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四个大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经济论文,大转折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建国以后直到晚年，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发生了四次大的转折和跳跃。本文从经济的与政治的，历史的与社会的，国际的与国内的，哲学的与心理的多维角度，深入分析了这种转折的表现及原因，透视了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变化脉络。
毛泽东一生的伟大历史功绩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为中国无产阶级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由新民主主义阶段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发展道路。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探索，开始于20年代，受考验于30年代，在30年代后期开始被全党所接受。毛泽东对分两步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开始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著作中已经看到了毛泽东的整本设想；完成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论联合政府》中已经看到了毛泽东的完整方案。总之，毛泽东从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先是解决夺取政权的问题，后是解决取得政权后的国家建设问题，前呼后应，层次分明，按照历史的和辩证的逻辑，采取了一以贯之的线性发展形式。但是，进入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思维路线出现了明显的跳跃和断层；当断层出现后，也会有一定的“修复”，但每次“修复”过后，又会有一个更大的跳跃和断层出现，一直到在中国的大地上演出“文化大革命”的一幕。所以，建国以后毛泽东个人思想基本上呈现为一个非线性的发展状态。这个非线性发展时期，从50年代初开始，到70年代他逝世为止，经历了近三十年。在这近三十年内，毛泽东个人思想中较小的转折不算，仅大的转折和跳跃就发生了四次。
第一次大转折是发生在建国初期。这次转折是毛泽东本人否定了由他自己提出、并经他反复论证的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的设想。
毛泽东一贯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建立起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其“政体——民主集中制”①，其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②有新民主主义国体，有新民主主义政体，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这应该说是一个完整的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框架。1950年他还在多次的讲话中批评一些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急躁情绪：“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③社会主义改造“还在很远的将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④薄一波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实意的”。⑤可是毛泽东在1953年修改《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却认为“新民主主义”不是一个在政权更迭之后而出现的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仅仅是一个政权更迭的过程，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权的获得，就已经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开始。他写道：“我们说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⑥在这里，由毛泽东本人亲自论证的新民主义的国体、新民主主义的政体、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都不见了，既然从1919年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而是建立一个纯碎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就值得怀疑了。这和毛泽东过去一贯的思想相比，明显地发生了一个大的跳跃并出现了明显的断层。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毛泽东历来都反对把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的作法，反对李立三等人“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主义论调。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50年代初突然间又否定有一个新民主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存在，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结束之时，也是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开始之时呢？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之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会有一个大的跳跃和断层，这里既有客观的原因，又有主观认识上的原因，而在主观认识上，既受到党在当时的理论水平的限制，又受到毛泽东本人在认识问题上的个人特点的影响。如果归纳起来，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五点：
第一，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承担的历史使命开始发生变化，导致毛泽东在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上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在抗日战争时期，掌握着全国政权的是国民党，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维护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并在抗战胜利后共同建立一个民主、繁荣的新中国。所以，毛泽东当时花很大的气力，来论证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孙中山阐述的新三民主义的一致性，力图证明共产党要建立的共和国只是一个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才坚持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共产党取得了执政党地位，并掌握了全国的政权。逃到台湾省的国民党政府加盟于以美国为首的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西方联盟，而拥有全国政权的共产党政府则加盟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任务不是要证明自己的最低纲领和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的一致性，而是要力图证明新民主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一致性，证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证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
第二，当时苏联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党和它的领袖斯大林的特殊关系，是导致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发生转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苏联是当时唯一可以帮助中国的大国；在未来新中国的建设中，社会主义苏联是唯一可以模拟的对象；而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以及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形成的特殊关系，使得毛泽东不得不以苏联的发展模式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参照物，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理论。他无法肯定自己在延安窑洞里设想的那一套就一定比苏联的高明，他也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说服苏联的党和斯大林相信他的这一大设想是正确的。他在1944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现在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1945年5月他又说：蒋介石是半法西斯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⑦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又对这个“新资本主义”的提法产生怀疑。他说，因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民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所以，“我们的社会经济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⑧但是，1952年以后，他又把新民主主义秩序说成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把50年代初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纯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过渡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第三，毛泽东之所以从自己在延安窑洞里制定的那套理论的基础上主动地退下来，而与斯大林的理论保持一致性，这还与当时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传统解释有关。