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别比论文,性别论文,水平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129X.2013.02.001
【文章编号】1004-129X(2013)02-0005-10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中国、韩国等国家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引发了关于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关系的讨论。目前来看，对于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研究，澄清一些不科学的认识，对于理论和实践都很有益处。
关于出生性别比和生育水平的关系，已有大量文献做了探讨。其中，有些文献关注了出生性别比对生育水平的影响，[1-2]多数文献主要探讨生育水平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一般认为，在性别偏好条件下，生育水平下降导致生育选择空间缩小，进而通过B超等技术手段进行性别选择，最终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3-6]也有学者根据东亚和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与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没有直接联系。[7]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伴随着生育水平的变化，不同国家的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并不相同。近30年来，同样是生育水平下降，英国、美国等国家出生性别比呈下降趋势，而意大利和日本的出生性别比却呈上升趋势。[8]除了中国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出生性别比的波动是在没有明显性别偏好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在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条件下，生育水平是否影响出生性别比，影响程度有多大?回答上述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出生性别比的基本规律。
长期以来，出生性别比被看做是随机等概率事件，也有文献提出了可能影响出生性别比的因素，除了家庭规模、父母年龄、职业、教育水平、城乡差异、种族、精神压力、疾病、战争、婚姻制度、地理环境等，[9-14]孩次也受到了较多关注。关于孩次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出生性别比与孩次相关，[15-17]另一种观点认为出生性别比与孩次不存在相关关系。[18]之所以存在观点上的分歧，根本原因在于对孩次影响出生性别比的内在规律性没有完全搞清楚。
在分析调查数据和大量文献基础上，马瀛通等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理论不同的出生性别比分析框架，即马-冯-陈模型。[19]根据该模型，某一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变动，受制于其之前母亲所经历的曾生子女不同孩次与性别次序构成分布，只生育过女孩的育龄妇女如果再怀孕，一是怀胎为男性的概率增大，二是男胎的成活率提高，反之亦然，这为进一步认识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规律提供了一个重要理论依据。石人炳利用马-冯-陈模型发现，在没有性别选择行为条件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有一定影响，但是没有做出更一般性的讨论。[20]
本文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依据，建立一个关于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的分析框架，从而深化对出生性别比内在规律的认识。此外，在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下，对出生性别比进行科学监测非常必要，因此本文还将探讨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二、生育水平影响出生性别比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一)生育水平对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虽然大量研究都发现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是有差异的，但是对于这种差异的根源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马-冯-陈模型认为，妇女每次怀孕所生子女性别不是独立随机事件，而是条件随机事件。这种认识的生物学内涵是：男女胎儿因性别差异，导致他们从母体中汲取的养分以及对母亲生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受其所经历的怀胎顺序、性别次序和出生性别次序的影响，妇女自身承受再孕和再育的内部环境因素一定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因此，如果没有人为因素的影响，从人口学角度看，某些人口一定时期内的出生性别比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各孩次出生之前母亲经历的孩次与性别次序别构成比分布，二是孩次与性别次序别性别比，三是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总量的比例。生育水平的变化可能对上述因素带来影响，因此马-冯-陈模型提供了认识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在没有性别偏好条件下，生育水平不会影响分孩次的性别比；在性别比偏好条件下，生育水平虽然不会影响一孩性别比，但是会影响二孩及更高孩次的性别比绝对值以及不同孩次性别比的相对大小。
(二)生育水平对总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在考察了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基础上，下面讨论生育水平对总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生育水平变化除了可能影响分孩次性别比之外，还可能影响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的比例。一般来说，在稳态人口或者近似稳态人口条件下，生育水平下降时，较低孩次占总出生人口比例将上升，较高孩次占总出生人口比例将下降。在非稳态人口条件下，根据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分布情况，可能呈不同于稳态人口条件下的变化趋势(见图1)。
综上所述，可得到以下推论：
推论1：在没有性别偏好条件下，如果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那么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负相关；如果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那么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正相关；如果各孩次出生性别比相等，那么生育水平对出生性别比没有影响。
推论2：在有性别偏好但是无性别选择行为的条件下，如果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那么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负相关；如果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那么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不确定；男孩偏好越强烈，二者负相关的可能性越大。
由于已有文献发现，在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条件下，大多数国家的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据此可以推测，多数国家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而升高。当然，当有男孩偏好并且发生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下降可能导致各孩次出生性别比都升高，从而总出生性别比升高，这是不言而喻的。下面将通过实证分析，对上述结论做进一步验证。
(三)实证分析
下面通过具体实例对上述推论进行检验。为了检验推论1，考察美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国家出生性别比和生育水平变化趋势，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好，并且其出生性别比随孩次的升高而下降。[21-22]从图2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出生性别比与生育水平呈相反变化趋势，即生育水平升高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当生育水平下降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不同程度的升高。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当生育水平下降幅度较大时，出生性别比上升的幅度也较大。20世纪80年代后，生育水平变化幅度较小，其出生性别比的变化幅度也较小。这说明生育水平变化幅度越大，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也越大。
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具有男孩偏好。从图3看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B超技术还没有普及，中国出生性别比与生育水平基本呈相反的变化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的生育水平比较平稳，出生性别比也趋于稳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 B超技术的普及，中国出生性别比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内地的情况基本类似。香港地区近几年出生性别比的大幅升高主要是性别选择行为的结果，韩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性别比的快速下降则是性别选择行为大幅减少的结果。新加坡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总和生育率下降较快，出生性别比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此后其虽然仍然下降，但是下降幅度较小，相应的出生性别比升高趋势也不明显。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上述国家及地区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与推论2是一致的。
