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论述——基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视域论文,有机体论文,新民主主义论文,论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12-0056-08
马克思在考察社会时，总是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且这个有机整体都是由一定要素组合而成的，这些构成要素不是机械地或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也不是简单地排列组合，而是遵循一定规则组合起来，以维系社会有机体的相对稳定性。“任何机体的有差别的方面，都处于由机体的本性所产生的必然的联系之中”。[1](P15)对此，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2](P185)当然，在构成社会有机体的众多结构要素中，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是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二分法分层次和系统来揭示社会有机体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认为这是社会有机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毛泽东在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时，一方面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方法，揭示了社会有机体更替的最基本的动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社会“活的机体”的内部系统，即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及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分析，考察了社会有机体保持稳定和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社会有机体结构——政治、经济、文化三者辩证关系的经典论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3](P663-664)根据毛泽东这一论述，社会有机体基本结构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要素构成，它们是密切相关的有机系统，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并由此构成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其基础是经济要素。但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社会要发展进步，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形态的变革，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建立了新的社会有机体，即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才有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毛泽东在考察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时，其方法并不是先从经济这一基础要素开始的，而是从政治要素展开分析的。
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革命的核心是夺取国家政权，但其最终目的是为经济服务的，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首先，通过政治革命变革社会形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先决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发展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的进步和发展推动的，但由于政治的核心国家政权产生后日益与社会相脱离，成为控制社会的一种独立力量，所以政治在受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也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为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提供了前提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应以政治革命为经济革命的先导，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4](P52)据此，毛泽东在分析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在中国要走上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就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对此，一方面，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上开辟了一条通过建立根据地和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新道路，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内部衰败化与半边缘化，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的高度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真正地纳入了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中。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从理论上对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目的进行了阐释，认为近代中国革命不是出发点，更不是归宿，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也就是说政治革命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条件，经济发展才是政治革命的目的。因此，“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5](P1081)“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6](P1)
其次，政治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这就要求一旦新的社会建立起来就要为扫除各种先前的旧经济因素提供政治保证，从而使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否则，国家政权会因经济发展的落后或危机而最终崩溃。恩格斯指出：“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7](P190)所以，新的更高级的社会有机体建立后，要努力使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明确写道：“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5](P1081)因此，“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8](P1437)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认为，其“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6](P207)事实上，“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6](P275)
再次，政治发展要自觉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政治革命破坏旧的统治秩序而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秩序，解放被旧的生产关系以及在此之上的旧的上层建筑所束缚的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但政治的发展如果就此停滞不前，将会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因为政治发展最终是由经济发展决定和推动的，应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环境变化而不间断地向前发展。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4](P592)所以，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的现实，明确提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6](P216)另一方面，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9](P429-430)
最后，政治还保证着经济活动的正确方向。在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中，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的：一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上论述经济是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强调政治是在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政治的性质是由经济性质规定的，社会的政治变革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二是从某一具体的历史环境或社会实践上论述政治和经济的交互作用，强调政治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是统帅、是灵魂。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根据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环境，非常关注政治在推动社会有机体变革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指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10](P325-326)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更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11](P449)他说，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必须统一，“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又说：“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2](P25、53)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领导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就必须进行好政治建设，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否则，政治方向的失误最终必然影响经济的发展。当然，毛泽东也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11](P450)应将解决实际问题同解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但从社会政治与经济关系的整体上看，毛泽东过多地强调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使政治活动一直处于对经济活动的超前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规律，最后使社会机体内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出现了严重失衡，极大地阻碍了社会有机系统的高效运转。
二、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阶级阶层的经济地位决定着自身的政治态度，政治生活斗争依赖着经济的保障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结构都是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人们要生存就要从事生产，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就是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社会关系就体现为阶级关系，从而决定一定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结构。这是贯穿《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4](P9)所以，一切政治领域的冲突、斗争、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应当到一定时代的经济领域中去寻找，理解社会的有机结构及其活动，必须考察社会的经济结构，这是社会有机体的“骨骼”系统，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毛泽东强调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毛泽东从近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事实中，深深地懂得经济技术落后是中国挨打的主要原因，因此，发展经济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两大任务之一。