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金融制度与融资机制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融资论文,机制创新论文,制度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制度与现代经济增长
库兹涅茨、索洛和丹尼森等西方学者认为，促使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技术进步、知识进展、资源再配置、规模经济等，而唯独没有把金融制度这一要素单列出来。他们要么把金融制度视为经济增长的条件（而非要素），要么把它包括在其他要素之中。从“现代经济就是货币经济、信用经济”这一命题出发，金融制度被经济增长理论所忽略，不能说这不是发展经济学的一大缺憾。我们认为，金融制度不仅是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一个因素，而且金融制度的完善程度已是一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显著标志。
从理论上讲，金融制度内生于经济增长与发展，并成为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与发展的“助推器”。金融制度对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通过货币和信用手段便利经济运行；其二，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和货币乘数，扩张货币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资本量的积累；其三，通过金融市场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速率与效率，加速资本形成，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而且，根据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发展所提供的经验，伴随经济货币化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加速。
首先，金融制度提高了社会储蓄率，增加了资本积累，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递增的资本支持。国民收入从分配角度来看，表现为消费和储蓄两部分。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两者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内在关系。由于消费包括最低的基本消费和一定程度的可能消费，储蓄也是由必不可少的基本储蓄和一定程度的可能储蓄构成。所以，消费与储蓄之间总是存在一个弹性区间。弹性区间的存在使消费与储蓄比例有可能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边际储蓄倾向上升规律作用使得弹性区间的更大份额为储蓄所挤占。但这仅仅是可能，金融制度的存在，把这一可能转化为现实。（1）金融制度的完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快了金融创新的过程，从而在质和量上加速了货币储蓄对实物储蓄的替代。（2）金融制度的完善，使储蓄主体的投资渠道和方式日趋多样化，既为风险的分散提供了可能，又为储蓄的增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未来消费的扩大创造了条件。当然，金融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储蓄向消费的转化。但从总体考察，这一转化的程度比消费向储蓄转化的程度要弱得多。
其次，金融制度促进了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的提高，推动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结构调整。在任何经济社会中，在储蓄量既定的条件下，投资数量和投资的质量取决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能力和方向。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无论是凯恩斯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还是新古典主义模型，均忽视了这一点，而把储蓄恒等于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假定。事实上，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是不成立的，它不仅要受转化的物质条件约束（即储蓄所代表的实物构成与投资所要求的实物构成之间是否一致），而且更受到转化过程的介质约束。西方经济理论中“储蓄等于投资”这一命题的基本立足点是利率机制对储蓄投资的调节能够自动地达到均衡，其调节过程是自动的，无需金融机构这一“介质”干预。储蓄是个人的事情，投资完全取决于投资者本人意愿。笔者认为，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是影响储蓄向投资转化速度与效率的一个重要介质，这也是金融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理由如下：（1）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决定了他们即使处于同一地点，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也难实现；（2）储蓄者与投资者在货币供给与需求时间结构的非对称和对风险判断、风险承受的差异，使得利率机制的自动调节功能受到“打击”，储蓄完全向投资的转化受到限制；（3）储蓄者与投资者在对资金供给与需求条件的谈判中并不一定是相向，而大多数情况下是逆向，所以利率的自动调节能力有限；（4）即使从全社会看储蓄与投资在价值量上是均衡的，但由于空间结构的矛盾也使得储蓄与投资转化在实践上难以实现均衡。（5）从理论上讲，储蓄是投资的前提，在时序上先有储蓄，后有投资，储蓄量应该大于或等于投资量。但从中外经济现实来看往往是一国的总储蓄小于总投资。其原因在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国内投资＝国内储蓄±国外储蓄净额。其中，国外储蓄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意义匪浅。然而，国外储蓄的形成从根本上离不开金融机构这一“介质”作用。
