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的社会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女性主义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4)06-0001-05 生态女性主义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其核心观点在于，认为西方文化传统在贬低女性和贬低自然之间存在着历史的、政治的和象征的关联。此核心观点最先在文化和观念领域得到阐发，其后延伸到文学批评和社会批判等领域。生态女性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侧重于把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贬抑与具体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等因素联系起来，通过社会批判和运动来达到妇女解放和环境改善的目的。本文试图从以下几方面做出考察，进而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有进一步的深入理解。 一、缘起：摆脱本质主义的困境 女性主义从第二次浪潮以后就一直没有摆脱本质主义的困扰。一方面，女性主义的基本宗旨是妇女的解放与平等，它要求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都承认妇女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的文化激进派又强调建立在女性特质基础上的妇女解放的文化内涵，这就要求在考虑妇女平等地位的时候不能抹去女性的优点和优势。由于女性特质往往从女性生理及自然倾向上来定义，那些优点和优势就被理解为女性基于生物性的先天而普遍的本质。这就是女性主义理论中所谓的本质主义倾向。从理论上说，本质主义的困境在于女性解放及平等要求的社会同质性和女性本质的自然特质性之间的冲突；从实践上说，本质主义较难形成目标明确、策略有效的女性解放行动。因此，女性主义思潮中的本质主义一直受到包括来自女性主义内部的质疑。 严格地说，生态女性主义学者中并没有人是真正主张本质主义的。换句话说，没有人真正认为女性特质是由女性的自然生理决定的。只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有些特质(比如关爱生命、自然、和平；看重感性、联系等)与女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女性特质”，并受到主流价值的排斥。由此有些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女性并非天然地具有自然关爱的倾向，然而女性却历史地具有亲近自然的情结。生态女性主义的前辈人物苏珊·格里芬就说：“无论在传统还是相反的意义上，我都不赞同女人与自然的关系比男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密切的观点。……然而在我看来，似乎非常有可能的倒是，一种性别也许会比另一种性别更能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1](P3)于是，从主流价值之外的传统中发掘女性特质，重申和发扬它们的智慧，重建一个新的、以女性特质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就成为侧重文化批判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目标。 然而人们常常会把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也看成具有本质主义倾向的思潮，进而轻视生态女性主义的作用。根据达玛亚蒂·班纳基(Damayanti Banerjee)和迈克尔·贝尔(Michael M.Bell)对环境社会科学5种顶尖杂志1980～2005年的引文索引搜索，含有“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和“女性主义”(feminism)字样的只占所有引文索引结果的3.9％[2](P4)。两位作者由此感到生态女性主义所关注的妇女与自然环境的主题在环境社会科学领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本质主义的嫌疑。一些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就此认为，如果生态女性主义停留在仅只关注普遍性的“女性特质”，而不做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探讨，就会妨碍人们对妇女与环境主题的理解，同时也会妨碍妇女在生态环境保护中作用发挥[3](P59)。 我们可以得出，摆脱本质主义的困境是生态女性主义社会批判的最初愿景。就是说，生态女性主义中有一种声音，希望妇女解放和自然保护的运动不要受到女性主义本质论倾向的影响。因为本质主义既然认为妇女生来的气质就与自然保护相吻合，就势必在这个前提下设计关怀自然的行为，这样一来，妇女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的行动和作用就将依然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虽然妇女是在做关怀自然的事情，但却是自己在做，并没有影响到父权制主流社会。因此，她们希望生态女性主义不要过多讨论女性气质的问题，而要多从社会政治领域挖掘妇女和自然受到贬抑的根源，进而达到介入主流社会并改造社会的目的。 二、生态女性主义社会批判的诉求 将妇女受统治与自然受统治的联系归因于社会政治因素，是生态女性主义社会批判的焦点。具有社会女性主义倾向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种联系既然来自于社会建构，就有可能被剥离。因此没有理由相信，假如妇女身处父权制权力之位时不会像男性那样去做[4]。关键在于必须意识到以父权制为代表的等级制度是造成一切压迫的根源。 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对自然的剥削与社会中的剥削有关，对妇女的压迫与对阶级、种族和物种的压迫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她们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正义和生态健康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注重对压迫的等级结构本身而非特定的压迫形式，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进行分析。在她们看来，只有消除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等级制，才能最终消除对所有人包括妇女的压迫，并阻止对自然界的毁灭。麦茜特就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劳动的性别分裂表明了人类试图脱离自然的倾向：男人在商品生产中占有支配地位，而妇女则从事无报酬的家庭劳动。