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本积累趋势与地区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中论文,差异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趋势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5)04-0063-08
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使得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关于这一 点，国内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本积累的方式，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认为，我国资本形成方式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由工业化单引擎发展到工业化与 城市化的双引擎相对应；赵晓雷认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变化引致了中国的资本形成模式 由财政型向金融型转化[1]。二是资本积累的机制，如杨思群、肖红叶和周国富分析了 资本积累如何由储蓄向投资转化和转化的有效性[2]，徐强实证分析了不同形态的货币 供给对促进资本形成的作用和影响[3]。三是资本积累的效率，如林毅夫认为，国家的 赶超战略违背自身的比较优势，使得劳均资本积累速度变慢[4]；史永东和齐鹰飞、袁 志刚和何樟勇认为，我国步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的使用具有动态无效率的特征[5 ]；张军、李治国和唐国兴认为，我国在1994年之后增量改革推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接近 尾声，而动态效率又未能显著提高，为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只能越来越倚重于资 本深化的力量[6]。
为了科学评价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的特殊性，本文集中探讨我国20余年经济 快速增长过程中的资本积累趋势、资本积累的部门转移情况、资本—产出比发生变化的 原因，以及资本积累的区域特征。由于经济增长理论中代表经济增长水平的劳均资本指 标指的是物质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因此，如不特别说明，本文只分析我国固定资本 积累的情况。
一、固定资本存量的估算
为了估算和分析全国和区域的资本积累情况，我们首先估计各省、区、直辖市(为行文 方便，以下一律称各省)的资本存量。关于建国以来各地区固定资本存量水平的估算方 法及相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1)1995年以前，当年固定资本存量 =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上一年固定资本存量×(1 00% - 5%)，5%表示固定资本的折旧率；1996年以后，当年固定资本存量 = 上年固定资 本存量 + 当年固定资本形成 - 当年固定资本折旧。
(2)1952年的固定资本存量采用张军、章元的估计[7]，为1141.51亿元(按1952年价格) ，按各省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分摊到各省区(直辖市)，其理由是假设建国初期，各地区 经济结构雷同，产出水平与固定资本存量正相关。
(3)江西、广东、海南、四川、宁夏五省缺乏1952—1977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数据， 1978年固定资本存量按该省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乘以1978年全国固定资本存量求得，理 由同上。
(4)西藏、宁夏两省缺乏1978—1991年固定资本形成的数据，用该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代替。
(5)由于受资料缺乏的限制，1990年以前固定资本价格指数采用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 格指数，1991年以后采用各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6)重庆市的固定资本存量并入四川省计算。
根据以上原则，我们估计出我国各地区的固定资本存量数据。由于1978—2003年各省 固定资本存量的数据过于庞大，这里仅给出2003年各省固定资本存量数据以作参考，见 图1。
附图
从图1中可看到，我国各省固定资本存量相差极大，排在第一位的江苏省的固定资本存 量达到28121.9亿元，而排在末位的西藏仅为433.49亿元。资本存量水平的分布大体上 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递减的趋势排列。
为了验证估计数据的可靠性，我们把本文估计的各省固定资本存量累加形成的全国固 定资本存量，与张军、章元估计的全国固定资本存量相比较(见图2)。可以看出，本文 与张军、章元估计的全国固定资本存量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定的误差，越往后误差 越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估计方法和数据选取等原因，不同作者对我国固定资本存量 数据估计的结论往往相差较大，如邹至庄估计的1978年固定资本存量数据为14112亿元[ 8]，高于张军、章元的估计值，我们估计的1978年各省累加固定资本存量正好位于二者 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文估计的各省资本存量数据是比较可靠的。
附图
二、固定资本积累速度分析
固定资本积累速度用当年固定资本增量与上年固定资本存量的比来度量。从图3中可看 出，1997年以前，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与滞后一期的经济周期高度相关。其原因在于， 我国的经济增长为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固定资本投资增长对当年产出的增加具有重要影 响；而固定资本投资只在交付使用时才统计成固定资本存量，这表现在图3中就是固定 资本存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相比，总是“慢一拍”。1998年以后，虽然我国出现通货 紧缩、供给过剩的局面，但是固定资本增长率仍处于上升趋势。分析其原因，部分是由 于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大量增发国债，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所致。但是还应看 到，财政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2000年后并没有升高多少(注：例 如，2000年提高了0.2%，2001年提高了0.3%，2002年提高了0.3%，2003年降低了2.4%。 )，但全国固定资本积累的速度在这四年中仍处于上升趋势。这说明在资本形成过程中 ，财政投资的作用是次要的，其主体仍是民间部门投资。
附图
从各省固定资本积累平均增长速度上看(见图4)，沿海地区资本积累的速度明显高于中 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略高于西部地区，这较能体现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梯度发展 状况对资本积累速度的影响。
附图
表1给出了我国资本形成率(注：资本形成率 =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存货增加)/GDP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较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呈现逐 年上升的趋势。2002年资本形成率比1999年高出2.1个百分点，而这三年我国经济正饱 受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之苦，供给过剩也没能使资本形成率有所降低。当经济增长高峰 到来时，资本形成率提高幅度加快，2003年资本形成率比上年高3.1个百分点。从世界 水平看，不论是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资本形成率一般在22%左 右，中国则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表明，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资本积累的 速度在加快，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的高增长。
表1 中国资本形成率与其他地区的比较(%)
1999年 2000年 2003年
中国
37.1
39.2
42.3
低收入国家21.3
21.3
21.7
中等收入国家
22.4
23.2
24.5
欧洲和中东地区
19.9
21.7
21
南亚地区 22.5
21.6
22.7
OECD国家 2219
—
资料来源：http://www.worldbank.org.
