面也独具特色。[25]
其三，MEGA2对于我们的意义。应该承认，同国外编辑和研究MEGA2的学者相比，我国学者在外语水平、研究手段等方面存在差距。因此，MEGA2的出版，要求我们下大工夫深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手稿，跟踪国外研究的新进展；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极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的交流和影响。[26]同时，我们也应注意，MEGA2编辑工作呈现“去政治化”、“国际化”和“学术性”等特征，如果不注意识别其西方马克思学的方法论倾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在尚未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时候，又陷入新的西方马克思学神话。[27]
五、关于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名篇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涵盖面广、文献量大。根据我们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武汉大学镜像站的搜索结果(以某一经典著作篇名为论文篇名搜索词)，1979年以来(截至2008年7月30日)，关于部分经典著作的研究论文篇数分别为：《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396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48篇；《德意志意识形态》，311篇；《共产党宣言》，877篇；《资本论》，2376篇；《反杜林论》，157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92篇；《哲学笔记》，145篇；《国家与革命》，49篇。如果考虑到许多论文在篇名上并未包含经典著作篇名的情况，实际上有关论文数远不止于此。限于篇幅，下面仅介绍部分经典名篇的研究情况。
1.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基本完成第一个伟大发现的标志性著作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一般评介性成果居多。近年来，文本研究的色彩渐浓，并集中于以下几方面的探讨：
其一，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上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批判，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因而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28]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有人怀疑甚至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部分的地位。在这场争论中，如何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有关思想成为关键问题。[29]
其二，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编辑问题。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特殊的文本性质，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版本编辑存在着不同看法。近年来，有学者以《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一书为基础，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未定稿部分的归类和排列这个版本编辑问题，初步分析了其基本内容及相互关联。[30]有学者梳理了这一文本原始手稿的保存情况、《费尔巴哈》一章的不同版本以及MEGA2的编排设想和编排顺序。[31]有学者认为，在国际上诸多《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排方案中，《马克思恩格斯年鉴》刊登的编排方案最为合理。[32]
其三，关于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讨论。2005年初，中国学者组织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广松涉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并给予高度评价。此事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有学者认为，组织者忽视国外学者版本研究新成果，造成了在一些问题上的误判。[33]有日本学者也对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方式提出批评，同时也对中国学者为广松涉版所写“代译序”中的褒扬之词持否定态度。[34]此外，有学者针对广松涉提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中的“恩格斯主导论”，从文献学考证、文本学解读的视角进行了反驳，认定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的主导作用。[35]与此相反，有学者则对广松涉版持肯定态度，认为现阶段中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应该遵从以汉译广松涉版为基本文本，同时参照新MEGA的先行版和涩谷版的原则。[36]
此外，还有学者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赫斯起草了第2卷的其中一章，理应归入作者之列；现存手稿中遗失的两章，是刊于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和《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37]《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大约2/3的篇幅是批评以虚无主义问题而与马克思恩格斯遭遇的施蒂纳的，但我们过去对此并未给予应有重视。当前，施蒂纳论及的虚无主义问题意义突显，因此，应该把马克思批判施蒂纳的部分放在与批判费尔巴哈的部分同样重要的位置。[38]
2.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研究
作为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宣言书，《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了系统而精辟的阐述。鉴于《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学界对它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研究。
《共产党宣言》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创作史也值得研究。其中，有学者对《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作者及其对《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发表了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是恩格斯所著《共产主义原理》的原型，也是《共产党宣言》创作过程中的第一阶段。[3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不是恩格斯的著作，它大大低于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水平线。[40]在此问题上，学界普遍持第一种观点。
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2月在伦敦首次公开发表的。那么，它到底是在哪一天发表的？对于这一问题，此前有各种说法。有学者通过长期跟踪研究，确认《共产党宣言》出版的具体日期是1848年2月24日，澄清了原先流传的各种错误说法。[41]这一观点，可以在德国学者的有关文章中得到印证。[42]
《共产党宣言》自传入中国起至今，已经有多个中文译本。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版本考证。其中，有学者系统考察了1949年以前《共产党宣言》6个完整的中文译本。[43]有学者考察了1949年以后的中文版本。[44]此外，还有较多的论文考证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首译本。
《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序列中经典地位的确立依据是什么？有学者提出，这种地位并不完全是由其本身的思想和内容奠定的，更主要的是由后继者对它思想中的某些部分的突出强调和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45]有学者不同意前述观点，认为判断某一部马克思主义文献是否经典不能单纯从文本学角度着眼，而是要结合它的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看它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46]
与此同时，关于《共产党宣言》中一些重要概念、经典句子的翻译，近年来引起了学界的论争。此外，还有大量的论著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共产党宣言》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其中，从全球化的视角进行探讨是近年来《共产党宣言》研究的一大热点。2001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所编《<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论文集，反映了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
3.关于《资本论》的研究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的标志之作，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最为全面的科学论证。近30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论著数量大、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下面仅介绍几个方面的研究情况：
其一，关于《资本论》的结构和方法。《资本论》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逻辑体系，论证了资本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规律。因此，关于它的结构和方法的探讨，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点。有学者对《资本论》的整个结构做了深入浅出、具体详明的介绍，把《资本论》由抽象到具体的说明方法与逻辑结构结合起来进行了剖析。[47]有学者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对它进行修订的过程和各种版本的特点，探讨了《资本论》第2卷的结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48]还有学者专门探讨了《资本论》第3卷的结构和方法问题。[49]
