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WTO 与“国家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国家论文,经济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2)01-0059-08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示在世界各国面前，而且，一个新的现实正在浮现：经济全球化已“不再只是一个过程，而是一种条件”。作为一个过程，经济全球化尚处于发展之中，但还仅是初期形态；作为一种条件，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虽然只是初期形态，但它所代表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却是确定无疑的，是我们思考国际经济问题和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作为政府间的多边国际协定和经济组织，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国际经济关系载体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以“国家经济”为载体的国际经济关系和以规范成员方政府行为为基本内容的WTO，是彼此联系、相互依存的。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在大工业诞生之前，人类的经济交往主要集中在国内市场，是“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尽管在欧洲的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规模不定的国家间贸易，到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国际贸易的规模更有所扩大，但它们与工业革命造就的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规模相比，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经济是伴随着工业革命逐步形成，并在世界市场、国际分工、要素流动和国际贸易的不断扩展和演变中，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国际贸易，只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资本的流动才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没有形成全球的统一市场。在世界各国被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前，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和各宗主国之间的势力范围划分，要么破坏了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使它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具有明显的掠夺性，要么使世界市场的格局服从各宗主国之间的势力范围划分，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统一市场。在世界各国被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后，世界各国又被分别纳入这两大政治上对立的国家集团之中，世界市场也随之被分割为两大并行的局部市场，在不同的国家集团内部，分别实行不同的经济体制，遵循不同的经济规则，同样无全球统一市场可言。与此同时，无论就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言，还是从跨国经营的企业来看，国际经济活动及其主体的国籍归属都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划分也是比较清晰的。这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各国的民族经济在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中充当着主要的载体，世界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这些民族经济之间交往的扩大。基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是民族经济从国内走向世界的阶段，我们将其称为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才被频繁地使用，而且很快就变成“一种尽人皆知的描述”。它说明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某些不同于过去阶段的重大变化，以至于人们不得不用新的概念去描述发生了这些变化的世界经济。
回顾20世纪最后20年的历史，国际社会发生的具有重要经济影响的变化，莫过于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跨国公司国籍意义的淡化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通常，人们在谈到经济全球化时，总要谈及建立在全球化世界市场基础上的国际分工、要素流动和国际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国际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意义，因此，在许多人看来，似乎经济全球化只是或首先是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从一般的意义上讲，这些方面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在我们看来，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在前述那些重大变化的推动下，使世界市场、国际分工、要素流动和国际贸易改变了原来的特征和形式，体现了世界经济在经济全球化阶段不同于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的特征。
首先，世界市场的全球化的确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但如前所述，在冷战结束前，它始终是被割裂的，难以形成统一的格局、统一的规则和统一的运行机制。这些不同范围的经济体之间虽有某种分工关系、要素流动和国际贸易，甚至有着某种程度的依存关系，但它们都必须服从世界市场被分割的现实，根本谈不上经济的全球化。而冷战结束后，不仅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不平等的主权关系早已消失，而且被长期分割的世界市场也得以统一，只有在此基础上经济全球化才成为可能。但更为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这种统一的世界市场形成，如果它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即各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仍处于分立状态，只能通过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进入别国的国内市场，那么它仍然不是经济全球化阶段的世界市场。作为经济全球化阶段的世界市场，它不仅具有主权平等国家之间范围广泛、规模庞大的经济交往，而且必须以各国的国内市场同时作为世界市场的一个直接组成部分存在为重要特征，即通常所说的国内市场的国际化。
与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的世界市场相比，经济全球化阶段的国内市场有双重属性，它既是本国的，又是国际的；而在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的国内市场只有单一属性，它仅仅是本国的，而不是国际的。如果再与全球经济一体化阶段的国内市场相比，则后者也是单一属性的，它只是国际的，而非本国的。这时的国内市场只是全球共同市场中的一个地域概念或方位概念，并不具有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或经济全球化阶段本国市场的意义。
其次，要形成经济全球化阶段的世界市场，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是不可或缺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进的市场化改革，不仅适应了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建立统一的经济行为规则和促进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奠定了体制基础。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全球经济仍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体制差异和各种壁垒所阻隔，那么，就既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也不可能有各国经济行为规则的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虽然并不意味着某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但它一定意味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