第三，金融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推动了经济金融化、货币化进程，促进了科技的进步，缩小了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区间，为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层阶的提高奠定了基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一部科技进步史，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源泉。技术进步的涵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创新，二是技术创新成果应用的推广与普及。金融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不仅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资金支持，而且其突出贡献表现在对科技成果迅速传播和普及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具体表现在：（1）金融产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同时也是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等信息的中心，这为国内技术信息传播创造了条件。（2）融资制度的发展，如买方信贷与卖方信贷加速了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从而为国际间的技术传播开辟了道路。（3）金融制度的穫展带来了金融服务质量的提高和服务领域的拓展，科技成果在金融的推动下，减少了普及应用的中间“阻梗”，扩大了其推广应用的空间。
第四，金融通过促进资源的再配置和规模节约，促进了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经济增长在集约化道路上实现。在资源要素总量既定的前提下，优化资源要素的配置并实现规模节约是经济集约增长的显著要求，而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规模节约都是凭藉有效的市场实现的。这不但需要有效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更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现代市场体系的主导环节。金融市场的发展既便利了资本集中、转移和重组，也改变着生产经营部门的融资机构，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规模节约便是在众多生产经营部门融资结构变化中实现的。
此外，金融制度的发展也促进了劳动资本的扩张和土地资本效率的提高，从而为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要素贡献。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展开。
二、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基础
如前所述，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影响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个方面。现在的问题是，金融制度与经济增长间的机理关系是怎样传导并发生作用的。我们认为，其间并不是完全平坦的直通道，而是存在着关系复杂的“机制”空间。这一空间的存在构成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基础。
这里的“机制”，指的是融资机制。所谓融资机制是指资金融通系统内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及其调控方式。其主要构成要素包括：融资主体、融资客体、融资媒体、融资载体、融资介体和融资环体（金融市场）等。从理论上讲，融资机制是金融制度的函数，即融次机制决定于金融制度。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金融制度下，某一要素发育不全（如融资媒体和载体的形式单一），甚至某一要素残缺不全（如不存在融资环体），都会在客观上决定融资机制的模式并影响融资机制功能的发挥。
从历史的时序角度观察，金融制度主要有计划金融制度、计划—市场双轨金融制度和市场金融制度三种类型。基于“融资机制是金融制度的函数”这一命题，融资机制在不同的金融制度下表现为财政拨款型、银行贷款型和市场调节型三种机制模式。
财政拨款型融资机制。财政拨款型融资机制表现出强烈的实物化倾向。生产要素的流动配置和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完全是靠计划推动，货币和银行处于附属地位起着弥补的作用。所以，资金的供给制是财政拨款型融资机制的必然选择。
尽管财政拨款型融资机制在今天看来存在着种种弊端，但客观地讲，基于当时既定的经济金融制度背景，这一融资机制无疑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从发展的观点看，以“资金供给制”为显著特征的财政拨款型融资机制，弊大于利。其一，财政拨款对社会资金供给的统包，导致经济主体对资金营运效率的提高既无动力，又无压力，助长了其片面追求铺摊子、上规模、数量扩张的粗放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弱化以至丧失其营运资金的经济能力，最终引致国民经济发展内在素质的降低。其二，财政拨款型融资机制排斥货币、银行的作用，与这一融资机制相适应，金融制度在资金分配、利率体制、信用形式、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等方面呈现出高度的计划性、配给性、统一性、集中性和单一性，使得银行成为消极地依附于财政的用信贷方式分配一部分财政资金的机关，并建立起信贷与发行合一制度模式，生成了计划定投资、投资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挤发行的恶性连动机制。其三，资金的供给制特别是信贷资金的供给制，严重损坏了等价交换的市场规则和“借债还钱，偿付利息”的信用要义。目前，银企之间巨额不良债务生成的根源就在于此。