三、资本积累的部门变化
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战略影响着各经济部门发展的先后顺 序和发展程度，因而也就影响着资本积累在各经济部门的积累顺序和积累程度。下面， 我们从基本建设投资的角度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积累的部门变化。
表2给出了我国1985年以来国民经济各行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总投资的比重，从 中可以看到，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等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社会 服务业这五大行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70%左右，成为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资本积累较集中 的行业。而这五大行业的变动趋势又各不相同，采掘业、制造业、生产供应业的投资比 重都经历了先增后减的变化过程，其投资高峰集中在1988—1990年。其中，采掘业和制 造业的投资比重变动幅度较大，与高峰期相比较，2002年分别下降了8.2个和12.6个百 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的投资比重呈先降后升的趋势，其投资低谷出现在19 89年。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则一直上升。由此可见，我国资本积累在1988—1990年发 生了部门间转移，由采掘业和制造业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转移。
表2 国民经济各行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总投资的比重(%)
年份 合计 采掘业 制造业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 交通运输仓储 社会服务业
和供应业
和邮电通信业
1985 0.633 0.095 0.208
0.113
0.166 0.052
1986 0.659 0.093 0.207
0.152
0.160 0.047
1987 0.699 0.097 0.244
0.171
0.145 0.042
1988 0.711 0.097 0.245
0.174
0.137 0.058
1989 0.687 0.110 0.233
0.187
0.110 0.047
1990 0.722 0.120 0.224
0.215
0.124 0.039
1991 0.748 0.115 0.226
0.201
0.161 0.044
1992 0.687 0.101 0.199
0.184
0.152 0.051
1993 0.695 0.076 0.192
0.167
0.195 0.065
1994 0.707 0.061 0.189
0.179
0.213 0.065
1995 0.717 0.059 0.208
0.170
0.214 0.066
1996 0.719 0.058 0.195
0.180
0.215 0.071
1997 0.720 0.065 0.154
0.196
0.222 0.083
1998 0.717 0.045 0.125
0.180
0.273 0.094
1999 0.693 0.038 0.095
0.176
0.275 0.109
2000 0.707 0.044 0.088
0.185
0.271 0.120
2001 0.704 0.043 0.102
0.148
0.278 0.133
2002 0.692 0.038 0.119
0.139
0.249 0.146
分析导致上述部门资本积累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大量 没有利用的已知技术和现有的自然资源可以利用，投资在采掘业和制造业有较高的回报 率。随着投资在这两个行业的增加，电力等生产供应行业的投资也要随之上升，以满足 生产需要。当未利用的已知技术和自然资源逐渐减少时，投资在上述行业的高资本回报 就逐渐降低。并且，当工业化有一定的基础后，就需要对运输、邮电等大量基础设施进 行资本投入，为经济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这样，在利用自然资源的采掘业、利用已有技 术的制造业中的投资会逐渐下降，而在运输、电力等基础设施行业的投资会逐渐上升。 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大众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服务 业的投资比重也会逐渐上升。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由工业化引擎变为工业化和城市 化双引擎。于是，采掘业、制造业和生产供应业的投资就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 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行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则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
四、资本—产出比的时间特征和区域特征
资本—产出比是指单位产出所需的资本水平，其衡量指标有两个：一是平均资本产出 比，是指全社会的资本与产出的平均比率；二是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度量的是新 增资本与新增产出的比率。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一方面，运输 、电力、教育等需要大量的基础先行资本的行业，短期资本—产出比会很高。另一方面 ，有大量没有利用的已知技术和现有的自然资源可以利用，这些未利用的技术和资源使 资本—产出比很低。而在经济起飞阶段，由于需要大量的只在长期才能产生收益的基础 资本支出，增量资本—产出比可能保持不变。[9]我们通过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资 本—产出比的变化情况，进而分析资本积累速度、经济运行特征和投资效率。
图5显示了我国1978—2003年资本—产出比的变化情况，从中可看出，平均资本—产出 比在1993年以前基本处于下降趋势，而在1993—1998年基本保持不变，在1998年以后又 处于上升趋势。而就增量资本—产出比来说，其曲线变动虽然比较剧烈，但从整体趋势 来看，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拐点出现在1992年。
附图
我们知道，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产出比(资本平均产品f(k)/k倒数)的变 动模式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活动集中于农业这一收益递减的部门，资本— 产出比随着资本增加而上升。随着经济发展，经济活动一般更多地集中于工业和服务业 ，而这些部门往往属于收益递增部门，资本—产出比随着资本的增加而下降。而在我国 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其原因何在呢?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工业部门一直走的是重积累轻消费的道路(如1952—1978年年均资 本存量的增长率达到11.5%)，投资向重工业倾斜，使得资本—产出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 ，也就是说，资本的平均产出较低(比如在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和1979年，资本—产 出比还分别高达2.39和2.41)。