第三，跨国公司的直接对外投资和跨国兼并、重组，一方面导致企业归属的多国化和国际分工的非国家化；另一方面，发生于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因跨国公司贸易的本地化，越来越难以反映世界贸易的真实格局。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在许多国家的国内市场上以国内贸易的形式出现；而另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国内贸易，却在国际市场上以国际贸易的形式进行。比如，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其设在中国的子公司对美国的贸易，不是作为美国的国内贸易，而是作为中美之间的国际贸易；而这些子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贸易额却被视为中国的国内贸易而非美中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这种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界定方式与统计结果，与传统意义上的概念是有很大不同的。更何况，由于跨国公司本身出资主体的多国化，我们甚至很难说清这种贸易行为中的出售者究竟是哪个国家的。而各种生产要素在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流动，如按照传统的标准，亦无法判定这种要素流动究竟是属于国内范围的，还是国际范围的。
另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于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得许多在过去被认为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得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少数发达国家开始步入信息社会，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仍处于工业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信息社会不同于工业社会的种种特征，又使经济全球化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社会经济与工业社会经济之间的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的意义，明显地不同于工业社会不同国家之间国际分工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阶段与全球经济一体化阶段之间的继起关系同样也是比较清晰的。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全球化阶段，并不排除在全球经济中存在若干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经济共同体），相反，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在经济全球化阶段，有可能发展到高度一体化的程度，并使人们从中看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种雏形（最具代表性的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欧盟）。当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成为全球经济的总体特征时，世界经济的发展便从经济全球化阶段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阶段。
分析已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其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各成员国经济自主性的弱化直至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各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市场、统一货币、统一的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统一的经济管理机构。在这里，不仅民族经济失去了现实意义，就连国内经济也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这时，不同国家的国内经济将逐步纳入一个统一的经济共同体之中；各国的国内市场已不再是本国的，而是经济共同体范围内的一个地域性市场；在经济共同体的范围内，要素的流动与贸易活动是完全自由化的，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壁垒。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上述特点，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它至少应该全面具备。仅以这一点与经济全球化阶段的国际经济关系相比，它们之间也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正是基于这一比较，使我们既不可能将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看做世界经济发展的同一阶段，也同样不可能将经济全球化视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发展阶段，或将全球经济一体化看做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发展阶段。其实，只要各成员国的经济自主性在国际经济组织或国际经济关系中还发挥作用，或者还具有影响，世界经济就不可能真正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将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区分为民族经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三个阶段。世界经济在依次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时，表现出各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各自的经济自主性逐步弱化，最终完成从以民族经济为载体的国际经济关系到全球各民族经济的全面融合（民族经济的消亡）的转变。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民族经济的国际化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经济亦不可能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阶段。因此，21世纪的世界经济基本上应处于经济全球化阶段，并通过逐步聚合为若干个一体化的区域经济，探索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途径。
二、经济全球化与WTO
任何国际经济组织都是通过所有参加者公认的一系列经济规范和行为规则维系的，无论是早已夭折的国际贸易组织，还是在GATT后产生的WTO，都同样如此。因此，我们不仅将WTO视为一种国际贸易组织和贸易争端仲裁机制，更主要的是将其作为适应国际经济关系需要的一系列经济规范和行为规则的集合进行考察。
建立世界性的贸易组织，并不是20世纪90年代才提出的，而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并在后来的哈瓦那外交会议上通过了为此起草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即《哈瓦那宪章》。当时，GATT只是作为《哈瓦那宪章》正式生效前的临时性国际协定而签署的，但由于《哈瓦那宪章》在部分国家的立法机构未获批准，最终使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努力夭折。而作为临时性协定的GATT却经过不断的谈判和修改，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
尽管与今天的WTO相比，在《哈瓦那宪章》中拟议的国际贸易组织还仅仅是个雏形，它对各成员方经济自主性的约束远不及WTO，但即使如此，它仍未能得以建立，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建立世界性贸易组织的条件并不成熟。从另一个角度看，GATT虽然是临时性的国际协定，但它所提供的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的方式，却为各缔约方所接受，并一直延续到世界经济进入经济全球化阶段之时。这种情况表明，GATT是适应当时和后来的民族经济国际化发展阶段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客观要求的；只有当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经济全球化阶段之后，在GATT的框架内继续协调各缔约方之间的经济关系已显得力不从心时，WTO才水到渠成地应运而生。因此可以说，GATT是与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相适应的国际经济关系协调机制，而WTO则是与经济全球化阶段相适应的国际经济关系协调机制。
