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界关于《学做工》研究的概况及启示
陈德静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苏州 215123）
[摘 要 ]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工人子弟为何子承父业》一书是青年亚文化研究以及民族志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教育学与社会学领域的重要之作。此书的出版奠定了威利斯在民族志、人类学和教育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历史地位。书中描述了工人阶级学生对教学活动和社会再生产机制的抵制，一方面强调了主体在文化接受上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又从父权社会、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几个方面来解释工人阶级子弟对文化霸权反抗的失败，并指出学校教育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工具。保罗·威利斯的这一思想及其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当时的教育学界有着重要的启示及影响。本文主要梳理我国教育学界对《学做工》的研究概况，在此基础上探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当代教育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 ]《学做工》；保罗·威利斯；民族志；文化研究
一、《学做工》的意义及研究的必要性
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是伯明翰学派关于青年亚文化研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学做工》一书中，威利斯采用并发展了伯明翰学派擅长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汉默镇上的一批工人阶级中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进行了参与式的民族志记录，旨在研究工人阶级子弟是如何实现从校园走到工人岗位变成工人阶级这一转变的过程。此书在1977年首次出版，后来又多次再版。《学做工》的前半部分基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威利斯以一批工人阶级子弟男孩为研究对象，运用了包括文化研究、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与政治科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分析了他们是如何促成工人阶级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此书的后半部分，威利斯通过“洞察”与“局限”两个概念构建起了对阶级文化再生产的分析。青年人阶级地位的形成，不仅有社会背景、阶级背景的原因，学生们的主观意识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威利斯的研究工作使研究者们认识到学校也是一个阶级文化生产的场所，它包含了社会的政治文化斗争，而且青年人的社会阶级定位基本是在学校这一场所里形成的。研究此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教育这一领域内文化再生产与对抗是如何产生的，而且也帮我们认识到意识形态不能像给瓶子灌水那样可以直接装入人的大脑里。这些思想为我们分析与认识教育问题带来了新的观念与视角，这也是学界对《学做工》研究的宗旨与必要性之所在。
二、我国学界关于《学做工》研究的概况
从国内的研究情况看，在目前可查到的资料中，鲜见对保罗·威利斯专门进行个案研究的教育研究方面的成果，其教育问题的揭示多散见于其他类的文章中，其中涉及《学做工》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四类。
（一）青年亚文化研究
这一类主要集中在对伯明翰学派、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以及英国文化研究方面的论述上。在这些研究中，尤其是对于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论述，一般都会对威利斯的《学做工》进行相关的介绍。罗钢、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前言中指出，在论述文化研究涉及阶级、种族和性别问题的时候，威利斯的《学做工》是研究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的代表作。相关成果还有《保罗·威利斯与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英国伯明翰学派早期亚文化研究探微》《保罗·威利斯的亚文化观与葛兰西的霸权/抵抗理论：接纳与超越》《保罗·威利斯笔下青年亚文化探析》《反霸权斗争与身份认同——＜学习劳动＞中的学校亚文化研究》等，这些文章主要从全局着手，关注点在于整个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成果，主要目的是对英国的亚文化研究做整体上的介绍。
（二）文化抵抗/反学校文化
文化抵抗是对主流文化的反抗，文化抵抗的定义所涉及的层面包括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两个层面的反叛：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他们排斥和对抗主流文化的信仰和价值观；在行为方式层面上，他们的行为举止与众不同，倾向于独立于主流文化。反学校文化是与学校主流文化对峙的一种结果，它所主导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与学校倡导的价值规范是背道而驰的。威利斯也提出了“反学校文化”的概念：“反学校文化是整个劳工阶级文化的一个层面或显示，是劳工阶级价值和态度的一种表现。反学校文化最基本、最明显的层面，就是以个人化的形式坚定地、广泛地反对权威”。反学校文化通过破坏学校权威的方式来肯定自我的价值。《学做工》中“家伙们”对学校文化的反抗体现在方方面面。相关成果有《文化与抵抗——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校园中的反学校文化何以生成？——从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谈起》《西方反学校文化研究述评》《青少年反学校文化研究综述》等。
（三）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一切的知识和理论都是对世界和实践的认识与把握。在《学做工》一书中，威利斯继承且发展了伯明翰学派所擅长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从田野调查着手并借助个人与小组访谈作为分析材料，对工人阶级子弟在从学校到工作岗位这一过程进行了民族志考察，这是对民族志文化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主要成果有《学习做劳工，同时做男人：反学校文化中阶级与性别的交织之民族志研究》《从民族志深描到理论分析——＜学做工＞的文化逻辑》《今天如何来写＜学做工＞》《关于＜街角社会＞的对话与讨论》等。这些成果主要是对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民族志研究方法进行解读和应用。
（四）教育与再生产的关系
此外，台湾学者郑英杰在他的《学做工还是怕做工？台湾社会高学业成就劳动阶级学生及其家长的反再制心态之分析》中，从台湾社会文化脉络的角度出发研究《学做工》，来说明工人阶级家长与子女是如何看待学校教育的价值和父母对学业成就的影响的。
综上可知，国内学界对保罗·威利斯《学做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青年亚文化、反学校文化、文化抵抗以及社会再生产等几个领域。
以往学者大都认为学校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校教育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工具，而威利斯本人在接受此观点的同时又提出质疑。他认为学校不只是教育的工具，更是洞察和分析的场所，这里他强调了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台湾学者黄庭康在《P.Willis的＜学做工＞：概念、方法与研究方向》一文中，在Willis研究的基础上，又多层面拓展了对教育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的探讨。相关成果还有《生产底层与底层的再生产——从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谈起》《基于反学校文化的再生产机制——保罗·威利斯＜学做工＞书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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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学做工》研究概况的启示
我国学界对《学做工》的关注多是集中于青年亚文化研究领域、文化抵抗/反学校文化、社会再生产以及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上。威利斯的《学做工》对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为人所称道。作者本人在前言中提到：“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中创造意义的各种实践”。他注意到了文化生产过程中的复杂性，对于阶级再生产的分析强调个体的主动性也突破了前人的局限，并将文化分析与阶级分析相结合。
值得一提的是，自《学做工》发表以来，几十年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经历了多重方法论的洗礼，如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遭到诸如菲尔·科恩和默克罗比等学者对于其研究结果普遍性的质疑和主位研究的批判。但瑕不掩瑜，此书传神细致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仍然是不可多得的典范。它关注某一群体的言谈举止，从这一动态实践探求表层之下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认知、表达和意义构建的过程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形成。现如今，关于教育和文化的学术研究如汗牛充栋，而带着脉脉温情去努力感知底层阶级的精神体验远比冰冷的理论要充满人性关怀和使人感动。对当今时代底层劳动者的教育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这是《学做工》这本书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也是民族志研究特有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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