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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标准
历史（包括文学史）之所以要不断地重写，是由于在不断地发现、考证、订正过程中历史事 实的变动。在古代史的研究中，一个考古发现可能导致一整段历史的改写，这是常见不鲜的 。这种情况在现代史或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例如某种档案的公开，某个冤案的 平反等，都会因事实的变更需要重写历史。但相对于古代研究，这类现象要少得多，然而重 写的要求反而比古代研究急切，重写的现象也比古代研究多得多。在文学研究中，“重写文 学史”的呼声就是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发出的。这是因为现代社会虽然离我们很近，但对新 生的事件的评价却不稳定。就文学而言，评价文学的标准不断地变动着。现代文学评价标准 的变化，比古代文学研究要快得多，大得多，激烈得多。凡是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评价标准的 变化，必然随之出现一次重写文学史的行动。我们常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我们也 可以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评价标准”，甚至“一时期有一时期的标准”。
评价文学的标准的变化，归根到底，是起于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这又是社会变动引起的。2 0世纪是中国社会变动非常急遽的时期，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评价，也就非常激剧地变动 着，这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道特别的景观。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中，借狂人之口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在他的第一篇杂文《随感录二十五》 中批判了孔子的“仍旧贯”的思想。这些都表现了“五四”时期新价值观取代旧价值观的要 求。用新的标准，也就是启蒙主义的标准，像郁达夫的《沉沦》、汪静之的《蕙的风》，便 是反映人的觉醒的优秀之作。中共成立之后，提出新的标准，能描写新兴阶级觉醒和斗争的 文学，为革命运动服务者，不管艺术水准之高低，“终能胜过一切过去的文学”（注：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民国日报》附刊《觉悟》，1924年10月6日。）；否则 就像“八股”一样的无用（注：恽代英：《八股？》，《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出版。）。到了鲁迅在广州黄埔军校演讲，提出文学是不中用的，“一 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他说他愿意听大炮的声音，因为仿佛大炮的 声音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注：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 23页。）不可误以为鲁迅低估文学的作用，但的的确确反映 了20年代末，当新的中国革命高潮来临时，人们价值观的变动。在这种价值观的观照下，《 沉 沦》、《蕙的风》之类的作品，又变成“无用”、“不中用”的了。有的共产党人就把“五 四”新文学称为“荒凉的沙漠”（注：陶畏巨：《荒漠里》，《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 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我们不讨论这样的排序是否有永恒性，只就其提出的具体 历史背景而言，则是反映了当时甚至此后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社会价值体系。何止是文学批 评，几乎在所有领域，那时都是“政治第一”。当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着假使 我 们不去打仗，敌人就会用刺刀杀死我们，还骂我们是奴隶（田间诗）的时候，那的确不是一个 侈谈艺术的时代。“九一八”后鲁迅便说道：“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 民族生存的问题。”（注：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 版，第591页。）必须看到这一点，才能理解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这里沿用 习惯的提法），或者他那篇《编者的话》（1938年12月1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实在 并无什么错误，却为何人们便立即群起而攻之。用左翼作家的宗派情绪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因为几乎同一时间对左翼作家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的批评，首先不是来自国民党方 面，恰恰也是来自左翼内部。在当时，人们观念中是“抗战第一”，也就是“救亡第一”、 “政治第一”。（即便在婚姻这样最“私人化”的领域，也常能看到“政治第一”，在择偶 时把政治条件摆在了首位。）反对写与抗战无关的题材，不仅是那一些人、那一些派，更是 潜藏在大多数人心中的“抗战第一”的观念和标准。
