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教育十五年:基于统计公报的分析_基础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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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064(2007)03-0001-06

“十一五”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已从“计划时代”走向了“规划时代”。回顾“计划时代”基础教育的发展对于落实基础教育“十一五”规划具有借鉴意义。为此我们以历年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为蓝本,并结合其他统计分析,对其中与基础教育相关的数据进行综合检视,进而直观地描述我国基础教育十几年来的成绩与问题,以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对待基础教育改革这样庞大的系统工程,更扎实地推进基础教育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均衡发展。

一、样本的选取与变量的确定

本文以教育部每年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作为分析的主要数据来源,原因是该公报从宏观上最为直接地为人们呈现了教育整体发展的概况,其数据具有权威性、全局性和一致性,同时我们结合其他统计公报的数据,并运用范畴提炼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整理,从比较中希图寻找出数据背后的结论。本文从研究方法上运用了数据描述法,分析工具是EXCEL软件。

数据分析在数据撷取之前要对文本进行“变量定义”。由于时间跨度长达十六年,而期间我国统计的标准也进行适当的微调,所以在确定变量时,主要选取“基础教育”层面上具有纵向比较意义的“普九覆盖率”“各级(毛)入学毕业(升学)率、小学五年巩固率和小学辍学率”“小学入学性别差”“各级专任教师数、民办教师数及教师学历合格率”“各级生师比”“危房率、办学条件指标”“三个增长年比率”等七个大指标二十多个分指标作为变量,对其进行检索和分析,将其逻辑性地划分为“普九问题”“各级教育间的比率”和“教育和学校资源比率”三个范畴。之所以选取这样数据,一是依据公报文本本身而确定,二是这些变量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总体概况。而对于另外一些变量,如入学学生数、在校生数等变量,由于其受人口因素影响较大,不完全具有教育发展的意义,所以并没有将其确定为测量对象。上述六大变量具有一些阶段性特征:一是在1994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前有些变量是不存在的,如“普九”问题,再有就是在2000年后,有些数据就很少或不再列入统计公告而新增了一些新的变量,如“民办教师”“危房率”等,而“学校办学水平”等则开始进行了详细的统计。

二、数据的呈现与意义的阐释

依据上述确定的七大变量和三个范畴,我国基础教育呈现如下发展轨迹。

(一)范畴一:“普九”工作的跨越式发展及问题。

“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是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提出的20世纪末基础教育的主要任务,也是为了执行1990年我国政府签署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又名《宗迪恩宣言》)的具体体现。从1996年第一次公布“普九”指标到2005年,我国“普九覆盖率”由50%上升到了95%以上,其中在2000年如期达到了《纲要》规定的85%,“普九”覆盖省区也由1996年的5个上升到2005年的13个(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普九”县市由1482个上升到2890个,翻了一番多。

“普九”和“扫盲”工作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两大重要任务。前者属于体制内任务,后者为体制外任务,前者基本上列入狭义的基础教育范畴,后者多从成人教育角度来分析。但从教育的本身及价值导向上看,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是共同促进国民素质提升的基本性保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全民教育发展目标上看,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作是相当显著的,可以在世界教育史上浓书重彩。从1986年的《义务教育法》出台到2000年的基本普及再到2005年的巩固提高,可以说二十五年来,这项工作是最值得我们自豪的,它构成了中国基础教育最基本的品质:受教育权面前人人平等②。从1990年到2005年我国共扫除文盲5594.87万人,其中1997年前基本都超过于国家上个世纪90年代初规定的400万/年的目标,1998年以后有所下降,但基本都完成了年度指标。但我国目前文盲总数还是相当高的,据统计2004年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比例是10.32%,总数有一亿零四百三十二万人,占到了世界15岁以上文盲总数的九分之一,这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步伐。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近几年扫盲工作呈下降态势,这一方面与我国青壮年文盲总体数量下降有关,也与一些新生文盲主要处于流动人口群体之中有关。这些受教育弱势群体能否共享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是基础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项任务还任重道远。

(二)范畴二:各级学校就学率及其问题。

基础教育入学率、辍学率、毕业(升学)率和保持率可以通称为学校的就学率,它是衡量学生学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从生源上看,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小学入学人口十五年来基本呈下降态势,而初中和高中则呈现小幅度的波动。小学入学率由1989年的97.4%上升到2005年的98.95%,基本维持在98%左右。而初中入学率则由《公报》中给定的1992年的66.91%上升到2005年的95%以上,在2000年达到了88.60%,超过了《纲要》规定的85%的目标。

