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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5-0122-08
景观设计艺术的存在意在帮助人类获得更好的生活，使人、社会、城市以及自然和谐相处，它关注人与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人文主义价值指向。对现代景观设计艺术最通俗的解读即是“美化环境”，这个美化的过程需要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得以实现，必须满足相当的社会功能，并符合自然生态的规律，同时它还隶属于艺术的范畴。今日之中国，现代景观建设如火如荼，各地纷纷投巨资于其中。然而这个新兴的学科领域，天然存在着东西方多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传统与现代不同属性的蜕变及冲突等诸多问题，若不善加处理必然导致中国现代景观设计艺术行业、景观环境建设中虚假的繁荣。
一、文化失忆——地域文化的消逝及历史文脉的断落
在当前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文化的多样性也和生物的多样性一样受到严重威胁。在中国，现代景观设计艺术亦面临着地域民族文化消逝、历史文脉断落的景观价值取向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诸多方面：各地对“高、大、洋”的城市风貌盲目模仿，普遍实行“纽约化”和“曼哈顿化”的城市美化运动直接导致“千城一面”，直接导致地域特色的丧失；某些地方为了标榜所谓的“传统文化”，在破坏真文化遗产的同时又兴建大量的“假古董”；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系列文化景观被现代化建设切割成支离破碎的景观片段；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大破坏也导致：承载乡土信仰和民间文化的历史文化基础也日渐消失在社会的变迁。细究其成因，中国现代景观设计艺术中存在的文化失忆，其根源不只产生于现代化本身，更多涉及到我国现代化的时间进程等诸多深层原因。诚如美国学者莱因哈特·本迪克斯的经典表述：“我把现代化理解为社会变迁的一种类型，它起始于英国工业革命和政治性的法国大革命。它存在于几个‘先锋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进步以及继之而来的后进社会的变迁进程中。”①17-19世纪“现代化”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欧洲并在19-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大陆，对于近代屡遭外国侵略和殖民入侵的中国，现代化似乎来得太过于突然。百年前经历的那段痛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使得国人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非常矛盾，既有切肤之痛又夹杂着崇尚和向往的心情，而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其上千年稳固的统治地位。经济落后带来的民族自卑心理以及对现代化的极度渴望，导致草率规划下的大面积急速拆迁“除旧”与扩建②。“唯洋是好”的偏执与无知、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甚至蔑视等因素，导致了建筑与景观地域特色令人痛惜的流失、历史文脉不可避免的被切断。一个个亟需深省的反面案例让人汗颜：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之称的沈阳，如今环绕在清故宫周围的原有传统民居全被拆除，“故宫”深藏在与之极不协调的混凝土高房子的丛林之中。虽然此后当地的城市建设决策部门力图通过有效的规划措施保护与顺延城市的文化特色，试图通过建“假古董”来打造“某某名城”重组群结构城市的文化形象，然而，已丢失的文化遗迹却不能再生，这些后续的修缮工作也许会有些一时的成效，但文化遗产的丢失足以让人们在回忆中抱憾。另一个案例则是本世纪初上海市政府通过的“一城九镇”计划——在规划中的上海周边新镇中，松江镇建成英国风格的新城；浦江镇以意大利式建筑为特色，结合美国城镇风格；高桥镇建成荷兰式现代化城镇，融入法国和澳大利亚风情；安亭新镇则被确立为德式风格。就景观而言，这种西方城镇的彻底移植，打破了城市景观的基质和秩序，冲破了原有的均衡和协调，如同一颗突变的果实，强加于城市固有肌理之上，与历史文脉无关。无怪该项目被批评家看做是由媚俗的价值取向所导致的“后殖民主义情势下的后现代主义”③。
当然，我们绝非以偏概全而怀疑我国现代景观设计艺术领域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对优秀本土文化的继承、对外来思想的再创新，已然成为景观设计艺术领域中的意识主流，并逐渐渗透到日新月异的实际建设中来。未来的景观建设应从城市文脉的延续为出发点，以历史文化的整体性、统一性特征为根本，在吸收全球化带来的技术文明的同时，时刻防止同质性、侵蚀性较强的“欧化”景观对中国本土地域文化景观的侵入，力图通过延承地域历史文脉，发展出自我色彩鲜明且更有文化内涵的景观形式和表现方式，其具体改善途径可从景观设计艺术的思想及技艺等两方面进行探寻：