到了1949年后我们的学科建立时，上述的状况并未改变，相反，随着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 的胜利，“政治第一”的标准更强化了。“政治挂帅”成了各行各业都要遵从的工作中的最 高准则。建国后的第一部现代文学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后立即受批评，从 根本上说，是由于贯彻“政治第一”的标准，未能全面、有力。尽管王瑶也以《新民主主义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但他采用了依体裁进行章节划分的体例（文 体分类型），在记述新文学的各种体裁的发展状况时，将政治态度各不相同的作家混合在同 一章节中，不易分出主次。这就被批评者扣上了“客观主义”、不分“主流、支流和逆流” 的帽子。如果他采用后来长期流行的作家论型（我又称之为“作家本位制”）的体例，我相信 情况会好一点。体例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不必夸大体例的作用。但是作为历史，当我们回过 头去进行分析的时候，也不能不看到它在那个特定背景下的作用。因为“作家论型”比较适 于体现当时的社会价值体系。当着一场革命刚刚取胜之时，依照当时的社会价值体系，很自 然地会以人们在革命过程中的态度、贡献、地位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我在《中国新文学 史编纂史》中，谈到建国初期干部定级、军人评军衔诸事。樊骏先生在他的评论中曾对此表 示异议，我在这里略作回应：举这些与文学史体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是为了说明当时 的“时代精神气氛”，大家对这类事情感到“非常自然”、“都能接受”（注：见《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182页。
），接受的就是 革命胜利后的对每个人功绩的评定。在这种氛围中，作为替作家“树碑立传”的文学史，也 要以他们在革命历史过程中的表现，分别评定其地位，而“作家论型”的体例，比较适宜。 纪传体的《史记》，就把人物分别载入“本纪”、“世家”、“列传”。把失败的项羽列入 “本纪”，鲜明地体现了一种评价标准。在“政治第一”的标准下，鲁迅、郭沫若、“左联 ”五烈士、某些解放区的作家等，自然会被要求摆在突出的位置上，给以充分的描述、评价 。如果用“作家论型”，必然碰到给予不同作家以不同的位置和篇幅的问题，方便于从给各 个作家的不同分量中把他们区别开来，分清“主流、支流和逆流”。我以为这是这种现在大 家不满的体例，在50年代中期后被普遍采用的原因之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变。评价文学的标准，自然也发生了巨变 。“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被主动地放弃；西方自上世纪 末至本世纪各个时期的文化、文学思潮的大规模涌入，迅速填补因“三信危机”而形成的大 块思想空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与此相应的一系列观念的转型；伴随着社会变 动的剧烈思想动荡……无不深刻地导致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化，也影响着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 。这是一个思想特别不稳定的时期，到处可以看到焦躁、不安、困惑的情绪。不过，大致可 以说，80年代是从反思“文革”而起的启蒙时期，重奉启蒙主义的标准。与“五四”时期不 同的是要用这样的标准衡量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且批评“救亡压倒启蒙”。这成了当时 重写文学史的最突出的特色。到了90年代，思想领域更显出多元发展的趋势，启蒙仍然是很 重要的标准。同时又有在反思现代性时对“五四”启蒙的批评。
在今日的许多新标准中，从审美角度的批评，或者说努力张扬艺术标准的，似乎还很少。 即使在提倡“回到文学自身”，强调“文本”研究之时，往往是把“文本”当作了思想资料 来使用，并不把它尊为审美本体。有人说现在的文学研究是“题目越做越大，审美越来越小 ”。这说明直到今天，救亡的炮声虽已远去，社会发展中却还有很多更迫切的题目，还没到 静下心来细细玩赏品味艺术的时候。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标准”，无论过去的“政治第一”或者今日所标榜的各种时髦的标准 ，其实都是特定时期里社会价值观的表现。社会还在发展，价值观还在变动，如果以后又有 什么新的文学评价的标准，又要重写文学史，那也是非常自然的，不足为奇的。
各种标准的相对合理性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标准”，那么能不能认为各个时代的标准都对，都好？我认为，首先， 凡是必然的都是合理的。但合理的不等于是好的。好比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了人剥削人的社 会，这是必然的，因而是合理的，剥削在一定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至今我们还承认一定程 度的剥削的合理性。但人剥削人不是好东西，包含着许多丑恶和凶残，所以我们立志要消灭 它，坚持建设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理想。正因为如此，前面所说的合理性便只是相对，只在 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历史范围中是合理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承认必然的历史现象的合 理性，又要明确地认清它的相对性，换一个条件它就变成不合理的了。
“五四”提出了启蒙主义的标准，这是合理的，这是经过多次变革的挫折之后，中国先进 分子的认识的深化。我们不可因为启蒙主义的许多局限，以“五四”终于退潮为据来否定启 蒙主义的合理性。同样也不能把启蒙绝对化了，看成是永恒的，以至当被救亡所超越，救亡 成了第一时，否认救亡的合理性，否认政治革命的必要。许多相对合理性的历史现象之和， 才是历史进步的真实图景。这样，在评价历史时，就不能只有一条标准，例如拿着启蒙的标 准否定救亡，或者拿着救亡的标准批评启蒙（这两种现象都发生过）。而要纵观历史，如果所 出现的各种现象都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促进了历史的进步，就应该分别说明其一定条 件下的合理性，肯定其历史意义，分析其在具体条件下的缺陷和局限，乃至隐藏的危机。
这里顺便说说“站在历史的高度”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含混的命题，人们常常把它挂在嘴 边，却不一定说得清它的准确的含义。据我的观察，人们说“站在历史的高度”时，其实其 意思是“站在今天的高度”，用“今天的标准”去评说历史。这样做表面上似乎站得很高， 观点很新，却容易用一种标准去替代、否定以往的同样有合理性的标准，容易产生脱离历史 的具体条件去评价历史的弊病。所以我觉得还不如说“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历史的眼 光”里既包含今天，又包含昨天。当人们用今天的标准去审视历史时，同时也要说明昨天的 标准的合理性。而且，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式的，昨天的标准不见得不如今天的标准，今 天的标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只是当局者迷，我们还没有发现。