当时，普遍地认为：只有纯粹的公有制的社会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列宁在1921年后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联，也没有明确称它是社会主义社会，而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所以毛泽东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工业中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他否认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经济，明确地指出，只有经过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纯粹的公有制经济，才可以宣称自己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第四，毛泽东之所以会改变他的初衷，还与他的独特的辩证思维方式有关。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⑨他认为事物都是朝前发展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里，每天都会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生，在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又会有大量的共产主义因素在发展，他不能允许那种“停留在原来的地方”搞“确立”的行为。他主张不断进取，主张不断地由一个发展阶段向另一个发展阶段的转变。在转变中，他不耐烦在相对稳定状态中量的渐变过程，他喜欢统一体破裂时的一刹那之间所发生的质的突变阶段。他特别适应于在“大风大浪里游泳”，他会把这种突发式的群众运动场面组织得高潮迭起，有声有色，他会抓着其中每一点可供利用的机会，“趁热打铁”，完成在平时的量变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事。
第五，毛泽东之所以急于结束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也是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建设方针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经毛泽东审阅的《总路线宣传提纲》中明确指出：中国为什么不能继续停留在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而必须立即需要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呢？原因是中国的农业，也包括资本主义工商业，过于落后，无法适应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这个宣传提纲说：由于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浪费很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又说：由于农民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发展，不能满足人民和工业化事业对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它的小商品生产的分散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因而这种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之间的矛盾，已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日益显露出来”。所以，这个宣传提纲最后说：“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
第二次大转折是发生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之中。这次转折则是毛泽东本人否定了由他自己提出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论断，而认为那些还停滞在中世纪水平上的宗法式小农身上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共产党的干部应到这些农民中间去接受他们的再教育。
1949年6月，毛泽东在他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样一句十分有名的话。毛泽东的这句话，包含了三层含意：
（一）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需要共产党派干部给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二）对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问题是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成败；（三）对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一方面，农民中间的几千年形成的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把他们引导上社会主义道路确实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农民历来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而在农业合作的运动中，农民成了无产阶级要改造对象，如何恰当地处理这个问题，确实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可是，时过不久（大概还不到5年的时间），毛泽东面对着同样的农民，却几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说在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现在严重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教育农民的问题，而是我们共产党的一些干部看不见农民群众中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派干部下乡去对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而是要这些干部下乡到农民群众中间去，去接受农民对他们的再教育。
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怎么会在前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发生这样的突变？变化的依据是什么呢？土改仅是共产党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要求，不可能培养出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我们虽然动员了农民把属于他们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交了出去，归了大堆，走上集体的道路，但是，只要农民使用同样的手工工具，不能指望他们在几千年内形成的小生产者的私有心理和习惯势力会在几年或几个月中很快地消失。所以，从毛泽东用十分忧虑的口气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到毛泽东以难以按捺的兴奋心情说“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中出现的又一个断层和跳跃。不过，要弄清楚毛泽东这次个人思想所发生的断层和历史性转折，必须到毛泽东个人思想中更深的一个层次中去寻找。
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作为一个几乎一生都与农民紧密结合的革命家，他的理想和追求也是非常明确的：一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二是带领他们走上一条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农民获得土地后的喜悦他看到了，但他担心农民得到的土地又会在农村两极分化中失去，从而使几十年带领农民为之浴血奋斗的成果又会在无硝烟的战场上悄然失去。对农村两极分化的担忧和对农民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是这次毛泽东个人思想发生转折的社会的和思想的基础。对两极分化的社会后果的担心，构成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阶段认识问题的核心，也是我们认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把钥匙。两极分化问题后来在毛泽东那里被演化成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理论，被演化成后来毛泽东在许多年中坚持的“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又确实在对待农村两级分化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态度：