(一)重构传统设计和树立文化信心。一方面需要专业从业者通过不断学习来增长景观科学和技术知识，还应当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多元对话来提高自己的认识，通过切实的体验来培养自己的观察与认知，改变当前惟消费导向的价值判断标准，树立自身文化的信心和健康积极的景观文化价值观；另一方面应当批判性地引入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消除后殖民主义对传统文化的侵蚀，保护并发展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特色，创立适合中国当代状况的景观理论，设计出具有批评意义的景观，探索一条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可凸显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景观设计艺术发展之路。
(二)确立民族文化自信与自觉意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不只停留在已圈定重点文物的修缮、观赏层面，而应扩及到对原生态的地貌、植被、特色街区、构造技艺、民艺风俗等自然与人工、有形与无形文化遗存的尊重及审慎性保护利用的宏观层面。提高城市景观保护意识，倡导保留城市建筑、肌理和各种要素，提倡“慢”的建设理念，在现在大拆大建、快速化、“欧化”的城市进程中，推行景观保护的策略，做到地域人文可持续发展观念下的连续性历史文脉的整体保护，这个过程不再是标本切片似的截取文化片段来进行保护，而是更全面系统的整体性保护。同时强化行政监管职能，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真正落实到总体规划、控制性与修建性详细规划严格的审批程序中。
(三)倡导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髓在现代景观设计艺术中的内涵体现。可以通过优秀传统建筑、园林形式意境与当代科技、工艺、审美、功能的完美结合、创新，设计创造出契合本民族生活习惯、审美情感、价值观念、精神需求，以及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性化诗意空间环境，实现多元文化复合中城市记忆与文化DNA在当代建筑与景观中的标志性识别延展。这个在传统中挖掘现代语境的过程就如梁思成先生所说的那样：“艺术的进境是基于丰富的遗产上……欧美街心伟大石造的纪念性雕刻物是由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延续下来的血统，魄力极为雄厚，造诣极高，不是我们一朝一夕所能望其项背的。我们的建筑师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是参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④
二、生态错位——生态认识的缺乏及生态伦理的错位
近年来席卷全球的生态主义浪潮促使人们开始站在科学的角度重新审视环境设计艺术，景观设计师们也开始自觉将自己的使命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联系起来，生态主义俨然成为现代景观设计艺术得以实践的根本前提之一。现代景观设计强调环保、强调生态，可在进行实际操作时，生态思想更似一纸空谈：譬如“绿量大=生态”的老旧思想依然存在；洋品种的引入就意味着获得“高、新”景观；挖真山堆假山、将野生植被清除，改为四季有景的人工林；把水系、污水甚至清流填去，用作硬质铺装或种花草，并以此为美……种种上述完全背离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理念，“适地适树”等景观艺术中最基本的生态原则完全沦落为一句口号。与中国现实国情相反的是，西方国家正在掀起一个重新挖掘以往填去的水系，再塑自然景观的热潮，目的在于实现可持续的景观，韩国的青溪川就是近年来颇为突出的正面案例。此外，在西方国家甚为流行将自然原野地作为公园这种先进的生态思想，我们却将之拒于千里之外，因为在决策者眼里，“常青树比落叶乔木更绿更生态，四季有花的异域灌木比乡土杂灌更美，平整的草坪比突兀的杂草更能体现现代感。自然的溪涧被改造成人工的小桥流水，自然地形也被人工假山所替代……即所谓公园当作花园做”⑤。表面上看，无论是盲目追求绿量，还是对自然的过度人工美化，现代景观设计艺术生态错位问题有着诸多原因，其根源之一就是部门决策者或专业从业人员缺乏对生态内涵的真正认识。一方面，决策者由于知识体系架构的特殊性，缺乏对生态科学系统的认识，他们对“生态”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常识性的层面，因此，在对关乎整个城市景观品质或自然生态环境的景观设计方案进行决策时，难免存在主观偏颇。另一方面，“玉不琢不成器”这一中国传统的造园思想，在专业从业人员心目中根深蒂固，过于追求美化效果必然导致对自然原生态的削弱。其二，在现代社会中，张扬着技术理性、人定胜天的情怀，人们总以自然界的主人自居，认为人可主宰自然，尤其是工业革命将培根拷问自然、催逼自然的理念进行了彻底的实践，创造了以往人类历史无法比拟的技术成就，这也使得追求效率和实用、利益最大化的技术理性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它带来了现代技术与科学的高速发展及与之相伴随的自然环境的巨变，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缺失了对生态伦理的思考。