他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13](146-147)因此，“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5](P1080)中国社会的进步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5](P1081)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13](P18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再次告诫大家一定要重视经济建设问题，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8](P1428)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毛泽东反复强调全党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以为新的上层建筑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他说，现在是处在转变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6](P289、218、351)另一方面，毛泽东根据对近代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在生产关系中占有生产资料状况的分析，认为它们不同的经济利益与地位决定了其不同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社会无论什么阶级和阶层，“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3](P638)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中国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政治态度进行了精辟的剖解，指出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因为受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对于革命“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因为生活逐步下降，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痛苦很大，所以，“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10](P5-6)毛泽东正是根据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科学地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
另外，军事斗争、政权建设还依赖着经济的发展与支持，经济活动为政治活动提供物质保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针对当时有些同志只要军事斗争而忽视经济建设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指出“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10](P119-120)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斗争，从保卫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角度，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他说，新的社会制度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因此，“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1](P350)又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4](P341)毛泽东的论述深刻体现了社会的政治变革与进步需要经济为其提供物质基础，否则新的社会政治系统难以长期有效运行，直至崩溃。
三、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具有相对独立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他们自己导演自己的历史，也自己演绎自己的历史。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目的的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断通过自觉能动的活动改造旧的社会机体、创造新的社会机体，从而推动历史的前进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就是说，人是具有思维能力的社会动物，人的一切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都不是像机器那样机械地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的观念支配下进行的，这种观念的东西，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论述的“文化”。这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即是社会意识结构或称文化结构，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上层建筑，它与制度的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相对应，两者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庞大的上层建筑体系，是社会有机体的“血肉”系统。
首先，由于历史过程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它最终决定着社会的政治与文化，同时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一定的文化只能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对此，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3](P694、695)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将来“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3](P705)所以，“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3](P699)这就是说，由于一切社会意识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意识不过是以观念体系形式反映出来的社会存在，因此，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必然又要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4](P50)
其次，文化具有阶级属性，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文化是人创造的，人又是从事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现实的人。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必然反映为一定的阶级关系，每个人都是在一定阶级地位上进行文化创造活动，这种文化主体的阶级性决定了文化具有阶级属性，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活动服务。正如毛泽东所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0](P283)事实上，任何一个阶级在决定自身阶级地位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必定形成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的阶级利益对于阶级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有决定的意义，任何超阶级的思想文化观念是不存在的。所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5](P550)
再次，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反作用于经济与政治的活动。社会意识虽然根源和依赖于社会存在，但却以自身固有的观念运行逻辑去反映社会存在。因此，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一经产生与形成，便作为一种超越社会存在的现象和力量而存在，具有自身的运行系统和特殊发展形式与规律，并对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发挥巨大的能动作用，因而具有相对独立性。恩格斯指出：“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16](P309)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认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3](P664)在革命战争年代，“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13](P109-110、110)因此，“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10](P125-126)“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3](P708)针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努力改变文化落后的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现代化。他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17](P129-130)又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8](P345)
另外，既然在理论认识上承认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那么在实践活动中就一定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来面对不断发展的经济和政治现状，也就是说，社会的进步发展必须要有一种能把握和体现时代精神和特征的先进文化来反映新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进而以这种先进文化引领和促进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因此，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毛泽东指出，要加快改造旧文化，建设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以推动社会的进步。1950年6月，毛泽东正式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11](P71)同时，鉴于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11](P88)并对军队中干部和战士的学习时间、所要达到的学习程度，在职教育与离职教育的学习衔接和方法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文化改造为主要形式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实践与普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先进文化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进而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巨大热情。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角度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的辩证关系。在这一经典论述中，毛泽东把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建构的上层建筑明确地分为制度的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形态的文化上层建筑两大部分，并阐明了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经济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其目的在于突出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文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与未来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3](P663)换言之，通过民主革命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必须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同时进步发展的新社会、新国家。由此，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关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众多论述中得出结论：在一个完整的社会有机体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构成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社会的经济结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建立其上的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在社会有机体中虽然不起决定的作用，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是社会有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往往是决定社会有机体生命活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兴国之要，以科学发展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又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只有正确处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结合、运动和发展，我们的社会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并具有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能力的生命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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