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趋势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0－0055－09
中国民族关系的研究，早已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而热门的话题。但是，长期以来，对中国民族关系的研究往往成碎片式的断代态势，不是孤立地研究一个朝代的民族关系，就是狭隘地研究一个局部地区的民族关系。这种研究结果，就是使我们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缺乏整体的观照，缺乏宏观的把握，缺乏战略的思考，从而导致对中国民族关系研究的短视化而看不清方向，甚至迷失方向。而要从整体、从宏观、从战略上研究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就必须关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本文就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略陈管见，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回顾与述评
趋势，就是事物发展的运动方向。大趋势，就是事物发展长时期的总的运动方向。要发展边疆，就必须了解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什么？过去人们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呢？
1981年5月，在北京香山曾经召开过一次极为重要的全国规模的“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参加会议的130多位老、中、青学者，针对中国民族史多年来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诸如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少数民族政权和历史疆域、民族战争、民族英雄，以及如何以平等的原则对待历史上民族关系等等问题，并重点研讨了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和什么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这两个问题，普遍认为：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原王朝，而且包括中原王朝以外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和政权。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后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在清朝完成统一后，疆域和民族大体确定，在这个疆域内居住与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因此少数民族的历史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尽管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有战有和，也曾出现过统一和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之间，还是互相依存，逐步接近，经过共同努力不断将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1]对此，白寿彝先生当时就说：“究竟什么是民族关系中的主流？我看各民族共同促使历史前进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尽管不断打些仗，不断搞些民族不和，但我们要从整个历史的发展去看问题。”[2]
在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各民族共同促使历史前进”的观点几乎是中国学者们对中国民族关系发展趋势的共识，也成了翁独健先生后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的指导思想。
1990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作为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扛鼎之作，全书分为从远古到秦汉的统一；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统一；五代宋辽金西夏到元朝的统一；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和清朝的统一；近代民族关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等5编，对数千年中国民族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首次进行了系统论述。该书主要的学术贡献正如罗贤佑所说：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和民族平等的原则，既注意清除历史上封建王朝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又冲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偏见的束缚，在建立富有特色的民族关系史理论体系方面向前迈出一步。在撰写过程中，各编均突出了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事实；同时，将少数民族政权放到应有的位置上，无论是对十六国及北朝时期的匈奴、氐、羌、羯、鲜卑、柔然等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对宋辽金时期契丹、女真、党项建立的政权，皆给以客观的评价；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大一统中央王朝进行了详尽评述，既充分肯定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在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奠定祖国疆域方面的重大贡献，又对其实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论析。”[3]
