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突破能源瓶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国际经济评论》座谈会观点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座谈会论文,瓶颈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世界各大石油交易市场上的价格不断攀升，而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石油已成为世界经济研究无法绕开的问题，国际一流的研究机构与一流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石油问题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头号问题。
目前对于高油价有很多看法。一种认为最近几年需求增加非常快，尤其是中、印等新兴国家需求大大增加，由此导致了油价飙升；另外有观点认为是供给的增长速度跟不上需求的增长速度而引起油价上涨；还有的认为，供需两方的增长速度都差不多，均在8%左右，按理说不应该出现油价飙升的局面，因此主要是炒作的问题。近来“廉价石油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言论出现频率很高，目前高油价究竟是短期现象还是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石油供给不足、油价上升的阶段，廉价石油时代已经终结了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世界经济将会受到严重冲击，会出现滞胀的局面，而这种局面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对于中国如何解决高油价问题，目前主张也较多，如现在中国外汇较多，从央行到其它一些机构也因此都在鼓励石油公司到国外投资。而在一些政治不稳定、法律不完善的地区投资是很值得担忧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都很大。最近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投资在美国反应非常大，美国认为中国是在跟它争夺石油，会对它造成威胁。中国应该怎么办，这是我们急需考虑的问题。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其实希望与中国合作，中国面临拉合伙人的问题，美国也同样存在这问题，如果双方共同投资可能对双方都有利。因此，有人提出中国应与美国政府、经济界多交流。
本刊编辑部于2005年10月13日举办以“如何突破能源瓶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座谈会。座谈会由《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滨鸿主持，与会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长周凤起、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丁一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所长杨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博士来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沈骥如、刘明等。香港的邹忆湘先生作了书面发言。
会上，专家学者们对当前石油涨价的主要原因，替代品的可能性和市场条件；如何从国际战略角度看中国的石油安全，如何从中国产业发展看能源问题，油价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抓住当前形势的机遇，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进调整与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一、石油涨价的主要原因及油价的变化趋势
周凤起对几种较流行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第一种说法是从资源的角度，他认为，由于资源枯竭而引起油价上涨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储量并不是主要因素。因为据中国石油部门专家的意见，全球探明剩余石油储量不是降低了，而是不断地缓慢上升。另外，国际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探明剩余石油储量1994年是1370亿吨，2004年是1750亿吨。储采比（可开采年限）1994年是45年，2004年是49.3年。全球探明剩余石油储量在增长，储采比也在增长，因此，石油涨价从资源枯竭的角度是难以解释的。
第二种说法是从供需平衡的角度，他认为，如果说石油现在已供不应求了，那么油价应该上涨，然而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现在是否已经供不应求，这还不是那么明确，全球石油界现在还没有人明确地提出来说世界石油市场已经供不应求了。全球石油市场是一个脆弱的平衡，一种备用生产能力不太多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下，一出现风吹草动，各种因素干扰就会使油价上升。这种判断是较可行的。问题是，假如是由于临时性的因素引起油价上涨，那么当这些临时性因素消失，油价就应该回落，可最近的情况又不是这样。
第三种说法是认为资源并未枯竭，目前供应也基本可以，但是炼油能力有所不足。如果这一原因成立的话，则可以增加生产投入，可是现在有大量的石油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而不愿更多地投向石油行业。可见人们对石油市场这一强劲的需求并没有足够的把握，没有足够大的信心对待这一周期较长的投资项目，认为石油市场的不确定性很大，因此投入不够猛。但是这种状况最近有所改变，投入有所增加。刘明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第四种说法认为世界石油需求旺盛，增长很快。然而，发达国家的增长是很温和的，基本上没有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石油需求增量中占很大的比例。据此，西方一部分舆论认为是中国进口石油的增长造成了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供求失衡，在石油价格不断上涨的条件下，中国的燃油价格依然远低于国际水平，中国国内低廉的燃油价格刺激需求，抬高了国际石油价格。周凤起认为，虽然中国石油进口增加很快，但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把世界石油价格抬到目前的高度。同时他指出，在国内能源紧张的情况下却依然存在成品油出口的现象，而且成品油出口以约80%的速度在增长。沈骥如也指出了这一不合理现象。
