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潮场景或镜像：另一种喧嚣与裂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镜像论文,场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39(2004)06-0031-06
无可否认，这是一个历史的节点，也是那个时代的聚焦点。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校 园，吸引着众多国人的目光，一场浩劫之后“荒原”般的世界，百废待兴，而这时走进 大学校园的天之骄子们，无疑承载着几代人的希望和期待。他们奋发，他们思考，他们 该如何擎起祖国的脊梁，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较早感应着朦胧诗人的 社会使命感和承担意识，由此也成了较早觉醒的一批被启蒙者群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这时已然走出了启蒙主义的乌托邦王国，开始走在了回归个人之后的行动和生命 之途上。对此，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叙述和影像中，去窥视这一代新人和诗歌成长的 原点和轨迹吧!
场景或镜像之一：1981年9月国庆节前夕的某个晚上，在山东大学新校文史楼一间普通 的239教室里，聚集了全校各个系科大约一百多名痴爱诗歌的热血学子。这是原本属于 中文系的“云帆”诗社扩展为全校性的社团之后的第一次聚会。一个简短的仪式之后， 新的“云帆”诗社宣告成立了，并且推举出中文系78级学生杨争光为新一届“云帆”诗 社社长。其中新“云帆”主要成员还有王川平、韩东、吴滨、叶梓(小君)、郑训佐、孙 基林、吴冬培等。此次会议为了彰显诗社的存在和影响力，最终还郑重拟定了几件应马 上实施的事项：其一，由韩东负责诗社新成员接纳登记，并且规定，成员入社须交2—3 首诗以备考察；其二，适当时候举办诗歌朗诵会或召集成员进行诗歌交流、座谈活动； 再就是做出了一个更急迫的举措和决定，即马上在文史楼前两个海报栏上，举办一期庆 祝国庆节诗歌专刊，并希望藉此显示和传播自己的存在。然终因刊中诗歌如王川平的《 推石碾的小女孩》、韩东的《孔林的夜晚》与一位同学的《摇摆舞》(后改作《生命的 旋律》)等诗有所谓思想情调问题，而演化成一个事件，并且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全校 性的诗社活动终止了。然尽管如此，主要成员之间的联络却从没有终止过。经过前一阶 段对朦胧诗的狂热追逐和模仿之后，这时大家已沉下心来，并且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如 果依旧沿着朦胧诗的路子继续走下去，至多在艺术上写的酷似朦胧诗，但却永远不能超 越朦胧诗。如何走出一条与朦胧诗不同、又能达致超越朦胧诗的艺术之路，这是那时大 家谈论最多、交流最多也思考最多的一个话题。并且也在日后各自的实验写作中，逐渐 寻找和探索出一条新路：弃绝过度的修辞、矫饰，语言自然、平实，趋近平民化和口语 化。像王川平、杨争光、韩东、小君(叶梓)等，均写出了此类典型作品。尤其是1982年 初，韩东完成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山民》、《老渔夫》(后改名为《海呵，海》)，小君 (叶梓)也写出了《给流浪诗人》、《我要这样》等优秀诗作，呈现出最初探索所能达致 的艺术高度。1982年夏天，韩东被分配到西安一所高校任教，他在那里创办了民间刊物 《老家》，其作者除苏北的小海外，大都是山大“云帆”诗社的朋友。就如韩东所说， 这构成了《他们》的前身。[1]记得1982年夏天，还在大学校园的我们，便读到了韩东 从西安寄来的《有关大雁塔》，他那决绝的超越性和消解性的立场与姿态，让人们清晰 地看到了一个走上不归路的诗歌浪子的形象。