诚然，《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在中国学术史的贡献和地位不容置疑，而且人们长期关注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历史疆域、民族战争、民族英雄、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等等问题，也确实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是，从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这个视角来看，上述种种涉及中国民族关系的问题和论述，除了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属于民族关系发展趋势范围的问题之外，其余大都只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并不涉及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更没有正面、准确地回答究竟什么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更令人不安的是，对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的这种认识，至今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几乎已成为一种定势、一个规律，这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的民族关系，正确认识和执行中国的民族政策，以及推进和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不协调的。
二、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究竟是什么？如前所述，既然大趋势就是事物发展长时期的总的运动方向，那么，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中国民族互动、整合、融合和认同的长时期内总的运动方向。
纵观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可分为三大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的大趋势：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
从夏商周三代到秦，中国民族关系的大趋势是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民族或族群的崛起就是多源和多元的。那时，在中华大地上大致有5个大的超级族群集团，即炎黄族群集团、东夷族群集团、苗蛮族群集团、百越族群集团、戎狄族群集团。炎黄族群集团大约由黄帝和炎帝两个大族群组成，而黄帝族群又由熊、罴、狼、豹、貙、虎等族群构成①。《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从中可窥黄帝族群是多元。炎帝族群因败于黄帝族群，故其族群结构不详，但从炎帝的生父是牛氏，生母是有蟜氏② 来看，其族群也是多元的；东夷族群集团主要由蚩尤、帝俊、莱夷、徐夷和淮夷五大族群组成。[4](P36)先秦古籍中常号称“九夷”③；苗蛮族群集团，史称“三苗”④，而据多种史料分析，大约由女娲、盘古、颛顼、驩兜、祝融等族群组成。此外，据《左传》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9年）记载，颛顼由“仓舒、隤敳、梼戭、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8个族群组成。《国语·郑语》记载，祝融由“己、董、彭、秃、妘、曹、斟、芈”8个族群组成；百越族群集团的结构极为复杂，罗泌在《路史》中列举属于百越的族群有“越棠、骆越、瓯越、瓯人、目瓯、洪人、目深、摧抉、禽人、苍梧、杨越、桂国、揖子、产里、菌、海葵、稽葵、稽徐、比带、仆句、区吴”等，号称“百越”⑤；戎狄族群集团由狁、鬼方、羌方三大族群组成。⑥
到公元前2070年，源于炎黄族群集团夏族的形成，拉开了中国民族关系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大趋势的序幕。中华大地上的民族或族群，在多元互动和融合中出现了新的组合。夏族大约是由颛顼、帝喾、伯益、皋陶、羌人、共工、驩兜、三苗、鲸等族群互动融合而形成，到禹时，夏族的族群结构已号称“万国”⑦。商族的多元融合虽然很难考释清楚，但通过郑樵的《通志略·氏族略》关于夏商时期共有62国的记载，可以窥视商族也是多元融合而形成的，所以汤灭夏时，商族的族群已号称“万邦”[5]、“万方”[6]了。周族的多元融合更为复杂，史载武王“克商”后“封邦建国”[7]，举行授土授民时，周公长子得“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武王弟康叔“得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唐叔得“怀姓九宗”[8]，所有这些“氏”其实也都是周族属下的族群。
周王朝是中国民族关系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发展大趋势的关键平台，这时的族群除夏、商、周、楚、越外，还有被称为夷、蛮、戎、狄的诸多族群，此所谓《礼记·明堂位》所言的“九夷、八蛮、六戎、五狄”⑧。这时，民族或族群边界鲜明，民族或族群认同呈分散的态势，正如《礼记·王制》所云：
“中国、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但是，在中国民族关系第一个大趋势的作用下，春秋之时，风云渐变，西周时壁垒森严的民族或族群边界逐渐被打破，由民族或族群互动而激起的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浪潮首先在夏、商、周三族之间兴起。晋惠公作“州兵”⑨ 是一例。周襄公七年（公元前645年），秦晋之战中，晋惠公作了秦的俘虏。晋人为了加强军事力量以雪耻而作“州兵”，打破了西周以来武装部队主要由被称为“国人”的周族和效忠于周王朝的商贵族编成的规定。周制“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⑩，各诸侯国也大致如此。居“州”之人本是被周族征服的“庶人”，其地位与居都、邑内的“国人”（自由民）不同，没有服兵役的政治权利。作“州兵”后，情况就变了，被征服的“庶人”就与“国人”一同正式服兵役。这样，“州兵”的建立，不仅说明“国”与“州”对立的逐渐消除，夏、商、周三族的杂居越来越厉害，也说明征服者周族与被征服者夏族、商族、“怀姓九宗”等之间的鸿沟也逐渐得以填平，族群间互相敌视的心理也越来越淡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作“州兵”是晋国内夏、商、周三族多元融合为一的一个标志。
孔子被周族统治者称为“尼父”也是一例。孔子先祖是宋国人[9]，即商族人，孔子也从不讳言自己是商族人。孔子死后，周族的统治者鲁哀公却写了一篇诔文来追悼他。诔文又说：“天不遗耆老，莫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10]你看，商族的孔子被美称为“尼父”，其死后竟使周族的鲁哀公感到了如此的悲哀，心理素质何其一致！这里还有什么族群的隔阂？又哪里还有什么族群的界限？
秦晋联姻更是春秋时期夏、商、周三族多元融合基本完成的标志。大家知道，西周分封诸侯时，晋开国君王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是周族人；而秦则是非周族人(11)。《史记·秦本纪》载秦的先祖“蜚廉生恶来……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秦晋联姻混血，表明夏、商、周三族之间的族群界限完全被打破了。因而“秦晋”二字，成了中国古代婚姻关系的代名词。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民族关系从多元融合到华夏一体发展大趋势以不可阻挡之势滚滚向前。由于夏、商、周三族以及楚、越二族与夷、蛮、戎、狄诸族群的分布呈交错状态，所以春秋时期率先在夏、商、周三族之间涌起的民族或族群多元互动融合的浪潮，不可避免地波及和扩展到楚、越和夷、蛮、戎、狄之间。