其二，关于《资本论》第4卷的编辑出版。《资本论》第4卷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的编辑出版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有学者考察了《剩余价值理论》编辑出版的历史，并对有关版本作了比较研究。[50]有学者评价了考茨基所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肯定他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缺陷和错误。[51]针对学界关于恩格斯对《资本论》第4卷主题理解问题上的质疑，有学者认为，恩格斯晚年对《剩余价值理论》手稿作了深入研究；将之作为《资本论》第4卷出版，并提出具体编辑思路，是恩格斯在深入理解马克思原意基础上得出的合理结论。[52]
其三，关于《资本论》的现实意义。《资本论》以严密的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科学阐述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它的许多思想不仅对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是适用的，而且对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关于“剩余劳动”、“按劳分配”、“资本循环和周转”、“再生产”等理论，对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53]《资本论》作为批判旧社会的武器，其批判的目标所指非常明确。现在我们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研究《资本论》的基本思维，不应该是当批判家，而应当是建设者，即根据《资本论》的逻辑和思维，寻求建设新社会的理论，对国家的改革开放提出建议。[54]
此外，《资本论》法文版在《资本论》出版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的独立的科学价值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55]《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情况比较复杂，它所阐发的原理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时期都程度不同地得到运用与发展。[56]
4.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
列宁《哲学笔记》以全面阐发包括认识论在内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为重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开放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热潮的兴起，《哲学笔记》也成为我国学界的探讨重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哲学笔记》研究也陷入低谷。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哲学笔记》作了新的研究。有关研究主要关涉以下问题：
其一，关于《哲学笔记》的历史地位。1981年12月，在厦门大学举行了首次全国《哲学笔记》研究与教学讨论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哲学笔记》既是列宁酝酿哲学新突破的思想实验室，又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宝库。我们决不能因为它是笔记文本形式，就忽视和低估它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57]我们不同意西方列宁学制造的“两个列宁”等说法，正如有学者指出，《哲学笔记》是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它的创造性探索和成果形成全面发展的列宁主义的哲学基础，但它又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基本思想的继续、发展和升华。[58]从列宁的读书思路出发，《哲学笔记》在理解和发展唯物辩证法思想进程中产生了重要的逻辑转变和飞跃性认识。[59]
其二，关于《哲学笔记》的文献生成和编译出版情况。《哲学笔记》不是供发表而是供列宁自己进一步研究用的，因此，它在文献学上具有自己的特点。有学者注意到这方面的特点，指出：《哲学笔记》不是一本现成的著作，只是一部由后人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的列宁在20余年中陆续写下的各种不同性质的读书笔记、心得和阅读批注之汇集，对这部书稿的整理、编辑、出版和中文翻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60]改革开放前，《哲学笔记》已有中文译本。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鉴于科研和教学的需要，提出了重新译校《哲学笔记》的任务，并最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这个版本遵循了比较科学的译校原则。[61]俄文版《哲学笔记》也有不同版本，中央编译局根据俄文第5版翻译的中文新版《哲学笔记》，体现了一些新的编排体例和编译思路。[62]
其三，关于《哲学笔记》的理论内涵和当代价值。《哲学笔记》包含着列宁许多精辟见解和新思想，是一座有待发掘的思想宝库，是一部内容广博、思想深刻、富于创造性的哲学著作。从这个宝库中发掘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伟大认识工具具有重要意义。[63]《哲学笔记》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实践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它对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一国胜利论”具有方法论贡献，对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重大的现实价值。[64]
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的发展趋势
综合30年来的研究状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第一，编译出版与学术研究并进。根据中央编译局的编译安排和实际进展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将陆续推出新的卷次，可望在2010年编译出版30卷左右，完成一半编译任务。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目前已基本完成编译工作，即将出版。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进展将为经典著作研究提供新的文本依据、思想材料，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的学术研究产生推动力。
第二，文献研究与现实关注兼顾。文献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的基础，可以想象，这一基础在今后无疑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且会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学术研究分工的发展而出现专业化研究趋向。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也绝非书斋之学。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以扎实的文献研究为基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进一步落实中央有关要求，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无疑是今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努力的方向。
第三，“请进来”与“走出去”结合。从前一段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对外交流的总体情况来看，“西学东渐”有余，而“东学西渐”不足。当前，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的发展道路引起世人广泛关注，为我国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影响提供了有利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无疑也应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在进一步关注国外学术动态的同时，积极向国际学术界推介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增进国际学术界对我们的了解，争取和扩大我们在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第四，学术发展与队伍建设并重。学者是学术研究的主体，队伍建设是学术发展的根本。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在队伍建设上却存在很大问题，研究人员偏少、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突出。要实现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源源不断地充实、提高学者队伍。党中央反复强调要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明确提出了造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学科领军人物、较高素质的后备人才等方面的任务，这为抓好研究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
注释：
①根据中央编译局提供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经出版的卷次如下：1、2、3、10、11、12、13、16、19、21、25、30、31、32、33、44、45、46、47、48。
②中央编译局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出齐以后，将新发现的少量列宁著作编成《列宁全集补遗》，其第1卷已由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
③根据中央编译局提供的资料，现已收入并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著作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节选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哥达纲领批判》、《古代社会史笔记》、《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恩格斯论宗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列宁短篇哲学著作》、《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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