一是以张闻天为代表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土改农村出现的以出租和买卖土地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两级分化，是“土地的所有与使用有更趋于合理的新调整，这是农村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要求向上发展的不同表现”。⑩因为中国农村的土改运动，是采取的按农村居住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这种土地资源分配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虽然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私有权的要求，但是，它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土地资源配置出现了新的不合理，农村中不会种田的人，或没有物质条件种田的人有了土地；而会种田的人，又具备了种田的物质条件的人，则明显地表现出土地资源不足。二是中国土改的农村出现了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相悖的反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按农村人口平均配置土地资源，把农村中每个人口都与一小块土地联结起来，放慢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按农村人口平均配置土地资源，使农村中那些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种田大户消失，从而出现了清一色的小农与最小农。这些小农或最小农，产品中商品率很低，无法满足城市和工商业发展中对粮食和原料作物的需要。当时，人们把解决农产品短缺的希望寄托于农业的集体化。其实，这明显地带有空想的色彩，因为农业集体化的真正社会作用仅仅是提高了农业社会化程度，仅仅有利于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除农产品短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当时，还有人依据苏联的模式，认为集体化再加上机械化，就可能解决农作物短缺的社会问题，从而提出了“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断。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机械化只能提高农业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并不能提高农业生产中的土地产出率。而且随着农业的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会大量提高，如果社会无力让这些农村中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又会造成农业生产中新的浪费。由此看来，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只不过是通过市场运动中的价值法则，对农村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所以，张闻天主张对两极分化“不要过分夸大它的危险而表现恐慌，或采取不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加限制”(11)。
二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态度。这种态度和张闻天不同，他是反对农村两极分化，并主张通过集体化方式抑制两极分化。但是，他认为，农业的集体化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和农业的机械化保持同步的发展。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前，不能单纯地搞农业的集体化或社会化。他主张在抑制农村的两极分化问题上不能犯急性病，要分步进行：第一，土改后，要让农村有一段稳定发展时期，对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不要张惶失措，“对富农、雇农买马不要限制”；第二，等两极分化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限制，限制的办法是把它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即通过“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积累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预以限制”，但这时的限制还不是要制止农村的两极分化和消灭富农剥削；第三，只有到工业化完成以后，有大量农业机器供应农村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彻底制止农村两极分化。刘少奇说：“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
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态度。这种态度认为必须把两极分化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决不能允许土改后的农村有一个两极分化的过程。为什么？因为农村中的两极分化最终会破坏工农联盟，从而会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毛泽东讲：如果听任农村两极分化继续发展下去，“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只有“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2)，才能在新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
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究竟能否使中国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并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工农联盟呢？当时针对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仍有不同的看法：
一是刘少奇的观点。他认为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农村会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互助合作运动：一是在极其落后的生产条件下，无法从事独立生产活动的农民，从自救的目的出发，自发组织的一种变工互助的合作运动；二是在现代化的生产条件下，从大型农业机械的要求出发，而组建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据有关部门统计，1949年的中国农村中，每一百户农户中间，只有64头大牲畜，50部旧式犁，9.7部水车，6.6辆大车。这些数字显示，几乎有一半的农户由于生产要素的残缺不全，根本无法形成独立的生产能力。所以，在农民中间出现的那种传统变工互助，只是农村中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在资金、农具、畜力、人力之间的互相调剂。这种调剂的上限是有犁、有车、有大牲畜，从而具有独立生产能力的农户的出现。一旦农民“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能够单干了”，这种变工互助的积极性也就完了，互助组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走到了尽头。刘少奇说：“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又说，“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13)。中国的农业是否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呢？刘少奇回答是肯定的。不过他说，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化”(14)。
二是毛泽东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农民对合作化的要求，是不受生产力水平限制的。他早在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一文中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15)其次，毛泽东坚信，即使传统的变工互助，也能改造出“集体”的或新的生产力，推动农业的发展。毛泽东一方面也象刘少奇那样，认为发生在农村中传统的变工互助问题，“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16)；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即使是中国农村中那种传统的变工互助活动，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论合作经济》一文中，就对发生在陕甘宁边区农村中农民的传统变工互助运动进行了高度的赞扬。他说：在农民的传统变工互助中，“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还不是归公而是归私，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了”，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现在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一般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二人可以抵三人，模范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一个人可以抵两人，甚至是二人以上。如果全体农民的劳动都组织在集体劳动互助之中，那么，现有全边区的生产力就可以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这办法，可能行之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17)当然，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传统的变工互助能够促进农村的生产力发展的观点，仅是立足于对具体的个别事例的观察，既缺乏大量的统计资料，也缺乏理论上的依据，依靠它是无法使全党的思想统一起来的。后来，在50年代初期，毛泽东终于在马克思的有关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的相互关系的论述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根据。如果说传统的变工互助是一种简单协作的话，那么，农业合作社就是相当于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阶段。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经历了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以后，才进入大机器工业阶段，那么，社会主义的农业为什么要先有大机器，以后才能进行合作化呢？既然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且资产阶级的产业革命是发生在工场手工业阶段以后，并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孕育出来的，那么，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不是在没有机器的条件下，照样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中国应该通过农业合作化为大机器生产准备条件，而不是坐等大机器以后，再搞农业合作化。所以，毛泽东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也是可行的。据薄一波回忆说：“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18)
