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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最初发表在1983年本刊第四期，现因文化艺术出版社拟用本文为新版《红楼梦》的导读，故作者又对本文作了重大的修改，特别是第三部分增写和改动较多，故本刊予以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伟大的天才作家曹雪芹离开人间已经二百二十周年了。[①]在这两个多的世纪中，他的名字从不为世人所知，到渐为世人所知，到举世皆知其名，皆读其书，这是一个多么艰难和曲折的过程啊！杜甫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两句诗，仿佛是预为曹雪芹写的。然而，实际上翻开中国的历史，有几个伟大的作家能摆脱这个命运的规律呢？
曹雪芹是天才的作家，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作家。曹雪芹这样天才作家的出现，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天才的诞生
曹雪芹经历了康、雍、乾三个时代，他的家庭的历史，则更经历了从明末到清初顺、康、雍、乾整整一个大变革时代。
清朝是在明代的极端腐朽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清皇朝的建立，固然荡涤了明皇朝的一些污垢，但是这一场变革，是让当时的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的，而且清皇朝在确立以后，还差不多经历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战争才基本上结束，社会才趋于稳定。
清政权的建立和稳定，不过是改朝换代，社会的性质没有任何改变，依旧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日益尖锐，日趋激化。尽管这样，封建地主阶级并没有放慢他们掠夺兼并土地的步伐，因此劳动人民只能呻吟于地主的残酷剥削之下，直到最后走向反抗。
不过，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清皇朝，毕竟有它不同于以往的历史特点。这就是从明中叶发展起来的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继续有所发展，市民阶层有所扩展，市民运动日益高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说过：“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还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②]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市民运动的不断发生和发展，无异是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之外，又增添了一对具有崭新意义的矛盾，这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具有新的历史意义的变化。它表明封建制度已经到了末期，已经面临着“解体”的历史命运。必将取代它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还在萌芽状态，它的力量还很微弱，但毕竟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它预示着与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必将取代封建制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两句曲文就象是曹雪芹为封建制度的历史命运所作的伟大的“预言”。
已经建立并巩固起来的清朝统治阶级的政权，实际上它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却始终没有停止过，有时还异常的尖锐激烈。斗争集中在皇权的继承问题上。这种斗争，在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暴死顺治继位时，在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辅政时，在康熙初年玄烨清除辅政大臣鳌拜时，在康熙废立太子的问题上，在康熙末年雍正继位时，都格外激烈。曹家的败落，与康、雍时期的政权争夺的斗争，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而曹家的败落，却直接决定着伟大作家曹雪芹的命运，决定着《红楼梦》这部书的诞生。
清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所建立起来的政权，曾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以及程朱理学，康熙自己对《四书》不仅“日日读书”，而且还“字字成诵”，他推崇朱熹是儒家“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的人物。乾隆上台以后曾九次到曲阜去“朝圣”，鼓吹孔子“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五百年闻知之统，独衍心传，七十子悦服之诚，长垂师表”。在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出现了一批理学名儒和名臣，如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魏象枢、魏裔介、熊赐履、张伯行、朱用纯（即《治家格言》的作者朱伯庐）等等，都是康熙时代的理学名家。张履祥曾说：“三代以上，折衷于孔孟，三代以下，折衷于程朱。”又说：“朱子于天下古今事理无不精究而详说之，三代以下，群言淆乱，折衷于朱子而可矣。”（《备忘录》卷一），陆陇其则说：“吾辈今日学问，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即圣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圣人之意。”（《松阳讲义》卷一）熊赐履也说：“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此古今之通论，非一人之私言也。”又说：“夫朱子之道，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之道也。”（《学统》卷九）他攻击王学（阳明）[③]说：“邪焰火炽，烈于猛火，蔓延流毒，猝难灭熄，百余年来，瞿昙陋习，中人心髓，东鲁之书，悉化而为西竺之典，名为孔氏六经，实则禅家六籍矣”（同上）。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感到当时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势力多么大？这一情况实际上也并不难于理解，因为站在这些人后面的，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阶级，他们的“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不过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的表现而已。[④]
然而从明代后期发展起来的反理学的斗争，到了清代康、雍、乾时期，非但没有停止，相反却愈见炽烈，当着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在大肆泛滥的时候，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和激烈反对程朱理学的思想家，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唐甄（1630—1704）、戴震（1723—1777）等人。他们尖锐反对封建皇权，指斥封建皇帝，说“天下之人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说封建皇帝“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揭露封建君主的专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黄宗羲）。“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唐甄）。他们批判理学家提出的“去欲存理”的反动说教，指出了“欲即天之理”（王夫之）。他们揭露理学的本质是在“以理杀人”（戴震）。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已经是“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是四空也。”老百姓都卖男鬻女，“无生之乐”（唐甄）。总之，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封建皇权、程朱理学、科举制度、民生问题、妇女问题、土地问题等等，都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们明确的提出了“工商皆本”（黄宗羲）的主张。[⑤]很明显这些进步思想家提出的这许多问题，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的特点，实质上这些思想，正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关系在不同程度上的反映，是当新兴起来的市民阶层的愿望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表现。从思想的传统来说，上述这些人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大都是受到了明代后期王学左派反理学的勇士——李卓吾的影响，是这一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⑥]
清代统治者为了镇压民族反抗，强化思想统治，除了正面提倡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外，还大搞文字狱，用血腥镇压的恐怖手段以箝制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的反抗意识，所以在顺、康、雍、乾四朝，迭兴大狱。顺治十四年（1657）有科场案，因考试舞弊兴起大狱，顺天、江南等地的主考和分房考官被杀被流者甚多。康熙二年（1663）又有庄廷
的“明史案”，此狱共死七十余人。康熙五十年（1711），又有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此案被杀者百余人，流徙者数百人。雍正三年（1725）有汪景祺案，汪因著《读书堂西征随笔》，中有“讥讪圣祖仁皇帝（康熙），大逆不道”，立处斩。雍正四年（1726）有查嗣庭案，查因出试题“维民所止”被指为“维、止”乃“雍正”二字去头，嗣庭瘐死后仍被戮尸，亲属或杀或流。雍正七年（1729）又有曾静案，曾静用吕留良遗著，著《知新录》一书，发表反清思想，揭露雍正夺位的阴谋，并遣人劝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为岳告发，遂兴大狱。雍正亲自传旨审问，吕留良被戮尸，其子毅中被杀，子孙发宁古塔为奴。曾静、张熙（即说岳钟琪者）被释用以宣传清廷旨意。雍正并编撰《大义觉迷录》一书颁发全国，以图消除曾静、吕留良反清思想的影响。但到乾隆时，又收回《大义觉迷录》，杀曾静、张熙。此外，还有同年的谢济世案、陆生楠案，雍正八年（1730）的徐骏诗案。到了乾隆时期，则有杭世骏案（乾隆八年）、胡中藻案（乾隆二十年）。[⑦]撤毁钱谦益诗文集（乾隆三十四年）、新昌举人王锡侯因撰《字贯》未避康熙、雍正的讳论斩等案（乾隆四十二年）。后两案虽在雪芹身后，但也足见所谓“乾隆盛世”文网之酷烈。
