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中共五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中共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4)05-0091-06
在大革命危急时刻，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在大会上做了报告，大会通过并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从理论上说，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如何执行？在贯彻中又存在许多重大问题。几十年来，史学界对五大的评价问题各执一词。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着重论述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关系。
一、中共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
从确定召开中共五大，到何时何地召开、参加人数、议事日程，再到大会纲领的起草、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原则的确定，等等，无一不是共产国际的旨意。共产国际决定中共五大的召开并自始至终领导大会的筹备工作。而全党范围内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又为中共五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首席代表，罗易在中共五大上起了主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姑且称之为“主导”作用。
罗易是1927年2月到广州的，4月2日到武汉。他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1926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所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他到达中国后，很快就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当成批评和“改造”的对象。
五大召开前，对一些问题，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不尽一致。正如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中所称：“党的领导状况不佳。在陈独秀来到这里之前，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主张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建立集体领导，并定在25日召开。陈独秀到来后，借口省里的工作需要，要求将代表大会无限期推迟。”“尽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提纲，并想避开讨论。”（注：《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年4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由此，罗易认为，虽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早就传到了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作出了接受国际决议的决定，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通过了体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问题决议的决议案。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都相去甚远。
经过考察，罗易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没有很好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提纲”，“仍旧受到自己的旧政策的束缚，无法执行时局所要求的新政策”（注：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页。）。“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执行了唯一正确的路线，但反对派的中国信徒们破坏这条路线”，陈独秀为首的中央“经过战斗”才最终“理解了决议”（注：《纳索诺夫、阿尔布列赫特和曼达良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5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71页。）。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罗易认定自己的使命便是“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注：《罗易对大革命失败的回忆》（1938年），《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果不其然，罗易通过中共五大，基本实现了共产国际和他自己的主张。相反，陈独秀在大会上的表现却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陈独秀在五大作的报告是根据罗易规定的大纲写成的。蔡和森说：“独秀在五次大会中的政治报告，其大纲是鲁易（罗易——引者注）规定的。”（注：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罗易本人也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磋商决定，中共中央的总结报告应当说明以下问题：（一）大资产阶级在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三）无产阶级的作用；（四）土地改革；（五）国民党；（六）军事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关系；（七）改编国民革命军，成立新军；（八）建立革命民主政权。”（注：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
陈独秀4月29日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中涉及了所有上述问题。但也加进了自己的东西，总体上还是陈独秀真实思想的反映。
陈独秀的报告共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两大内容。政治部分共讲十一个问题：第一，“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把从四大以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逐一分析了每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诸如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三二○事件、退出国民党、北伐等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讲了自己的意见，承认党在一些问题上犯有一定的错误，并作了简单的自我批评。但他没有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特别是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并没有详细讲明自己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中肯的自我批评，更没有说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检讨自始至终是在一定压力之下的被迫表态。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再次指责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的。可以说，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和轻描淡写的。第二，“关于无产阶级的作用”，指出：我们不能确切地肯定说，是否整个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4月12日以后，大部分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第三，“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提出：在城市里，只有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同盟者。如果大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拉到他们那方面去，无产阶级就会陷于孤立。更重要的是，如果小资产阶级转向大资产阶级，革命就会失败。第四，“土地问题”，提出：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是太激进了。第五，“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讲到：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第六，“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及第九，“改组军队问题”，强调：目前军队的动摇是他们的社会成分的反映。因此，今后我们需要大大加强用无产阶级分子来补充军队的工作，“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第七，“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开诚布公地批评共产国际代表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不正确的。第八，“国民党问题”，肯定地指明，现在的“国民党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所以“我们应当作为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加入国民党”。第十，“建立革命民主政权”，指出：民主专政将是最有威望的政权。“这种政权，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大到足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才能产生，只有在工农群众中也能实行内部民主的时候才会产生”。第十一，“财政经济政策”，批评我们党在领导革命的整个时期，都“没有自己的财政计划和经济政策”，并尤为难能可贵地指明：“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经济政策问题，我们就会失掉一切革命中心。”