这个情况首先突出表现在各族间通婚、混血的事情不断发生。《国语·周语》记载：周襄王“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看来春秋时声名很大的晋公子重耳原来是个混血儿。而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娶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11]廧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
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还表现在文化上。拿《诗经》来说，它是中原地区夏、商、周三族融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周文化的代表。虽然其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从祭祀到征伐，从恋爱到劳动，从阶级矛盾到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无所不包，但反映的基本上是夏、商、周三族的现实生活和历史。但到春秋后期，《诗经》从中原地区向四方传播普及。以在南方影响最大的楚族来说，自称“蛮夷”的楚族受周文化的影响，也能诵读《诗经》了。《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记载：“令伊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左传》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又记载：“（芋尹）无宇辞曰：‘……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如此，楚庄王八年（公元前606年）攻打陆浑戎时，陈兵周郊，问九鼎大小轻重[12]，说明楚族对夏、商、周三族都非常珍重；对视为宝贝的“九鼎”，也同样是十分珍视和视为宝贝的，其中原因除“九鼎”是权利的象征以外，也包含对周文化的认同，可见楚族已被卷入多元融合的激流之中。
与楚族的情况一样，当周王的儿子太伯和仲雍同避江南时，越民族乃为“文身断发”的“荆蛮”[13]。直到春秋初期，越族与中原地区诸族群还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史书缺乏关于吴国和越国的记载。但是到春秋后期，形势也发生极大的变化。最典型的莫过于吴公子季札到周文化的中心鲁国观周乐一例。
我们知道，季札是吴王寿梦最小的一个儿子，他到鲁国观周乐时，正是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年），而这时删定《诗经》的孔子年仅8岁。但是鲁国乐工为季札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季札对夏乐、夏舞和商乐、商舞在内的周乐、周舞的理解这样深刻，评论这样精当，说明早在所谓孔子删定《诗经》以前，越族也已置身于春秋族群互动融合的激流之中了。
甚至自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弊不通，言语不达”[14]的西边羌戎首领驹支，在驳斥晋国大臣范宣子不让驹支参加会盟的攻击后，“赋《青绳》而退”[14]。《青绳》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诗中有“恺恺君子，无信谗言”一句。驹支在此引这句诗对范宣子十分有针对性，故“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14]。即范宣子自觉失言，连忙赔罪，请驹支去参加盟会，以顾全自己恺悌君子的名声。可见戎族驹支不仅会讲“华”语，并且能赋《诗经》以达意，表现了相当的文化水平，这又说明诸戎在与晋的长期交往中，也被卷入春秋族群互动融合的激流之中了。
这样，在整个周王朝之内，无论东西南北，所有的民族或族群几乎都被卷入春秋战国时期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激流之中，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洪流。这时，中国民族关系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的标志，是被称为“诸夏”[15]的华夏族在中华大地上的横空出世。《左传》中关于“诸夏”的记载颇多，所谓“诸夏”实际上反映了春秋时民族或族群多元融合的复杂。这时作为“诸夏”的族群主要有姬姓的鲁、蔡、曹、卫、晋、郑、燕，姜姓的齐、许、申、吕，子姓的宋，姒姓的陈等。及至战国时期，经过春秋时期的诸侯混战，到战国初期形成“战国七雄”，由齐、燕、赵、楚、秦五大族群构建了华夏族。除此之外，还有宋、鲁、卫、中山、越、巴、蜀等中小族群。
但是，曾几何时，秦始皇雄才大略，从边缘走向中心，一举统一天下，实行“书同文字”、“堕名城”、“治驰道”、“车同轨”、“行同伦”的大一统政策，使多元融合而形成的华夏族从分散走向统一，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于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一个大趋势，从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的崛起，到公元前206年秦的统一，历时两千余年，终于从多元起源，经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而告结束。
（二）第二个阶段大趋势：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
从两汉到清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大趋势是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
在中国民族关系的大趋势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而告结束之时，中国的民族结构并没有形成华夏一体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仍然是多民族或多族群共存的态势。
国势强盛的汉帝国，是华夏族转化发展为汉族的一个拐点。在汉帝国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收闽粤南粤，与周边族群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其他民族或族群称汉帝国的军队为“汉军”，汉帝国的使者为“汉使”，汉帝国的人为“汉人”。于是，汉帝国之名“汉”遂被称呼为华夏族之名，汉族之名自汉帝国始称。这时，与先秦时期最大的不同是形成了人口占多数的汉族与人口较少的其他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
如两汉之时是汉族与北方草原的匈奴、鲜卑，东北的夫余、高句丽、乌桓，西北的羌族、西域诸族，西南的西南夷、板楯蛮，中南和东南的武陵蛮、俚、僚及乌浒蛮等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