几位专家都认为，影响国际石油市场的因素很多，也包括一些政治因素：中东局势不稳，伊拉克石油生产一直没有恢复正常；伊朗与欧盟的核问题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不时威胁要动用武力；沙特阿拉伯的生产也在“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之下；产油国的“剩余”产能不多，生产能力已达极限：飓风袭击美国产油地，美国的产量下降等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的消息都可能引起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波动。丁一凡提出，国际石油市场上的投机潮不断把价格推向新的高度，关键在于流动性的泡沫太大。如果美联储不断提高利率的趋势不变，利息升到一定时候，会对市场上的流动性产生影响。那时，油价恐怕就会有下行的表现。
周凤起认为，偶然的临时性因素、自然灾害会引起油价上涨，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现在世界石油市场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这一脆弱的平衡很容易被利用，如商场炒作。国际游资在石油市场上占的份额较大，石油泡沫一旦破灭，损失会非常大。曹远征与丁一凡也认为石油越来越成为期货，作为金融衍生品被用于炒作，大量的投资泡沫，大量的游资充斥着石油市场，一旦泡沫破灭，对石油市场的打击是巨大的。流动性过剩刺激了石油期货投机，国际石油市场上期货交易是一种利润巨大的“杠杆操作”，投机机构（也称投资机构）只要掌握一小部分流动现金，就可以操纵数额巨大的石油期货。许多能源与金融机构可以调动大量的流动资金，它们参与市场的操作，影响着世界石油期货价格不停地波动。刘明提出，石油作为特殊的商品，高风险、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石油产地和市场地理位置脱离等特性，容易成为被投机资本操控的对象，易受心理预期、人为炒作的影响。
而杨光认为炒作并不是根本原因，他强调，石油不是一般商品，而是政治性的商品，况且石油较多地集中在政治动荡的中东地区，只要有一个国家发生问题，就会影响整个供需状况。他认为，从生产成本上考虑，30美元一桶是比较合理的油价，只要中东3个大的产油国家（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都搞好石油生产的话，目前都不用去深海找油。油价高启的确成为人们的一大担忧，然而世界经济能在这么长的时期内（从2000年到2005年）一直承受着高油价而没有发生70年代那样的滞胀，他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70年代的危机首先并不是油价上涨引起，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世界性的通胀，在这种背景下又爆发石油危机（油价呈4倍地暴涨），加剧了全球的通胀。而这种情况在21世纪初（2000-2005年）是没有的，因为这一阶段基本—上是通货紧缩的环境。二是现在经济增长的能源密度比起70年代来大大降低了，现在全球平均的每单位GDP的耗油量是70年代中期的一半。因此，世界经济对高油价的承受能力大大提高了。杨光也非常赞同其它专家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成了高油价的受害者。
曹远征提出，石油是一个体系，不仅仅是勘探，而且包括开采、生产、销售等一系列的步骤和环节，周期长、风险大的特性决定了小公司是难以经营的，此外还要求必须有好的外部环境，如政治稳定等。另外，他认为，2005年已达世界石油开采的高峰，而新探明的油田有两大问题，一是开采成本上升，二是储量比较小。因此，在短期内油价不可能回落。
另外，与会的几位专家都一致认为，整个石油市场的油价如此之高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没有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有很大关系。油价高对于石油输出国、石油生产商都是高利润的来源。高油价对美国的损害已与过去大为不同了，经过20世纪70-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美国为防止油价高涨危害经济做了大量准备。美国认为它能承受100美元的价位，只要不是突然中断，它就可以不管。美国政府的石油储备政策也使市场的需求更加紧张。布什政府上台后，一直坚持要把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提高到7亿桶，而据美国能源情报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5年8月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达到7.05亿桶。在油价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布什政府并未表示有改变此政策的意愿。美国国会中甚至还有议员建议把战略储备提高到10亿桶，以应付可能出现的与伊朗的战争，因为只有更多的战略储备才能应付更坏的局面。杨光认为，布什不愿动用战略储备，主要是战略储备不多，而且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局势看不清，很迷茫，因此不敢动用储备，而是仍然在增加储备。
丁一凡还提出，美国是当前惟一的能有效影响世界石油价格的国家，石油是个武器，是战略工具，美国是一个可以用石油来作为武器攻击自己对手的国家。中国需要每天进口300万桶石油，油价飚升使中国在原材料上耗资巨大，最终经济增长将受到影响，经济与社会稳定受到威胁。里根政府就曾经以石油为武器击垮了前苏联，而现在布什政府的智囊团就是当初里根政府的那批人。
二、如何从国际战略角度看中国的石油安全
查道炯认为，如果从战争的角度理解战略安全，则最大的风险就是可能爆发台海之战，如果战争发生，就会再次重演50-70年代的贸易禁运，而不仅仅是战争本身的问题，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打击。美国欲延缓或阻止中国石油走出去，这不仅仅是一种战略上的考量，而更多的是力量对比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做到“润物细无声”。政府要创造中美油气企业在第三国合作开采的政策环境，在中美能源对话机制中增加中美油气企业间对话的分量。注重提高中国油气企业在所谓“流氓国家”经营的透明度，可以用年度政策白皮书的方式，增加中国油气消费市场的透明度。