基础教育的毕业升学率是保障学生在学,并完成培养任务的阶段性衡量指标。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但不是不要升学率,关键是如何看待升学率的问题,如果以此作为“政绩”和“教绩”标准,以此牺牲学生主体的自由成长和全面发展为代价,那就是“升学率的异化”,也就是片面的。而如果以其作为保证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效能性指标,则是必要的,这个指标仅作为各级政府制订教育政策和进行教育规划的参照。

表1 1989至2004年我国各级学校就学率一览表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毕小学五小学入

高中毛

年份

辍学率

辍学率

升学率

业升学率 年巩固率 学性别差 入学率

1989年 3.20%

7.30% - - - --

1990年 2.40%

4.80%

74.6% - - --

1991年

- 5.46% - - - --

1992年

- 5.78%

79.67% 42.9%

-

2.1% -

1993年 2.27%

7.10%

81.80% 44.1%78.83%1.7%28.4%

1994年 1.85%

5.10%

86.59% 47.8%81.08%1.3%30.8%

1995年 1.50% - 90.80% 51.8%82.80%0.7% -

1996年 1.30%

3.46%

92.60% 49.76%

85.40%0.35% -

1997年 1.01%

3.14% - 51.5%85.39%0.21% -

1998年 0.93%

3.23% - 50.7%90.50%0.14% -

1999年 0.90%

3.28% -

50% 92.48%0.1% -

2000年 0.55%

3.21%

94.89% 51.1%94.54%0.07% -

2001年 0.27%

3.12%

95.45% 52.9%95.30%0.07% -

2002年

-- 97.02% 58.3%98.80%0.09%

42.8%

2003年 0.34%

2.84%

97.90% 59.6%98.80%0.08%

43.8%

2004年 0.59%

2.49%

98.10% 63.8%98.95%0.04%

48.1%

2005年 0.45%

2.62%

98.42% 69.68% -

0.02%

52.7%

从小学辍学率上看,完成“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梦想正在逐步实现,从1989年的3.2%下降到最低年份2001年的0.27%,下降幅度接近12倍。但在近两年这种辍学的势头又有所抬头,“防辍”问题已经成了2006年“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和提案之一。而初中辍学率目前仍比较高,尽管与1989年的7.30%相比下降了两倍多,并且是持续性下降的,但对于国民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而言还是一处致命之伤。在时下进城务工的人员中,有相当部分是初中辍学人员,并且这部分人员多为农村女孩子,这不但使其劳动技能含量低,成为“童工”,并且使其无法进入正规的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

从图4可以看出,我国小学入学率、五年巩固率、毕业升学率和初中毛升学率四者的比值越来越接近,落差愈来愈低。从1993年的参差不齐到2004年的基本平齐,这说明我国义务教育在“防辍保学”和“小初衔接”上的努力在不断加强,义务教育的内涵水平在持续提高。何时三者间能达到完全的平齐,并事实上而不是毛入学率上接近100%,就达到了我们所倡导的“不让一个孩子失学、不让一个孩子流失、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理想。

小学入学性别差从1992年的2.1%下降到2004年的0.04%,女童初等教育已经得到明显改善(见图5)。这说明我国初等教育教育机会均等中的“起点均等”已经基本实现,也标志着我国初等义务教育阶段人口压力正在逐步消解,而相应的“过程均等”和“结果均等”必须尽快提上日程,尽快缩小城乡差距、东中西部差距、重点/普通/薄弱校之间的差异,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和谐发展,真正达到基础教育的面向全体、全面发展的要求。

十几年来,高中入学率(含各种类型的高中)由1992年的28.4%上升到了2005年的52.7%,基本上翻了一番,但与我国200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世界公认的21%相比,这个增长速度还是有些迟缓,基本已经形成了国民素质提高的“中梗阻”现象,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仍是精英教育中的大众化,而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它并没有完全建立在“普及高中教育”的基础之上。