又如隋唐之时是汉族与北方草原的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东北的契丹、奚、靺鞨、室韦，西北的吐谷浑及西域诸国，西南的吐蕃、乌蛮、白蛮、和蛮、锅锉蛮、闽濮，中南的柯蛮、东谢蛮、西赵蛮、西原蛮、南平僚和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
再如明代是汉族与北方的蒙古族，东北的女真族、“索伦部”（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的统称），西北的畏吾尔、回回等，西南中南的西蕃（即西番，元明史籍对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多为今日藏族的祖先）、壮、瑶、苗、黎、东番（高山）、土家、罗罗（彝）、仲家（布依）、水、侗、仫佬、民家（白）、百夷（又称摆夷，今傣族）、么些（纳西）、哈瓦（又称嘎喇、古剌，今佤族）、毛难（毛南）、攸乐（基诺）、京、畲、倮黑（拉祜）、俅人（独龙）、巴苴（普米）、山头（又称“野人”，景颇）等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
在这种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中，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
所谓民族互化，就是在民族互动、磨合、整合和认同中，既有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也有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的汉化趋势，即孟子所说“用夏变于夷者”[16]，在从两汉到清前期（1864年前）的两千余年中不胜枚举，如东汉末年，匈奴人迁入八郡之地，特别是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之后，世代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逐渐定居务农了。《三国志·魏志·梁习传》在叙述了匈奴壮丁经过改编调发之后，“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百姓布野，勤劝农桑”。匈奴人与汉人杂居愈久，则接受汉文化也愈深。魏晋以后，匈奴人都改用汉姓，用汉语了。如前赵称汉王的刘渊，就以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等汉族文化史籍经典。
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禁止鲜卑落后风俗，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改服汉服，不准穿本族服装，改鲜卑二字、三字复姓为汉语单姓，本人即改姓“元”氏；禁说鲜卑话，改说汉语。凡此措施，使鲜卑人迅速地汉化了。
再如宋代的契丹族本来在大漠之间“畜牧畂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17]。但是在汉族的影响下，阿保机除“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18]外，还“为城郭官室之制于漠北”[19]，并正居臣，定名分，设置州县，改用汉姓(12)，改变契丹族旧有的统治方式。阿保机于神州三年（916年）下诏建孔子庙，“皇太子春秋释莫”[20]。道宗本人则经常请人讲解四书五经，并不避夷、狄之讳。在生活习俗上也多吸收和继承汉族的风俗，不仅一般情况下喜服汉服，兴宗后大礼时也服汉服了[21]。并仿汉俗过端午节、重阳节。契丹族民谣，“垂杨寄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22]，都表明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之中，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结为秦晋之好，民族壁垒最顽固的部分被打破了，契丹族也就逐渐汉化而成为汉族的一部分。
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化的趋势，即“夏变于夷者”的“夷化”，在从两汉到清前期（1864年前）的两千余年中也不胜枚举。
如云南的“爨人”就是一例。汉代之时，云南主要的居民是“夷人”。汉帝国在云南设置郡县的同时，不断以屯垦戍边等方式向云南移民。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的“夷人”，分别建立“汉户”和“夷户”。“夷户”由“夷帅”统领，“汉户”则由帝国派往云南的命官管辖称为“驻屯户”。直到汉晋时期，在云南虽然有代表王朝的太守、移民中的“豪族大姓”、土著夷人的首领“夷帅”，但夷人与“驻屯户”仍有深厚的依存关系，没有夷人的支持和帮助，驻屯户要在云南屯垦戍边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姓一般还与夷帅结成“遑耶”（婚姻）关系，用联姻的方式与夷帅结成联盟[23]。就是在“汉户”和“夷户”的互动磨合中，云南的汉族移民在中原王朝衰微的时期，出现了“夷化”的趋向。及至两晋南北朝之时，爨氏独霸南中，其统领的居民成为“爨人”。[24](P372～375)“爨人”的出现，正是云南汉代至南北朝汉族移民“夷化”的标志。此后，汉族在云南“夷化”的趋势不断延续，到隋唐之时，迁入云南的汉族，起初穿上衣下裳，女子钗布裙衫的汉服，后来融于白蛮乌蛮之中，男子挽髻，女人披发，皆衣牛羊皮。这种服饰延续到元、明、清都无大的变化。[25](P181～182)正如《蛮书》卷4所记：“铁桥（今大理）裳人，本汉人也……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以朝霞缠头。”
又如唐代和亲随从人员的“夷化”也是一例。与吐蕃和亲最典型的是太宗时嫁与松赞干布的文成公主。她的随从就有“蚕种及造酒、碾、硝、纸、墨之匠”[26](P5222)。文成公主的随从有多少人文献中没有记载，但至今藏族民间传说：“远从汉族地区，来了后公主。把五千五百名工匠，带到咱们藏土。给西藏地区工艺，打开了发展门户。”[27]可见文成公主的随从起码有几千人。正是文成公主这些工匠随从与藏族的互动磨合，一方面给藏族以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也被藏族“夷化”了。故唐代岭南诗人陈陶的诗云：“黠虏生擒未有涯，黑山营中识龙蛇。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蕃风似汉家。”[28]可见这些数以千计的工匠随从，随着历史的沧桑都“夷化”为吐蕃人了。
再如宋代之时，东北地区金初汉族移民的“夷化”也是一例。当时女真族的统治者，强迫汉族移民穿女真人的衣服，留女真人的发型，甚至规定“髡发不如式者，杀之”[29]。在这种背景下，也由于汉人和女真移民接触的增多，“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30]，女真人的服饰和发式逐渐在北方汉人中流行开来。范成大说，中原汉人胡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河）已北皆然，而京师（指北宋京城开封）尤甚，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髻”。另一名南宋诗人刘克庄的笔下也说：“大梁宫中设毡屋，大梁少年胡结束。”[31]陆游赋诗记在北方看见的一次歌舞演出时亦云：“上源驿中槌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32]均反映了金初汉族移民“夷化”的真实情境。