在接下来关于党的部分中，陈独秀批评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工作。他说：九个中央委员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党中央不很健全”，“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注：以上参见《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364页。）。
陈独秀报告后的第二天，罗易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长篇讲话。他对陈独秀报告中提到的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阐述。因为在他看来，“陈独秀主要是报告过去的工作，对于未来既不分析，也不指明前途。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就党的新路线提出的一些问题，陈独秀根本没有答复。陈独秀在报告结尾部分说这些问题还有待讨论，从而回避解决问题”（注：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337页。）。而罗易的讲话则弥补了陈独秀报告中的不足之处，明确指出了党应当遵循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罗易根据共产国际决议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基本纲领是：“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武装农民，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第三，组织农村自治政府，摧毁农村封建地主的政权；第四，建立国家机构，进而实现民主专政；第五，建立一支革命军队，不采取把军阀军队变成革命军队的办法，而是在巩固的社会基础上组成一支革命的军队。”（注：［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王淇等译：《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这样，中共五大实际上不是围绕陈独秀的报告，而是围绕罗易的讲话进行讨论和作出决议的。
5月4日，罗易在五大上作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案的报告，并发表了题为《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演说。次日，罗易又作了题为《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性发言。随后几天，大会集中讨论通过各项有关决议。5月9日，大会结束。罗易又在新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讲话。这样，罗易在中共五大上先后发表了五次讲话。
上述事实表明，虽不能说罗易包办了中共五大，但罗易在中共五大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是五大的实际控制者。共产国际和罗易的主张在中共五大上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正如共产国际在会前要求的那样：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中共五大的组织决定则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为依据（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为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们的指示》（192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92页。）。罗易在5月5日的结论性发言中也说：“我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在这里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表示满意。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同意共产国际决议案，并由于以这个决议案为基础开始工作，中国革命史开始了新篇章。”（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为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们的指示》（192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35-236页。）
与之相反，陈独秀的任何主张都与共产国际代表直接见面，且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等对同一问题看法不同，又都以国际路线为依据，使陈独秀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陈独秀并不是大会的实际操纵者，也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罗易的主张。
二、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连任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合力作用的结果
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大革命后期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的评价各异，但争论有一个相同的论点，即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继续连任是历史的错误，是革命的憾事。似乎如果陈独秀在五大上不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右倾机会主义就不会统治中央，大革命也不会失败，至少不会失败得那么快。
问题在于，中共五大召开以前，“在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已经形成了“反对机会主义领导的反对派”，即“针对了陈独秀的反对派”（注：《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186页。），为什么五大上反对派没有取代陈独秀？是否像传统说法那样：“陈独秀是中共发起人之一，而且在这次大会上又表示赞成大会关于斥责他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于是大会又继续选举他担任最负责的工作。”（注：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页。）事实上，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连任有着深刻的内外因素，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陈独秀的连任是共产国际的意愿。
中共五大召开时，中国大革命面临相当危急的局面。实际上，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早已不满。正如五大刚结束后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所指出的：近两年中国共产党有了巨大发展，但“领导未能同党的成长壮大齐头并进，它是软弱的和机会主义的。一些老的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与其说是共产党人，不如说是国民党人。集体领导实际上从来没有过。五大以前实际上没有中央委员会。在上海领导党的是陈独秀、在广州是鲍罗廷”（注：《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1927年5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89-290页。）。罗易甚至斥责陈独秀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注：《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年6月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303页。）。共产国际不是没有考虑过撤换中共领导人的问题。据参加五大的郑超麟回忆，五大会议期间，私下里曾听一位刚从莫斯科回来的人说，“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作领袖。”（注：《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但是，五大临召开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通过“会议讨论”和“同个别同志私下谈话”，确信：中共上海中心和汉口中心之间“不存在任何原则分歧或政治分歧”；关于中共党内“存在领导危机的一切论断现在都是危险的，议论撤换领导就更危险了”（注：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333页。）。结果陈独秀在五大上连任了党的总书记。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除了陈独秀，当时共产国际还没有找出更合适的人选。正如罗易指出的：“现已查明，不存在渴望充当新领导的成熟的新核心。”（注：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335页。）他认为，中共五大“选出了在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好的领导”（注：《罗易赴华使命》，第266页。）。维经斯基也说：“让他（指陈独秀——引者注）留在领导机关，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一个很大错误。”（注：《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87页。）可以说，中共五大选举陈连任总书记，仅仅是共产国际代表间寻找的一个缓冲人物，其去留并不取决于其人威望或是否同意中共五大决议，如同后来鲍罗廷要陈独秀“不视事”（注：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37页。），八七会议时罗明纳兹坚决不让陈独秀参加一样，都取决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旨意。