于是，女性与男性相互疏离、男女两性与他们的劳动相互疏离、生产过程与自然界相互疏离、生产与生殖也相互疏离。麦茜特认为，必须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以使女性与男性在劳动权利上平等，使利润创造不再建立在剥削自然和工人的基础上，这才应该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政治解决方向[4]。 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还探讨了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这是一种强调联系和全面平等的新型民主政治。格蕾塔·戈德(Greta Gaard)就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不能作为环境运动谋求社会公正和自然保护的有效政治形式，因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只是一种选举政治，公民身份只是就政治上来说的。整个民主制度主要服务于社会特权精英，尤其是经济层面上的特权阶层。而对于弱势阶层的需求和关切，这个体系是顾及不到的，它不能保证社会的公正和生态的公正[5](P254)。 在生态女性主义所主张的生态民主中，“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一个三重概念，它包含了政治公民身份、经济公民身份和生态公民身份。生态公民不属于某一个等级制的民族国家，而是属于生态共同体(ecological community)，其中既有人类，也有非人类的动物、植物等自然界事物。既然承认生态共同体中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生态公民就将对生产生活中产生的生态冲击负起责任。这种民主形式鼓励公民以可持续方式来生活和消费，限制人类对生态共同体的负面影响。生态公民的概念也是对多样性的承认：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以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生态公民概念相联系，经济公民概念就意味着要把所谓的外部性条件吸纳到自由资本主义之中去。具体地说，妇女的家务劳动、照顾孩子和老人，以及贴补家用的少量有偿劳动都应该受到肯定并进入核算，自然的价值也要算在其内。经济公民还要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来选择工作，无论是脑力的还是体力的，家庭的还是工厂的。任何劳动都具有同等的社会和经济价值。这样，经济公民在劳动领域也将成为一个民主的主体。政治公民概念也将与自由主义的概念大不一样。卢梭的“社会契约”将被重新理解为：人生来就在既定的社会和生态共同体之中，订立“社会契约”为的是对生态和社会的联系做出承诺，在所有生命共同依赖的关系中以可持续的方式生活。因此，拥有这种政治公民的民主制度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能够在做出决策时发出关心动物、关心自然和关心未来下一代的声音。而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在一个压迫性的文化中，这样的目标是难以达到的[5](P260-261)。 总之，生态女性主义社会批判的诉求在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所体现出来的是社会和生态的双重公正，妇女平等也在其中。 三、全球化背景下对男性发展观的批判 发展问题是世界进入后殖民时代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许多殖民地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枷锁，获得了政治独立，经济上贫困落后。如何发展?发展的标准又是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为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准备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元素包括自由经济、工业化、民主政治，以及为这些元素服务的价值观念和教育计划。 西方化发展的全球推进，引起了很多环境和资源问题，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正义问题。这些都逐渐受到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关注。1980年代末，全球化发展语境下第三世界的女性和环境主题开始进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野。这不仅包括西方国家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在研究中对第三世界妇女经验的关注和吸纳[6]，更主要的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来表达对女性和自然在自己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所受到的边缘化现象的担忧。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她对西方的发展观做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批判。 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对于社会进步的理解主要是由两个观念控制的，一是科学知识，二是经济发展。多年来，人们以为这种进步概念是唯一的，所以当西方把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推向全球时，便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席瓦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在她看来，建立在科学知识和经济发展观念上的发展模式并不是普适性的，只是西方父权制的发展模式，她称之为“男性发展观”(maldevelopment)[7](P5)，是西方帝国主义强加于全球的现代化模式。 男性发展观对待自然、妇女和土著居民有一种经济上的偏见，即认为他们都不是生产性的，只有在技术促进下的商品生产，才是生产性行为，即便毁灭了生命也在所不惜。清澈河流并非生产性资源，而在上面建一座大坝，发展了，河流才是生产性的。妇女每天以河水为生，养家养社区也不是生产性劳动，建大坝这类男人做的事情才是生产性劳动。天然森林不是生产性的，有一天它们被开发成为单一树种的经济林就成为生产性的了[7](P4)。席瓦认为，这样的发展缺失了女性因素，缺失了保护概念，缺失了生态原理，是十足的男性发展观。 男性发展观还依赖于“科学的思想和行为”。每一个把自然和妇女排除于生产性之外的政治和经济计划，都因“科学性”而合法化，却不知这些所谓的科学只是工具主义的操控理性。于是，发展就成为“科学农业”“科学畜牧业”“科学水管理”等等[7](P14)。实验室科学割裂了地球的生命联系，妇女和本土的生态知识受到了排挤。科学技术成为被利用来实行对自然和妇女进行压迫的工具。