清代统治者在推行这种恐怖屠杀政策以镇压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开“博学鸿词科”，专门笼络当时有影响的明遗民和著名的学者文人，以达到巩固政权和强化思想统治的目的。
伟大作家曹雪芹就是诞生和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时代里的，[⑧]也可以说，曹雪芹就是由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所孕育成长的，因此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不可能不受这个时代环境的影响，或者是讴歌赞颂这个时代，或者是对这个黑暗王国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不论采取哪一种立场，总归离不开这个时代的影响，总归只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这就是我们在研究天才作家曹雪芹诞生的社会条件时所不可逾越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因为曹雪芹只能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宠儿，他不可能属于任何别的时代。[⑨]
当然，这样一位天才作家的成长，更离不开他自己家庭的哺育。曹雪芹的家史，也是很值得研究者们注意的，我认为孕育曹雪芹的，不仅仅是曹雪芹时代的曹家，而且还有曹雪芹出生前的曹家的历史。研究曹雪芹而讳言曹家的家世，好象曹家的家世对曹雪芹没有产生过影响，好象曹雪芹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好象《红楼梦》纯粹是曹雪芹的头脑里的产物，不需要社会生活作为他的创作素材的，因此与他家庭（包括家庭的历史）和他个人的经历无关。其实，这种忌讳是不必要的，对于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曹雪芹的家史确实是很“复杂”的，据近年来的研究，曹家的祖籍是辽阳，[⑩]曹家在明末原是明朝驻守辽阳的下级军官，始祖曹世选曾任沈阳卫的某种官职，高祖曹振彦大约在天命六年（1621，明天启元年）归附后金，在佟养性属下任“教官”，以后又改隶多尔衮属下，任“旗鼓牛录章京”（佐领），他的身份是包衣。崇祯十七年（1644）又随多尔衮在山海关参加对农民军李自成的决战，随即随多尔衮入关进京。曹振彦在清代开国的战争中是立过战功的。进关以后还曾参加过平定山西姜镶叛乱，旋即任山西吉州知州，过了二年又升任阳和府知府，(11)这以后大概就改任文职官了。曹振彦的儿子即曹雪芹的曾祖曹玺，曾任宫廷待卫，平姜镶之乱时，曹玺也曾到山西参加战斗。曹玺的妻子即曹寅的母亲孙氏，在康熙幼年曾被选为康熙的乳母，因此进一步加深了曹家与宫廷的关系。曹寅幼年曾任康熙的伴读，青年时期，又任宫廷侍卫。康熙即位以后，曹玺即出任江宁织造。康熙二十三年曹玺死后，又简拔曹寅继任织造之职。(12)曹家一门先后继任江宁织造竟达六十多年，从曹玺到曹寅这两代，大大提高了曹家在当时政权中的实际的政治地位，成为康熙的亲信。特别是在曹寅的时代，凭借着他家与康熙的特殊关系，也凭借着他的才干和文采，得到了康熙的特殊信任。曹寅本身是一个颇有修养的文人，他的诗、词、文章、戏曲、书法都有较高的水平，由于这个原因，他得以与江南的许多著名文人（其中包括着一部分明朝的遗民）亲密往来，因此在曹寅的周围聚集着一批颇有声望的诗人、画家、学者。曹家的这个相当规模的文学家庭是在曹寅手里建立并完成的，曹寅亲手缔造的这个文学家庭和官僚家庭，客观上对后来曹雪芹的文学才华的培养起着一定的作用。我们看一看现在还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的曹寅藏书书目的原件，就可以知道他藏书范围之广和收藏之精（这个书目还只是他的藏书的一部分），尤其是他主持刊刻的书籍，由于校雠的精审，刻工的优美，款式的疏落大方，世称为“康板”，可见其为士林珍视的程度。从曹寅的藏书来看曹雪芹知识学问之宏博，虽然我们不能说曹雪芹的知识和文才是从曹寅的藏书中培养出来的，但至少不能排除这个家庭对他的某种程度的积极作用，只可惜曹家败落以前，曹雪芹的年纪太小。
由于曹寅阔绰的日用排场和应酬挥霍，其中尤其是康熙的南巡，大大加重了曹寅的亏空，使得这个封建官僚大家庭日日如坐在冰山之上，一种无可挽救的没落心理一直笼罩在曹寅全家的心头，曹寅常爱讲的“树倒猢狲散”这句禅语，就是这个封建官僚大家庭必然没落的预感，是他们的一种心理反映。曹寅临终时无可奈何的“哀鸣”，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13)它预示着大家庭已接近“家业凋零”“金银散尽”，“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了。终于在雍正五年十二月到雍正六年正月，曹俯被先后奉旨革职查抄了。(14)抄家的原因，据最近发现的档案说是由于驿站骚扰案，(15)是否还有其它的隐蔽的原因，不得而知。抄家以后仅知道曹俯是被枷号，其“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隋赫德。后因隋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产人口内，于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16)至于其他人等下落如何，杳无消息。(17)但其情景总不能不是悲惨的结局，否则为什么一无他们的踪迹？如果看一看曹家的亲戚，康熙要求曹（寅）李（煦）孙（文成）三家视同一体的李煦，抄家后本人以七十三岁的暮年，被发遣到打牲乌拉，后来饥冻疲惫而死。其他家中人口，交崇文门标价发卖，此情此景，其惨可知。曹家其他人口是否也是如此，史无明文，不得而知，但于此也可仿佛一二。特别是曹家那些妇女，尤其是那些少女，不知是何结局，更无从模拟。但是曹雪芹一而再、再而三地念念不忘“当日所有之女子”，恐怕也不是无因的。
在我看来，曹家的飞黄腾达，宾客盈门，牙签玉轴，烟海缥缈，固然是对曹雪芹的培养，而曹家的大树飘零，沦为贫民，流于市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培养”。《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8)这是孟子的人才观，在他看来，吃点苦头，甚至吃点大苦头，也是人才成长的重要因素。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从历史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旧社会虽不能说人才培养唯此一途，但它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曹雪芹这个天才的成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这个特殊的家庭促成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震古铄今的天才不仅是属于他的时代的，还应该是属于他的家庭的。当然，从思想来说，曹雪芹是这个家庭的叛逆，而不是这个封建官僚家庭的继承人，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以上这些，还不是曹雪芹这个天才出现的全部社会原因，否则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和那样的一个家庭里，曹家抄家时还有“家人大小男女一百十四口”，(19)为什么只出现一个曹雪芹而没有涌现出一批曹雪芹？
由此可知这个天才的成长，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他个人的秉赋和个人的勤奋，可惜关于曹雪芹的传记资料留下来的太少了，以至于我们竟然无从具体了解。但是一部《红楼梦》不正是了解曹雪芹的最好依据么？
曹雪芹是死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3）除夕的，如果曹雪芹是活了四十八岁（虚岁，因旧时都以虚岁计算），那末，他应该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今传有最早纪年的《石头记》抄本是“甲戌本”，(20)上写“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甲戌”是乾隆十九年（1754），雪芹此时为虚岁四十岁。按《石头记》第一回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这个“披阅十载”的时间，当然应该从乾隆十九年再上溯十年，即乾隆九年，那时曹雪芹虚岁为三十岁。大体说来，曹雪芹开始写作《石头记》的时间，可能在乾隆九年即曹雪芹三十岁以前，即从二十五、六岁到二十七、八岁之间，曹雪芹以这样的青年时期（按孔夫子的说法也还没有到“而立”之年）就开始写此巨著，到四十岁前已经完成了八十回，(21)这充分说明了他的思想的先进敏锐，他的学识的渊博而又多才多艺，他的知识的广泛和精深以及他惊人勤奋的写作毅力。说明了曹雪芹这个天才确实是出于勤奋。有的同志惋惜曹雪芹没有得到先进思想和理论的指引，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曹雪芹正是站在当时的先进思想家的行列里的。从《红楼梦》里所表达的一系列反封建的具有初期民主主义的思想来看，难道还能怀疑曹雪芹思想的先进性吗？曹雪芹是在吸收了传统先进思想和传统文化的精神的基础上，才自我造就成为天才式的人物的。实际上曹雪芹的天才，是在个人的勤奋学习和社会给予他的重重苦难中磨炼出来的。不能忘记当他家庭败落的时候，他还只有十三岁（如按生于雍正二年说，则抄家时他还只有虚龄四岁），他在十三岁以前，曾度过“繁华”的岁月，但十三岁以后，他就沉沦在生活的苦海中了，社会或者说“天道”对于他，好象分外的苛刻，不让他多一点“称心”的“岁月”（曹寅有“称心岁月荒唐过”的诗句）。所以这样一位天才的成长，就他个人方面来说，主要是他自我奋斗成功的。完整地来说，是时代、家庭和个人三方面的条件的统一，才促使这样一位天才的成长。
这样一位天才的殒落，确实是值得人们惋惜的。但是，惋惜什么呢？毫无疑问，令人千载以还永远惋惜的是他的书没有写完，是他的才华没有用尽，而不是惋惜他没有得到先进思想和理论的指引。乾隆二十七年除夕曹雪芹的突然逝世，就象太空中一颗巨星的殒落，人们这才感到大地失去了光明，自己失去了知音。他实在凋谢得太早了，连五十岁都还没有到，真正是“千古文章未尽才”！
《红楼梦》的思想性质
曹雪芹遗留给我们的，是一部未完成的不朽巨著。是一首封建制度和封建贵族世家的丧歌。是一幅交织着人生的痛苦和欢乐，忧愁和哀伤，繁华和零落，正直和邪恶，爱情和淫欲，以及权势者的专横和卑贱者的呻吟的现世相。是一曲青春、爱情和理想的颂歌。
曹雪芹以他的如椽之笔，为末世的封建社会描绘了一幅精确而生动的图画。曹雪芹对这个社会，从它的社会制度到全部上层建筑作了一次深刻的总批判，从而宣判了社会和它的制度已经临近死亡的历史命运。从这个批判中，表现了他对美好事物和美好理想的讴歌、眷恋和执着的追求。
《红楼梦》是一首无韵的《离骚》，也是一部“说”家之绝唱。自从《红楼梦》问世以后，中国的古典小说再也没有超越它的作品出现了。《红楼梦》是一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千古绝唱！