其次，陈独秀继续当选是由中共的现状决定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瞿秋白等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在全体代表中，对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性还认识不足。据李立三回忆：由于鲍罗廷和罗易的“动摇”，“党内反机会主义的重心更薄弱了，所以五次大会中反机会主义的坚决分子，就是秋白也稍稍动摇。五次大会中，国际代表的报告主要是反对‘西北学说’，对于中国党的机会主义则说中国党从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他不会发生机会主义，因此在会议中更把反彭述之主义的力量减轻”（注：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48-249页。）。二是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社会上仍有较大影响。正是这个原因，会前和会中“带头同陈独秀、彭述之斗争”的瞿秋白，尽管眼见着主持会议的陈独秀“不让代表们讨论”他的意见，但“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没有点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注：《回忆大革命前后——陆定一谈中共党史（之一）》，《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瞿秋白在五大上对陈独秀的态度在中共内部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三是当时党内确实还没有各方面综合实力超出陈独秀的领袖人物脱颖而出。正如陆定一后来回忆的那样：“当时党内还没有更孚众望的人物，只好由他（指陈独秀——引者注）继续领导全党。”（注：《回忆大革命前后——陆定一谈中共党史（之一）》，《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三、辩证地评价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得失
中共五大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共有82名代表参加，创下了建党以来的最高纪录。国民党领导人徐谦、谭延闿、孙科亲自出席大会的开幕式，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以及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洛佐夫斯基，还有率领联共（布）中央宣传家代表团来华的米夫等出席大会指导。同时，这又是一次肩负重托的大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面临着极端危急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究竟何去何从？五大能否承担起挽救中国革命的重任？这些问题摆在了全党面前。
实际结果如何呢？对此的说法向来各不相同。充分肯定的如蔡和森。他认为：“五次大会的主要任务便是接受国际决议，改正过去一切机会主义的政策，及根本的错误观念。所有五次大会一切决议案的精神都是根据国际决议的，所以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注：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96页。）“五次大会后的错误主要的是未实行五次大会的决议。”（注：《蔡和森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蔡和森的评论有一定道理，从中共五大召开主要是为了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精神这一点来说，五大确实做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大本身是没有错误的。蔡和森也承认五次大会“有缺点”，即“没有执行政治纪律，没有解决党的组织问题，没有征服机会主义首领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因此让机会主义继续其生命与发展”（注：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98页。）。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对中共五大评价极高：“第五次大会的使命，就是指示革命的前途，供给一个观察明敏的，坚决勇敢的领袖组织，以领导在这严重时期中的革命运动。此次大会已经完成这个使命，并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骨干。”罗易甚至盛赞：“中国共产党之第五次大会是世界社会主义斗争史上的一个新标界。”（注：《罗易赴华使命》，第271-273页。）
对中共五大持否定态度的也不在少数。如李立三就认为：“五次大会依然是机会主义的”；“五次大会组织上是调和主义的胜利”；五次大会的决议案“都是一个革命的尾巴”，“虽然表面上接受国际决议，但在实际策略上完全是尾巴”（注：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48-251页。）。
对中共五大以及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关系的评价，也是几十年来史学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随着大批苏联秘密档案的公布，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材料都说明，要想正确评价上述问题，不能不和共产国际在其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考察。
首先，应该充分肯定五大的历史作用和陈独秀在其中的贡献。
五大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性原则。总的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为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战略作出了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一个长期的明确方针。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在这些大的原则上是追随国际指示的。这些原则被以后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是正确和可行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在后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重要会议上也多次被肯定，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单从这一点讲，作为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至少完成了一部分历史使命。所以，全盘否定五大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对此，笔者不再展开论述。
其次，应该看到五大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其中陈独秀负有一定责任。
一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过分的忠实和依赖，使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看不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本身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进行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而这两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然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土地革命的开展，必然导致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上层领导人物的反对，进而导致反对极力推行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也就不可能保持。理论上的缺陷注定了实践中的缺陷。那么，以贯彻斯大林指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为主要内容的中共五大自然也就不可能解决这一矛盾。