银行贷款型融资机制。银行贷款型融资机制是社会资金供给以银行贷款为主导的一种融资机制。在我国，它特指经济金融制度转轨时期的一种过渡性质的资金融通机制模式，其显著特征是在资金融通的市场机制不断成长的过程中，计划机制仍在资金融通中占有重要位置。
始于1979年的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企业实行承包，以及允许企业和地方多渠道融资后，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储蓄结构和投资结构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导致了融资机制模式的变化，财政已不再是社会资金的主要供应者，财政资金的“霸主”地位已不复存在，银行信贷冲破传统的狭小天地和配角地位，一跃成为筹集和分配社会资金的主渠道。主要表现为，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总额中，财政预算内资金比重由28.1%下降到8.5%，国内贷款比重由12.7%上升到19.6%；在企业流动资金投资的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已占90%以上。现在，信贷的扩张→膨胀→紧缩已与经济的高涨→过热→萎缩紧密联系在一起。显然，传统的财政拨款型融资机制已被银行贷款型融资机制所扬弃。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经济起飞时期，银行贷款型融资机制对于经济的发展与增长能起到特殊的作用。它不仅能够更加充分地集中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而且有利于资金配置的优化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但是，银行贷款融资机制发挥作用有着不可或缺的三个前提假定：一是市场金融制度较为发达，特别是金融市场完善；二是产权制度合理，资金的融通在产权关系清晰的基础上体现着交易性质；三是信贷约束硬化。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这三个条件要么不充分，要么不具备，所以，银行贷款型的融资机制并没有完全改变财政拨款型融资机制的资金供给制色彩，使融资机制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产生了非对称性“错位”安排。
传统的经济金融制度下，政府既是储蓄者又是投资者，各经济主体不论是企业还是银行都统一于一个所有者主体——国家。所以，以资金供给制为核心的财政拨款型的融资机制是与当时既定的分配结构、投资结构、储蓄结构高度吻合统一的。经过18年的改革，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储蓄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融资机制已实现了由财政拨款型向银行贷款型转变。但是，由于政府仍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投资结构并未有质的变化，加之市场金融制度不发达，投资渠道少，资本市场发育不全，所以，银行贷款型的融资机制仍然是一元化的国家垄断的计划金融制度的资金供给制，这与传统的财政拨款型融资机制没有本质的区别。表面上看，在资金使用上已由无偿变为有偿，在机制流程上也由“国民收入→财政→企业”变为“国民收入→个人、财政、企业→银行→企业”，但是，在资金供给制没有变的情况下，财政与银行，有偿与无偿几乎是同一概念。目前银企之间巨额不良债权债务对之刻画得淋漓尽致。
我国的银行贷款型融资机制，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投资结构的错位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居民高债权、国家高债务、银行高利率和企业高成本，这“四高”经过长期积累就爆发了目前的“三维债危机”效应，即财政债危机、金融债危机和企业债危机。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当前的银行贷款型的融资机制模式已经与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已经恶化到不能再维持下去的局面。因为，由银行用高利率向居民举债，由效益低下的国企使用，必然产生高成本与低收益的矛盾，直接引致社会债权人的坐收高利，风险全由国家承担的危险结局。可见，实现融资机制创新，建立起适应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投资结构和储蓄结构的市场调节型融资机制已是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
市场调节型融资机制。市场调节型融资机制是与市场经济金融制度相适应的融资机制模式，这一机制模式的基本点是资金融通的导向以市场机制为主，即社会资金的筹集和交易配置都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敛征与硬性配给。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都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反映资金供求状况的价格——利率来调节。市场作为一种组织是资金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交易契约的结合点。