尤其是在生物技术、遗传工程和生殖技术方面的新发展，越发使妇女意识到科学技术的性别偏见，意识到科学的整体范式具有父权制的、反自然的、殖民的特征，目的是像剥夺自然的生产能力一样剥夺妇女的生育能力。 因此，在男性发展观下，“经济发展”通过吸纳所有资源进入资本主义市场而破坏了生存的基础，而“科学发展”则通过实验室为此提供了技术手段。通过这种发展观而建立起来的对妇女和自然统治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世界体系，是导致地球生命毁灭趋势的重要原因。 席瓦主张一种新的发展观，它承认第三世界妇女的生态经验，承认自然界中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是通过合作、相互照料和爱来维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尊重和保持所有生命形式的多样性，作为我们幸福的真正源泉，因此，我们应有一个更仁慈地对待自然、妇女、儿童和男人的社会。 四、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社会草根运动 生态女性主义不仅是理论，还是积极介入社会变革的行动。在美国，生态女性主义者，特别是注重社会批判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是反核运动、和平运动，以及反种族歧视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生态女性主义者是绿色运动的中坚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生态女性主义者是保护本地生物物种多样性和妇女生存地位行动的倡导者和领导人。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有重大影响的行动包括： ——1980年和1981年美国两次“妇女五角大楼行动”(Women’s Pentagon Actions)，成百上千的妇女参加了反对父权制和军国主义的静坐示威活动[3](P27)。 ——1985～1989年美国“妇女地球女性主义和平研究所”(Women Earth Feminist Peace Institute)成立及其反对种族主义的活动[3](P78)。 ——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生态女性主义者介入美国绿党的建立、价值原则的制定。在美国绿党的发展过程中，生态女性主义者构成了绿党中的左派[5](P140-162)。 ——1970年代到1980年代印度妇女的“契普克抱树运动”(Chipko Movement)。 ——1982年在印度建立的“科学研究基金”，以及该基金所发起的“种子多样性保护运动”(Navdanya)和“多样女性，多样世界”(Diverse Women for Diversity)运动[8]。 ——1970年代开始的肯尼亚妇女“绿带运动”，该运动动员非洲贫困妇女30年间种下3000万棵绿树，这不仅缓和了森林滥砍滥伐的问题，而且为妇女带来了经济收入，使她们能够在自己的社区挺身扮演领导角色。 生态女性主义社会运动的上述行动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第一，在运动中，生态女性主义者们既是理论家也是活动家。她们通过学术研讨会凝聚思想，再进一步通过行动表达思想，并争取正面的结果。比如，1980年3月，美国生态女性主义的第一次大会“妇女与地球上的生命：8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在阿默斯特举行，8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之后两次声势浩大的“妇女五角大楼行动”，就是这次会议的直接后果。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伊内斯特拉·金(Ynestra King)既是会议的组织者，也是行动的发起人[3](P62)。又比如，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斯普瑞特奈克1986年出版《绿色政治》(Green Politics)一书，该书对美国的绿党运动产生了影响。斯普瑞特奈克本人参与了建立美国绿党通讯委员会的工作(the Green 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ce)，并且是美国绿党“十大价值”的两位起草人之一[5](P140，142)。再比如，印度学者范达娜·席瓦是生态女性主义关于第三世界妇女发展与生态环境理论的杰出代表，她不仅积极参与了印度的“契普克抱树运动”，而且还从中得到不少启示。这些启示激励她最终在1982年成立了印度科学研究基金，并且在这个框架下发起了“种子多样性保护运动”和“多样女性，多样世界”运动。 第二，生态女性主义的社会行动贯彻了严格的生态女性主义理念。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强调在统治妇女和统治自然之间存在着历史的、政治的和文化象征的联系。从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是要破除一切建立在二元对立思想方法上的等级压迫。它的政治诉求是彻底的民主，途径是联合所有被父权等级制边缘化的“他者”，包括女性、自然、少数民族、土著民族、有色人种等等，对现行制度进行非暴力的抵抗。当某些社会行动不能严格满足生态女性主义的理念时，活动家的选择往往是退出。比如有资料记载，活动家曾决定不参加1981年的“母亲节裁军联盟”游行，理由是这一活动主题单一，不甚符合生态女性主义的理念[3](P27)。另外，生态女性主义者们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纷纷退出美国绿党的活动，原因也是她们认为美国绿党的活动战略越来越靠向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偏离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彻底的民主理念[5](P140-162)。 第三，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属于激进的草根社会运动，草根性和激进性一直都是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特点。比如，她们主张采取“直接行动”“公民不服从”等非暴力抵抗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现行制度的不满，不甚赞同纳入现行体制的妥协。上述列举的各项行动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即便是印度的生态女性主义行动也具有草根、激进和不妥协的特点。从积极的建设性方面来看，生态女性主义的社会行动也主张社会实验性的研究。席瓦建立的科学研究基金的诸多活动就可以看做是这一类的实验行动。斯普瑞特奈克在《真实之复兴》中对未来社会设想的故事描述[9](P231-271)，也可以看做是这一类的实验研究。标签：女性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经济论文; 女性特质论文; 人类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