不能离开曹雪芹的时代对曹雪芹提出过高的要求。曹雪芹生活在两次农民大起义的主潮的中间，他的生年上距李自成的大顺政权（1644年建于北京）七十来年，他的卒年下距太平天国（1853年建于南京）八十多年，他正好生活在一个封建统治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他离开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则更远，相隔了一个半世纪。曹雪芹时代的我们伟大的祖国，真是一个封建的黑暗王国。政治上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思想上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禁锢，在文化政策上又大狱迭兴，动辄抄家论斩和流配发卖，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曹雪芹不得不为自己的作品涂上一层神秘的保护色，不得不借用一些猜谜式的情节和语言以掩盖自己的思想，但是这样做了以后，必然会给作品带来一些误解，所以曹雪芹又不由得感慨深沉地写下了那首：“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诗来，向读者稍稍透露一些他的内心的隐曲。
曹雪芹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显示了他非凡的思想才能和战斗的勇气，显示了他的卓越的艺术才华。古老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习，在曹雪芹的笔下，一一现出它的原形：封建皇帝是如何专横；宫廷生活是如何痛苦；封建衙门是如何贪赃枉法；贵族官僚大家庭的生活是如何奢侈浪费；他们是如何残酷地无餍足地剥削农民；他们表面上是如何地诗礼簪缨，暗地里又是如何地荒淫无耻，这些贵族官僚子弟的精神是如何地空虚和堕落，以至于使人明显地看出这个阶级已经后继无人；在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内部：父子、兄弟、妯娌、姐妹、姑嫂、叔伯、夫妇、妻妾之间，是如何地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个家庭里的总管、庄头、管家以及各房的丫环仆妇、书僮小厮和各色执事人等，又是如何地各依主子、各仗势力。特别重要的是作家写出了贯穿于这个贵族大家庭的上下主仆之间的一个共同心理、共同情绪是：盛筵将散、好景不长的预感。作者在故事刚开头，就让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提出了“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十三回）接着作者在二十三回里，又让丫环红玉说：“俗语说得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到了七十四回，作者又让探春说：“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凤姐和可卿的一段谈话，代表这个大家族里的当权者的隐忧，探春的话，是这个家族的下一代的思想反映，而红玉的说话，则是反映了这个家庭的下层奴仆的心理。就是这样，作者深刻地揭示出了弥漫于这个家庭的主仆上下之间的这种没落情绪和没落心理。这是一种世纪末的心理，是当时的社会心理在作者笔下的反映，它不仅仅是这个封建大家族一家人的心理状态。
有人统计，《红楼梦》全书写了九百七十五人。我粗略地计算一下，书中主子和半主子约有80人左右（包括薛姨妈、史湘云等人在内）。这些人都是这个家庭的可靠成员，其中找不到一个敌对的人物，曹雪芹也没有另外创造出几个“批判者”的形象，来专门为读者揭发批判这个封建官僚家庭，从而宣布它的必然灭亡的命运。曹雪芹就是通过这些主子和半主子自身的具体行动，让读者明确地感到这个封建贵族官僚大家庭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等待着他们的只有没落的结局。曹雪芹给予读者的印象是那么深刻生动，那样地有说服力。他让读者最突出地感觉到的是这个家族的腐败和腐朽。作者在一开头就让冷子兴介绍说：“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寥寥数语，不是把贾府里腐败和腐朽的面貌活画出来了吗？再看看贾府里的主要的成员。贾政是一个用封建政治和封建礼教的模子压制出来的人物，除了一套僵死的官样文章外，其余一概不知。贾赦一味只想讨小老婆，其余一概不管。贾敬则一心想成仙，干脆住到庙里去了，终于服丹胀死。贾珍、贾琏、贾蓉则更是整天偷鸡摸狗，荒淫无耻到行同禽兽。在这个男权社会里，贾府的这几个主要男子腐败不堪到如此地步，那末这个家庭还能有什么希望呢！妇女中的王熙凤是有才干的，但也同样是行为放荡、贪赃弄权、放高利贷，她根本不顾大家族的利益，只求满足个人的私欲。探春、薛宝钗虽然是有识之士，但“生于末世运偏消”，也挽回不了既倒的狂澜。至于贾母、王夫人、邢夫人等，都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腐朽了的人物，她们袭祖宗之余荫，享现成的清福，有时寻欢作乐，有时发发威风。这个封建大家庭里的男男女女的生活，长年累月，就是如此而已：死气沉沉，用各种新鲜的方式来消遣时光，消磨生命，生活有如一潭死水，没有一丝半毫的新鲜气息和生的活力！这一切都显示出这个封建贵族官僚家庭的末世的征兆。无怪乎脂砚斋在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一回要连批：“记清此句，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腐败和腐朽是没落的前奏，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的主要人物已腐败和腐朽到如此程度，等待他们的除了没落以外，难道还会有别的命运吗？曹雪芹就是这样用逼真的描写，用人物自己的具体行动，给你揭示出一种不可挽回，无法遏止的历史趋势和生活流向。使你感到这个贵族大家庭的没落之势，已经如东流的逝水，无可奈何了！
在这样一个充满着腐败和霉烂气息的官僚家庭里，曹雪芹也塑造了几个有清醒的头脑，或有新的思想，对现实抱有强烈的反感，洋溢着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人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是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孽子贰臣，是这个家庭的叛逆，是从这个腐朽的封建大家庭中分化出来的异端分子。事物总是依着辩证的规律发展的，物极必反，腐败到了极点，反抗的力量也就必然从中产生了。曹雪芹在实践中使自己的认识符合了朴素的辩证法。
贾宝玉和林黛玉，对这个封建大家庭和封建社会的一切，都抱着揶揄嘲弄和蔑视的态度。林黛玉把“圣上亲赐”给北静王，北静王又转赠给贾宝玉的一串鹡鸰香念珠，竟任性地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遂掷而不取。”（16回）贾宝王则坚决反对“仁途经济”，不愿意走统治阶级规定的政治道路，他骂热衷于“仕途经济”的人叫“国贼禄鬼”。他反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对八股文“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73回）。他说：“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呢。”（3回）“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19回）。他甚至“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36回）。他反对忠君思想，说“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战死，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拚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拚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汗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36回）贾宝玉还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世法平等”，他对待下人“也没刚柔”“没上没下，”（66回）全没有一点主子的架子，倒“甘心为诸丫环充役”（36回），并且还说要把他们“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60回）他还支持芳官反抗她的干娘克扣月钱，说：“怨不得芳官。自古说，‘物不平则鸣’。他少亲失眷的，在这里没人照看，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如何怪得”。（58回）对待家庭里的下一辈，他根本不愿贾环对他有敬畏之心，他要秦钟对他“以后不须论叔侄，只论兄弟朋友就是了”。（9回）在婚姻问题上，他反对封建的由父母包办的“金玉良缘”，主张婚姻自由，他坚持与林黛玉的“木石前盟”。在睡梦中也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36回）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在全书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作者巧妙地把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没落过程和这两个人的爱情成长过程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人们清楚地感到这个封建大家庭是何等地腐朽，它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生机，而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以及由这种爱情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反封建传统的思想和精神、道德、意志，却是何等的具有不可摧毁的生命力！尽管他们的爱情的理想被垂死的封建礼法和封建势力扼杀了，但是作者通过他们所宣布的思想原则（婚姻自由）和道德原则（相互之间真挚的爱和执着地永不屈服地追求），却闪耀着近代思想的光辉。
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的叛逆思想和叛逆行为，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思想界的先进思想和斗争精神。可以说，他们是一对洋溢着十八世纪中期的时代精神的典型。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还应该指出的是，天才作家曹雪芹笔下的这部《红楼梦》的故事和他塑造的人物，都不是处在静止的状态，无论是贾府的衰败或是宝黛爱情的成长，都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作者写贾府的衰败，但仍旧着力地描写了可卿大丧、元妃省亲等热闹场面，然而作者却借梦中可卿之口一笔点醒：“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盛筵必散’的俗语”。（13回）因此作者又在极度的热闹繁华之中，提醒读者，眼前的荣华不过是垂死前的回光而已。曹雪芹笔下的贾府一族人的生活，就象一股滔滔汩汩的浩荡逝川，虽然有时还不断激起一些巨浪，但终究是向着下流而去，不可能再有“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浩渺气象了。