在汉族“夷化”的过程中，是自宋元以后，尤其明清之时，中国少数民族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不少汉族移民在“夷化”中成为近现代少数民族的祖源之一。回族的形成是一个典型，13世纪初年，约当南宋末叶，自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到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蒙古贵族先后征服了葱岭以西，黑海以东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被征服各族，或由于军事、政治、经济的原因，或出于被迫征调和自愿，纷纷随蒙古军来到中国，一说有二三百万人，一说有数十万人，其中包括军士、工匠、商人、学者、贵族和妇孺百姓等。他们被统称为“西域亲军”或“回回军”。在回回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回回军被蒙古人编入“探马赤军”，主要分驻在甘肃河西、宁夏、河南、山东、河北一带以及云南等地镇守屯田，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即“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33]。1273年，元世祖下令：“操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于是，除一部分回回人聚居在一起，仍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被称为“屯戍”人户外，大部分回回军士在社的编制下，成为普通农民，他们或聚居，或杂居，与当地的汉族形成杂居格局。这样，经过自南宋末年到元亡，约150年的发展，定居在中国各地的回回，主要与当地的汉族，以及蒙古、维吾尔等民族的融合，到明代时已形成为回族。[34](P145)
此外，西北的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西南的白族、阿昌族，中南的壮族、仫佬族、毛南族等少数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都有汉族成分融入。[34～35]
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大趋势中，虽然民族互化是双向的，有“用夏变于夷者”的汉化，也有“夏变于夷者”的夷化，但是历史是有选择的，在汉化与夷化的博弈中，由于人口、历史、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的种种因素所致，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大趋势最终选择了以汉化为主流。仅说在这个大趋势中所出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和宋辽夏金元时期两次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潮流，就是在这两个民族大融合潮流的席卷下，隋唐时期的汉族，已不再是过去的汉族，而是融合北方的匈奴、鲜卑、乌丸、氐、羌，以及南方部分蛮、俚、僚、傒等民族和族群的新汉族，人口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从汉代的5900余万人，发展到唐代前期达8000万至9000万人之间。[36](P213)而明清时期的汉族，又不再是过去的汉族，而是融合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的新汉族，汉族人口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人口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达1.5亿[13](P459)，及至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已达4亿以上。[13](P515)汉化终于成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第二个大趋势的主流。
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以汉化为主流大趋势到以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中央政权的清帝国发展到了顶峰。1644年，清军入关后，满汉两族经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流血的冲突，在近200年的互动磨合中，满汉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即从冲突转向融合，满族也不可避免地顺着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开始汉化。到了清帝国开国一百多年后的乾隆时，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习俗和思想信仰等在内的满文化日渐式微，日益汉化，满族兵丁与贵族宗室“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俗”[37](P181)，“不学习清语，俱说汉话”[37](P183)；原来信仰萨满教的满族也尊崇佛教；满姓改汉姓更是风行一时。据专家研究，从1924年到1949年，短短20余年，旗人就如水银泻地，几乎一下子消失无遗。(13) 试想，在清代260多年的历史中，汉族作为被统治民族，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暴力强制同化统治之下，不但没有被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夷化”，反而把满族汉化了，这是何等力量所使？原因当然有很多，传统的看法是由于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即“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38](P70)。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所吸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39](P222)这当然是一条重要的原因，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的使然应该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于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大趋势，从公元前206年汉帝国的建立到1911年清帝国的灭亡，也历时两千余年，终于从民族互化走向以汉化为主流而告结束。
（三）第三个阶段大趋势：从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