那时在西部省份甘肃，活跃着两种文学刊物，一是《当代文艺思潮》，再就是综合类 文学刊物《飞天》，尤其是其中的《大学生诗苑》，吸纳了全国各地众多大学校园的优 秀诗人。同在一座城市里的兰州大学，校园里也同样活跃着几位年轻的诗作者，比如普 珉、封新成、菲可等，于是便办了一个油印诗歌刊物《回音壁》。也正是在这期间，他 们与韩东、于坚等取得了联系，并看到了韩东的油印诗刊《老家》以及王寅、陈东东、 陆忆敏等印制的诗集，封新成也因此有了想办一本反映全国大学生诗歌创作面貌的刊物 《同代》的想法，并终于在1984年夏季得以印出。韩东在《<他们>略说》中回忆说：“ 和散布各地的民刊相比，《同代》仍以北岛开道，所不同的是在‘我们这一代’一栏里 集中了我、王寅、于坚、普珉四人的作品，后来这四人都成为《他们》中的主要作者。 ”
于坚，作为松散的大学生诗派的旗手，虽然如他所说，他并未推动或组织过什么，但 在他生活的那个城市的大学校园里，却同样有一群活跃的文学青年和诗人。他说当他入 校的时候，云大中文系已有一份学生自办的油印文学刊物叫做《犁》，他刚一入校，就 在上面发表了一首题为《池塘月夜》的诗：“现在是绝对的黑暗，我划着孤独的小船， 世界在我的心中。生命在我的桨上……。”这是其中对深夜游滇池时的一种感受的描写 ，可被当时的系领导指斥为表达了一种阴暗的心理。不久被视为异端的《犁》勒令停刊 ，而创办刊物的同学在毕业分配时都遭到了“报应”。几年后，当他读三年级时，他内 在的欲望又被引发了。他与几位低年级的同学再次申请创办刊物与文学社，这次却得到 了系主任的支持：
我们把这个文学社和刊物命名为《银杏》。成立那天，我们在会场里撒满了银杏叶， 许多老师都来了，连那个当年勒令《犁》停刊的系领导都来了。……这是我大学时代最 激动的一个夜晚，我终于做成了一件我自己想做的事。[2]
当然，打动于坚的自然绝不仅仅这一个夜晚及其事件，如果没有触动，没有深及灵魂 的感受，他恐怕也不会写下《尚义街六号》，并让此后阅读它的人们，为之一次次地想 象、缅怀甚至感动了。“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本是那时的诗人，后成为独 立制片人和导演的吴文光家的旧宅。当年，一伙吟风弄月的大学才子们，其中包括于坚 、费嘉、陈卡、李勃、朱小羊、张慈等，往往黄昏光临，打开嘴巴，高谈阔论——
……那时，我们全倾向于将人生看成一种命运，一种整体的氛围，而忽略生命作为一 种个人存在方式，一种经历，一种运动过程，每个人对生活的感受都大致相同，朦胧诗 所暗示的一类，个个是斗士形象，悲天悯人，愤世嫉俗，自我封闭，寄希望于一个时代 整体氛围的改变而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尚义街六号》的写作令我摆脱了这种虚假的 命运感，它具体真实地描述了作为具体存在的一些个人，……[3]
这首诗于1985年在《诗刊》上发表之后，对口语诗的流行与传播，尤其是第三代诗歌 叙事形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4年，韩东调回故乡南京某高校任教。他多方联络虽未曾谋面，但却有着相近或相 似倾向或趣味的朋友，开始筹划并成立了《他们》文学社。在筹办和征求刊物名称过程 中，于坚曾写下了一连串名字，其中《红皮鞋》最为耀眼、响亮，令人难忘。不过最终 还是选用了《他们》作为刊名。在谈及其中的原因与内涵时，韩东的解释或许是最能切 入肯綮的：“直觉上的喜爱是肯定的，还有我正在读美国女作家奥茨的同名小说。这个 词透露出的那种被隔绝同时又相对自立的情绪也让我喜欢。而且‘他们’没有份外的张 扬。”[1]至于宣言，他们虽然曾起草过三个，可结果还是因“怀疑这种形式本身”而 放弃了，最终为了给读者以某种形象记忆，他们只是分别以各自所偏爱的姿式亮相、出 场：
有人断言南京付立会让你们大吃一惊/丁方说这里不止是希望在闪烁/广州李苇的一对 小眼放射不出他胸中的无限光芒/南京乃顾有一付驴嗓子却想象夜莺那样优美地歌唱/阿 童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此而已/在这个世界里哈尔滨胡泓知道处处被排斥/西藏马原想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昆明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苏北小海还是老样儿/西安丁 当是个遁世者是个冬眠者是个瞌睡虫/南京韩东有钱上得了赌场往后全凭运气/上海王寅 惊呼南斯拉夫同志们太他妈的能说会道了/这时他们听见有人恭维小君像是同植物一道 生长起来的……//又有人说他们不是说出来的那个样子但也不是别的样子这又是什么意 思
