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院的教学特点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院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2)06-0099-04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这些宝贵经验，对于改进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仍然是有益的。
一、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讲授为辅
书院既是大学，又是学术研究单位。书院教学一般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一改官学先生讲、学生听的沉闷格局，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研究能力，把指导学生如何读书、怎样做学问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宋代著名教育家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讲学授徒时，认为教师只是学生的“引路人”、“证明人”，只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1]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方面，朱熹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后来，他的弟子将他的读书经验归纳为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朱熹的再传弟子程端礼在元代主持江东书院时，制订出《读书分年日程》，对学生的读书和独立学习进行具体指导：开出书目，分出阶段，厘定出各书先读、后读的程序，标举出各阶段读书的目的要求等。明末清初的陆世仪曾先后在东林书院和常州、太仓书院讲学，他提出分年、分等、分类读书的意见，指导学生学会精读、略读，认为有些书需要背诵，有些书需要讲透，有些书只要求一般地浏览、涉猎。有些教师还号召读书要“宽着期限，紧着课程”，用意在既保有“优游暇豫”的精神，又避免松懈拖沓的弊病。
书院对学生读书要求很严格。学生为了领会书的意蕴，要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重点，用眉批夹注辨别异同，用摘出要义来概括段落的精神所在等。《北山四先生学案》载：“（何基）凡所读书，都朱墨标点，使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王柏）发愤奋励读书，精密标抹点检，旨趣自见”。作读书日记也是学生所必需的。如清代上海龙门书院，便为每个学生置两本日记册：一为行事日记册，一为读书日记册。前者记每日四节（早晨、饭后、午后、夜间）治经、读史、学文等事，等于日程薄；后者记读书的心得疑义，等于札记。都于逢月之五、十呈师前请业请益。
教师的讲授一般是少而精、启发式、指点式的教学方法：或提取要领，统括全篇，然后由学生自己深钻细究；或选取重点，着重发挥，阐明精义，使学生领悟义蕴；或略作启示引导，指明思路，讲明方法，令学生习读深钻；或指定书目，令学生熟读精思，细心究索，教师从旁指点；或反复质疑诘难，解答问题，师生共同讲习、论辩等。教学方法不拘一格。这种以学生自己学习、自己钻研、自己深造体会为主，教师讲授为辅的教学方法，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能力，而且使学生掌握了治学的方法。这是书院教学的宝贵经验之一。
书院这一宝贵经验，对我们当今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有如下几点启示。第一，我们应当重视对研究生自学能力的培养。自学能力是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所必备的最基本的能力之一。世界上的知识浩如烟海，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尤其当代社会飞速发展，知识量急剧增加，大量的知识要靠自己去猎取。研究生只有具备较强的自学能力、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才能不断地为自己增加知识营养，获得科学信息，从而壮大自己，走在科学发展的前列。因此，教师的讲授不要面面俱到，巨细无遗，而要少而精，以启发、指点为主，许多参考书和文献要研究生自己发奋攻读、悉心研究。教师的责任是引路，而不是画地为牢，把研究生圈在一个框框里。要发挥研究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让他们自己学习、自己研究。教师对研究生既不包办代替，又不放任自流。第二，要培养研究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和创造性。一般来说，研究生的论文课题往往是导师科研项目的一部分。导师要把研究生带到学科发展的前沿，指导研究生选好研究方向和论文课题，支持、鼓励研究生大胆开拓、勇于创新。导师要关注研究生研究的进展情况，经常地与研究生交换意见，不时地指导、启发，使研究生接受严格的科研训练，独立地完成科研任务，写出较高水平的科研论文。这样不仅培养了研究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使他们具备了独立的科研能力和创造性。第三，导师要以自己的治学经验，指导研究生掌握治学的方法、科学研究的方法。纵观古今中外的学术工作者，其成就的获得，往往取决于方法上的优势。科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无一不是科学方法上获得一定突破的结果。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能够深入地剖析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获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巧妙地应用了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以及科学抽象的方法。因此，在科研领域，为避免研究生走弯路，做到事半功倍，导师必须在方法上给予及时指导，这也是研究生尽快成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博约结合，精思善疑