同样，作者在描写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时，也时时点明了他们是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爱情的萌芽，经过了相互探索，思想上的了解，终于互相引为知己。经过了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以后，最后才建立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结果是黛玉因为失去了宝玉而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宝玉因发现与自己结婚的并不是黛玉而终于从此成为一个失去了神智的白痴式的人物。(22)这样动人的爱情悲剧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首先说明他们的爱情是在长期的相互认识，相互理解，相互爱慕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而他们爱情的最最牢固的基石，是思想的完全一致。而这种爱情本身，就是根本区别于以往一见倾心式的爱情的。如果说《西厢记》里的张生、莺莺是一见倾心；那末，《牡丹亭》里有杜丽娘则是“梦”见倾心。这两部作品都各自有它的不朽的价值，有它产生的社会原因，而且都对《红楼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爱情的描写上，是《红楼梦》的先驱。但是曹雪芹把真挚的海枯石烂不变其心的动人的爱情，建筑在真实的相互了解以至于引为知己这样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可见他要描写并歌颂的爱情，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则：“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必得拣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才跟他”，“我心里进不去，白过了这一世了”，这虽然是尤三姐的话，难道不正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心中意中之事吗？曹雪芹不让林黛玉说这样直白的话，是因为人物的身份、性格、修养不同，不是因为被称为纯洁的、真挚动人的、千古不磨的爱情可以有不同的质的要求。
贾宝玉对待爱情，确实有过“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的过程，并且还有过与袭人等人的暖味关系，由于这些问题，研究者们往往对这个形象产生了非议。这是因为不理解曹雪芹所要写的这种爱情，已经与《西厢记》、《牡丹亭》的模式大大不同了，他所要描写的是高度真实的人，也就是说带有他自己的时代的和家庭的旧印记同时又是摆脱这些旧印记，最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的爱情的典型。贾宝玉的“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以及与袭人等人的暖味关系，当然是十八世纪旧中国封建婚姻的多妻制在他精神上的反映。除此之外，他身上还具有浓厚的贵族公子的生活习气和脾性等等，这一些，当然不是贾宝玉的优点，更不应该去赞扬它，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印记，有些是在被扬弃过程中，最难得的是贾宝玉在爱情上能自觉地扬弃这些旧印记而到达一个新境界，达到了相互之间生死不渝的境界。这一点，就连清代的评论家都已经指出来了，他们说：“宝玉之痴情于黛玉，刻刻求黛玉知其痴情，是其痴到极处，是其情到极处。”“宝玉之钟情黛玉，相依十载，其心不渝，情固是其真痴，痴即出于本性。假使黛玉永年，宝玉必白头相守，吾深信之，吾于其痴而信之。今之士女，特患其不痴耳。”(23)可见宝玉对爱情，最后是在扬弃了一切旧传统的侵蚀而达到了“痴到极处”、“情到极处”的境界的。所以，我们说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具有近代社会的意义，完全不是指这些旧印记而是指对这些旧印记的扬弃，指他们的共同思想的社会性质，因此我们也不妨说，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艺术典型确是具有新人的显著特征的。
贾宝玉和林黛玉对自己的“木石前盟”的生死不渝，显得封建的“金玉良缘”不过是依靠封建礼法而存在的一具“活尸”而已，它是行将解体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一种象征，它最终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到的爱情，尤三姐的悲剧是另一种典型。程高刻本《红楼梦》把尤三姐改为品行毫无缺点的人，纯粹是柳湘莲误信人言，错冤好人，这并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据《石头记》的早期抄本，尤三姐与尤二姐因寄食贾家，才受到贾珍、贾蓉、贾琏等人的凌暴，尤二姐本身意志不坚，终于被毁灭了。尤三姐虽然失身，但她决心要从污泥的陷坑中挣扎出来，而且她确实从此坚贞自守，另走新路了。然而可怕的社会现实不让一个即将灭顶的人再抬起头来，舆论如刀，尤三姐终于在鸳鸯剑下自刎了。实质上杀死尤三姐的还是封建礼教，也就是戴震所揭露的理学家的“以理杀人”。如果说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生死不渝是因为相互了解，思想一致；那么，柳湘莲对尤三姐恰好是全凭道听途说，仅仅是追求天下绝色的女子，并没有一点点思想方面的要求，对柳湘莲来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爱情”。“冷郎君”之所以“冷”，就是在爱情问题上毫无生活和思想的基础，连一见倾心的“见”都没有做到，因而在可怕的传言的侵袭下，他的心一下“冷”了。这从另一角度，又说明了曹雪芹的一个原则：那种一见倾心式的爱情是不可靠的，真正的爱情必须是思想一致，真正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不怕任何袭击的爱情。(24)
《红楼梦》里还写了另一种类型的男女关系，这就是贾琏、贾珍、贾蓉等所代表的，贾瑞也属于这个行列，但他是纯粹的自作自受的“受害”者”。曹雪芹所以写出这些，当然具有与宝黛爱情对照的意义。由于宝黛的爱情，人们更可以看到上述这些人的行为不过是禽兽而已。曹雪芹所歌颂的和所批判的，原是十分鲜明的，并不存在含糊不清的地方。
有的研究者对《红楼梦》里没有写到农民起义斗争感到惋惜，感到比起《水浒》来，总觉得逊色。这是爱之唯恐不至，求全者责其备了。《红楼梦》里并非没有写农民起义斗争，第一回里写“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抢田夺地至于官兵剿捕，当然决不是一般的小偷小摸或一般的打家劫舍，如是一般的情况，也决不至于迫使甄士隐要把“田庄都折变了”“投他岳丈家去”。五十三回作者还着重写了乌进孝进租这一重要情节，写明了地主阶级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靠剥削农民，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这一点，曹雪芹不可能从理论上来认识它，但他能在这部以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败落和一对青年男女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为素材的小说里，写到农民抢田夺地的斗争和庄头向地主交租的事实，这就已经难能可贵了。此外就大可不必更加苛求。
《红楼梦》一书所包括的社会内容确实是十分丰富，十分广阔的，本文不可能一一加以论述。重要的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表达的上述思想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一种意见认为是封建社会传统的民主主义思想，它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贾宝玉的和林黛玉的这种反对封建皇权主义，反对封建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反对仕途经济，反对科举制度，反对封建的婚姻制度，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反对封建的等级制度等等的思想，以及与此相表里的主张“世法平等”，主张自由，主张个性解放，主张婚姻自主等等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在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传统的民主主义思想，而是资本主义萌牙的生产关系的反映。
那末，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分析判断上面这个问题呢？马克思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25)马克思又说：“物质生活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6)很清楚，我们分析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表现出来的上面引述的这些“意识”，也不能仅仅根据这些“意识”本身来加以解释，而必须要“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由此可见判断这些意识并找出了这些意识的最初的出处，从而认为这些意识是“古已有之”，认为就是封建社会传统的民主主义的表现，我认为这样的分析方法是不符合上述原则的，因而根据这种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可靠的。仅仅从意识本身去解释意识，仅仅为书中人物的某些情节和作者的某些行为或癖好找出“古已有之”的一些例子或出处，这并不困难，更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问题不在于某些思想或意识是否“古已有之”，问题是在于即使是“古已有之”的这些思想或意识，又重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它是否具有新的意义？这才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加以解决的问题。更何况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思想，有一些并不是“古已有之”。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7)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个问题的历史范围，大体可以确定为明代中叶到曹雪芹逝世的乾隆时期。大家知道，由于近二十年明清经济史学家们的认真研究，绝大多数的同志认为：明代中叶以来到乾隆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不仅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且有了相当的发展，与此同时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也形成了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层。而且这种情况扩展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领域里，其中包括着农业经济；与此相适应的是市民运动的急剧高涨。