但是，这种较高的资本—产出水平并不是建立在经济起 飞所需要的大量的社会基础资本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这种较高的资本—产出水平是 畸形经济结构造成的后果，只是相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比较高。如果按罗斯托 的说法，3∶1或3.5∶1的资本—产出比例可以作为经济起飞的粗略计量标准，那么，从 总量上来说，我国当时的资本—产出比还未达到经济大规模工业化所需的水平。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总是伴随着经 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的转变从两个方面进行：在农业部门，废除 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这样，农业生产资料的充分利用和劳动者生产 积极性的提高，使得农业部门的资本—产出比降低。在工业部门，逐渐放松计划经济管 理体制，引入市场竞争，这样，在经济改革的初期，重工业生产效益的下滑和劳动密集 型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提高，也使得工业部门的资本—产出比降低。典型的事例就是20 世纪80年代农业产出的大量增加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而在结构调整上，由于改变了 过去重积累轻消费的格局，像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工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降低，而 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提高，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平 均资本—产出比逐渐下降。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进程开始提速，运输、电力、教育等需要大 量的基础先行资本，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而这种投入的短期效益较低，使得社会整体 资本—产出水平开始上升，1998年后大规模国债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就是明证。 表2所显示的对各行业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变动趋势，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一点 上，我们不完全赞同一些学者的观点，即认为中国经济缺乏动态的持续改进力量，需要 不断地依赖资本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尽管我国步入90年代以来，资本的使用可能具有 动态无效率特征，投资效率的恶化也许是资本—产出比提高的原因之一，但在我们看来 ，社会整体资本—产出比的上升更可能是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所必需的“沉淀资 本”的表现。
最后，我们简要分析一下我国平均资本—产出比的区域差异。这里我们采用变异系数 来度量地区间差异。变异系数是标准离差与平均值的比，它不受物价的影响，是通用的 分析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从图6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全国整体的角度，还是从东中西 部区域的角度，各省间平均资本—产出比的变异系数在1986年以前基本处于不断下降的 趋势，而在1986年以后，系数虽然有波动，但是变动并不剧烈。这说明在全国整体经济 范围内和各区域范围内，各省的资本平均产品差异在改革开放初期较大，之后慢慢缩小 ，在1986年后其差异没有大的起伏。其经济解释就是：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政府人为地安排工业布局，资本要素不能充分流动，因此，在不同经济结构中 ，资本的平均产品差别较大。而经过改革开放，我国逐渐改变了资本要素在地区间分割 的局面，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按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调整，这使得资本的平均 产出水平在地区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因而可以认为，在1986年以前，我国各地区是按比 较优势的原则进行较大幅度的产业调整；当大调整结束后，各地区要素禀赋的差异使得 平均资本—产出差异长期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不再有大的变动。
附图
五、结语
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大量依赖资本投入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下降， 难以实现可持续增长。然而，本文通过估计我国各地区资本存量，分析我国资本积累的 趋势性变化和地区差异，认为资本积累仍是我国今后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
(1)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速度高度相关，资本投资增长对当年产出的增加具有重要 影响。我国的资本形成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在我国现 阶段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形成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2)我国经济增长由工业化引擎变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引擎，这使得我国资本积累方式 在1988—1990年发生了部门间转移，由采掘业和制造业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 社会服务业转移，这是经济起飞必要的“沉淀资本”。
(3)我国改革开放后资本—产出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 论认为的经济发展“程序”相反。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工业部门一直走重 积累轻消费的道路，人为地提高资本—产出比；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体制变革和经 济结构调整，多方面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资本—产出比降低，这是对过去经济政策的 一种反向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整体资本—产出比的上升是大规模工业化和城 市化建设所必需的“沉淀资本”的必然表现。
(4)与我国区域经济梯度发展状况相适应，资本存量水平和资本积累速度的分布大体上 是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递减排列。地区间资本—产出比的差距在1986年以前不断缩小 ，之后维持在较固定的水平上，其原因是改革开放后资本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改变了过 去人为地安排产业布局的情况，使得各地区能按比较优势原则配置资源。
标签：资本存量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积累率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