但是，即使中国广大的农民有变工互助的传统，即使农业合作化确实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带来粮食增产，要克服几千年来形成的宗法式小农的小私有心理，要让农民放弃手中的那一小块土地，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农民手中的那小块土地，以及以这小块土地为基础形成的私有财产，是他们世代的衣食之源，也是他们愿意拿鲜血和生命去保护的东西。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呢，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的农村土地政策能满足农民对一小块土地的渴望，并充分利用了农民对新获得一小块土地誓死捍卫的决心。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不久，而且是在没有拖拉机等大型农业机械的条件下，要农民放弃对一小块土地的所有权，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有风险的。
毛泽东从他的一贯的阶级分析方法出发，指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19)。毛泽东说贫农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是说贫农是土改后农村的新生产力的代表，恰恰相反，他们还是些无法独立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户，是农村中最贫困也是生产力最低下的那一部分。而且人数上在土改后的农村也占少数。因为在土改以后和合作化之前的这一个时期内，中国农村正经历着一个“中农化”阶段，处于两个极端的贫农和富农人数都急剧减少，而处于中间的中农户数在急剧增加。据1955年春国家统计局在对21个省1433户农民的1954年家庭收支的调查中，其中的贫农户1954年与土改时相比，由原57.1%下降为29%；而中农户则由35.6%上升为62.2%。所以，在合作化运动中，如果坚持土改中依靠贫农的口号，不仅不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在农村中形不成政治优势。所以，根据毛泽东要依靠大多数的传统策略，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提出依靠“贫下中农”的口号。“贫下中农”的新概念中，包括了“（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20)。
在合作化中提出“依靠贫下中农”的口号，只是解决了合作化中依靠大多数的策略问题，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对农民中的富裕中农形成孤立之势的可能性。但是，仍然未能找到使农民迅速放弃对自己那块土地的所有权，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的办法。
毛泽东说在合作化中，贫农比较地容易接受集体主义改造，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贫农也是农民，他和其他农民一样，都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一方面，贫农和其他农民不同的地方，仅仅是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少一点顽固态度，仅此而已。既然从贫农身上还得不出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结论，那么在下中农那里，在中农那里，在富裕中农那里，就更加无法得出存在着极大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结论。那么，毛泽东又为什么说在农民群众中存在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呢？这个谜底究竟是哪里呢？
毛泽东所说的在农民群众中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是指在一种超常规的特殊社会环境中，在存在着一个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条件下，在一个短时间内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团体力的大爆发。当然，这种“群众运动”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需要较长时间的酝酿。一开始是起于“青萍之末”，只有特别敏感的人才可以感觉到；渐渐地可以“摇花摆柳”，也只有头脑清醒的人才能感到它有发展趋势；突然间它可以爆发出“拔树摧屋”的巨大力量，而只有极少数的伟大人物才会镇定自若，并主动地为之向，从而完成平时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而毛泽东则堪称这方面的“大师”。所以，说在中国的农民群众之间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指1955年下半年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中表现出的一种短暂的精神状态。平时会让人感觉到一群自私、保守、分散、琐碎的农民，突然间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从而表现出常规状态根本无法理解的走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没有1955年下半年出现的农业合作化的群众运动，就不会有在运动中一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激情，也就不会有1955年底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及此后不久的向人民公社过渡。
当然，毛泽东为导演这场群众运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程。第一，它要求在一个时期内共产党要把农业合作化当成头等大事和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来抓，“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21)第二，在选择时机上，必须一定要放在土改后不久，利用农民获得土地后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趁热打铁”，减少阻力，完成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三，在方法上，首先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22)，把合作化问题提高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要求共产党加紧对农村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指导；其次，重新对农民中的各个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分析，提出“贫农下中农”为共产党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再次，抓好典型，大造舆论，“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23)最后，在群众没有起来时，在党内层层下达硬性指标，要共产党派大批干部下到农村去推动农民办农业合作社；一旦农民开始行动，就利用已经办起来的农业社去警告干部，要他们不要落在群众后面，并随时注意批判“小脚女人”行为和“左倾机会主义”思想，从而对党内形成一种巨大的思想压力，推动党内的干部更加努力去农村组织合作社；接着又可以利用更多的农民办社的事实再一次地去教育干部……经过这样的几个反复，一场农业合作化的运动高潮在全国出现了。当然，这个已经形成的“高潮”，又可以成为更加严厉地批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依据：“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24)
50年代的大跃进，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这样的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地轮番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中出现的。
第三次转折是发生在大跃进年代。在这次大的转折中毛泽东已经开始不再把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看成是背在中国人身上的沉重历史包袱。恰恰相反，他认为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穷二白，将会是中国人民快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
其实，没有人能比毛泽东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有更深刻地了解，也没有人能比毛泽东对这个人口众多的贫穷落后大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困难程度了解得更深。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就曾告诫过全党：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因此，“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25)即使在“大转变”的1955年，毛泽东还在当时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26)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即在1956年2月14日，毛泽东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却说了完全与之相反的一段话：“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27)到了1958年4月，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短文中，则又对他的这个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28)