这本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既然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那末代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力量——商人和手工业作坊主以及出劳动力的手工业工人，必然要反映自身的愿望和要求。问题不在于提出这些思想的人本身是否是市民阶层，问题也不在于这部作品市民阶层能否读懂，(28)大家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本身并不是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也不是无产阶级很容易就读懂的，问题的实质是在于提出的这些思想对谁有利？是维护谁的利益和破坏谁的利益的？前面提到了《西厢记》和《牡丹亭》，我们不妨用这两部作品来作一比较。这两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冲击和破坏了封建礼法的，因为他（她）们在婚姻问题上都违反了封建礼法所规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这两部作品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以高中状元后大团圆的喜剧结局的。也就是说在婚姻问题上他们虽然背叛了封建礼教的规定，但在仕途经济上，也即是政治道路上却完完全全是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规范亦步亦趋的，所以它的最后结局又完全符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由此可见，这两部作品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在婚姻问题上的一点点有限的自主权，而且连这一点有限的自主权，最后还打上了封建统治者的合法印记。然而，《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却不是这样，他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都与封建主义唱反调，贾政一眼就看出了“明日”要“酿到他弑君杀父”的地步。（33回）而按照曹雪芹的构思，贾宝玉的结局是“悬崖撒手”，遁入了空门。也就是说《红楼梦》的主角，始终没有向封建势力屈服(29)。很明显这样的作品是不会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它只会对封建统治阶级起破坏作用。
我们再从《红楼梦》里所提出的平等、自由、婚姻自主、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法，反对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等等的思想方面来看，这些思想都只能对市民阶层及广大群众有利，对封建统治阶级是根本不利的。因为上述这些思想，正是市民阶层必然会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提出来的。他们要求摆脱种种封建性的限制和束缚，要求有更多的自由，他们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给予他们的种种障碍，他们要求有更多的市场，他们反对封建特权的种种剥削。
事实是：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起码有了整整两个世纪的历史，到了曹雪芹的时代更有了普遍的迅速的发展，市民运动已经在历史上不断发现。这一切都说明从明中叶到乾隆时期的中叶封建社会内部，一方面是旧的生产关系还占据着牢固的统治地位；另方面，是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关系已经不可遏止地出现了。我们要寻求《红楼梦》里的这些引人注目的思想的社会物质基础，解释这些思想的性质，不从实际的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来求得解答，难道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得到正确的解答吗？“古已有之”的论点是不科学的，因此是经不起辩驳的。既然“古已有之”，那末，《红楼梦》这部书，为什么不在二百年、三百年以前产生，(30)或者退一步说，为什么不在曹雪芹以前一百年产生，为什么要到乾隆时期曹雪芹时代产生？
研究《红楼梦》产生的社会原因可以看出《红楼梦》这部书，正是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矛盾，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传统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所造成的丰硕成果。它的出现，决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是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土壤中的。伟大作家曹雪芹，是从他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中汲取他的创作的诗情和灵感的，因此他的这部巨著，响彻的是当代人们的心声，而不是遥远的古老历史的回响。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不要把传统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关系的民主主义思想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应该看到这两种思想的天然的联系，后者对于前者的天然的继承性，在后者的思想里，必然包括着前者即传统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精华。当然，后者对于前者除了这种继承性外，更重要的是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了新的思想内容，具有了新的质。这就是后者区别于前者的主要标志。例如曹雪芹提出的理想的婚姻应该是建立在长期了解，思想一致，互相引为知己的基础上的，他根本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甚至还反对一见倾心式的婚姻，这显然是婚姻自由思想的一大发展，它既包含了以往的要求婚姻自由的思想的精华，又具有了与以前不同的新的思想内容。又如贾宝玉反对“仕途经济”，即反对做官。简单地看，在中国历史上不愿做官的人很多，似乎没有什么新意，其实不然，贾宝玉的不愿做官，不仅不是想去当隐士以显示出士大夫的清高，甚至连别人热衷于做官他都反对，他竟把热衷于“仕途经济”的人骂作“国贼禄鬼”，这种思想就显然不是什么“古已有之”了。大家知道，“学而优则仕”是封建统治阶级为当时的读书人早就规定好了的一条唯一的“光荣”道路，但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却从根本上否定了这条道路，他既不是为了个人的退隐，也不是另有个人的“终南捷径”，而是对这种“仕途经济”的道路采取根本否定、不屑一顾，连提都不愿意提的态度，这就明显地与历史上如嵇康、陶渊明等人的不愿做官的性质大不一样了，显然具了新的社会内容。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对封建的“仕途经济”道路的全盘否定，这一否定，当然会导致对封建制度的否定。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该注意不能因为小说人物的某些口号在历史上早已有人提过，因而忽视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出现时具有的新的内涵。例如“天下为公”是《礼记·礼运》篇里的话，但孙中山却借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不能把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口号的思想内容和宣传目的与成书于战国或汉初的《礼记·礼运》篇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内容等量齐观，抹杀两者之间的质的区别。同样我们也不能说《礼记·礼运》篇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抹杀这同一句话在前后不同历史时期内的不同内涵。归根结蒂，在分析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联系当时社会实际，不能离开了当时的实际而去根据这些口号或思想最初出现时的情况来确定它后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出现时的性质。马克思曾经说过：“使古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勉强模仿旧的斗争。”(31)这种披着古人的外衣来演出历史的新场面的斗争是各个历史时期都会出现的，如果不注意这种区别，我们就会陷入历史循环论的迷途而看不到已经发展了的历史的新面貌，尽管在这种新面貌上可能还蒙有一层旧的尘土。
目前，我们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质的分析，也必须注意这一点。
弄清《红楼梦》的思想性质对评价《红楼梦》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上述这些思想是“古已有之”，是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的民主主义思想，那末，它当然就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反映，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可言。如果真是这样，那末，对《红楼梦》这部书的评价，也就需要重新考虑了。我个人的看法是倾向于后者，我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这部书里，通过正面人物贾宝玉和林黛玉，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封建传统的思想，提出了“世法平等”、婚姻自主、个性解放和自由等等具有初期民主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当时已经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反映，是一种与封建主义对立的新的思想体系，是洋溢着当时先进的时代精神，它尽管与传统的民主主义思想有着天然的继承关系，但它已经不能完全归属于封建社会传统的民主主义思想，而是在传统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内涵了。尽管提出这些思想的人本身，还保留着旧思想的烙印，而且这些新思想本身，也还与传统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某些其他落后的思想纠缠在一起，它新得并不那么“纯粹”，但这正好说明了这些思想的早期状况，这与当时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状态恰好是相适应的。