三、生育水平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影响分析
关于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大量文献已经做了探讨，但是仍然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本文结合马-冯-陈模型估算生育水平对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一)无性别偏好时，中国分孩次出生性别比正常值估计
根据前面分析，出生性别比受到生育水平和性别偏好的共同影响。理解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需要考虑生育水平和性别偏好两个因素。本文依据马-冯-陈模型，估计中国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首先考察生育水平对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为了简化分析，假设所有妇女都生育三个孩子。
(二)无性别偏好条件下，生育水平对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估计
根据(10)式可以求得在没有性别偏好条件下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见表1)。总的来说，在没有性别偏好条件下，随着生育水平下降，中国正常的出生性别比表现出上升趋势，这是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发生变化的结果。同时，估计结果显示，无性别偏好条件下，中国出生性别比基本处于105～106之间，生育水平对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这可以解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出生性别比为何大致保持在102～107的范围内，而不会出现明显异常。
(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对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估计
当考虑性别偏好因素时，实际出生性别比对正常值的偏离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由于生育水平下降导致选择性生育空间减小；二是生育水平变化导致孩次比例发生变化；三是通过B超等手段进行性别选择。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中国基本上没有性别选择行为，在性别偏好影响下，未生育过男孩的妇女选择再生育，是导致该时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因素。[23]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1982年中国出生性别比为108.5，比本文推算的正常值(105.6)高出2.9个百分点，这是在没有性别选择行为条件下，
四、出生性别比监测方法
(一)关于出生性别比监测方法的一般讨论
鉴于出生性别比失衡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出生性别比进行科学有效的监测是很有必要的。关于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有的文献做了探讨。但从已有文献看，还没有一个科学而又便捷的出生性别比监测方法，对出生性别比的监测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首先，判断出生性别比是否失衡(偏高或者偏低)的标准是什么?长期以来，基于对世界范围内出生性别比数据的调查统计，联合国和多数学者都认为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范围大致在102～107。然而，这绝非意味着出生性别比处于这个范围就可以判定为正常。不同的人口往往具有不同的出生性别比，如果机械地把出生性别比是否处于102～107作为判断出生性别比和生育率的关系的依据，显然是不妥当的。依据马-冯-陈模型，在没有人为的性别选择行为条件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具有不同的基准值(正常值)，这个基准值主要由分孩次分性别次序的出生性别比以及孩次比例决定，这为从总体上判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出生性别比是否正常提供了标准。
其次，关于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较为常见的观点是，出生性别比与孩次相关。很多学者都以美国等若干西方国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下降为准则，来判别其他人口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变动是否正常。本文依据马-冯-陈模型已经证明，出生性别比与孩次的高低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根据孩次性别比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并不可靠。
此外，有学者指出，估计和监测出生性别比需要比较大的出生样本，[24]这给监测出生性别比带来了困难。针对这个问题，有文献探讨了在小样本条件下出生性别比的统计监测方法。王广州实证分析了出生性别比二项分布概率估计和贝叶斯估计方法的有效性，将贝叶斯方法与其他简单统计方法进行比较，探讨了在小样本条件下，贝叶斯估计在出生性别比统计监测中的作用。[22]赵开斌试图突破出生性别比计算必须依据大样本的观点，在限定条件下，采用小样本推断方法，借助统计质量控制对出生人口性别进行实时统计分析。[25]应该说，这些探讨有积极意义，但是其科学性有待考察。
(二)基于马-冯-陈模型的出生性别比监测方法
根据马-冯-陈模型，出生性别比受到孩次和出生性别次序的影响，因此以曾生子女出生顺序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人群，通过监测特定人群的出生性别比，可大致判断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这为监测出生性别比提供了一个便捷有效的方法。以中国为例，根据1982年2‰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如果妇女生育的一孩是女孩，那么其二孩的出生性别比约为108±2，如果实际出生性别比明显高于108±2，则说明存在性别选择行为。根据马-冯-陈模型可以估计不同孩次选择性生育行为的发生比例。以一孩是女孩的妇女生育二孩为例，假设一孩是女孩的妇女中，有α比例的人在生育二孩前成功进行了性别选择。那么，某个时期，一孩是女孩的妇女生育的二孩性别比(记为
)可以表示为：
上述方法既可以比较科学地判断某个人群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又能够估计其发生的性别选择行为比例。对中国这样具有明显男孩偏好的国家，生育过男孩的人群进行性别选择的比例较低，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发生在只生育过女孩的人群，加之三孩以上孩次占出生人口的比例很低，因此需要重点监测的是一孩是女孩和一孩二孩均为女孩的人群。当然，该方法也可以用于监测其他人群的出生性别比变动趋势，但不是实际工作中的重点。
五、总结
本文利用马-冯-陈模型探讨了生育水平和性别偏好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虽然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系，但是生育水平的变化能够影响出生性别比。这种影响表现在：当没有性别偏好或者偏好不明显时，由于不同孩次出生性别比不同，生育水平的变化通过引起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比例的变化而影响出生性别比；当存在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的变化既引起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比例的变化，又对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带来影响，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上述结论得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数据的支持。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没有性别选择行为的条件下，生育水平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成为度量性别偏好相对强弱的一个指标。本文的研究支持了如下观点：出生性别比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生育水平和性别偏好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并不相同。
依据马-冯-陈模型的估算结果表明，生育水平变化对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强烈的性别偏好及由此带来的性别选择行为是造成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放宽生育政策从而提高生育水平对于降低出生性别比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性别偏好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控制利用B超等技术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终止妊娠的行为，是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监测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并估计选择性生育行为的发生程度，这为出生性别比监测提供了一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