现代景观设计艺术中的技术理性常常藐视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也必然致使其中的生态伦理错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是一种生命相互维系的关系，人类必须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及其意义，不能再以人的需要取向判别自然界的价值和效用为依据，而应以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需要为判别依据。
针对现代景观设计艺术中的生态错位问题，西方学术界很早之前就曾用客观分析法试图合理解决该问题：如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泰勒的可持续性景观理念等。中国现代景观设计艺术领域推崇的是：将西方科学的理念加上中国尊重自然、强调整体性的传统哲学思想，即是将二元分离拆解的科学分析法和东方合二为一隐逸固守的传统哲学模式组合起来，其必然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这无疑更有益于中国现代景观设计艺术生态错位问题的处理。
首先，必须正确认识生态的真正涵义，树立合理的生态伦理观。对自然的掌控并非人类的权利，任何设计都应该顺应自然法则。正确的生态伦理观是一种全新的自然道德观，它在理论上要求当代人要牢固树立生态意识和长远利益，强调可持续性。在实践上，提倡人们用对自然的“道德良知”与“生态良知”来进行服从生态规律的科学生活、绿色消费，将伦理学中人的“德性”、爱、节制、和谐等理念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扩大人类的责任范围，承担自然的责任和义务。生态的景观往往意味着生命力更顽强的景观，但这并非指完全忽视生物生境的不同需求，如在炙热的旱地广场上种植喜湿或水生植物，又抑或在狭小的城市风口硬生生挺立一颗孱弱的景观树，这并非改善环境的生态手法，因为不仅人是价值主体，其他生命和自然物体也是价值主体，同样有着受尊重和获得满足的需求，同样需要人文关怀。一切生命都具有生存权利，在共享地球生态资源上人与一草一木都是平等的，植物也有权利争取更适合自身的生存环境。
其次，利用合理的技术手段，构建合理的现代景观生态系统。其一，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循环和再生功能，构建可持续性的景观系统，如养分和水的循环利用，尽可能避免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例如，柏林波茨坦广场的水景为都市带来了浓厚的自然气息，形成充满活力的适合各种人需要的城市开放空间，这些水都来自于雨水的收集。地块内的建筑都设置了专门的系统，收集约5万平方米的屋顶和场地上接收的雨水，用于建筑内部卫生洁具的冲洗、室外植物的浇灌及补充室外水面的用水。其二，打造乡土性、本土性的景观。乡土物种的应用不再被看做是粗野的景观，美国著名的延龄草公园就依托了这一重要的生态观念，在该园区内根据自然植物的种群关系设计师将乡土植物配置在一起，这些看似缺乏设计的设计常常是通过科学的生态过程分析而来的，其合理而又富艺术效果的景观形式和植物布置，在突出了艺术性的同时，也遵循了生态的原则。
三、经济浪费——景观堆砌及政绩工程的恶果
现代技术限定自然、挑战自然，导致了各种各样现代景观以非自然的状态展现于世人眼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正是现代景观设计艺术景观堆砌过度的思想根源——金属、玻璃幕墙、旱喷、立柱、硬质广场、异国植物……各种浮华造景元素的堆砌象征着高尖端的新型景观。而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就习惯将经济发展作为压倒一切的职能，景观作为最易呈现的建设成果成为经济与地方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踏脚石”，大量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风起云涌。将当下景观语境中的景观堆砌及政绩工程现象进行总结，不难看出这两者有着共同的特点，即经济浪费。
景观堆砌的最终目的是追求非凡的视觉效果，这个片面追求的过程，必然导致过度强调平面构图的设计而忽视立体空间的塑造；过分追求观赏性，过度运用硬质景观而忽视植物在造景中的功能；不合时宜的水体的过度使用；追求植物材料的珍稀与奇特，忽视本土植物的运用等不良后果。如国家大剧院造型新颖、前卫，构思独特，是所谓传统与现代、浪漫与现实的结合，且不说其椭球造型与北京古城风貌是否协调，那环绕主体建筑35500平方米的人工湖这样一个景观元素就难逃景观堆砌的嫌疑。毕竟在北京这样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地区，这个超大的人工湖姿态固然奇异，然而其造价之高、养护之难远远超越了景观“关注生活与自然及它们之间和谐关系”的真正内涵。另有，加拿利海枣树是世界稀有观赏树种，鲜为人知的是我国引进价格在每棵18万-20万元左右，称得上棵棵皆是“黄金树”。