由于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式的，所以其过程往往有曲折，有反复，有倒退。有一种倒退 为了退一步进两步，仍然是积极的、进步的。有一种倒退却是历史的灾难。例如像十年“文 革”那样的事件，就是中华民族的浩劫。在这种时期出现的各种评价文学和文学史的标准， 例如“从《国际歌》之后无产阶级文学空白”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论、“文艺黑线专 政”论等等，尽管当时也很新鲜，似乎很有“历史的高度”，却是没有任何合理性的。这些 都不是在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上增添新的层次，却是轰毁了人们以往的对文学的认识成果，具 有极大的破坏性。
凡是为推动历史的进步，适应历史进步的需要，因而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评价标准，就是 有合理性的。又因为历史总是具体的、实际的、充满着不同方向的相互交织、相互抵消的力 量，因而不可避免地都有着其局限性，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合理性只是相对的。凡是阻碍、破 坏历史的进步，违反历史发展的方向的评价标准便没有合理性，是应该反对的、抛弃的。前 面我们认为抗日时期的“政治第一”有其相对合理性，因为当时是民族生存第一的时代，为 服务于民族求生存的需要，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而“政治第一”到了“文革”被“四人 帮”推向极端，变成了政治阴谋第一、篡党夺权第一，成了十分反动的东西，同样的“政治 第一”，这时就绝没有合理性了。还是这个“政治第一”，由于其自身的狭隘性，其与文学 创作特征的不易相容的矛盾，所以到了远离它的诞生的年代，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变时，主动 地放弃它，正是适应了历史发展和文学发展的需要，因而是明智的。
层垒地造成认识的高塔
研究各时代、各时期文学的评价标准，总结其发展演变的状况，这是学术史的任务。应该 指出，由于长期以来不重视历史（好像历史就是专供人们批倒、批判的），不遵循学术规范的 风气，造成今日学术史研究的薄弱，有待今后的加强。
研究文学史也和一般历史研究一样，先是要弄清历史，这多靠辛勤的搜求和整理工作。其 次则探讨历史经验教训，对历史发展作出自己的评价。这两方面便是史学构成成分，两方面 都要求研究者尽量地发挥主体的作用。但前者一经整理，便不能随意变更，它是稳定的，是 有限的。后者则随社会的发展，认识能力的提高，评价标准的变更而不断发生变动，是无限 的。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共同特点。现在人们多喜欢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 题，以为创新的理论依据。准确地说，历史事实不可以根据当代的需要加以变更，只是对历 史的认识可以有当代性，各个时代的人总是根据本时代的哲学、本时代的认识水平去评说历 史。历史事实既是有限的、稳定的，除非发现更可靠更真实的新材料，便不会随着时代而增 减或变动。但对历史的认识却是不断地变动、不断地增加着，一层叠一层地积起来。每一层 认识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凝结着那个时代人们的智慧，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但是 因为后出的认识总是喜欢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真理的代表，喜欢利用前人认识的局限性，否定 它在攀登认识台阶中的作用，把它当作无用之物抛弃了。于是人们看到的往往不是有一座耸 立在眼前的认识的高塔，看到的新鲜观点不是处在塔尖上，却好像刚刚冒出地平线，只在自 己的脚边，只有自己的鞋子差不多的高度。
因此，一个文学史的编纂者，或者一个文学史的传授者，在讲清楚了历史是什么样的之后 ，在发表对历史的见解时，最好不仅宣讲自己的研究心得，还应该负责地讲清人们对这一段 历史的认识过程，讲清一代一代的研究者为构建认识的高塔，如何一层一层地增添着自己的 成果。然后把自己的认识摆上塔尖（如果够这样的资格的话）。哪怕你没有自己的见解，能把 人类先后创造的认识成果讲清楚，也是大好事。这样的写法，这样的讲法，也许太笨拙了， 我却以为这是对科学性的一种维护和保证。因此主张文学史研究和学术史研究的并行、汇合 ，希望这一条路能走出一个新的研究局面。
举个例子，例如我们发现了鲁迅小说中包含着他自己的个体精神风貌，并且有一条内在的 精神脉络贯串始终，对解释其小说有深化的意义，这当然是新鲜的解读法。但对评论其小说 的历史过程，曾经从社会—历史批评层面，挖掘出许多丰富的社会内涵，从政治批评的层面 论证过小说具有的重要意义和历史作用，从文化批评的层面解释其塑造人物，鞭挞种种愚弱 的国民性，从艺术的分析发掘出许多精彩的创造……展现层垒地造成认识高塔的过程，说明 各个层次所具有的推进鲁迅小说认识的合理性和相对的真理性，这不但是科学的，而且也有 说服力地证明了你的新见解的进步作用。如果这样的态度、方法、途径形成一种风气，我相 信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对重写文学史的健康发展，会有好处。
小结
把以上的观点归纳一下，就是：
一、把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分开。对历史事实坚守其客观性，不允许随意变动。对历史的 认识则是无穷尽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无限地变动下去。
二、承认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历史认识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即有相对真理的价值，不否 认旧认识在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忽视其局限性。
三、新认识与旧认识的关系，用积累的方式来处理，不是抛弃，不是打倒，而是增添，以 层垒地造成认识的高塔，使人们不仅看到塔尖，也看到各层次的独具的风光。
四、学术史进入文学史，文学史除了讲清历史是什么样的，也要说明对这种历史的认识过 程。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史的研究应该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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