有人说，毛泽东这种认为“一穷二白”是件好事的说法是依据列宁的思想。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些一穷二白的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赶上和超过一些先进的国家；而一些富裕的先进的国家，则由于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一方面，会使本国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新发生资本短缺，从而造成科学技术发展出现停滞趋势；另一方面，又会在这些国家的资本家中形成一个专门靠“剪息票”过日子的食利阶层，在工人阶级中间也会出现一批工人贵族，其结果必然使这些国家孽生出严重寄生性和腐朽性。很明显，列宁的这些思想是建立在资本输出和技术引进这两个前提上面的。毛泽东则不是。当我们知道，五十年代的中国除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给一些经济援助外，当时的中国不存在一个进行大量资本输入和技术引进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而且，当时从苏联引进的那些技术一直是受着苏联政府的严格控制的，依靠这些技术很难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超过苏联的局面，更不要说超过当时世界上一些最先进的国家。毛泽东本人在这里不是从落后国家的技术引进和资本输入的角度来说这些话的，而是基于人的“精神面貌”和人的思想解放的这样的前提出发的。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他非常推崇中国哲学史上的唐朝慧能和尚，这个慧能不仅否定了整个客观世界的存在，也否定了哲学家自己的身体（菩提树）的存在，还否定了哲学家正在思维着的头脑（明镜台）的存在。而毛泽东则认为，慧能这个最彻底的“一切皆空的观点”，“突出了主观能动性，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大跃进”(29)。因此，只有做到象慧能这样的彻底程度，才能使自己的思维不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限制，才能做到最大程度的思想解放。而中国的“一穷二白”则正好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想环境，使中国人能象慧能那样不受或少受外部物质条件的限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发生在大跃进年代中毛泽东个人思想中的这次大转折，其实，早在1955年的下半年就已经出现转折的迹象了。其契机是1955年下半年在中国广大农村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其思想基础则是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特有理解和理论。
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收集的《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的一文所加的按语中曾说：“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一九五五年的上半年，许多人对于一些事还是那么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相信新事物”。(30)当时，其他人是否就象毛泽东所说的“只好相信新事物”，姑且不论。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毛泽东认识上的第三次大跳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无论是因革命战争的胜利才得以在全国完成土地改革，都无法使毛泽东的心情变得真正的宽松起来，恰恰相反，在他思想深处一种焦灼的情绪还在逐步加深：第一，土改虽然使农民得到梦寐以求的土地，但是随着两极分化的发展，贫苦农民仍会失去手中的那小块土地，继续走上赤贫的道路。第二，土改一方面消灭了地主和削弱了富农，一方面又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有了土地，从而使整个农村会出现一种两头小和中间大的“自耕农化”或“中农化”现象，如果不是趁热打铁，搞合作化，而是让这种“中农化”的局面稳定下来，过去共产党依赖的对象，如雇农（农村无产阶级）已经在土改中完全消失了，而贫农（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在土改后也大部分消失。而许多土改中的骨干，由于凭借着自己在土改中政治地位的优势，分得了较好的田地和农具，而迅速上升为富裕中农和富农，他们虽然不忘共产党给他们的好处，但对发生的农业集体化则是抵制的。第三，农业合作化和土改有着极大的差别，土改是革农民的敌人——地主的命，是满足农民几千年以来对土地的要求，必然会得到占农村人口70%以上的贫苦农民的拥护，而合作化则是革农民自己的命，最终是要农民放弃对自己那小块土地的私有要求，如果没有大型农业机械的普遍推广，如果没有对农民的小农经济心理的彻底改造，农民是不会轻易接受的。所以，尽管毛泽东在土改后急于开展合作化运动，尽管他在土改后就提出了“趁热打铁”搞合作化的口号，毛泽东还是制定了一个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分步走的稳定发展方针。即使这样，中国合作化运动究竟要多长时间，中间是否有大的反复，会不会出现像三十年代苏联曾出现的农业减产、全国饥荒和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的现象，他心理一直是没数的。真正搬开了压在毛泽东心头上这块石头、驱散了他脑海中愁云的，是发生在1955年下半年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据逄先知回忆说：当《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时，毛泽东曾对他的秘书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都没有这样高兴过。(31)后来，毛泽东在1958年与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一次谈话中，也说过同样的话：“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发生在1955年下半年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为什么会给毛泽东带来如此大的喜悦呢？这有着一系列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
第一，中国的农民历来是把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共产党为什么会取得全国的胜利，而国民党为什么在战场上节节失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农民的土地问题。在井冈山根据地期间，毛泽东已意识到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他当时写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说：自耕农较富裕的那部分，反对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否则就“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32)。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村在两极分化的基础上开始了一个缓慢地时断进续地商品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就会使已经出现的种田大户和商品粮大户随之消失，就会在农村出现如列宁说的小农和最小农化的局面，就会进一步强化农村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成份，致使城市人口用粮和工业原料用粮出现短缺局面。但是，由于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着人多地少的局面，如果不实行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贫苦农民就不会感到真正的平等，就不会在农村形成贫雇农的政治优势，共产党也就很难在农村站稳脚跟。所以，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是对贫苦农民对一小块土地的要求的让步和对农村商品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发展进程的一种牺牲。在推行统购统销政策时，陈云曾经把向农民征购粮食问题比喻成政府在挑着一担炸药。那么，在农业合作化中，则是要农民放弃对自己手中那一小块土地的所有权，其难度，其风险，那是可想而知的。可是，这么大的一件事，竟在1955年下半年的几个月内倾刻之间顺利地完成了，这怎么不让这位毕生从事农民运动的革命家惊喜万分，甚至出现“夜不成寐，浮想连翩”的情景呢？
第二，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土地问题中，最困难的还不是把占农村人口少数的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问题，而是把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手中的一小块土地拿来归公走集体化的问题，既然中国共产党能把经历几十年奋斗才分给农民的土地，轻而易举地又让他们放弃所有权，那么，在当前的中国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呢？所以，毛泽东说：“关键是初级社，由私有变公有，在合作社基础上搞公社就没有那么多的困难。”(33)既然农民自愿把土地和农具交出来归集体建立初级合作社，那么把几个初级社合成高级社，把几个高级社合成人民公社，就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了；既然连手中的土地、耕牛和农具都可以放弃，那么搞政社合一，由国家统一调拨人民公社的人力、物力，搞水利，搞深翻土地，搞大炼钢铁，搞向共产主义过渡，搞过去不敢干的、甚至是不敢想的事，都不会成为问题了。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夺权斗争中，其主力军就是农民。但是中国农民也有不少缺点，散漫、自私、保守、落后等等。而这些缺点无不是与建立在小块土地上的那个小农经济地位联系在一起。农业合作化使农民放弃了属于自己的那小块土地的所有权，当然，这对中国农民来讲也是一种解脱，从而把广大农民从一小块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投入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中国农民跨入集体经济的门槛以后，就可以将自己身上原来的小农经济积习一扫而空；但是，农业合作化以后的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必然会为之一新。“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34)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曾利用农民对一小块土地的强烈追求而产生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35)并以此为基础，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那么，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而主动放弃了一小块土地的广大农民的精神面貌巨大的改变，能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又一次使落后的农村超过城市，使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先贤们的理想变成现实，使中国农村提前一步走进共产主义社会呢？毛泽东对此是坚信不移。一方面他从农业合作化后的农民身上找到了这种社会力量。1955年12月6日，他在一次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就曾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36)一方面，他从人民公社中找到了中国农村实现空想社会主义者理想的组织形式。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就传达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农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37)