然而上海街头，水土不服的加拿利海枣却始终艰难的前仆后继挺立着。仅仅因为加拿利海枣大气、挺拔富有异域情趣，与上海国际都市的景观形象十分匹配。但近年来，不论是开发商、养护单位还是物业单位，都为这些海枣煞费苦心，特别是每年冬春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为这些景观树穿衣脱衣。保持这个昂贵的景观效果无异于往无底洞里投钱，然而至今却未见叫停此类行为，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加拿利海枣树逆势而上朝着常州、南京等更北部的城市进军。且不说景观堆砌将导致人工景观活动超越环境事物的自然稳定状态，该现象所带来的经济浪费简直等同于经济犯罪。近年来在我们身边屡屡上演的“政绩工程”更是叹为观止。小至建设标志性建筑、广场等“形象工程”，大至盲目拔高城市定位，追求城市变大、变新、变洋等。这些借专业之名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但使地方财政负担沉重，资源浪费巨大，更导致了人民生活质量的下降。“小城市修建的马路超过宽，人口不足万的城镇，修建的广场却可以站万人，越来越多过大、过豪华的行政中心、商务中心、会展中心在一些城市拔地而起……这些盲目建设正在中国城市里泛滥”⑥。不可否认的是“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确实解决了景观“饥渴”的问题，但效率原则以及资金的捉襟见肘又使得这些景观营建往往是重量不重质。但当看到“‘形象工程’变‘撂荒广场’”，这样的新闻标题时，弗洛姆所寓言的人的“被动性”及“异化的官僚主义”还是那么栩栩如生⑦。此外，目前建设领域已高居全国五大腐败领域之首。贪污受贿、豆腐渣工程、建设浪费等等不同形式的腐败现象触目惊心，其恶果往往可能令现代景观设计艺术畸形发育，伤及其长远发展。
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说过“水静尤明，而况精神”，显示出在除却景观堆砌、政绩工程之外的景观环境之中“静”的价值。按现代景观语汇的解读，此“静”意指朴素适度的设计观念及建设手段，“适度”这个至高的理念重视普通人和节俭的生活，避免华而不实，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合作和融洽，循环利用可利用的资源、追求朴素天真的自然之道。适度的景观设计或许就应当是“创造一个在其中，人的非攻击性的、爱欲的、接受性的官能，与人的自由意识共同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解的环境”⑧，这也解释了走在世界景观前列的当代荷兰景观中为什么缺少“大预算的”、“地标性”、“昂贵”、“壮观”或“纪念碑式”的现代景观艺术。普通景观——而不是高预算的奇观——它是一个人民受重视、景观受重视的民主社会环境高品质的标准。这也是在未来景观建设中为避免经济浪费的所需强调的方面：其一，花费时间让利益相关者及专业人员来检验设计构思，主要的市政项目，像老工业区的复兴，新社区的建设、公共环境的改善、大型公建的选定等。都不该仓促完成，它们需要经过多年的思考，多角度的探寻，探寻规划与实践的最适合的表现形式；其二，在自然聚落景观中都存在着类似集体无意识的特点，这些集体无意识操作下的景观并非个人的作品，而是历经年代考验数辈民众集体智慧的展现，因此有着公众参与的景观建设更能隽久留长，且能避免徒有其表的表面美化。设计从业人员必须意识到，景观的本质不在于奇观而在于普通，在于它们的功用，自我的表达永远不如团体意识的积聚。
四、功能残缺——景观构成中环保、抗灾功能的或缺
景观设计艺术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它不仅是改善、美化环境的重要措施，而且还具有保护环境、防灾避难等其他明显的生态及社会效益。由古今中外的景观发展史观之，现代景观设计艺术更偏重于景观的美化功能，环保、抗灾等功能被景观的构成形式极大的削弱。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不仅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与人文关怀，亦唤起了学术界对景观设计艺术功能残缺这一问题的重新审视，景观设计艺术能否对生态环境保护、防灾避难、保护生命起更多的实际作用？
追溯历史，早在1860年，奥姆斯特德设计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现代公园——纽约中央花园。中央公园在城市和社会的改变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奥姆斯特德认为公园主要有两种功能：其一，它们是环保清洁的机器，因为它们有非常好的土壤，可以降低气压、吸收二氧化碳、散发氧气。这位大师认为，城市环保功能和景观设计的外观功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景观设计的外观也是有用的，认为这种外观的体验再加上景观设计的物理的特性和感官的特性会改变人的精神心理状态，也就是说，美丽是有用的，美丽可以改变人们。其二，城市景观既是体验也是环境，它们能够持续文化和文明，也能够持续生物和物理环境⑨。景观是社会经济发展下的必然产物，更是平和安逸生活中的重要公共开放空间，其所扮演的角色是多元的。撇开众所周知的景观的美化功能不谈，景观在环境保护方面，宏观上可以维护地区生态系统、引导区域发展形态；微观上可以调节微气、抑制都市公害。