而来有为则认为石油不安全主要体现在石油供应突然中断或暂时短缺、价格暴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损害，其损害程度取决于该国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油价波动的幅度以及应变能力。应变能力包括战略储备、备用产能、替代能源、预警机制等。中国应采取综合对策建立石油安全保障体系。因此，要保证中国的石油安全，应该采取的对策主要包括：一是加快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通过政策引导国内各大石油公司加大对上游的勘探投入；实施切合实际的油气发展区域战略，并加速发展石油科技。二是强化采油，发展替代燃料和技术，减少对进口石油依赖。三是尽可能加入到国际合作架构中，全面进入国际市场。积极参与期货和现货交易，将市场作为获得石油产品的主要手段，把在国外获得份额油作为重要的经营手段，开辟国内石油期货市场，力争在石油价格上有更多的发言权，建立有利于进入国际市场的法规体系和监管体系。四是逐步建立、完善石油战略储备制度和预警体系。五是实施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大力提高能源效率。在座的专家们都一致认为，节能和提高能效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可能，中国能否以较少的能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节能的潜力能否被有效挖掘。因此，应将节能放在石油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地位。
杨光等几位专家均认为，中国不仅要在国内找油，而且要在国外找油来支持国内的石油需求，与此同时要加快扩大国际合作，实现能源品种供应多元化和来源地的多元化。此外还要远离石油，要节能，提高能效，开发替代能源，应该加强能源外交。
查道炯认为中国必须加强国际合作，而且合作的空间还很大。但刘明认为合作是有很大难度的，首先应该清楚如何合作、以什么方式合作，与哪个集团合作等问题。而查道炯提出了开展能源合作的一系列途径，主要包括：与海湾国家建立长期供应机制（尤其是卡塔尔的天然气）、通过扩大、深化与中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稳定中亚里海油气源、从俄东部进口水电、与韩国合作、同俄罗斯谈判、提倡建立俄罗斯到大连的石油管线、与韩、日、美等国政府和跨国石油企业联合、向主要西方油气公司开放中国的油气市场、加大开放煤炭和煤气层开发力度、加强与海湾地区油气出口国之间的全面经济联系、参与国际间产油国与消费国的对话机制（重在参与）、加强同海湾合作组织的经常性沟通；提高预见海湾石油出口国政治变化的能力。
邹忆湘提出，最佳策略应该是中美民间合作，立足于香港，开发中东石油。他认为，中国石油企业现行海外扩张的策略有两种，一是采取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策略——不把寻找油源的注意力仅集中在中东地区，希望通过这种手段避免和美国直接冲突，也以此分散风险。这一政策面临着成本高、产量低等问题，而且跟不同的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动用许多经济资源甚至国家政治资源进行交换。而第二种获得石油资源的策略就是动用国家高启的外汇储备，在海外直接并购相关能源公司以进入世界“石油俱乐部”。但这种国家支持的市场行为，在西方保守势力的眼中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上述两种获取石油资源的策略都使得中国被排除在中东之外，如果不积极主动与美国合作，日本就会乘机坐收渔利。他认为中国可以借助其在文化上的超级融合性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合作，介入中东的政治、经济，另一方面，中东的重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物资。与其通过第三方、第四方、第五方转手承包，不如中国自己直接与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这样中国赖以发展经济的石油资源也会在这种合作中获得更好的补充。
因此，他认为，通过背后是中美合作的民间组织到中东开采石油，美国可以避开种族仇恨，中国也可以开发油源。中国只要输出文化和劳动力，流入的是石油和政治上的和谐，双方各取所需，互惠互利。中美政治经济上的合作最现实的思路是从合资的民间公司做起，而作为东西方交流的桥头堡的香港，则是产生这种公司的首选之地。另一方面，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也都在香港上市，中美企业在香港合作，再以某种形式进入中东石油市场应当不失为一种对各方都有利的方式。如果以香港公司名义到中东开采石油，可能比美国大石油公司或中国大型国企都更方便。而香港本身也具有发展石油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条件。全世界上万亿的石油美元，如有一部分转移到香港来，也会增强香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开展中美民间合作有可能为两国解决石油问题开辟新径。
刘明认为能源安全的基本原则是实现适合中国能源资源特点的多元化，石油战略也要实行多元化。其一，石油进口地域多元化，石油进口从以中东地区为主（约占进口总额的50%-60%），逐步扩大到非洲、拉美、中亚和俄罗斯，以及其它周边国家和地区，分散进口风险。其二，石油消费来源及种类多元化，采取国内和国外生产相结合战略以加强中国石油产业；建立可调整的原油、成品油的进出口比率以稳定国内油市；引进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提高上游企业石油开采生产率和扩大石化及相关产业部门生产规模，以增强石油企业国际竞争实力。其三，石油战略结构多元化，该战略由生产、贸易、金融，以及合作、经营管理等各个要素单元组成。它们是指石油生产（陆上和海上石油生产）、石油储备（战略储备、商业和工业储备）、石油贸易（现货、合同、份额油、期货和电子交易等多种形式）、石油金融（建立石油开发基金，开拓并完善石油证券市场，扶持石油上市公司，加强中国各个石油集团和石油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实力）、国外开发（实行“走出去”战略，参与国际石油资源的合作竞争，实施并购、合资，在国际石油开发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国际合作（建立和加强同产油国和消费国的联系，交流信息、技术，建立同国际石油机构和组织的合作联系，建立区域和次区域石油合作机制）、石油产业管理（产业内外发展与协调，内含节能）等多种方式，以促进并保障中国的石油供应和石油安全。
三、油价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