许多大师注重学生的博学与专精，提倡精思与善疑，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创新精神。
朱熹认为，为学应当从博学开始，进而使博学与专精结合起来。他指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只有穷尽万物之理，才能达到“天理通明”。因此，他主张“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2]朱熹非常重视博学，他以盖房子为例，重视“阔开基，广开址”，以为博学就是打好宽厚坚实的基础。没有广博的基础就难以专精，但仅只有一般性广博的知识而不专精，那也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所以他又强调治学“贵专而不贵博，盖惟专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则反苦于杂乱浅略而无所得。[3]就是说，如果只是泛泛博览而不专精深入，就会流于杂乱、肤浅而毫无收获。在大师们的指导下，书院培养了许多学识渊博、造诣独到的人才。如宋代书院培育出来的陈傅良，聚书千卷，日考古咨今于其中；钻研经制，自三代两汉以下，一事一物都稽考达到极点才罢。又据《元史》所载：金履祥“凡天文、地形、礼乐、四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他博极群书后，又从王柏之学，再登何基之门，讲贯益密，造诣益邃。
学习只有经过严密思考，才能理解精深。怎样精思？朱熹主张，虚心静虑，不主私意，不先立说，不穿凿杜撰，不执著一见，不贪快求效，而要笃志虚心，平心究索，反复玩味。他还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方始是学。”[4]读书“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乃能骤进”。有疑与解疑的过程，乃是致思和长进的过程，亦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笃学求真、探新创发的过程。明代教育家王守仁在书院讲学授徒，提倡“惟是之从”，反对迷信古圣先贤。他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于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5]书院这种精思善疑，不盲从迷信，不人云亦云的治学精神，的确值得倡导。
现在有不少的研究生知识面过窄。有的只限于读自己的专业及研究方向的书，其他专业的书却很少涉猎。我们提倡文理相通，多开设交叉学科课程，鼓励研究生跨专业选修，并可尝试跨专业招收研究生。因为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学科的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相结合，在分化的基础上向综合方向发展。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向学科的综合面越来越广。不但自然科学内部、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相互交叉，而且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不但各学科知识之间互相渗透，而且科学方法也互相移植。这就要求我们培养的研究生，不仅要有专门精深的知识，而且要有广博宽厚的基础和融会贯通的能力。
研究生还必须善于思考，敢于质疑，富有批判和创新精神。对知识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大胆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设想。学术上的许多突破和创见，无一不是从大胆的怀疑或设想开始的。有疑问，有设想，才能去证实，才能去突破。盲目崇拜、因循守旧是不足取的，而固执偏见、狂妄自负也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博采众长，虚心为学，大胆质疑，敢于创新，是每一个研究生所必备的治学态度。
三、注重学术交流，提倡论辩争鸣
书院的学术交流也就是讲会。讲会是院际或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讨论会、论辩会，主要目的在于论证或阐发一个学派之精义，或辨析不同学派主张之异同，或论辩学派观点之真伪，或交流学术研究之新意。讲会的学术性很强，争论也很激烈，它对学术的研究与发展，对良好学风的形成与专门人才的培养，都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许多著名书院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蓄”，允许不同学术流派、学术观点的发展、论争。有的书院还不断聘请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前来讲学。有些大师还主张，正因为有不同的学术观点，才需要讲学，在异中求同，在同中见轻重、明长短。如朱熹在主持白鹿洞书院时，就特意请他的论敌陆九渊登台讲学。陆九渊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朱熹对陆九渊的讲学极为敬佩，并把他的讲义刻石立于院门。有些大师不仅自己登台讲学，还带领弟子到兄弟书院参加学术讨论会，在讨论中双方师生商榷争辩，“辩难蜂起”，活跃异常。朱熹经常带弟子参加讲会，有时还令其高足弟子登台代讲。陆九渊与会亦常有弟子随从，也不时让其弟子代讲。这种自由讲学、各抒自见、互相辩难、共同探讨的精神在书院教学中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为学生创造了有益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气氛，在学术交流中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也造就了学生成为本学派的继承人。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书院的讲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首先，从讲会的组织形式来看，对于讲会日期有明确的规定，一般分为年会、月会两种。