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毛泽东对指导的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成功，极度兴奋，并使他开始产生一系列离开中国客观实际的臆想。众所周知，马克思把未来社会主义理想寄托于产业工人，而毛泽东则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38)可以利用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让那些空想社会主义理想首先在中国农村实现，使中国不仅在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文化生活超过最发达的国家，而且还可以使中国最先进入到共产主义。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使毛泽东对工农业生产中的高指标和浮夸风，对农村中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急躁情绪和共产风，虽然也曾表示过怀疑，并且也制止过，但是在更多场所则是表现出欣赏的态度。
第四次大的转折是发生在对中国那场灾难性的“大跃进”进行全面调整时期。这次转折表现为对“八大”提出的，“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的论断彻底否定，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反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向着“保持和发展生产力”的方向转移。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曾特别强调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构成了“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及宗教观念”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观点，是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之一，这个发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使马克思终于“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39)。马克思几乎是用毕生精力写出的《资本论》就是试图证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水平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灭亡。没有大机器的生产的生产和高度社会化，就永远不会有社会主义。所以，列宁用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谁忘记了这一点，谁就不是共产主义者。”(40)其实，毛泽东本人也多次进过这样的话。1944年8月31日他在致秦邦宪的信中就曾经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41)在1945年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又说：“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42)从而阐述了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必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所以，“八大”在中国革命成功以后，特别是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及时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并要求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非常正确的。毛泽东本人不仅当时没有对八大的决议提出异议，而且在“八大”前后，无论是他竭力提倡的兴修农田水利、全民的大办钢铁运动，以及大跃进运动；或者是他亲自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等，其宗旨都是遵循“八大”的主体精神，以便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否定“八大”的路线，而提出“阶级斗争为纲”呢？而且，从此以后，他几乎不再提及生产力的问题，把全部精力专门倾注在政权问题和意识形态领域，专门去抓阶级斗争问题呢？这件事过去了很久了，毛泽东本人也去逝了近二十年了，但是至今人们还不曾揭开这个问题的谜底。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要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谈阶级、形势、矛盾，大谈要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坚持阶级斗争为纲，是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而带来的国民经济全面破坏和倒退，以及在纠正“大跃进”错误中而诱发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其实这并不是毛泽东当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真实原因。这三者都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一些方法和政策上的分歧，是一种纯粹的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竞争问题，更不是在一些国际上反共反华势力的支持下由国内的阶级敌人掀起的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风。这一切，对于自始自终掌握着全局的发展动向，并具有十分丰富实践经验的毛泽东来说，他应该是了解事物的真象的；而且他也完全有能力作出正确判断，并在处置问题时把握好分寸的。当然，对中国人来说50年代的后半期，确实是个多事之秋。随着赫鲁晓夫和苏共的反斯大林活动，不久就爆发了东欧的波匈事件，接着还有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以及中国西藏的动乱和中印边界上的兵戎相见，随后就是中苏两国和两党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以及援华的苏联专家的撤回，如果再加上国内的大跃进的失败和全国性的饥荒，这一切肯定会对毛泽东产生强烈的影响。但是如果认为毛泽东在制定方针政策时会受国外因素的制约或左右，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无论是战争年代，或者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来行事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这是毛泽东在当时那个背景下写下的诗句，他自始自终认为自己是棵劲松，是不会受“乱云飞渡”的影响的。
那么，导致60年代初毛泽东个人思想上这次大的转折和跳越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必须从毛泽东与农民群众的情结出发，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去探讨这个问题。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农民家庭，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解民倒悬，兼济天下，向往大同，成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最高理想。年青时代的毛泽东也不例外。1919年春夏，他曾和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等青年一道，计划在长沙岳麓山进行建设“新村”的试验。1919年12月他曾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描写他的新村蓝图：“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在新村中，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43)这里已经明显地表示，毛泽东早就有志于要以空想社会主义为模型，把落后的中国农村造就成先进的模范地区。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开始逐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但是，这个要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先在农村中，甚至是在农村中选择的几个点上，造就成先进的模范或样板，再来推动全社会发展的设想，自始至终都构成了他的基本的思维方式。