在从GATT到WTO的转变中，我们看到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从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向经济全球化阶段转变的影响，通过世界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这一背景变化，使我们理解了WTO取代GATT的客观必然性。虽然由于“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协议在GATT与WTO之间承上启下的作用，使我们看不出GATT与WTO在有关协议条款方面有多么大的差异，但是，就它们所包容的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空间而言，却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在GATT的框架内，只有民族经济国际化的发展空间（因为它无力约束各缔约方的经济自主性），而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空间（因为它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各成员方的经济自主性）；在WTO的框架内，不仅包含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空间，而且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具体地说，就GATT而言，它作为临时性的政府间协定，避开了经过各缔约方立法机构批准的程序而得以实施。但也正因为如此，GATT在执行的过程中，保留了各缔约方国内的有关法律、规章可以与GATT相左并处于优先地位的可能性，而且各缔约方并不承担依据GATT的要求修改国内法律、规章的义务，这无疑为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凌驾于GATT之上留有充分的余地。这也是GATT缔约方所能一致接受、其国内立法机构亦不予追究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机制无疑适应了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以民族经济作为国际经济关系载体的状况，它完全保留了依托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单方面保护本国经济的歧视性权力。
但就WTO而言，它要求每个成员方应保证其法律、规章和行政程序符合WTO有关条款规定的义务，当WTO的有关规定与各成员方签订的任何多边贸易协议的规定发生冲突时，WTO的有关规定优先适用。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各成员方的立法机构予以批准，而且要求其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和体制必须与WTO的基本原则和有关规定相适应，这无疑改变了GATT各缔约方国内法律、法规在这方面的优先地位。这时，虽然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仍然具有重大影响，但它已受到WTO的约束，而且除了WTO规定的例外条款之外，不可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保留不平等地对待国内外经济体的传统做法。在我们看来，虽然在GATT和WTO中，均突出强调非歧视性原则，主张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但由于它们的运作机制不同，因而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恐怕也是GATT与WTO的重要区别之一。
同样，尽管WTO的组织形式和各项条款都可以进行多方面、大幅度的调整，但就其基本框架而言，它也只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因为WTO只是约束但不否定各成员方经济自主性的存在），而无法满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求（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要求否定各成员方经济自主性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WTO只能是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机制，而不可能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机制。
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WTO各成员方的经济自主性的存在，意义不仅在于区分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特征，而且在于它对我们准确地认识和把握WTO的实质，在WTO的框架内正确制定国家的国际经济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首先，在WTO的框架内，统一的经济规范和行为规则，实际上是建立在确认各成员方经济体具有自主性的基础上的。而通过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欧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完全取消各成员国之间各种贸易壁垒的共同市场，还是统一货币、统一经济政策等做法，都在向着弱化以至最终消除各成员国的经济自主性在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关系中的影响，建立欧盟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方向发展。其实，离开了各成员方经济体的自主性，也就失去了统一或协调各成员方行为规则和WTO存在的必要。强调这一点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WTO的成员方，在遵循统一行为规则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自身经济自主性的丧失，认为加入了WTO，各成员方政府就失去了主动作为的可能，是不正确的；二是作为WTO的成员方，其经济自主性只能在遵守WTO有关条款的前提下发挥作用，因此，积极参与WTO有关条款的制定或调整，是在WTO框架内体现各成员方经济自主性的重要方式之一。
其次，在WTO的框架中，虽然包含了某些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因素，正像在GATT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某些促进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因素一样，但是情况仅此而已。因为WTO的基本框架中所包含的各成员方的经济自主性，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涵是相互冲突的。只要世界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使世界各国不再坚持经济自主性的程度，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就无从谈起。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将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分开的原因之一。