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开始，直到当下，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从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
这时，为什么运行两千多年的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以民族互化走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趋势转向？换句话说，是什么力量扭转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的方向？
由于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的这个新方向开始的时间并不久，不少人认识模糊，而看不清这个大趋势，从而造成南辕北辙的后果。
那么，是什么力量扭转了中国民族的方向？是近代民族概念的引入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鸦片战争以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人固守传统“夷夏之辩”和“天朝上国”的观念，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甚至弄不清以往的“蛮夷之邦”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鸦片战争一方面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另一方面也打开了中国的闭关大门。战败的惨痛教训深深地刺激了中国人，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开始重新认识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意识？
当时种种关于民族的概念，都彻底颠覆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辩”或“华夷之辩”民族观，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民族并不是仅仅对华夏文化和汉文化认同的问题，认同则为“华”或“夏”，不认同则为“夷”或“蛮”的简单划分。民族应该是具有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特征的人们共同体。这种悄然而入的民族概念，真是一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地拨转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两千多年来从民族互化走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方向。
在这样一种世界背景下，人们才从“夷夏之辩”或“华夷之辩”的民族观中解放出来，原来民族的边界并不仅限于“夷夏之辩”或“华夷之辩”，民族的普同性决定了民族都是平等的，于是中国各民族都纷纷“自觉为我”，这也就是清代的满族虽已走上了汉化之路，但正是“自觉为我”，才使得满族最终没有彻底的完成汉化。
鸦片战争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辩”民族观，人们才猛然明白世界的民族并不仅仅以华夷为边界，汉族也只是世界上成千上万个民族或族群中的一个，也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国”的国家观。人们才猛然明白中国也不过是世界上成千上万个国家中的一个。天下原来是民族林立、国家林立的多元世界。
更重要的是，民族与国家概念结合产生的民族国家的概念，使得每一个中国人在与世界交往中，尤其是在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前，都不可回避地必须考虑如何面对的问题。是汉族去面对吗？不行！虽然汉族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他只能代表汉族自己，而不能代表中国其他的少数民族。反之，少数民族全体或其中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代表中国。于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自然而然地激活了中国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
第一，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激活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的签订，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的心理。此后英、俄、德、法、美、日等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从而引发了维新运动的兴起。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认为中国民族从总体上可以分为9个派系，第一是华族，其他8个派系为苗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这些民族“皆组成中国民族最重要分子也”。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1911年武昌起义时湖北各界人士提出并议决实行“五族共和”的思想。1912年孙中山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向海内外宣布了“五族共和”思想及其政策主张。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在摈弃了传统的“华夷之辩”民族观之后，破天荒第一次把汉、满、蒙、回、藏5个民族摆在同等的地位，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从此开始从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中国民族融合雪球的滚动开始向中华民族认同的方向滚动。
