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区域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研究-以湖南省常宁市为例论文

乡村振兴背景下区域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以湖南省常宁市为例

●蔡 琼1陈国生2范润卿3陈慧卿1

摘 要: 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之间的关系是较为密切的,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主要途径,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治理有效、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要求,在综合专家访谈结果的基础上,乡村振兴战略设计了一系列的科学化评价指标;对具体权重进行分析时,利用了层次分析法,明确了指标的具体比重,实现了量化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文章基于量化评价指标体系,以常宁市为例对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发展做出了分析,利用科学且全面化的方法,对区域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绩效的评价内涵做出研究。

关键词: 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 精准扶贫 绩效评价

一、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乡村绩效评估体系的科学度、准确度取决于乡村旅游扶贫评估体系的建设水平。在当前的分析研究中,何红设计了有关资源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民受益的绩效评估体制;孙媛媛则是将研究重点放在短期绩效与长期绩效上,设计出了具有18个要素,5个准则的全方位旅游扶贫绩效评估体制;田翠翠以结果绩效以及过程绩效为出发点,设计出了含有29个二级指标,5个一级指标的乡村精准扶贫绩效评估体制。从当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出发④⑤⑥⑦⑧,再联系“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发展方针,“生态宜居”指的是环境绩效,“产业兴旺”具体指的是乡村旅游扶贫的经济目标,“治理有效”与“乡风文明”则依次表示社会绩效与文化绩效,“生活富裕”则指的是人民通过旅游扶贫所获得收益的微观评价。通常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展开综合性的评估。在微观角度的评价上,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扶贫项目是否帮助当地居民获得一定的收益。可以设立“旅游项目参与水平”、“旅游项目参与效果”、“旅游项目运营情况”这三个评估标准,对于原住民收益程度进行准确评估,进而得出真实的扶贫绩效成果。宏观绩效则具体表示的是整个乡村所受到的影响和改变,可以从环境、文化、社会以及经济四个角度进行评估。在评估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对于乡村居民的收入的改善问题,还要考虑相关的物价上涨以及环境恶化等情况。在设定评估标准的时候,需要同时顾及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在设计乡村旅游绩效评估体制的过程中,可以借助德尔菲法,寻求相关学者专家的帮助,对于评估体系进行细节化的修改,降低评估标准的主观性,确保其科学性与公平性。最后设计出了包含有2个准则层、7个指标层以及26个指标要素层的乡村扶贫绩效评估体制,详情如表1所示。

表1 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二、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权重设计

为了客观评价旅游扶贫绩效,需要对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分析,简单来说就是设计有关于乡村旅游的绩效评价指标,同时确定这些指标的权重。对每一层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作出明确,然后确定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按照在研究之前所确定的定量化标准,判断指标矩阵,然后设计相对应的问卷调查表,对专家进行指标权重咨询,然后和行业内6位专家做出的扶贫绩效指标重要性结果进行对比,对每一层各准则下指标权重,分配方案进行计算(见表2-4)。

表2 准则层权重分配表

表3 指标层权重分配表

表4 指标要素层权重分配表

假设每一位专家所给出的意见重要性都是相同的,对专家意见进行算术平均,然后进行一致性检验,然后得到扶贫绩效权重分配表。从下表所显示的内容来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旅游扶贫绩效的提升对于乡村脱贫的重要性是极大的,其指标权重达到0.676,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其指标权重达到0.324;同时在宏观指标层中,经济绩效指标为0.294,是权重最高的指标,该指标实现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且为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相对于其他权重来看,环境绩效指标,文化指标以及社会指标的权重都较低。由于微观绩效评价的维度中,居民对于旅游项目参与能力的权重排在首位,证明旅游扶贫精准帮扶的主要模式是精准识别贫困户参与旅游项目,但是从下表所显示的数据来看,居民对于旅游项目参与程度,这一指标的权重并不高;除了上述指标之外,居民对旅游项目运行的效果也是较为重要的旅游扶贫的绩效指标。

三、常宁市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实证研究

(一)层次分析法在扶贫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1.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在研究的过程中,借鉴了层次分析法的9分为分级比例参考表基于指标的重要程度,邀请相关专家对各项指标作出评分,然后结合Yaahp软件指标权重的顺序做出判断,基于判断的结果构造二级指标判断矩阵,列如表5:

政府和公民之间的紧张性张力会引发政治对立,但是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政府与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在形成。互联网改变了政府“压制性”的行权方式,通过民主的工具内涵的拓展,政府在行权上会更加“谦抑”,也容易通过互联网获得政治权威。互联网环境最大的特征就是信息的传播性,网络媒体、自媒体因为互联网而发展起来,这在信息的传播上是传统媒体所不能比拟的,基于媒体的民意传播,很难通过行政权力的干预而阻碍流通,因此,民意的网络背景让政府失却对信息的控制。

表5 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注释:

表6 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权重分配表

(二)常宁市旅游扶贫绩效的层次分析。

③田翠翠.基于管理熵的重庆高山纳凉村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表7 常宁市旅游扶贫绩效指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

④冯晓兵,宋秋.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构建[J].科技和产业,2018.12:70-75

表82014—2018年常宁市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结果表

⑤冯伟林,陶聪冲.西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研究——以重庆武陵山片区为调查对象[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38(6):157-163