因此，我认为《红楼梦》这部书，不仅是对二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包括它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总批判，而且它还闪耀着新时代的一线曙光。它既是一曲行将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挽歌，也是一首必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晨曲。
《红楼梦》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红楼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红学研究者们作出了很多成绩，这是红学界和学术界的同志所共同认识到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还有很多缺漏，例如《红楼梦》研究对我们今天究竟有些什么积极意义？我们今天究竟应该向《红楼梦》吸取些什么？这个问题几乎就一直没有研究，其实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不少朋友经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现在试着陈说一下我的浅见，以就正于大家。
大家知道，《红楼梦》是一部具有深广的文化内涵和高度的思想内涵的奇书，《红楼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的最高综合和体现，所以学习研究《红楼梦》当然有它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事实。但是学习《红楼梦》的现实意义，不能采取立时见效的实用的态度。譬如用药，有些药是补药，久服可以延年强身，有些药是治病的药，可以立见功效或在较短时间内见效，但如果患急病而用滋补缓药，当然劳而无功，如果患虚病弱症而用补药，事久必然有效。《红楼梦》是药中的大补，当治患文化虚弱之症，久服必定有效，所以学习《红楼梦》的现实意义，首先是在提高人们的文化艺术修养，提高人们的思想精神境界，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
既然《红楼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最高综合，那末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岂能对此不认真学习。清代的《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书诗也枉然”。可见清代的老百姓已经懂得用读不读《红楼梦》来作为衡量一个读书人的文化水准了。那末，在今天就更应该把这一条作为衡量一个知识份子文化修养的起码标准了。说“起码标准”，就是指读没读过《红楼梦》。读过《红楼梦》与没有读过《红楼梦》，应该是一种文化修养的区别。毛主席提出《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才能有发言权。这是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取得讨论《红楼梦》的发言权的要求。这当然更是正确的。
其实，学习研究《红楼梦》的这一基本原则，与学习研究其他古典文学的原则是完全一样的，它的深远的现实意义就是在于培养人才，在于提高全民的文化修养。有人指出，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冲突、竞争的世纪。在以往的岁月里，西方资本主义凭借它们的经济实力，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西方文化的神圣可贵，而对东方文化了无所知或所知不多，更谈不上对它有足够的评价。然而，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经济，具体地说，主要就是中国经济的腾飞，赶上甚或超过某些西方国家的世纪。随着这种经济的腾飞，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艺术正将显示出它的崇高的魅力。到那时世界将要以熟悉多少中国文化来作为衡量一个文化人的“价值”的准则了！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也将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一如以往人们崇拜西方文化艺术一样。
从《红楼梦》本身来看，我曾说过：“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它精确地反映了我国清代康、乾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特别要指出的是它比欧洲最早的现实主义大师法国的司汤达（1783—1842）、福楼拜（1821—1880）要早出整整一个来世纪，比巴尔扎克（1799—1850）要早出80多年，比俄国的现实主义大师果戈里（1809—1852）和列夫·托尔斯泰（1817—1875）要早出将近一个世纪或更多一点。也就是说，世界文学史上由作家创作的现实主义文艺的强烈光芒，是由东方的中国遥遥领先地放射出来的。”(32)当前的《红楼梦》研究即“红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一项主要内容。由此也可知《红楼梦》到二十一世纪，在东方文化艺术成为世界热点的时候，它将如何受到人们的珍视了！那末，熟悉不熟悉《红楼梦》也自然将成为人们衡量你对东方文化修养深浅的一杆标尺！
所以，学习研究《红楼梦》的现实意义，首先应该从这个发展的、广阔的视角来看，从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才的角度来看，才是从根本意义上看到了它的现实意义，如果离开了这个根本而仅仅看到一些枝节的、实用的现实意义，那就是“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
学习研究《红楼梦》，除了这个最根本、最大的现实意义外，当然还有具体的可资借鉴的方面，例如：
一、学习研究《红楼梦》，要学习曹雪芹对传统文化的刻苦学习和创造性的继承。一部《红楼梦》，证明了曹雪芹具有惊人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等各方面的丰富知识和渊博学问。曹雪芹对传统文化的修养，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对西洋的科学文化，也有相当的了解，在思想上他是当时初期民主主义的激进派，他更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远远超越了他生活的时代，因此，他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不仅带有愤激的情绪，而且预示了封建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这在当时的思想家中是极为难得的。《红楼梦》是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结晶，没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孕育，是不可能有《红楼梦》的。所以它的文化积淀，远远超过《诗经》《楚辞》，也远远超过了《史记》《汉书》等等，很显然，曹雪芹在学习传统文化上，足可以作为我们的楷模。(3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认为曹雪芹的天才，是他刻苦学习传统文化，是从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在《红楼梦》里可以说凡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各种形式，几乎都运用到了，而且用得那么自然和巧妙，如果不是曹雪芹对传统文化的刻苦学习，怎么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呢？
认真地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吸取它的精华，扬弃它的糟粕，是建设我们今天的一代新文化的关键。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我们应该积极地吸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只知道吸取外来的文化，甚而至于不辨好坏，不知道学习和尊重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那末，我们就会数典忘祖，将来开出来的花朵，也许就会变质或变种。传统文化对于发扬爱国主义和巩固民族团结的心理，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部《红楼梦》可以使世界上的红学爱好者团结起来，这种精神的力量多么伟大。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被荒落了若干年了，目前正在得到重视。
学习研究《红楼梦》的现实意义，就是我们应该更加深刻认识到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到新文化是传统文化中发展出来的，不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必将影响到新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指《红楼梦》，而是指我们伟大祖国五千年来所创造的全部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二、学习研究《红楼梦》使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认识到，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必须要有进步的世界观，必须站在进步思潮的前列，必须具有战斗的勇气。
有一种看法，认为曹雪芹的世界观没有超越释道儒三家的范围。大家清楚，释道儒都不是什么进步的世界观，恰好相反，是落后甚至反动的世界观。释、儒二家，在曹雪芹生活的时代以及清初，这都是官方和半官方哲学。顺、康、雍、乾四朝一贯提倡儒学，提倡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34)清代统治者提倡宗教迷信，除佛教而外，还崇奉喇嘛教，这也是众所周知的。说曹雪芹的世界观没有超越释道儒三家的范围，也就是否认曹雪芹有反儒家传统思想的叛逆思想，否认曹雪芹思想的主导方面的进步性，这就无异是说，曹雪芹以落后的世界观写出了进步的全面批判封建社会的不朽巨著。
这样的看法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曹雪芹在乾隆时期以及在此以前直到清初的思想界，毫无疑问是属于激进者的行列，他的思想的主导方面，是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期民主主义思想。他的思想，就其历史渊源来说，与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就其现实的情况来说，曹雪芹是站在当时思想斗争的最前列的，所以曹雪芹无疑是属于从李卓吾到戴震这一战斗的行列的。他只不过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文学的方式参加了这一场持久的思想斗争而已。