第二，“五四运动”升华了中华民族意识。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帝爱国的正义之声，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从自在开始转向自为，即从单纯反清转向反帝反封，套用梁启超所言所谓民族就是“对他而自觉为我”，这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对帝国主义列强而自觉为中华民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孙中山把抵制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作为民族主义的任务提了出来，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把反帝国主义列入其中，从而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成为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出现反帝爱国斗争浪潮和争取民族独立运动高潮的重要政治条件。此后，轰轰烈烈的中国第一次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帮助并推进了国民党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发动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民革命战争——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在中华民族意识历史性的升华中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第三，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华民族意识的全面高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40](P89)。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正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大义面前，国共两党的合作终于在卢沟桥事变后正式形成。正是此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发挥到最佳状态，中华民族意识从未有如此强烈。正如晏阳初所说：
“几千年来，中国人所怀抱的观念是‘天下’，是‘家族’，近代西方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始终没有打入我们老百姓的骨髓里。直到现在，敌顽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41]
这样，从鸦片战争后民族概念的引入拨转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的大方向，到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激活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再到五四运动升华了中华民族意识，最后到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华民族意识的全面高涨，给我们勾勒出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从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的路线图。
三、结语：
中华民族认同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今天，我们站在世界民族发展史的高度，在一个长时段内去观察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趋势，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国民族关系发展所经历过的从多元融合到华夏一体的大趋势、从民族互化到以汉化成为民族融合主流的大趋势，也应该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当下中华民族认同已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与前两个大趋势相比，这第三个大趋势虽然是刚刚开始，运行的时间也只近100年，但作为大趋势的方向性运动，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这一点。
收稿日期：2011－06－11
注释：
① 《列子·黄帝》云：阪泉之战，黄帝“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貙、鹰、鸢为旗帜”。
② 《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
③ 《论语·子罕》、《尔雅·释地》。
④ 《尚书·舜誓》、《国语·楚语》、《战国策·魏策》等。
⑤ 又见《吕氏春秋·恃君》高诱注云：“越有百种。”
⑥ 戎、狄之称始见于西周。西周之前，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族群则称为狁、鬼方、羌方。参阅《诗经·出车》、《诗经·六月》、《竹书记年》、《易经·既济》、《国语·周语》等。
⑦ 《左传》襄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⑧ 《周礼·职方氏》亦云：“四夷、八蛮、九闽、九夷、五戎、六狄。”《尔雅·释地》也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
⑨ 《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于是乎作州兵”。
⑩ 《司马法》：又晋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注：“五党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长各缮甲兵。”《国语·晋语二》也有此说法。故李亚龙：《西周与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版，第170页）和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年4月版，第112页）、1979年版《辞海》（缩印本第94页）以及《辞源》（商务印书馆1981年修订第2版，第950页）均采用此说法。此说源于《周礼·地官·大司徒》。然此说本为六乡制度，六乡之人本来就要服兵役，无所谓作“州兵”。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晋所谓作“州兵”的“州”，应是《司马法》中之王国“二百里为州”的“州”。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慧：《试论春秋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118页）一文采用此说是有道理的。
(11) 秦人族属不定，有戎人说，又有夷人说。
(12) 《辽史·后妃传》：“太祖慕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里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
(13) 《寻找满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定宜庄、胡鸿保认为：女真、满洲、旗人、旗族、满族这些族称，都是各有其特定意义的。如今学界则多以“旗人”来指称清朝的这个族群，这里所谓的“旗人”包括了八旗制度囊括的所有人在内而非仅指满洲旗人。但八旗中的蒙古旗人，在1949年之后，除了已经搞不清自己所在旗分的那些人之外，大多数都报了蒙古族。汉军旗人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本文为了叙述方便，且都作为满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