这是封页背面那饶有兴味的部分文字和出场仪式。1985年3月，《他们》创刊号在南京 印行。封面是一个肌肉发达、健硕有力的男人，手托着一只立足未稳的大鸟，而背景则 是远山及远山中升起的浑圆的太阳。这不禁让人想到先前那幅“云帆”时期的刊头画， 同样是一个强壮、黝黑，充满野性和原始力量而屹立着的男人，远处则是刚从地平线上 跃起的浑圆的太阳。其意境恰如王川平的《第一次站立》：“一个血红血红的儿子/正 从我胯下诞生。”虽然我们没有证据去印证《他们》和“云帆”二者的刊头画存在着影 响的痕迹，但他们之间所蕴涵的相近的思想意向，却是显而易见的，从而以此揭示了那 个时代最内在的主题形态：对人与生命的关注。
从1985年到1989年，《他们》共出版印行了四期，之后又先后印行五期，直到1995年 停刊。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学刊物，《他们》不仅含纳了大量诗歌作品，而且也刊载了 小说、文学评论等不同文类体式，比如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开山者马原、苏童(阿童)， 早年就曾是《他们》文学社的成员，而在《他们》第一期，就曾刊发了马原的《拉萨河 女神》和苏童的《桑园留念》。当然，作为一种创作浪潮或写作群体，他们最有影响的 文类体式还是诗歌，并且由此推动而产生了一代人的诗歌运动。尽管他们说最初时仅仅 意在提供，而无意于限制，他们也无意于形成任何文学流派或诗歌群体，事实上也的确 没有任何预先设计的诗学主张或创作原则，但在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却也不可避 免地达致了某种共有的或一致的艺术倾向。韩东在日后总结这种一体性诗学走向或“整 体的影响力所在”时这样认为：“回到诗歌本身是《他们》的一致倾向。”这当然包括 “回到个人”，因为“生命的形式或方式就是一切艺术(包括诗歌)的依据。生命的具体 性、自足性、一次性、现时性和不可替代性必须得到理解”。[1]
场景或镜像之二：四川，历来是一个诗歌圣地。朦胧诗渐趋式微与解体之后，无论是 被称作“第二次浪潮”的“文化寻根诗”，还是所谓第三代诗歌运动，四川都是举足轻 重的诗歌重镇和原发地之一。而在1982年之后，四川成都和重庆的大学校园里，无疑活 跃着一批热辣而狂傲的大学生诗人。让我们还是把目光首先停驻在重庆，因为尚仲敏和 燕晓东，已在那里树立起了一面旗帜：大学生诗派!正如“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 大展”编者注所言：“大学生诗派”在它自谓之前，就已有了广阔的迹象，虽然作为一 个群体，总体上显得散漫、淡泊，“但它对‘朦胧诗’的巨大反叛冲击和承续，引渡了 当今诗坛上一批新兴的中坚”，[4]比如韩东、于坚、尚仲敏、燕晓东等。虽然《飞天 》的“大学生诗苑”聚集了众多大学校园诗人，但作为一个流派及其命名，应该说它完 成于1985年尚仲敏、燕晓东创办的《大学生诗报》。它以高分贝而又“狂妄”聒耳的宣 言向诗坛秩序发出了挑战：“当朦胧诗以咄咄逼人之势覆盖中国诗坛的时候，捣碎这一 切!——这便是它动用的全部手段。它的目的也不过如此：捣碎!打破!砸烂!”“它所有 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粗暴、肤浅和胡说八道。它要反击的是：博学和高深。”它在艺术上 的主张是：a)反崇高；b)对语言的再处理——消灭意象；c)它的总体情绪是“冷酷”， 也可以称作“黑色幽默”。尽管它实际上仅仅生存了8个月，可“作为一枚炸弹”，它 已经完成了那“美丽的一瞬——轰隆一响”![5]这便产生了经久的回声和震动。当然这 种震动是响彻在历史的深处的，事实上“大学生诗派”在未命名之前，一些极富叛逆性 的大学校园诗人就已经结成群体，并点燃引爆导火索了，比如四川成都的“莽汉主义” 。后来李亚伟在回忆这个群体的形成时这样说：
大学期间，万夏与李雪明、朱智勇等人办《彩虹》，我和胡玉等人办《刹那》，这两 伙诗歌墙报作者又因都用金盾牌硬面记录本写作而合并成《金盾》。……这些活动和“ 写作班子”可以说是莽汉流派的前奏曲。它们从一开始就似乎暗示了这一代诗人害怕孤 独，需要集体，离不开组织之类的事实，……[5]