列宁说过：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那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44)从而形成小资产阶级或小农的社会主义。由于这些旧时期遗留下的宗法式的小农是和停滞在中世纪水平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落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他们决不可能找到一条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实现社会公平的道路，而只能幻想通过“劫富济贫式”的平均主义的手段去实现社会的公平。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设专章批判了绝对平均主义。但是平均主义作为农民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未曾受到彻底批判。而且，中国共产党在每个历史时期内在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时，常常摆脱不掉空想社会主义的阴影，而且在这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度，常常对平均主义采取容忍，甚至有意识的利用的态度。
中国那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其政策的基础就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对农业的土地资源按照农村居住人口进行平均地分配，这种“劫富济贫式”的平均主义分配土地的办法，不仅使农村广大的贫农和雇农得到了一份赖以生存的一小块土地，而且使贫苦农民第一次在自己所在的社区中得到了平等的地位，但是，这种平均主义分配土地的办法，也是要付出极高的代价的，这就是在土改中一些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种田大户的消失。在战争年代，对这些商品化较高的种田大户的消失，一般不会感到什么不方便。可是，一旦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城市和工业立即会因这些商品化较高的种田大户消失而感到粮食和原料产品的供应不足，而不得不用“统购统销”的办法与处于自给自足水平上的广大小农的销售思想进行搏斗。
50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又是对富裕程度不同的各个阶层的农民群众手中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积累进行一次平均。这种“合伙平产式”的平均主义政策，消灭了农民群众中各个阶层在土地、农具、资金等占有上的不平等，使他们都成了只能通过劳动才能获得消费品的平等的集体经济成员。这样一来，使中国农业的社会化程度在一夜之间得到了极大提高，并使适宜简单协作的生产领域，例如农业的水利化和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由于合作化是对农民手中的土地资源和长期的劳动积累的一次平均主义的合伙平产，大大降低了农民对农业劳动成果的关心程度，从而使农民在集体大田中的劳动生产率极大地低于在小块的自留地上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到80年代初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以前，中国一直无法摆脱粮食短缺和慢性饥荒。
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运动，又是继不久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的再一次的“合伙平产”活动。这次“合伙平产”比起合作化来说有两点不同：一是在范围上。由于合作化一般是一村一社，合作化后的“合伙生产”一般是被限制在一个个的自然村内，仅仅使各个农户之间的差别在一个自然村的范围内被拉平，各个自然村的差别依然存在。公社是一大二公，公社化后的“合伙生产”发生在村与村之间，其结果，是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把许许多多的自然村的差别一下子都拉平。二是在对象上，合作化中的“合伙平产”，平的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包括土地资源和劳动积累；公社化中的“合伙平产”，平的对象是自然村与自然村之间因自然资源占有不同而给全体村民带来的级差收入，以及各个合作社中的集体的劳动积累。当然公社化使农业生产中的社会程度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特别是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使政府能够直接掌握着人民公社的资源配置权和经营收入分配权，使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与公社、以及生产队的生产和经营计划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提高国民经济计划化的程度，真正达到“全国一盘棋”的要求。公社化后，广大农民不仅大规模参与和农业有关的国家修水利等大规模劳动，而且在无偿的条件下，大规模的参与和农业没有直接关系的采矿、炼钢等活动。只有在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下，才有这种可能性。
六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化大革命”有人称它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革命，也有人称它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革命。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推行阶级斗争为纲，强制地规范人们的言行，或者是开展大规模的斗争和批修，净化人们的灵魂，都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要在经济上推行一种绝对的平均主义，并通过这种平均主义，去实现一种社会理想。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不仅盲目地把集体经济转为国营经济，把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变成从生产大队为基础的核算，而且还大规模批判商品货币关系，批判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以便克服由于个人的体力、文化知识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差别而带来分配的差别，把平均主义推广到消费资料的分配领域，尽可能向无差别的共产主义过渡（穷过渡）。
总之，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毛泽东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看看他的农村经济政策，就会发现毛泽东有一个不变的目标和既定的方案。几十年来，他都是按照这个既定的方案，一步步地向着那个终极的目标靠近。农村的土地改革是第一步，其目的既是要消灭封建剥削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实现农村人口占有土地资源上的平等；农业合作化是第二步，其目的是杜绝在农村产生新的剥削关系，实现农村人口在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农具、资金等）占有上的平等；公社化是第三步，其目的是消灭因各农业社区（自然村）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带来收入的差别，实现在更大的范围内在自然资源上占有的平等权利；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等资产阶级权力是第四步，其目的是消灭因每个人的天赋，以及所受文化教育等因素而导致个人劳动收入上的差别和实现人与人真正的平等关系。从而最终使中国进入一种无处不平均，无处不公平的大同社会。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58年要把《三国志》中的《张鲁传》印发给党内干部进行学习的真正目的。在他印发《张鲁传》所加的按语中，对张鲁在汉中搞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试验大加赞扬。他说，《张鲁传》中“所说的群众性医辽运动，有点象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他在按语中最后还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45)。文化大革命中，被宣扬为通向共产主义的“五·七道路”的那封写给林彪的信，其中的内容又很容易使人再次想起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和刮起的那一阵“共产风”，以及在“共产风”的背景下毛泽东印发的《张鲁传》和他定的按语。当然，从“五·七”指示和《张鲁传》的按语中也不难发现，那里也有1919年毛泽东等人计划在长沙岳麓山搞的“新村”实验，以及他当时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描述的那个“新村”的影子。
当然，共产党一直是把消灭三大差别和实现共产主义当成自己的最高理想的。但是，共产党在选择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上，是有自己的原则的。在如何消灭阶级差别和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上，一般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科学社会主义途径。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让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起来，达到能让社会全体成员各取所需的程度，让普通的工农大众和社会高层次人们一样，不仅充分享受物质和精神文明，而且平等地获得发展自己的机会，从而最终达到消灭阶级差别和其他的社会不公平的目标。二是空想社会主义途径。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通过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或劝富济贫，或劫富济贫，让富裕的高层次的人群自愿或被迫地拿出超出社会平均数以上的财富，来提高较低层次人的生活水平，达到消灭阶级差别和社会不公平的目的。这两者都可能坚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但是二者对阶级斗争的作用和社会地位的理解不一样。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阶级斗争只是一种用以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一旦达到了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建立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经济关系，阶级斗争就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保护生产力，整个社会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而让阶级斗争居于次要位置，从而给生产力发展一个广阔的和自由的空间。