年会则每年一次或两次不定。月会则每月初八、二十三各举行一次，会期均为三天。每会公举一人主讲一题，讲时大家“虚怀以听”，讲后相互问难。其次，从讲会的内容来看，讲会以圣贤之学为宗，强调博穷事理。明东林书院《会约》中，申明讲学“九益”，第一益便为切磨道义，进入圣贤之域。后来，有的书院既论学又论政。明顾宪成当时为东林书院题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东林书院自由讲学的民主学风和关心天下大事的精神面貌。再次，从讲会的作用来看，讲会把书院的教学与社会活动相联系，不仅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而且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明东林学派以东林书院为阵地，把书院中的学术交流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主张“即事为学”，实学实用，反对“静坐冥想”。这种实学思潮，对当时江南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信息时代，学术的不断交流与争鸣更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一个闭户自研，与外界不交往的人，是很难搞出成果的。书院注重学术交流，提倡论辩争鸣的这一教学特点对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有以下启示：第一，研究生经常参加学术会议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在交流中得到启发，产生新思想、新观点，提出科学假设与创见。因为这种信息、观点、经验、方法的交流，可以使人的才能互补，可以使信息、知识渗透融通、交叉横移、重新组合，可以对任何固有的说法进行怀疑和评价。研究生在交流中，拓宽了视野，开通了思路，活跃了思想，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弱点与不足。因此，导师应该经常带研究生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尤其是全国性和国际性的会议。研究生自己也可以组织相同或相近学科的同学，举办校内或校际学术讨论会、研究会，还可以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以了解科研信息，掌握学术动态。另外，校刊上还可以开辟“研究生园地”，进行学术交流与探讨。所有这些，都是进行学术交流与论辩争鸣的好途径、好办法。第二，开展学术活动，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师生之间也可以争鸣论辩。教师不应以权威自居而拒不接受正确观点，学生也不应以才疏学浅自卑而不敢质疑问难。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代表真理的权威就不应该盲目崇拜，而代表真理的权威也必定欢迎人们质疑问难。因此，导师应鼓励研究生大胆质疑，敢于问难。鼓励研究生超过自己，以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推动本学科向前发展。第三，研究生应有宽广的胸怀。不应只囿于己师之说，而排斥他人之见，应该虚怀若谷，实事求是。别人说得正确就真诚接受，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也不以为忤，不应有入主出奴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门户之见。要养成好的学风，吸取众家之精华，丰富本家之学说。
四、德行与学问并重，做人与治学结合
古代书院在培育人才的过程中，把做人与治学结合起来，使德行与学问融为一体。正如朱熹所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他认为教人为学与自己讲学问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学得杂博的知识，做些华丽的文章，用以沽名钓誉，争权夺利，而是为了懂得做人的道理，修己治人。陆九渊在书院讲学时，对弟子讲“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6]。这就是说，不学做人，不得谓之学问，教学就是让学生懂得学为人的道理。他认为，当时教育的缺陷就是只教学生在文词章句上下功夫，而不是教学生“做人”，许多人做学问，也不知道要先懂得学会“做人”的道理。他说：“须思量天之所以与我者是甚底？为复是要做人否？理会得这个明白，而后方可谓之学问。”[7]明末清初的教育家颜元，在漳南书院讲学授徒时，主张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的有经韬伟略或有专业特长的贤能君相和百职人才。这些人才不仅有完善的道德人格，而且有真才实学和专业特长。可见，书院的大师们都把学生的德行与做人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当然，他们所培养的人才都不会超越那个时代，其最终目的仍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制度服务。
今天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具有现代社会主义的特征。我们培养的研究生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能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勤奋学习、努力工作；能遵纪守法，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模范；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不怕困难、不畏挫折，顽强拼搏、积极进取，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但是，从前一个时期研究生的培养来看，我们只强调研究生应该如何学治学、怎样做学问，而忽视了研究生应该如何做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如果我们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差误，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