第三，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有可能是同时并进的，因此，在WTO的有关条款中并不排斥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情况。充分认识这一点，对于大国经济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和在WTO的框架内，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对经济大国是有利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发达的经济大国目前都在积极地寻求和推进可资利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来扩大自己的经济领域，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通过对WTO与经济全球化的相关分析，以及对世界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各国经济自主性状况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在与经济全球化阶段国际经济关系发展要求相适应的WTO框架内，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总体发展趋势，与源于各国经济自主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冲突还会继续存在；由于保留本国经济自主性的要求不仅来自发展落后的国家，而且来自领先发展的国家，因此，采取与WTO的原则不直接冲突的各种保护主义政策，将是经济全球化阶段普遍存在的现象。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包括货物贸易的自由化、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冲突，是以往国际经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它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之前的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贸易自由化是在国际经济中具有领先发展优势的国家提出的、符合其最大利益要求的贸易政策目标。而与之相对应的贸易保护主义目标，则是国际经济中发展落后的国家为对抗贸易自由化，保护本国经济发展而提出的贸易政策目标。但在20世纪后半期至今的世界经济中，无论是领先发展的国家，还是发展落后的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都越来越趋向选择双重的贸易政策，比如美国、西欧、日本等领先发展的国家，一方面在积极鼓吹贸易自由化，但同时又不放弃在一些领域中的贸易保护做法；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试图保护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又都趋向于接受贸易自由化的主张。
从总体上看，贸易自由化的广度和深度在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远不及在经济全球化阶段，而从GATT到WTO，贸易保护的倾向在总体上有所弱化，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冲突，不会因世界经济进入经济全球化阶段和WTO的产生而消失，这显然与WTO对各成员方经济自主性的承认与制约同时并存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此同时，基于WTO各成员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和经济自主性的存在，在WTO全面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基本框架内，局部性的贸易保护行为仍会普遍存在。贸易自由化总体进程中的局部性贸易保护，既是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经济自主性长期共存的直接表现，同时也是各国经济之间的依存性与各国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并存的结果。
三、经济全球化阶段的“国家经济”
比较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与经济全球化阶段的各国经济，我们不难看出国民经济与国内经济的差异：在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一个国家可以进行国民经济的统计，因为它是与民族经济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的载体相适应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不同国家的经济是以民族经济来区分时，国民经济意义上的经济统计（比如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才有可能具有实际意义。在经济全球化阶段，一个国家的经济统计，越来越趋向国内经济的统计（比如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因为在这时，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与国内企业及出资主体的多国化，使本国经济与外国经济的界定变得非常困难，国民经济的统计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难以实现，因此，不得不让位于以地域概念为基础的国内经济统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全球化阶段，国际经济关系的载体不再是民族经济，而是基于一国范围的国内经济。这种国内经济在刚刚进入经济全球化阶段时，或许还具有较大比重的民族经济内容，但在此后的经济全球化阶段中，这种国内经济越来越具有多国经济的内容，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经济概念要比国民经济概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但是，就整个经济全球化阶段而言，无论国内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如何，如果不考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情况，各国经济的自主性始终存在，并使一国的国内经济必须服从所在国家的这种经济自主性。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比较经济全球化阶段和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各国经济在自主性方面所具有的差异。
在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一国经济的自主性是以民族经济为基础、并通过民族经济的行为具体体现的；而在经济全球化阶段，一国经济的自主性是以国内经济为基础，并通过可能涉及国内多国经济的行为具体体现的。就前者而言，一国经济的自主性与民族经济的行为是一致的，因而无论其覆盖范围如何，均不存在问题；但就后者而言，一国经济的自主性与国内经济中非本国经济部分的行为可能是不一致的，如果它全面覆盖国内经济，就可能产生一国经济的自主性与国外经济之间较大的利益冲突。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将经济全球化与一国经济的自主性对立起来，要么仍以民族经济的视野去观察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么是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标准去剪裁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都是不符合经济全球化阶段世界经济发展客观实践的思维方式造成的，它们都不利于一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阶段的健康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应逐步淡化传统的民族经济概念，并从经济全球化与一国经济的自主性共存的角度，提出“国家经济”的概念取而代之。
所谓“国家经济”，是指国内经济中支撑该国经济的自主性，并对该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部分或产业组合（通常所说的战略产业组合）。它区别于民族经济之处在于，在它的经济构成或产业组合中，可以包含来自国外的经济成分，只要这些经济成分的存在与扩张不损害所在国应有的经济自主性；它区别于国内经济之处在于，它的经济构成或产业组合，不仅只涉及国内经济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国内经济（无论是本国的经济成分，还是国外的经济成分）必须服从提高该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
在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和进口替代战略，闭关锁国地搞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当然，我们为了取得这些成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种封闭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劳动力供给的绝对过剩，仅仅依靠国内资本，不仅无法满足经济现代化所需的资本投入，而且无力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二是发达国家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已经叩响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大门，而我国就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则刚刚完成初级工业化。如果我们不能依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而是一切仍然依靠自力更生，则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不仅仅是工业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距，而且是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不同经济时代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但不可能缩小，相反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面对这两个难题，除了引进国外的资本和技术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国外资本和技术的引进，意味着必须对外开放，在民族经济国际化的同时，逐步接受和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