至于景观可以调节洪水、防止崩塌、抑止延烧及提供收容避难场所等防灾避难方面的功能，则更不容人忽视。但现代景观设计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大多停留在更关注外观美化的层面，或许这些“美的景观”也会因为其中或多或少的绿色植物而起到一定的生态调节作用，但无论何时，生态环保、防灾避难这两大功能都很难与景观的美化功能处于同一高度，在诸多现代景观设计方案中“多功能的设计目标”仍是一纸空谈。比如，中国很多决策部门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建设东方“曼哈顿”的决心，决策层的态度也导致从业者不得不舍弃一些专业原则，绿地景观一味追求形式的美观，很少考虑环保、防灾的需要。另外，景观建设成果没有凸显出环保与防灾的功能。如2003年10月北京市建设的第一个防震城市公园——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该避难场所占地面积67公顷，拥有39个疏散区，可容纳25万余人紧急避难，具备应急避难指挥中心、应急供水装置、应急直升机坪、应急广播功能等10种应急避难功能。但是，一般民众似乎对此没什么感觉，人们几乎都无法感知该公园也是应急避难场所。而中国的唐山大地震、日本的阪神大地震、乃至近年的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对人类生命的肆虐则再度唤起人们对于景观中本应存在的环保、防灾功能的重视。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为发挥现代景观的环保与防灾功能，必须藉由决策层更全面的意识形态及从业者更具体完善的设计手法予以展现。因此现代景观设计艺术乃是建置于一般绿地景观景观美化构成的基础上，而于灾害发生时有足够因应灾变的承载量。探其缘由，可从以下两方面完善其功能上的残缺：
(一)宏观层面上对景观的功能定位进行思考，并将追求多功能目标设计的新型景观理念推至决策层乃至普通大众的视野。首先，应对景观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重新加以定位。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建置具有美化、环保、防灾三功能统一的景观标准。其次，加强决策层对现有景观功能残缺问题的认识。将防灾对策研拟、防灾空间系统数据库建置、防灾空间规划系统建立等工作纳入管理部门的常规工作中。上述工作，考验着环境与景观规划者的智慧，藉由现代景观系统多功能的建立和完善，现代景观系统当可发挥更大的功能和作用。
(二)专业从业者更应完善设计规划中具体的设计手法。有别于传统的公园设计，未来的景观设计应具有绝对的多功能性。例如，针对防灾避难方面而言，举凡公园广场出入口、园道、外围道路、开放空间或地下避难空间，均须能因应紧急状况发生时的人潮、车辆等交通动线的畅通、安全和连续性，故其宽度、形状、高差、障碍物及铺面结构等均应足以配合。针对生态环保而言，建筑物及硬质铺面应尽量以平面或垂直绿化，增加绿化面积，尤其须配合区域性生态资源调查，建立完整的区域性生态数据库，从科学的角度对景观生态功能进行监管。
五、审美缺失——现代景观设计艺术审美价值的缺失
艺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为特征，把握和反映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即通过审美创造活动再现现实和表现情感理想，在想象中实现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相互对象化。从审美主体的角度，艺术离不开创作者和欣赏者，且都要通过一定的感官和相应的感性物质媒介，前者创造了审美对象，后者达到审美愉悦。景观是形象思维的升华与结晶，景观是“景”与“观”的统一体。“景”是客观存在并能被人感知的事物，“观”是对景观事物进行主观感受的结果，景观的源起即是观察者对被观察对象的体验，当人与景观之间产生审美关系后，美感就得以形成，景观艺术的审美价值就此产生。然而时至今日，在城市景观领域，地理学、生态学的研究成果为现代景观设计艺术的常驻发展提供了科技动力，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现代景观设计艺术中出现了唯功能主义和理性科学主义的倾向，造成现代社会对景观设计艺术理解的彻底客观化，特别是在地理学和生物学对现代景观设计艺术领域的渗透，人性在“景观”的内涵中被消解，艺术性的感性特色被忽视，总体而言现代景观设计艺术的美学意义、审美价值被选择性的忽视⑩。