1984年1月，因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绪与一个藕断丝连的医专女生，李亚伟重回半 年前刚刚离开的四川师范学院，当他在院墙外巧遇老朋友万夏时，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便 不期然间降临了。在去酒馆的路上，万夏一连气背诵了不下5首他与胡冬刚写出的诸如 《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红瓦》等诗，并且一起回忆了一年来他们所写的那些 “混蛋”诗歌，“由此推断出一种‘新东西’已然发生——那是一种形式上全用口语， 内容大都带有故事性，色彩上极富挑衅、反讽的全新的作品”。在万夏的极力规劝下， 创立一个诗歌流派的计划当即便拍板定了下来。考虑到这类诗歌的叛逆性、排它性，自 以为是而又连自己也奚落、嘲讽的性质，胡冬最初称作“妈妈的诗”，这不禁让人想到 “阿Q”。可胡冬很快便犹豫了，觉得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个个获得了较多的营养 ，高大、勇猛，四肢发达，每一个都是当好汉的料，所以他又将这种诗称为“好汉诗” 。可万夏对此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如此定名这伙人的诗歌，有一种从外貌上自我 美化的倾向，这可能导致‘诗歌革命’的传统英雄主义，其结局是‘革命’不彻底，因 此提出了‘莽汉’这个名词”。在他们看来，“传统的英雄难以跟自己找茬，决不会一 边攻击对手一边往自己身上揍，其自杀也很悲壮，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他们不会去做 这样的英雄，他们“在跟现有文化找茬的同时”，认为应该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起上，“ 不能过分好学，不能去找经典和大师，做起学贯中西的样子来仗势欺人，更不能‘写经 典’和‘装大师’，要主动说服、相信和公开认为自己没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 个史无前例的起点”。这就是“莽汉主义”的思想来由和“革命”的出发点。他们甚至 最初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设计和谋划，那就是集英雄与泼皮、好汉和暴徒于一身。因而在 某种程度上，“‘莽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诗歌，它更大的范围应该是行为 和生活方式”[5]。“‘莽汉主义’重要的一面就在于此，它就是中国的流浪汉诗歌、 现代汉语的行吟诗歌。行为和语言占有同样重要的成分……”[6]1984年上半年，莽汉 诗歌就已形成了猛烈的创作势头，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和扩展，除早期李亚伟、万夏、胡 冬外，二毛、马松、梁乐、胡玉、蔡利华等也相继加入。与此同时，他们还与那些与莽 汉有着相近趣味的诗人或社团有了广泛的联络，比如莽汉的“第一哥们”杨黎，那时的 他，就已经写出了作为著名代表作之一的《怪客》。李亚伟甚至以为，那个时代的“莽 汉”精神，已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了整个一代人的梦想、生活或诗歌中，因为“莽汉主义 ”“可以走到任何时代和地方”，这使人们想到美国“垮掉的一代”。当李亚伟于1985 年夏天读到金斯伯格的中译本《嚎叫》全文时，他不禁拍案叫绝，第一感应便是这两个 东西方的文学流派风格太相近了，无论反叛、破坏，还是奇思异想等，都有着惊人的一 致性，当然也有文化背景、生理遗传以及人生态度的差异。就发展、传播和成长过程而 言，确如李亚伟所描述的那样：“1985年到1986年是‘莽汉’诗歌活动和传播的高峰期 ，诗人们常常乘车赶船、长途跋涉互相串门，如同赶集或走亲戚一般，走遍了大江南北 ，结识了无数朋友，在朗诵和吃喝中，‘莽汉’诗歌得到了大肆的传播和普遍的赞扬， 同时也丰富和完善了这种风格。”[5]