分析经济全球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和结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处于不同经济时代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同台竞技，一方面会形成步入信息社会的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科技创新和国际金融中心、处于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制造业或加工工业中心，以及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在内的自然资源拥有国作为全球初级产品供给中心的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另一方面会因全球利润分配的严重不平衡，而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收入水平、国民福利、国际经济地位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依据科技、知识的不同含量而形成的现代国际分工，以及当今世界经济中财富的分配与科技、知识的占有状况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秩序。
二是国际分工和全球利润分配状况必然导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大量顺差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货物贸易的大量顺差同时并存；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人力资源流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管理者和熟练劳动力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速度加快；导致在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中，风险资本向发达国家集中，传统资本向发展中国家集中。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这种趋势，又在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全球利润的分配格局。
三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集中在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人力资源方面，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则集中在资金、技术、市场与管理等传统领域。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经济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落差（信息社会的科技水平与工业社会的科技水平之差）和依托经济资源不同（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之别），使得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始终保持着经济上的强势地位和对国际经济规则的重大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经济全球化阶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地位变动和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或风险。发展中的中小国家担心自己的经济发展受阻和国际经济地位恶化；发展中的大国希望改善自己的国际经济地位，同时又担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不仅随时担心来自其他发达国家对其现有经济地位的挑战，而且也担心发展中的大国成为其潜在的竞争对手。正是出于种种担心，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国际化总体趋势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本国经济的自主性，以便在推进本国经济发展、保持或改善自己的国际经济地位、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作为。也正是由于这种出自对本国经济利益考虑的、寻求经济自主性的共识，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经济的自主性长期共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经济全球化阶段承认各国的经济自主性，必然会使各国的国内经济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与本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国家经济安全直接相关的那部分国内经济或产业组合，二是与本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国家经济安全并无直接关系的那部分国内经济或产业组合。当国家经济主权支持的经济自主性与前一部分国内经济或产业组合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国家经济”的概念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因此，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全球化阶段，国际经济关系的载体，既不是民族经济国际化阶段的民族经济，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内经济，而是作为国内经济一部分的“国家经济”。这时，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上，厂商之间的竞争也相应地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具有“国家经济”之间竞争意义的企业竞争，另一种是不具有“国家经济”之间竞争意义的企业竞争。由于厂商之间的竞争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在不同的情况下，作为竞争主体的企业会有不同的产权结构、组织形式，而且就其产业集中度和竞争格局而言也会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国际化的国内市场上，情况更为复杂。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关注焦点，也必然从民族经济转向“国家经济”，在对待国内经济的态度方面，势必要从全面关注国内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转向全面开放不具有“国家经济”意义的领域，强化在“国家经济”领域中本国经济的控制能力等方面。
最后，基于“国家经济”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阶段，传统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很难与“国家经济”的取向相适应。比如，基于本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一些国家不可能按照“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原则，确定本国的产业结构和介入国际分工的方式。这种情况不仅发展中国家会遇到，就是发达国家在一定时期也可能会遇到。
当我们将WTO替代GATT理解为经济全球化阶段的必然，将“国家经济”视为经济全球化阶段国际经济关系的载体时，经济全球化、WTO与“国家经济”三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再清楚不过了。它们之间的这种三位一体关系，不仅是我们把握经济全球化阶段国际经济关系的关键，而且也是我们分析和确定我国加入WTO后政府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
［收稿日期］200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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