二是缺少具体有效的措施。无论是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做的报告，还是五大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制定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原则，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辅以相应的可行性手段。比如，五大着重强调土地革命，通过了《土地问题议决案》，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但实践中如何贯彻这一原则呢？根据共产国际和罗易的方针，土地革命是要依靠武汉国民政府自上而下进行，即“通过国民党带领农民前进”（注：《维经斯基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7年5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29页。），而武汉国民党领袖们是靠军队支持的，军队的核心又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军官们，他们对土地革命的态度可想而知。这时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已提出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却又规定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按照这个标准，在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很少有可以没收的土地。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也受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而被搁置起来。汪精卫等在中共五大上表示：“虽然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只能在占领北京之后实行。”（注：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341页。）一直被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寄予厚望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便一目了然了。所以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为一纸空文就不足为怪。又比如，五大提出要加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但怎样加强呢？没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一接触到实际问题，无论是共产国际代表、陈独秀，还是五大通过的决议，无一例外地过分强调国民党的作用，强调武汉政府的作用。当时武汉国民党掌握在汪精卫、孙科、宋子文等人手中，通过国民党这个工具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这样，五大提出的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事实上便成了一句空话。
三是盲目乐观的情绪。无论共产国际还是陈独秀，都没能认识到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实际上已开始走向低潮。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一星期，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会议，陈独秀竟然还说：“国民政府和苏俄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共产党人变得更强大了，工农运动在日益发展。”（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会议记录》（4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05页。）陈独秀在中共五大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判断：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尽管革命队伍的数量减少了，但革命群众的质量却提高了。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得到极大的巩固”（注：《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第341页。）。中共五大以目前革命局势是“严重的革命进攻”这一估计为出发点，确信“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中国革命在继续高涨（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由此而制定的一系列进攻策略必然会遭受挫折，而不能达到挽救中国革命的目的。
四是没有充分认识党掌握武装问题的重要性。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就指明：“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注：《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7页。）中共五大召开前，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对斯大林的观点作了更加明确的解释：“在中国共产党的条件下军事工作对于开展农村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广州政府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有很多机会接触广大农民群众。”“党应该十分重视在广州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应十分重视瓦解敌军的工作和组织工农纠察队的工作”。决议还强调：党还应争取“由党员来掌握指挥岗位”。陈独秀在五大报告中有两处专门讲到了军队问题，他的主张是：“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改变军队的“社会成分”，这样军队就自然而然地“实现革命化，军官也不会从地主阶级中选择”（注：《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第357-358页。）。可远水不解近渴，在现有的状况下，不可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以此种方式达到掌握军队的目的。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在这一点上，大会并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认为，目前情况下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五大尽管有上述种种缺陷，陈独秀在其中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并不是大革命最终失败的决定因素。
很多人总是把大革命失败的决定因素推在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上。共产国际首先持这一观点。正如他们自我表述的那样：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提出了一条很正确的路线，“机会主义和极左的错误根本不是来源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而是来源于俄国反对派在中国的思想上追随者”，即“右倾的”彭述之和罗亦农、“机会主义者陈独秀”，“以及庇护他们这些人的”维经斯基“对决议的否定和抵制”（注：《纳索诺夫、阿尔布列赫特和曼达良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5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70-271页。）。事实上，造成右倾机会主义统治全党，以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不是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的连任，而是象胡乔木后来分析的那样，“整个政治形势下党将失败，是没有办法挽救的”。中共五大可以做而且也能够做的，是制定一些应变对策，“这种对策不能挽救革命失败，但能使失败后我们有所准备”，“可以在失败中，使我们减少损失”（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但中共五大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制定的策略缺少可行的措施，中共党组织（特别是中央机构）又非常不健全。所以，中共五大后，陈独秀无力驾驭迷途中的航船是可想而知的。应该说，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与中共的最高上级共产国际，对危急时刻的中国革命都没有、也不可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
综上所述，从中共五大的筹备、召开到一系列结果，无一不体现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精神和意旨，而作为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只有被动接受的义务——接受国际决议精神，接受国际的批评，接受总书记的职位（实际上五大后他这个总书记几乎是名存实亡）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大的得失，共产国际都是起决定和主导作用，而陈独秀至多起了执行和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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