场景或镜像之三：1986年春夏之交，莽汉诗人们竟然“猝死性地退出了诗坛”。而在 四川大地这片诗的领地之上，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更具有野心，也更有破坏性或建设性， 成员和范围也更为广泛的社团组织：非非主义。作为一个诗歌艺术流派，虽然它的出现 如周伦佑所说，“完全是偶然的，突如其来的，甚至是被动的。……有如电光的突然一 现，一切都带有启示的意味”[8]。但它的缘起，却并非没有内在的逻辑性和必然性。1 983年夏天，周伦佑与廖亦武、黎正光的结识，可以认定是新时期四川诗歌历史的关键 性事件，随后在这年秋天召开的“四川省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他们三人对 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文学观念公然发出了挑战，从而使这块盆地相对窒闷的文学空气开始 流动起新鲜自由的气息。“三剑客”论坛很快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并因刘涛、陈小蘩、 王世刚(蓝马)、李娟、万夏等的陆续加入，而使之成了当时四川最为活跃的诗歌探索群 体之一。到了1984年，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交锋的又有杨远宏、赵野、石光华、宋渠、 宋炜等的加入。后来非非主义的又一核心人物杨黎，也在这时与周伦佑结识。但那时整 个四川诗歌，作为后期朦胧诗的中心，似乎在涌动着文化寻根诗的浪潮，而莽汉主义与 杨黎式的写作，注定是在浪潮的汹涌之外的，可读到杨黎诗稿后的周伦佑，这时却做出 了另外的评价和预言：“你虽然暂时不被理解，但只要坚持写下去，要不了几年，中国 诗坛会接纳一个风格独特的诗人的。”[8]的确，杨黎与莽汉主义写作，为日后非非主 义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另一种重要基础和向度。1984年秋天，周伦佑汇同巴蜀诗群当时 创作上最具异端色彩的青年诗友开始着手创办一个油印诗刊《狼们》。其“主旨是‘提 倡狼性文学’，即‘原始的，本能的，没有被驯化的生命意识的自由表达’”。1986年 2月，当杨黎为编一本《南中国诗卷》邀约周伦佑撰写一篇序言时，周伦佑根据自己对 四川乃至全国新时期诗潮流向的观察，写下了《当代青年诗歌运动的第二浪潮与新的挑 战》，他对新时期青年诗歌运动作出了三次浪潮的划分，即朦胧诗为第一次浪潮，文化 寻根诗是第二次浪潮，而对当时已经登上诗歌舞台的“第三浪潮”的基本倾向，他揭出 了“非崇高”、“非理性”两大命题。不久之后他对“非非”的命名，似乎在不经意间 如空穴来风，早已隐含于“非崇高”、“非理性”两个短语中了。当然，这仅仅是巧合 ，或许它也是随意的，就如达达主义用一把小刀戳开词典为自己命名一样，周伦佑说过 ，“非非”翻过来倒过去都是“非非”，只觉得形式上很美。还有人说，有一次周伦佑 梦见一本打开的书，却和书桌上一本不打开的书开本一样。书的封面一半是纯蓝，一半 是纯红。纯蓝之间，隐现一个纯红的“非”字，而纯红之间，又隐现一个纯蓝的“非” 字，由此命名为“非非”。无论是巧合、随意和偶然性，还是有着神秘的幻觉启示，既 然“非非”们所追寻的就是事物的不确定性、多义性，我们也就无须追寻它的内在的确 定性意义了。
1986年5月，非非主义诗歌社团在四川成立并出版了《非非》创刊号。在谈及“非非” 及其创立过程时，周伦佑曾这样说过：“‘非非’作为一个诗歌艺术流派，在其诞生之 前的诱发契机是朱鹰，动力性因素是蓝马；我的主要作用则是使这一朦胧的意念成形， 并通过‘非非’这一命名把它呈现出来。”[7]“命名的作用就是这样奇妙：说出就是 照亮。”5月4日，这仅仅是一个象征，一种意味和启示。事实上《非非》的出现要晚一 些时日。创刊号主要有“非非风度”、“八种感觉”、“玻璃午餐”、“微型风暴”、 “非非第一步”等栏目。“非非风度”隆重推出了杨黎、何小竹、周伦佑和蓝马等四位 代表性诗人的力作，显然在标示一种典型与范式；接下来在不同栏目中集中展示了尚仲 敏、梁晓明、吉木狼格、万夏、李亚伟、刘涛、小安、孟浪、余刚、郁郁等主要非非诗 人的作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非非主义还推出了自中国新诗产生以来最具爆炸性影响 的理论宣言和纲领性文件，比如《非非主义理论宣言》、《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 《前文化导言》、《非非主义诗歌方法》、《非非主义小辞典》等，此中表现了强烈的 文化叛逆性与变构创世意识。“非非”，不是不是的，它“是对宇宙的本来面目的‘本 质性描述’”[8]。宇宙的本来面目或本质，在非非主义的理论话语中被表述为“前文 化世界”，而非非主义要做的，便是“从语言开始”，然后通过“三度还原”，即语言 还原、意识还原和感觉还原，最终抵达“前文化”或“非非”世界。