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的史实证明，任何经济主体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推动，而资金的来源无疑由内源和外源两部分构成。根据世界银行对14个发展中国家的统计，在70—80年代，企业部门的自筹资金平均为55%。也就是，企业部门投融资的45%是通过外源融资实现的，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的比率为1：0.82。随着金融制度的发展，金融在促进资本社会化的同时，降低了外源融资的交易成本，从而使外源融资在企业融资结构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市场调节型融资机制对经济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市场调节型融资机制主要包括两种融资形式，一是向金融机构借款，即间接融资；一是在金融市场上发行产权证券（股票）和融资证券（企业债券），即直接融资。两种融资形式在融资机制中所占据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决定了不同的融资机制方式安排，一种是直接融资占主导，间接融资为辅助；一种是间接融资占主导，直接融资为辅助。一般说来，市场调节型融资机制方式安排是同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金融制度完善程度和居民的投资习惯等联系在一起的。考察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容易发现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以前者为主，而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以后者为主要方式。前文谈到，融资机制创新，即建立市场调节型融资机制是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这就现实地提出一个问题——我国市场调节型的融资机制模型应如何选择。
从目前的情况看，主要有三种选择：（1）继续强化间接金融；（2）变间接金融为主的融资机制为直接金融为主的融资机制；（3）在坚持间接金融为主体的前提下，加快发展直接金融。总的说来，理性的选择必须考虑到科学性与可能性，必要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我们认为，前两种选择均不足取。相对而言，第三种选择比较符合我国国情，有着较大的可行性。坚持以间接金融为主，是从我国间接金融一统天下的现实出发，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发展直接金融，既有理论的逻辑性，又有着解决间接金融中存在的不足的积极性。两者的有机结合，将构成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融资新机制。
三、融资机制创新的立足点和关键
基于融资机制是金融制度的函数这一命题，我们认为，融资机制创新实质上属制度变迁的范畴。实现融资机制由贷款型向市场调节型的转变从根本上取决于金融制度的改革与深化。总结十余年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并从现实金融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出发，我认为，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的深化必须摒弃传统的国家垄断信用制度，建立国家调控信用制度。这是融资机制实现创新的立足点。
建国以后，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其它历史原因，我们的金融发展的指导思想，不加分析地盲目全盘照搬了苏联既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金融领域，表现为片面地理解经典作家关于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的论断，把苏联当时国家垄断信用的金融制度视为最标准的社会主义金融制度模式。我们认为，国家垄断信用这一制度模式有着严格的理论假定：一是生产力水平低下；二是所有制结构单一，只存在公有制形式；三是不存在资本集团。如果这些假定条件发生变化，这一制度模式必将失去存在的基础。
从制度变迁角度考察，我国金融改革的突出绩效有三：一是建立了中央银行体制；二是分离了政策性金融业务，组建了政策性银行；三是实行汇率并轨。这三项改革为切断传统的信贷与发行合一机制，完善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为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为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金融改革始终没有动摇“国家垄断信用”制度，国有银行对金融垄断的格局仍未打破，“供给制”的融资机制仍支配着社会资金的分配，使得融资机制与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和摩擦，引致了金融秩序的混乱，并形成了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两大涡流。其一，国家垄断信用使得国力难以为继。目前，居民储蓄存款已达3万亿，其中国家专业银行所占有的份额达75%，再加上金融债券、居民的外币存款等等，国家银行每年对个人金融资产利息支出达四千亿元，这将使国家不堪重负。而且，这也带来社会两极分化和食利者阶层滋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二，国家垄断信用使金融业难以自立。目前，国家银行在贷款总额中约占76%，其中95%是信用放款。由于借款企业不具备信贷硬约束，所以，（1）银行的不良债权不断累积，已近万亿之巨；（2）经营效益下降，基层经营行亏损面积日益扩大；（3）信贷资金周转速度不断减慢；（4）自我发展能力越来越弱；（5）清偿能力不断下降。国家垄断信用所导致的风险集中于国家，从表面上看，貌似平静，实际上是加剧矛盾的累积。说得严重一点，目前已经到了使金融业难以自立的境地。由此可见，“国家垄断信用”的金融制度向“国家调控信用”的金融制度转变已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基本点。
上述分析说明了一个基本观点：融资机制创新从根本上取决于金融制度从国家垄断信用向国家调控信用的转变。然而，由于目前我国融资机制的创新与金融制度的变迁处于同步状态，所以，我认为，融资机制创新在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取决于两个关键：一是银企关系的重塑；一是资本市场的发展。