正是因为曹雪芹站在了进步思想的前列，所以他才有可能“给旧时代作了一个总的判决”，“几乎批判了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并且提出了一些关于人的合理的幸福的生活的梦想”。(35)试想这样的批判，用儒释道的思想能行吗？用“古已有之”的民主主义思想能行吗？我认为都不行。前者是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批判的，后者的批判不可能达到曹雪芹那样的高度，更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理想来。
《红楼梦》里反映出了曹雪芹世界观的某些落后面，也反映出了曹雪芹对封建家庭的批判带有无可奈何的哀挽的情绪，这正反映了曹雪芹从旧家庭、旧营垒里叛逆出来的历史痕迹，曹雪芹能从这样的一个旧营垒里叛逆出来是实在不容易的，实在需要有先进的思想武器和战斗的勇气的，因为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思想统治和积习的捆缚，早已使人们麻木了。曹雪芹举起《红楼梦》这面叛逆的大旗，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啊！
由此可见，一个作家要能够写出优秀的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品来，首先必须有先进的思想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生活，必须有战斗的勇气来真实地再现生活，评价生活。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学习研究《红楼梦》的现实意义可以使你再次确认这一点。
三、《红楼梦》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的作者，必须熟悉生活，深入生活，拥有生活。
大家知道《红楼梦》的一部分素材，是来源于作者的家庭生活，其中有一部分人物，也是以他熟悉的家庭中的人为原型的，特别是典型形象贾宝玉，还融和着作者自己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熟悉生活那是十分自然的事，事实上曹雪芹不但熟悉这些生活，而且对这些生活还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追怀和惋惜的情绪，一种“惜往日”的心情始终贯穿在全书的叙述中，不仅他本人如此，连同他的创作上的知己脂砚斋，也不时从批语中透露出来。例如脂砚斋在甲戌本第一回“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诗的眉批上说：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36)壬年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下略）
庚辰本十三回“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上眉批说：
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
庚辰本第二十五回“又向贾母道：祖宗老菩萨，那里知道那经典佛法上说的利害。”句上眉批说：
一段无伦无理信口开河的混话，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实实经过。
庚辰本第三十八回“便命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句下双行小字批说：
伤哉，作者犹记矮幽舫前以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
上面这些批语，都清楚地说明，《红楼梦》里描写的这些生活情节，都是作者身经的往事，所谓“的真实事，非妄拟也”。不过，要作者熟悉这样的属于他自己的生活，是并不困难的。我在这里提出来的，主要的也不是指这类生活，而恰恰是指这类生活以外的各种生活。这一点，曹雪芹确实是有非凡的才能的。在他的笔下，各色各样的生活，都能再现得逼真活现。例如小说开头写刘姥姥的女婿狗儿一家的困顿生活，第二十四回写贾芸的舅父卜世仁夫妇的悭吝势利，同回写市井无赖醉金刚倪二的仗义，八十回写天齐庙里江湖骗子王道士的满嘴江湖气，十五回写铁槛寺老尼的阴狠毒辣。其他如马道婆的阴贼，赵姨娘的卑微，贾雨村的贪狠，都被表现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红楼梦》所描写的生活面是十分广阔的。大场面如元妃省亲，可卿大丧，除夕祭祖等等，都是搏龙搏虎之笔，其它各色各样，美的丑的生活场面，就举不胜举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代康、雍、乾时期整个社会风习都被曹雪芹用极精极细的笔触，收入了这幅巨大的历史画卷。因此，《红楼梦》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又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曾说：“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37)这段评语对曹雪芹也是非常合适的，曹雪芹拥有非常丰富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可以说，在他的胸中，储藏着一部当时现实社会的完整而生动的历史画卷，其中关于贵族社会的图画尤其来得精细和传神。
拥有社会生活的多和少，是决定作家成就大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曹雪芹在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四、艺术要创新，作品要求精。曹雪芹在本书一开头就说，他“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并且声明要“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满纸才人淑女”“等通共熟套之旧稿”。在这里，曹雪芹提出的是一个严肃的课题，这就是要求作家在艺术上要创新，要摆脱“通共熟套之旧稿。”学习研究《红楼梦》，更要学习曹雪芹在艺术上的这种创新精神。前面说过，曹雪芹是充分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的，一部《红楼梦》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结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曹雪芹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而且更是思想和艺术上的创新者。《红楼梦》不仅在思想上大大超越了前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在艺术上也有了重大的突破，有了杰出的创新，从而使我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放射出了炫人眼目的光辉。
《红楼梦》在艺术上创新，首先表现在作者创造了两个具有崭新意义的典型。贾宝玉和林黛玉，无论从思想还是从艺术上来看，都是具有崭新意义的，是过去的文学作品从未出现过的。特别应该指出，贾宝玉艺术形象的新，首先是因为这个形象的思想上的新。是人物的崭新思想，要求有崭新的形象来表现它，如果不是现在的贾宝玉的形象，就很难表达作者赋于他的这些具有崭新的内容的思想。很显然，如果仍旧用张君瑞或柳梦梅式的形象，就断然表现不了贾宝玉的思想，那就将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庚辰本十九回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脂批：
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为更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阅《石头记》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颦儿至痴至呆囫囵不解之语中。（下略）
看这一段文字，可知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典型形象的崭新的意义，就在脂砚斋当时，早已经明确的认识到了。当然他不可能认识这个形象的新的性质，这一点是无需说明的。
曹雪芹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也同样表现了他们的创新精神。中国的古典小说，较早而影响较大的，无过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比较集中突出地介绍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例如诸葛亮就突出了他的智慧，曹操就突出了他的奸诈，刘备就突出了他的仁厚，如此等等。这样写，尽管突出了这些形象的性格特征的某一面，但却忽略了其它方面，使得人物的性格仍不免显得单薄。甚而至于流为简单的好人和坏人之分。但到了曹雪芹的手里，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笔下的一些主要形象，都是性格比较丰满的，都不是可以简单地以好人坏人来分。其中如薛宝钗、王熙凤、贾探春、史湘云、尤二姐、尤三姐等等就更是如此。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个性，而非简单的好人或坏人。
人物的心理描写，《红楼梦》也是非常突出的，在此之前，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描写，着重外部动作和形象的外形塑造比较多，内心活动描写得比较少，《水浒》和《三国演义》里的一些典型形象，都是主要靠他们的行动的进展，人物的性格就逐渐展现了。《水浒》里的武松、林冲、石秀就是如此。但《红楼梦》里塑造典型的方法就大不相同了。可以说，曹雪芹在塑造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典型时，由于作者赋于这两个典型的思想容量比较大，作者用这种手法，来深刻地发掘和描写这两个典型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心理，从而使这两个典型达到了思想和性格的两方面的丰满和高度的统一。曹雪芹的这种对典型人物的心理描写，在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画廊里，是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的，是典型塑造的一大发展。
《红楼梦》的结构艺术，也大大突破了传统的手法，有了崭新的意义。《红楼梦》在情节结构上摆脱了中国早期长篇小说的话本痕迹，做到了完全从生活内容出发，来创造出新的适合于表现这种生活内容的最好的形式。《红楼梦》是一座千门万户的艺术宫殿，是一座整体的艺术结构而不是孤立的各不相属的亭台楼阁，这在中国的古典小说史上，也是崭新的光辉的一页。
《红楼梦》在叙述语言、人物的对话，以及典型环境的塑造上，也有令人注目的新的创造。如果把《红楼梦》里人物的对话按照现代话剧的手法排列起来，可以看到现代话剧的一些对话手法，曹雪芹基本上都运用到了。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曹雪芹善于把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古典园林的意境以及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吸收融化到自己的艺术天地里去，创造出富有民族气派、富有传统美学的韵味而又具有崭新意义的新的境界来，《红楼梦》不愧是一座巍巍峨峨的民族文化的宫殿！
以上这些，我认为是至今仍然不失其新意的方面，是仍然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学习研究《红楼梦》的现实意义的主要方面。