(三)范畴三:资源保障比率及其问题。

教育资源可包括人、财、物、时间、空间和信息。《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列举了人、物和空间的比例,而财力资源在每年的《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公报》中陈述。从人力资源上看主要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构成及其学历合格率、生师比等问题,从空间构成上和物力资源构成上看,主要是指学校占地面积、危房率和学校现代化设施指标率等。

依据上述指标,可以看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师资水平在大幅度上升,民办教师在2000年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总体上看,我国教师资格证书制度、见习与实习制度、准入制度、培训制度等都还十分不健全且不规范。尽管我国师范教育体制已经逐步由纵向的三级向二级过渡,并开设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1997年)及开展了“农村教育硕士培养”计划(2006年),但形式上的意义要大于实质上的意义,教师总体上还处于非专业化水平。在中西部地区教师还处于“卖方市场”,特别是民办教师消失后还有相当的代课教师,其待遇和素质都令人担忧。为此湖北省试行了“教师购买政策”[1],以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处于峰值的初中和高中师资不足问题。从数量构成上看,我国小学教师数量总体比较稳定,而初中和高中教师数量增长比较快,从1992—2004年13年间初中和高中教师分别增加了36.4%和106.6%,可见学校布局、在校生数和教师数已经同步发生着变化,高中教师的数量正在大幅上升。一般世界各国的生师比是小学为25∶1,中学为18∶1,到2005年我国这个比例与世界大体上相当的,但小学生师比有所偏低,这与小学入学学生数锐减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对于我们实施“小班化教学”,推进小学课程改革的深化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如何化这种数量优势为质量优势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细则时应重点考虑的。

教师学历资格可能是这几年教师人力资源开发进展最快的一个指标,民办教师自《纲要》出台后大幅度下降,而各级教师学历达标率则迅速上升(见图8)。

物力资源和空间资源总体体现的是办学条件的变化,是衡量基础教育发展的又一重要指标。从数据分析上看,十多年来学校的物力资源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危房率由可统计的1989年的4.4%下降到1999年的0.7%,新增危房也迅速得到了解决。截至2005年,小学、初中和普高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分别达到了53.04%、67.61%和76.38%,音乐器械配备达标率分别为41.8%、56.58%和70.05%,美术器械配备达标率分别为39.91%、55.2%和70.22%,理科自然实验仪器达标率分别为52.29%、71.84%和81.28%;建立校园网的学校占普通高中学校总数的比例为59.79%。学校基本办学标准已经从最初的达到“一无两有”到目前的注重学校的实验室、体育场馆和音乐美术等专用教室的合格率,表明教育物力资源已经从“温饱要求”向“小康要求”迈进。但各地区间和区域内间和各级学校间的非均衡发展非常明显,越向上设备配给越好,达标率也越高。现实生活中有“豪华”的贵族学校,也有达标率以下的“危房陋舍”,西部有些农村学校甚至连粉笔都要算计着用,特别是“一费制”政策上的一刀切,使很多农村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更加举步维艰,教育信息化水平更呈现出了非均衡的发展态势。

学校办学条件改善的同时,学校布局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义务教育本着“就近入学”的原则并依据入学人口的变化,减少了大批村小,小学校数从1992年的71.3万所减少到2004年的39.42万所,减少了80.8%,小学布局结构的总体调整已近完成,而初中和高中布局的调整也已经提上日程。尽管初中和高中的总体数量还在微量增加,但结构性调整在一些沿海基础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着手实施。同时,2006年国家实施了西部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的政策,使义务教育真正体现义务性和政府的责任性。

从财力资源保障上看,我国基础教育经费基本上完成了“三个增长”的要求。除九十年代后几年初、高中生均预算内支出经费有所下降外,其余各项历年都处于增长状态。并且从2001年开始增幅明显加大。基础教育阶段预算内经费也由1994年的656.2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2845.07亿元,增幅达434%,而同期在校生数由1994年的18972.52万人增加为19488.1万人,增幅为3%,这样我国基础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显然有大幅度的提高,为我国基础教育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财力保障,特别是农村和西部12省市教育经费增幅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说明了教育均衡发展开始进入实质操作阶段,教育扶持政策开始向弱势群体倾斜。