专家们一致认为，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暴涨，对中国经济的危害极大。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与发展阶段有直接联系。
曹远征指出，中国处在工业化中期，从1993年开始，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国，而且增长迅速。油价上涨对中国经济的挑战不仅仅是能源能否得到充足供应的问题，而且是全方位的、政治性、关系国际战略的问题，也是涉及到未来世界秩序的问题。中国必须加强对能源需求的管理。中国能源目前还存在三个主要问题：总量问题、结构问题以及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问题。从总量上看，目前中国重工业比重约55%，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对能源需求的增长迅速，中国的能源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对能源储备、能源安全的呼声增多。从结构上看，中国煤炭所占比重过高，天然气所占比重太小。从能源利用率上看，目前普遍认为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单位能耗产出的GDP）是日本的七分之一、美国的四分之一，比世界平均水平还要低2倍多。从目前综合能源系统效率的不同计算方法来看，中国能源效率大约是30%左右，估计发达国家现在已经达到40%甚至50%左右。此外，能源供给企业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粗放经营，浪费现象比较严重。能源消费企业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且存在浪费现象，全社会节能意识有待提高。但同时，他也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将为资源型经济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丁一凡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很高，按汇率计算，2005年第一季度的对外依存度达48%，是1990年以来的最高值。对外依存度高，说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原材料与能源。在世界原料与能源市场的价格节节攀升的情况下，我们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面临巨大危机。我们的出口市场是一个竞争力很强的市场，所以出口产品的价格很难随着原材料与能源价格的上涨而提高。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国际市场上工业制成品的定价权。反过来，我们需要进口大量的能源与原材料，但我们也没有原料与能源的定价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口原料与能源都需要外汇，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出口产品来维持平衡。在美国政府鼓励美元贬值，以减轻它的债务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出口更多的产品来换回的是有限的购买力，购买原料尤其是能源的能力却无法相应地增加。如果我们仍然不改变“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我们将面临生产越多、实际收入越少的困境。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央政府提出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号召不仅是一种口号，它实际关系到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另有观点认为，中国炼油厂亏损严重，贸易条件日益恶化，这是向世界经济变相地转移财富，其金额已相当之大。仅成品油补贴和贸易条件恶化两项带来的损失每年约占GDP的2%，汽油和柴油方面的补贴达GDP的1%，三倍于对农民的财政补贴预算。此外，大规模环境破坏的成本更是难以估量。过低的生产要素价格刺激产能过度扩张，造成资源错配，为将来产能过剩和银行坏账埋下了隐患。中国正在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提供经济“补贴”，这让中国自身背上了沉重的成本负担。随着经济发展日益依赖石油进口，中国将陷入恶性循环，侵蚀自身利益。
为了保障中国的石油供给，中国采取了“走出去”的办法，中国的石油企业开始在海外参与勘探开采，以获得价格相对稳定的“份额油”。中国企业也采取了一些与外国企业合作，并购外国企业的做法，并获得了一定成功。丁一凡提出，我们因为现在石油价格高涨而加大对海外石油产业的投资，外国石油企业的价格也因石油价格的上涨而身价倍增，我们这时去并购这些企业会不会重演80年代那样的风险呢？石油期货的投机与美联储低利率政策提供了过多的流动性有很大关系，如果美联储不断提高利率限制市场上的流动性供给，包括石油期货在内的流动性泡沫可能破灭，如果中国拿外汇储备去投资石油储备，很可能导致大面积的损失。沈骥如认为，石油是个武器，这也是作为石油出口国的伊朗为什么强硬的原因。中国石油“走出去”要慎重，今年中海油要收购美国的优尼科石油公司，其收购条件是优厚、友好的，技术考虑周到，开价也很高，但是没有成功。原因是没有考虑到美国市场对中国不但没有特别的照顾，而且存在着明显的排斥倾向，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的企业要走出去，必须考虑这个政治问题。国内外的石油资源我们应该积极开发，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战略。我们要以更大的热情和主动性、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推动建立在新能源基础上的氢经济产业革命。这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根本的出路是，寻找替代品，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四、如何推进调整与改革，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专家们都提出，中国应该尽快改革国内能源价格机制，尽快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国际油品价格的变化能很快地反映到国内石油产品上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本国的能源使用效率；积极发展新能源与替代能源以及加强能源外交。