当然《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一座大山，它给予人们的东西，常常是要看人们自身的修养和态度而定的。我入“山”不深，因之所见自浅，上述这些，不过是拾取了浮空烟岚的一滴余翠而已！
哲人云逝，来者可追。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追赶我们时代逝去的岁月！
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1983.7.13—25.凌晨写毕于宽堂。8.13改定，9.4再改定。
1996.12.16至20日.再改于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为文化艺术出版社新出《红楼梦》作“导读”用。
附记：据徐恭时同志统计：《红楼梦》全书共写了：男四百九十五人，女四百八十人，合计九百七十五人。见《上海师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又据顾平旦同志统计，共计写了七百七十四人，此数只计有名字或有绰号的，没有名字或绰号的未计入内。
本文校毕时，正值曹雪芹逝世二百三十四周年忌日，书此以为纪念。1997年2月12日。宽堂记。
注释：
① 曹雪芹的卒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壬午除夕。乾隆二十七年，公元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二、癸未除夕。乾隆二十八年，公元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三、甲申春。乾隆二十九年，公元一七六四年春。（1983年8月原注。）
按：1992年夏天，张家湾重新公布了“文革”（1968年）中出土的“曹雪芹墓石”，上有“壬午”的纪年。经专家鉴定，认为墓石是可靠的。关于雪芹的卒年，原有甲戌本脂评“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的批语。还有夕葵书屋本与上述相同的批语，现在又得到墓石上“壬午”的纪年，一事而得三证，因此雪芹卒年已可定为“壬午除夕”，即乾隆27年，公元1763年2月12日。
1996年12月18日改定于京西宾馆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296页。
③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代中期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因讲学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其学派即为阳明学派。王守仁接受陆九渊的“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他提出了“良知说”，他说：“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又说：“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均见其《传习录》）王守仁的哲学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曾镇压过农民起义，根据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他还提出不仅要“破山中贼”（指起义的农民），而且还要“破心中贼”，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但王守仁对宋以来的理学也是攻击的，他反对道学束缚人性，他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传习录》）王守仁的学说后来发展成王学右派和王学左派，右派发展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左派发展了他的反理学的思想。左派中的李卓吾（1527—1602）成为反理学的急先锋，被称为“异端之尤”，后来被统治阶级逮捕后自杀于狱中。
④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⑤ 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原文是：“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⑥ 以上这些思想家，都各有自己的特点，他们的思想也并非都一致，其中王夫之对李卓吾还有尖锐的批判。这里是就其反传统的理学而说的。
⑦ 谢济世注《大学》，雍正认为谢是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指斥人君用人之道，以泄其怨望诽谤之私，令其终身服苦役。陆生楠著《通鉴论》，雍正斥其借古讽今，以泄其对朝廷不满，时陆已革职遣戍，即交军前正法。徐骏以其诗集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等句，其所出试题又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认为这是攻击他不配当皇帝，诗句是攻击清朝，被弃市。杭世骏因时务策论中有“意见不可先设，轸域大可太分，满洲才贤虽多，较之汉人，仅十之三四，……何内满而外汉也？”等激切之言被革职。
⑧ 曹雪芹的生年和卒年都很难确定，生年我倾向于认为生于康熙五十四乙未（1715），卒年我赞成壬午说，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3）除夕，活了虚龄48岁。
⑨ 这里叙述的是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因为曹雪芹总是不熒避免地要受这个大的历史环境的影响。
⑩ 请参阅拙著《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1) 请参阅张书才同志《曹振彦档案史料的新发现》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发现的一件曹振彦的奏本》。均见1980年《红楼梦学刊》第三辑。
(12) 请参阅拙文《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见拙著《梦边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3) 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出版）99页《苏州织造李煦奏请代管盐差一年以盐余偿曹寅亏欠摺》。“哀鸣”二字，是李煦奏摺里的原话。
(14) 见《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并请参见注(16)。
(15) 《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一期。
(16) 见《刑部为知照曹俯获罪抄没缘由业经转行事致内务府移会》（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历史档案》1983年第一期。
(17) 请参阅张书才同志的《新发现的曹俯获罪档案史料考析》一文，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二期。
(18) 《孟子·告子下》。
(19) 见《江宁织造隋赫德奏细查曹俯房地产及家人情形摺》，载《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187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20) 甲戌是乾隆十九年。这个纪年是原本上的纪年，现传的甲戌本已是过录本，不是乾隆十九年的原抄本。这个过录本原由胡适收藏，现存美国，这个本子笔者曾仔细验看过，虽不是乾隆十九年的原本，但确是一个珍贵的乾隆抄本。
(21) 按今传的“甲戌本”只有十六回，胡适因而说乾隆十九年的时候，曹雪芹只写了此十六回，而且是跳着写的。胡适的这个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已经有不少同志加以驳正，这里不再重复。
(22) 这个情节是后四十回的，但大体上还维持了曹雪芹悲剧结尾的构思。
(23)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
(24) 与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有相同意义的还有司棋和潘又安的爱情。鸳鸯坚决抗拒贾赦的暴力，矢志不屈，也有与此相通的一面，本文不再一一叙论。
(25)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26) 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序言》。
(27)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
(28) 按：作者在第一回里借“石头”的嘴说：“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只愿他们在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曹雪芹所说的“市井俗人”，颇近乎我们现在所说的“市民阶层”，或者是包括“市民阶层”在内的广大群众。可见曹雪芹当时是考虑到他的读者对象的。当然《红楼梦》这部书的读者面是十分广泛的，决不仅仅限于“市民阶层”。
(29) 现在通行本上贾宝玉“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的结局，是续作者写的，与曹雪芹的原意不符。
(30) 以文学的形式来说，在曹雪芹逝世前四百年，即元末明初，中国文学史上就出现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的长篇小说；在曹雪芹逝世前二百年左右，就出现了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和兰陵笑笑生的长篇小说《金瓶梅》。
(3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32) 冯其庸《世界文库本＜红楼梦＞序》，《红楼楼学刊》1996第1辑。
(33) 我们今天学习文化遗产，当然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这里是就曹雪芹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广博和精深而说的，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要马列主义，象曹雪芹一样的学习传统文化。
(34) 顺治朝时间甚短，且是入关之初，旨在安定。但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即已奏请“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于六经，伏祈择满汉词臣，朝夕进讲，则圣德进而治道光矣。”顺治即采纳其议，经筵日讲不辍，并御制敕纂《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孝经衍义》、《易经通注》诸书。
(35) 何其芳：《论红楼梦》。
(36) 着重点是笔者所加，下同。
(37)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4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