场景或镜像之四：1984至1985年代的上海、杭州，同样是让人为之注视的焦点区域， 就如杭州“极端主义”者所说，诗歌仅仅是一种注视。为此，我们将注视的目光移驻在 “海上”：“有人在海上大步行走。我们就是”，“我们在海上行走就是在冰山上行走 ”，“语言和生命所呈现的魅力使我们深陷其中，语言发出的呼吸比生命发出的更亲切 、更安祥”。他们说：“如果一首诗不是出自本性，而是因为命运，那将是他们最大的 悲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真诚，我们几乎一无所有。”[9](第70-71页)就是 这样一群“海上诗人”，1985年开始集体“在海上行走”，他们有默默、刘漫流、孟浪 、海客、郁郁、王寅、陆忆敏、陈东东等。而在此期间上海一座大学校园里，却聚集了 另一批引人注目、宣言和作品均具有“红色幽默”色调的“撒娇诗人”，他们对诗的看 法和观念实在是直白和简单，甚至缺乏任何诗意。在他们看来，“写诗就是因为好受和 不好受”。置身在这个世界上，就必然会生出些情绪和感觉，“如果说不该撒娇就得怨 不该出生”。然而，既然出生已不可避免，“撒娇”也就是必然的了。他们写诗的努力 ，完全是出于内心的欲念，“就是说说想说的，涂涂想涂的”。如果人们从中看到了技 巧的因素，那完全是因为他们玩得熟了。[9](第175页)这种把玩诗歌的心态和主张，使 他们带有了嬉皮士式的率性、反讽和幽默的风格，这从京不特、锈容、胖山、软发、土 烧、撒撒、泡里根、流不流、男爵等作者的徽记和作品中即可感受得到。他们出版了两 期《撒娇》，另有《蹩脚诗》等。杭州“极端主义”社团有梁晓明、余刚、王正云等成 员组成，他们印行《四分五裂》、《十种感觉》及《池畔》、《天目》等诗刊。他们提 倡一种“注视”诗学，甚至相信：“某一个人凝神注视钉子，居然把铁钉看弯了。”这 看似一则神话故事，可在他们却的的确确是诗歌和事物的真相：“诗歌仅仅是注视，或 者说蚊丝不动的凝视，在凝视中改变事物的质和量”。对于极端主义者来说，“一吨垃 圾比一吨金子更有用。因为垃圾更直截了当地接近世界和事物的真相，更有利于发现、 宣泄、蹂躏”。它在美学上，“崇尚大自然的生长方式”，反对文明的异化，从而“回 到最基本的层次”。因而在艺术方式上崇尚极端，反对模式，并且要打乱全部的语言关 系，“进行艺术再处理”[9](第152-153页)。这种反语言、反文化，崇尚极端的艺术方 式，决定了它日后的基本走向，这也是梁晓明、余刚后来加入更具有反叛精神和行动的 “非非主义”诗歌社团的内在动因。
1986年10月21日与24日，这是中国当代文坛值得关注和记忆的日子，《深圳青年报》 和《诗歌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主义诗群大观”。正如编者所昭示的那 样：“五四以来最辽阔的新诗探索正在中国弥漫，要求公众和社会给予庄严认识的人， 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诗歌大实验的现实。《深圳青年报 》、《诗歌报》以全国2000家民间诗歌团体为宏大背景，隆重推出大陆现代诗历史上第 一次规模空前的断代大显示。”这次大展虽然仅展出了其中60多个诗歌社团和群体，但 却初步呈现了当时诗坛“pass北岛”、“pass舒婷”之后众声喧嚣的全景式景观。尽管 有的不过是以名目耸人听闻、哗众取宠；有的旗下单枪匹马，仅有一人；又有的如昙花 一现，凑凑热闹而已。但无论人们怎样解读和分析，都不应否认其潜存着的这一代人内 心深处的叛逆性和创造性冲动。犹如一次行为艺术，尽管姿态样式各异，但其意味和效 应却是久远和深长的。
毫无疑问，1984年是继朦胧诗之后另一种喧嚣和裂变的重要潜伏期。此间，各种诗歌 社团和群体纷纷集聚和整合。到了1985年，随着以《他们》、《非非》等为代表的民间 刊物的陆续刊行，又一种新诗潮开始浮出地表，走向前台。而1986年两报举办的“现代 主义诗群大观”，更是一次全方位无法拒绝的众声喧嚣，并由此将这一新诗潮推向舞台 的中心，使之成为那个时代最令人眩目的诗坛景观。
收稿日期：2004-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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