总之,乡村振兴发展不仅为新时代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还为乡村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精准扶贫的关键,旅游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只有充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要求,并且提供全方位的扶贫绩效评价体系,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本文再结合了大量文献调查结果以及专家访谈结论的基础上,利用定性以及定量相结合的层次分析方法,确定体系指标权重,在这一过程中还考虑了能够对扶贫绩效指标进行量化的指标体系。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有关于原住民个体的绩效和乡村旅游扶贫宏观绩效两大维度,都过于关注后者的绩效结果。本文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针对与微观维度的绩效指标体系,和以往的绩效体系相比要更为全面,不仅考虑了常规的宏观要素,还考虑了原住民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受益的情况。除此之外,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还综合了有关于运营效果和发展能力等多方面的绩效指标,不仅能够对乡村旅游扶贫的效果作出科学及系统的评价,而且进一步丰富了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

2.通过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向量,进一步得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如表6所示:

⑥张海燕.基于贫困人口感知的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研究——以湘西自治州为例[J].商学研究,2017,24(4):111-119

例如,在学习《Where didi you go on vacation?》时,我会在教学的开始创设一个问题情境,引导学困生思考他们想去哪里度假,或者是去过哪里度假,这样学生通过对问题的思考,可以更好的拉近学生与教材之间的距离;然后我会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呈现一些景点的图片,使学生欣赏不同的风景,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爱上英语,更积极主动的投入到学习中来,提高他们的核心素养。

②孙媛媛.渝东南地区旅游扶贫与绩效研究[D].重庆:重庆工商大学,2017

1.原始数据是否标准决定了有数据有关的指标是否拥有实际的应用价值。由于本资料的过程中的指标包含了逆向指标和正向指标两种,所以需要对原始数据做出标准化处理。在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的结果利用yi=(xi-min xi)/(max xi-min xi)完成各指标进行量化处理,yi=(xi-min xi)/(max xi-min xi)用于处理逆向指标,yi=(xi-min xi)/(max xi-min xi)用于处理正向指标:在上述两个公式中,原始指标数据和经过处理之后的指标数据分别用xi,yi代表。带入实际数值之后所获得的结果如表7:

2.基于绩效评价结果分析。对绩效进行标准化以及群众指标处理之后的数据进行整理利用Ki=∑wiaicij计算得出其绩效扶贫情况,公式中第i类指标的权重指数、第i类第j项指标权重指数分别用wi,ai表示。指标的标准化数值,旅游扶贫绩效综合分数分别用cij,Ki表示,该公式的计算结果越大证明综合绩效越好。深入实际数据之后所获得的计算结果如表8所示。

从上表所显示的,从2014年开始到2018年结束常宁市的旅游扶贫绩效的变化趋势来看,常宁市的旅游扶贫绩效总体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证明在这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常宁市脱贫工作的效果是较为良好的,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扶贫旅游工作的推进力度。但是基于历年绩效评价结果来看,只有社会绩效始终保持着上升的状态,其他两种绩效的态势变化在中途有所波动。这直接反映了常宁市的生态并没有因为旅游扶贫产业的发展而得到有效的改善,这也对常宁市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提出更多要求。

图6给出了t=45 s时刻不同倾角和浆液扩散方位角时的浆液压力离注浆孔距的变化曲线。对图6进行分析可知:裂隙倾角和浆液扩散方位角对浆液压力的空间分布特征产生显著影响,呈现明显的空间非线性、非均匀性特征。

①何红,王淑新.集中连片特困区域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4,35(8):74-79

⑦阎友兵,陈赣,陈彪.基于居民感知的旅游扶贫绩效评价研究——以湖南龙山为例[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7,33(6):99-105

我逐渐恢复了工作,王部长一直器重信任我。王震部长是1969年10月经中央批准到江西调研的,至1971年9月奉命回京,其间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出席了1970年在九江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次来江西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红星垦殖场蹲点调研。

⑧黄梅芳,于春玉.民族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实证研究[J].桂林理工大学学报,2014,34(2):406-410

有了初步自我评估后,建立以总经理负责制为主的团学组织和班级组织,让学生体验和强化员工式干部的培训制度、绩效考核制度、选拔制度、离任制度、虚拟工资与项目衍生相结合等五位一体的现代企业式学生管理模式。落实学生个人的自身角色固化和定位,在不断摸索和换位中去思考自己的定位和方向,转化个人的思想和思维角度,建立分工明确,职能准确的班级和团学管理模式,提升自我的综合素质。可通过组织和企业化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建立创业项目来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

⑨江志强.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与动力机制研究——以凤凰县为例[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14(2019)10-162-03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面向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应用型高校实践教学体系研究》(批准号:湘教通[2016]400号,课题序号:1030)、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重点课题(扶贫)《旅游精准扶贫实施机制与路径选择研究——以汝城县为例》(18A509)、衡阳市科学技术发展计划项目《基于乡村振兴的衡阳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开发研究》(2018KJ141)]

(作者单位:1.湖南交通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湖南衡阳4210012;2.湖南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南衡阳 421002;3.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北碚 400715)

[作者简介: 蔡琼(1969—),女,湖南衡阳人,湖南交通工程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财务会计与高等教育;陈国生(1965—),男,湖南常宁人,湖南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旅游管理;范润卿(1996—),男,湖南汝城人,湖南汝城县电力局职员,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管理与财务管理;

通讯作者: 陈慧卿(1989—),男,湖南怀化人,湖南交通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财务管理。]

(责编:若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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