三、研究结论

从上述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我国基础教育在过去的十几年,特别是《纲要》颁布以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飞速的发展,到2000年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有12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达到了“两基”合格标准,合格县市达到了95%。西部地区的普九工作正处于最后的攻关阶段,它能否有效落实直接关系到我国义务教育质量,而东部地区所提出的“十二年制”义务教育应当更为审慎,应更加注意数量发展同时的学校教育效能的提升,注重学校内在品质的建设,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加强区域间教育的均衡发展,体现出基础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品质属性,切忌拔苗助长。

2.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将是今后几年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这种均等将由“八五”至“十五”期间注重“起点均等”转向“十一五”期间更加注重“过程均等”和“结果均等”。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将持续上升,但对教育的民间投入将不会再有太大的举措,从经费保障来看,我国的民间教育投入已经基本到了“天花板”,其上升的余地是十分有限的。这就要求教育投入的政府主导,政府应加大对基础教育的倾斜力度,缓解“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特别是对义务教育必须加大统筹力度,加大转移支付的能力与实效,同时以政策鼓励西部地区民间投资教育比例的增加。

3.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的衔接还有很大问题,初中阶段的“辍学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控辍”问题任重但不能道远。同时高中阶段的普职联合、综合高中等的建立也有待强化研究与探索。提高高中阶段的入学率,特别是对于初中后流失学生的“回归”教育应建立起一套长效的可操作的机制,抓住我国加强职业教育的机遇,加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后期学生的升学与分流问题,这对于提高劳动者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生存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础教育没有权力袖手旁观。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就是“扫盲”问题,截至2004年文盲占1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10.32%,比2002年的9.1%有大幅度的攀升,特别是女性文盲达到了14.86%,远远高于中等发达国家,与近邻国家相比,也只比越南、印尼和马来西亚低,而高于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③。还有就是学前教育,根据2000年我国签定的《全民教育:实现我们集体的承诺》(又名《达喀尔宣言》)中所规定的那样:“扩大和改善幼儿,尤其是最脆弱和条件最差的幼儿的全面保育与教育”[2],我们必须履行承诺,这是一种大国风范。

4.我国十几年基础教育的发展还主要停留在量的发展上,比如普九率、入(升)学率、教师学历合格率、学校办学条件比率等方面。从质的方面讲,尽管几乎每期《公告》都提到了“素质教育”取得了明显进步,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也把“素质教育”作为法律条文规定了下来,但从现实中,素质教育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即便是2000年以来实施新课程改革,素质教育的结果,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等问题也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课程权力尽管下放了,但由于传统的意识和现有的国家教学计划,使学校经常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只能无奈地做着“深呼吸”。

5.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在宏观上确实是令人仰止的,但从微观上看,区域不均衡、城乡不均衡和校际不均衡的问题愈发突出。薄弱群体的教育权益日益被边缘化,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规的缺位及错位一度助长了“基础教育泡沫”的涌现,“教绩工程”成为地方政府“政绩工程”的重要构成,而与此相反的是人民群众对教育的不满意率正逐年上升,教育乱收费和收费乱问题十几年得不到有效控制,政府教育投入始终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没有达到《纲要》的要求。

6.从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看,我国基础教育的重点应转向内涵建设,难点在初中和高中的结构性调整,突破点应是政校关系、社校关系的制度性变迁。在加强政府在基础教育主导作用的同时,注重激发社会活力,形成全民基础教育运动。正如达喀尔宣言中所指出的:“满足全民的基本学习需要,光靠加强现存的基础教育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一种‘扩大的设想’,它在依靠现行实践之优点的同时,能超越现有的资源水平、制度结构、课程和通常的传授体系”[3]。我们应履行《达喀尔宣言》的集体承诺,使基础教育真正能起到全局性、先导性和奠基性的作用,使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更加体现出自身的公共性格、公益品质和公正态度。

注释:

①本文图表中所有数据未注明者均来自于1989至2005年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②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美国用了100年时间,日本用了75年时间,前苏联用了15年时间,我国若以《义务教育法》出台来计算,也用了15年时间,但我国的人口基数是世界各国都无法比拟的。

③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05年统计,文盲占15岁以上人口比例台湾地区为2.8%(2004年),韩国为2.2%、菲律宾是7.4%、马来西亚是11.3%、越南是39%、新加坡是7.5%(2000年),印尼是12.1%、印度是7.5%(2002年),详见http://portal.unesco.org/uis/ev.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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