空想社会主义认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不是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而是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的工具，看成是鲁滨逊手中的那把利剑，让社会上的上层人物感到可怕，乖乖交出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和财富。所以，只要坚持斗争，即使在原有的生产力水平上，也可以改善自己和自己阶级的经济地位，并按照自己意图实现社会的公平。放弃阶级斗争，就失去了制服较高阶层人物的手段，不仅社会公平的理想无法实现，而且自己还会失去生存的基础，变成叫化子，变成社会的遗弃儿。
那么，人们会问，毛泽东为什么偏偏在1962年，而不是在这之前或在这之后，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取代“八大”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观点呢？当然，这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的是大跃进的失败，以及失败后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与农业生产发展的关系上所产生的迷惘。
毛泽东作为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知识分子，他对小农经济的缺陷是十分清楚的，他一直把中国农村的希望和出路寄托于农村的合作社运动上。1919年他计划在长沙岳麓山的“新村”实验是他最早把合作化与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联系在一起的行动。1926年他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为学校设置了《农村合作概论》的课程，说明毛泽东当时已有把合作社在农村推广的打算。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列举的农村发生的14件新事物时，其中就有农民办合作化的问题。他在江西的革命根据地时期，也一直十分重视农村的合作社问题。在1934年1月他写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个方面组成的”。(46)从而把农村的合作经济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在陕北抗日根据地时期，他称赞农村的合作社运动“是第二次革命”，认为“这办法，可以行之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全国解放以后，他力排众议，坚持没有机械也要搞合作化的意见。1955年合作化高潮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高兴，并提出没有经过初级社也可以进入高级社的主张，使我国的农民全部升入高级社。1958年又提出小社并大社和鼓励办人民公社，在全国又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自己的一生中乐此不疲地坚持不懈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呢？其根本原因有二：
第一，他认为土地改革不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根本办法，共产党搞土改，资产阶级政府也可以搞土改，在中国从商鞅变法，“令黔首实田”到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中间曾经历了多少次土地制度的改革！但是都只能起到一时的社会效应，无法抗拒土地的再次集中和农民再次失去土地。而毛泽东认为只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才可以避免农民两极分化和再一次失去土地，使中国历史走出“土地改革——中农化——社会安定兴旺——土地集中农民失去土地——社会动乱——旧王朝复灭——再一次土地改革——再一次中农化——再一次……”的周而复始的怪圈。
第二，毛泽东一直坚信，以农业生产合作化为基础的农民集体劳动组织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能够孕育出新的生产力。在农业合作化的初期，有人提出先有农业机械化，后有农业合作化的主张，他不同意这种说法。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是从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等阶段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互助组不就是农业生产简单协作吗？而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就是相当于工场手工业阶段吗？为什么不可以在这些农业集体劳动的组织中，孕育出新的生产力呢？所以，他说：“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47)毛泽东坚信，集体经济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与它们的经营规模成正比的。他说：“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48)。甚至认为，合作化的规模，越大越好。他在1958年8月17日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49)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着他预料的方向发展。毛泽东不得不在1961年的七千人大会前夕讲：“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50)。刘少奇在大会的报告中也说：“1961年，工业总产值下降了40%”(51)。“农牧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的产量仅及1951年的一半”(52)。工业生产大部分陷入停工和半停工状态，而全国人民陷入一场大饥荒之中。这一切，确实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
毛泽东20年代从井冈山根据地写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曾指出过按农村居住人口平均主义分配土地存在的问题。他对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中的平均主义，以及它的消极作用是看到了的，并在适当的范围予以纠正，但是他始终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大问题，这与他对农业合作化的乐观估计有关。他认为紧接着合作化之后应该是农业的连续大丰收和生产力的大发展，富裕中农将从集体经济中获得的收入，会远远超过他入社以前的收入水平。“只要能增产，只要产量收入比过去多，小小的入社时的不公道，可以就算了”(53)。总之，毛泽东在制定政策时，都是放在合作化能增产这个前提下的。他一直乐观地认为，合作化后一定是一个大增产的阶段。一旦进入大增产的阶段，富裕中农的气当然会消，就用不着大讲阶级斗争了。但是，公社化之后不是大幅度增产而是大幅度减产，而且人民群众普遍反映这次灾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既然合作化后农业大幅度增产不可能实现，那么，怎样制止人们因对形势的悲观估计而在社会上刮起的一股“黑暗风”呢？怎样制止农村的富裕中农，也包括贫下中农的不满情绪而掀起的一阵分田“单干风”呢？怎样制止在这以前因向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提出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彭德怀等人掀起的“翻案风”呢？这时毛泽东在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他不仅认为这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而且他也感到这是党和他亲手建立的共和国根本利益的使然。从此，毛泽东不再谈生产、经济等问题，把全部的精力都倾注在“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去了。
注释：
①、(3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677页、第635页。
②、(2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433页、1431页。
③、④、⑨、(12)、(19)、(20)、(21)、(22)、(24)、(26)、(30)、(47)、(4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页、第27页、第81～82页、第187页、第238页、第239页、第123页、第243页、第229页、第139页、第228页、第120页、第257页。
⑤、⑧、⑩、(11)、(13)、(14)、(18)、(23)、(27)、(31)、(5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第22页、第201页、第201页、第197～198页、第187页、第191页、第378页、第528页、第387页、第355页。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页。
⑦《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15)、(32)、(4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1页、第71页、第133页。
(16)、(4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8页、第1060页。
(17)《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90页。
(28)、(34)《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22页。
(29)、(38)、(33)、(36)、(37)、(43)、(45)、(49)、(50)、(51)、(5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74页、第661页、第744页、第661页、第732～733页、第773页、第775～776页、第742页、第1015页、第1022页、第884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3页。
(40)《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1958年版，第479页。
(4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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