曹远征认为，中国应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各方面促进形成节约能源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发展节能型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选择资源节约型、质量效益型、科技先导型的发展方式。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大力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控制煤炭生产增长速度，降低生产成本和消费增速，实现主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在多种优质能源并举，增加油气供应的同时，大力发展水电、核电，提高一次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在能源开发中还应注重环境效益：并在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中强化环境保护意识，使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法规切实得到贯彻和施行。
此外，他和周凤起都提出，应该改变大量能源技术设备依赖进口的现状，提高自我开发能力，提高重油的加工能力，立足自我开发技术，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位置，全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专家们都提出应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降低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从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层面上考虑高耗能产品的进出口。此外，应该充分利用世界各种资源，积极地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和分工，逐步减缓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逐步提高高耗能产品进口的比重，适当控制高耗能、高耗材产品的出口规模，使其成为保障能源安全、实施能源进口多元化的一种战略选择。此外，还必须看到世界能源消费结构发展的趋势，下决心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刘明认为，中国应从两个层面入手实施石油发展战略：(1)国家和政府主抓石油战略问题，统筹能源事务。包括确定战略目标，制定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政府制定符合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的石油开发战略，通过最高权威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的总操控机制，来确保石油战略的实施，运用市场调节手段，政策保证手段，法规法律监督手段，加强中国的石油生产能力和国际石油竞争力。(2)企业和终端消费者面对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波动冲击的基本应对措施，可概括为“开源和节流”。石油企业提高技术开发能力，降低综合成本和提升生产率，以及大力加强石油储备（库存）。同时，在国家和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等手段和立法保障的管理和引导下，要求各个生产、服务企业和部门，所有的石油终端消费者，减少石油过度消费，合理使用能源资源。征收燃油税是必须采取的手段，还应适当提高油价（国内石油产品价格）有利于中国能源战略的实施、循环经济模式的建立。但这些都不是万能的。必须进行中国油价形成机制改革。需要建立一整套系统，包括政策法规、技术、资金、人的观念改变、“社会契约”约束、国际交流合作等。石油战略的实施，应该能够推动其它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发展，最终实现多种能源“各居其位”、“各司其职”，“扬长避短”，推动和支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循环发展、协调发展。
来有为认为，节能和提高能源效率在未来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其关键是制定什么样的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如何协调企业和市场行为，如何看待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作用，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机构予以保障？如由于信息障碍以及局部经济利益的影响，某些提高能源效率的对策、措施（诸如改善能源、电源结构，增加脱硫装置）的实施很难由市场和企业采取主动，必须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双管齐下。即既要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也要基于市场；政府对节能的引导和管理必不可少。
另有观点认为，在能源价格改革方面，中国应该借鉴东南亚有些国家的经验，使弱势群体能够真正享受到补贴。这些国家最近已经或正在取消能源补贴，例如，泰国已经完全取消了对汽油和柴油的补贴。印度尼西亚最近宣布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并对困难家庭提供每月10美元的现金补助。中国急需制定针对农民和低收入者的能源补贴政策，同时提高国内能源价格，使其与国际价格接轨；转暗补为明补，由对全社会的补贴转为有针对性的补贴。目前的补贴使高收入者收益更大——“有车族”获利多，而且排气量越大获利越多。上述有针对性的明补，可以采用在国家预算中增加教育和医疗开支的形式。政府应当要求企业为雇员提供基本的劳动保障，应认识到，生产要素价格过低导致贸易顺差增大，提高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因此，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是以人为本的政策的体现，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也可以降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避免外汇储备缩水。
（根据座谈会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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