关于银企关系重塑。从纯粹的理论角度分析，银企之间的关系模式不外乎有以下三种：银受制于企，企受制于银，银企双向选择。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历史及现实情况来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和经济金融体制下，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在计划体制下，由于银行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局限性，所以银行在资金的聚集和分散方面均受制于企业生产计划所产生的资金需求刚性。改革以来，随着金融和银行在国民经济中调控作用和地位的增强和提升，“银受制于企”状态有所改观并基本形成了“企受制于银”的格局。这表现在：（1）企业正常的资金需求受制于银行的“规模”限制；（2）企业生产经营周期（特别是高效企业）基本上受制于金融周期；（3）企业资金的营运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银行结算渠道的畅通和效率的高低等。
我认为，无论是“企受制于银”模式还是“银受制于企”模式，交易主体权责利都是非对称的，一方利益的获取是以对另一方利益损害为基础的畸型关系模式，均不符合市场经济内在的“公正、公平、对等”法则。这种关系模式的融资机制只能是低效率、高风险的。因此建立银企的双向选择关系模式是重塑我国银企关系的现实选择。
银企双向选择即银行有权选择贷款对象，企业有权选择开户银行。在这一模式下，银行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循环系统下的独立构成要素，都是以商品经营者的身份出现，银行根据资金市场的变化进行资金融通活动，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的需求和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在统盘考虑融资成本的情况下筹集资金。两者的信贷联系建立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既不存在行政隶属和依附关系，也不存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平等的资金交易关系银企双向选择模式对于我国来说，意义尤为重要，它不仅可以解决“国有企业对信贷资金需求刚性与国有银行资金供给刚性粘合”这一问题，而且有利于实现资金商品化、利率市场化和银行商业化，最终有利于融资机制的转化。
从理论上讲，银企双向选择模式包括一个由外在的信贷联系到内在的产权融合过程，它分为多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银企的关系是以信贷关系为纽带，在依存关系、资金交易关系、效益关系上以市场为取向；第二个阶段是产权融合，即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互渗透，银企的信贷联系已走向资本结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银企双向选择关系应在第一阶段努力。至于产权融合阶段，现在企业和银行各自的产权关系均不明晰，产权改革不彻底，所以条件尚不具备。
关于发展资本市场。融资机制创新，即建立“市场调节型”的融资机制，一项重要内容是发展直接金融，提高企业在资金市场上的融资比重。资金市场主要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基于目前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和居民储蓄存款超常增长等现实情况，目前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近年来，我国的资本市场虽然已有了一定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一个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市场，其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从规范和发展的关系来看，规范虽重要，但没有发展，市场必然失去活力。因此，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基本思路是：
1.深化金融制度和金融体制改革，改变资本市场调控方式，解决金融压制，扩大资本市场融资规模。
2.转变观念，全面认识资本市场。目前，人们在观念上把资本市场等同于证券市场，甚至股票市场。其实，资本市场有着宽泛的含义，它既包括证券化的资本市场，也包括非证券化的生产资本市场。从资本市场表现形态上看，它包括股票、证券、产权、投资基金、长期票据贴现、租赁等市场，今后，应注重全面发展资本市场，包括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大力组建和发展约束力相对较强的实业型、封闭型的投资基金等等。
3.明确资本市场的定位，确定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打破目前国有企业自有资本率过低、负债率过高的不良格局，而且有利于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更有利于建立起与收入分配结构、储蓄结构、投资结构相对称的融资机制。
四、结束语
在经历了近40年高投入、低产出，高速度、低效益的经济增长以后，切实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必然。尽管在发展经济理论看来，金融制度并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但我们认为，金融制度对现代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金融制度对金融增长贡献率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融资机制模式，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融资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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