前工业时期，人类社会没有遇到大的技术变革，景观与艺术简单而几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当时的巨匠们身兼科学家、艺术家、建筑师、工程师于一身。他们了解关于景观工程构建的所有细节，实践着早期的全方位设计，建造了代表时代发展水平的宫殿、教堂和民用设施。那个时期的景观享受着与绘画、雕塑及诗歌相同的艺术地位，传统园林被认为是和诗歌、绘画有着相似的艺术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细化，技术决定论成为城市环境建设的主流思想，甚至一些景观设计艺术仅从技术的角度上看是否合理，完全摒弃了有关艺术审美方面的所有问题。然而，以理性技术代替全部的文化、在景观设计领域里忽视审美活动的价值，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片面性和扭曲。奥林也曾经说过，“景观建筑学是一门艺术，它在解决实际问题之外，还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含义”(11)，这都清晰的阐明景观具有与艺术品相似的独创性与直指人的灵魂、引发共鸣的特征。但中国目前存在的竞相攀比的同质城市“伪趣味景观”，则暗示出了这个时代技术理性的又一大“杰出贡献”及其对景观审美趣味的威胁。今天在某市见到的大型铝合金雕塑，明天就可能在另一个城市出现，后天也许就明码标价成为四处贩卖的商品。在连贯的文化工业生产模式下，景观创作变成了从成熟的场景中汲取营养，使之程式化甚至变为俗套。在当下中国，似乎警惕景观艺术审美缺失的威胁远比赞颂它的超前技术性更加迫在眉睫。因此，改变现代景观设计艺术中的审美缺失现象迫在眉睫：
其一，现代的景观设计师将有意识地使景观艺术作品朝着更具审美价值、更为艺术化的方向拓展。我们不难发现现代那些优秀的景观设计作品中，学科之间的界线被模糊和跨越，景观设计俨然成为连接艺术与科技的桥梁，如“鸟巢”、“水立方”等就是其中的翘楚。其二，对现代艺术的借鉴与吸收也应成为现代景观设计师的一种自觉的意识。现代景观设计从工艺美术运动开始就与现代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线条、色彩的模仿到构图、形式的借鉴，设计师徜徉于五彩缤纷的现代艺术的花园之中，芬芳的花香给他们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同时也为景观的设计和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而具有启发意义的手段和艺术模式。艺术的人本主义思想、形式感、色彩感和创新精神为景观设计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许多设计师努力从艺术中发掘设计的灵感来源，将景观设计作品看成是艺术审美对象的景观设计师也应运而生。其三，景观作品对人的精神愉悦的诉求日益成为景观价值的核心。在景观的形成和演化进程中，美观、生活和自然规律是同等重要的，在我们的景观设计中应重拾美的精神，使景观给人以艺术的情感。思想观念是改变世界的扳道工，艺术观念的深化和拓展将使现代景观设计艺术的审美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正如同《为处在危机世界中的环境而进言》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环境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政策和技术，而是更多的引用描述以及艺术等形式。景观设计艺术不仅仅要设计生态系统，也要符合它原本的特点——它是一种文化产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从技术理性的角度来看，现代景观设计艺术是一种技术或者是一种手段，在追求可持续、和谐发展的历程上跨越了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实现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统一，让人们看到以自我为中心和以自然为中心的相互关联。而将现代景观设计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看，其中人、文化、景观、社会、自然的相互影响远比技术理性中各个科学成分的关联更为复杂。因此，现代景观设计艺术领域的文化失忆、生态错位、经济浪费、功能残缺、审美缺失五大问题是必然存在，但针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过程则绝不会停滞不前，而现代设计艺术也将如海德格尔所述：为人们创造一个“诗意的栖息”地。
注释：
①[德]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②丰兴军：《城市建筑与景观设计在现代化境遇中的文化识别》，《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9年第2期。
③戴晓玲、侯宇红：《再谈“一城九镇”》，《规划师》2008年第3期。
④梁思成：《凝动的音乐》，百花文艺出社2006年版，第21页。
⑤俞孔坚：《从世界园林专业发展的三个阶段看中国园林专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园林》1998年第1期。
⑥崔晓林：《“形象工程”之痒》，《时代潮》2005年第23期。
⑦郝同前：《“形象工程”变“撂荒广场”》，《廉政瞭望》2006年第3期。
⑧MARCUSE H.An essay on liberation.Boston,Mass:Beacon Press,1969:31.
⑨伊丽莎白·梅尔：《景观设计学：外观表现的恒久之美》，《城市环境设计》2008年第1期。
⑩王绍增：《动态与关注》，《中国园林》2003年第11期。
(11)方程：《技术理性影响与当代城市景观设计策略》，《城市规划学刊》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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