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文心雕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B22l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4)02-0060-06
《周易古经》、《周易大传》合璧的《易经》，从汉代起就被列为“群经之首”，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经典之一。产生于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体大思精、具有完整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周易》经传以及研究《周易》经传的“易学”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哪些影响？多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论文和学术专著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本文拟就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略作回顾、评述。
一、《周易》及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两千多年来，《周易》经传所蕴含的丰富、深邃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国学大师黄侃于20世纪初所著的《文心雕龙札记》，后来被誉为20世纪国学名著。这部著作对《文心雕龙》作了深入、细致的阐析。它在论析《征圣篇》的主旨时指出：“《征圣》：此篇所谓宗师仲尼以重其言。”并指出：“且诸夏文辞之古，莫古于《帝典》，文辞之美，莫美于《易传》。一则经宣尼之刊著，一则为宣尼所自修。”[1]黄侃的这些赞语，完全符合《征圣篇》的意旨。在《征圣篇》中，刘勰主张“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也就是说，后世论文，应向圣人——孔子学习，必须以圣人所编撰的“六经”为主体。《征圣篇》直接阐述了《周易》等“六经”与《文心雕龙》的源流关系。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多次论析了《易传》与《文心雕龙》的联系，并且盛赞《易传》文辞之美。
当代不少学者直接以“《周易》与《文心雕龙》”为题，撰文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见解。这些论文主要阐述《周易》经传及其哲学思想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如：
吴林伯1984年发表的《〈周易〉与〈文心雕龙〉》一文，充分肯定了刘勰继承了《易》的“精义”。他指出：
不可否认，在文论里大量继承《易》之“精义”的，毕竟是刘勰。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经古文学家，他论文《宗经》，品经以《易》为首。因《法言》旧谈“《易》惟谈天。”如其称道孔子作《春秋》，能以“一字见义”，赞其“精义致用”，一如前修；兼习诸子，通《道德经》，讽名家集，考《易》之本义，留意其“自然之道”，洋溢于文论的字里行间。我们敢于断言，《文心雕龙》是文论的经典，也是哲学的要籍，这决非持之无故的偏见。[2]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强调了“《文心雕龙》是文论的经典，也是哲学的要籍”。《文心雕龙》既然是“哲学的要籍”，那么，它与居“群经之首”的哲学经典——《周易》的承传关系，也就更为直接了。它们的思维意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共同或近似之处，也就更易于理解了。由此还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刘勰不仅是一位文学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善于推理、辨析的哲学家。
黄寿祺、张善文1986年发表的《试论〈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3]一文，从《文心雕龙》对《周易》经传内容的直接运用入手，由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析：一、《文心雕龙》引据《周易》卦象，以说明文学问题；二、《文心雕龙》援用《周易》文辞，以丰富文学意蕴；三、《文心雕龙》探研《周易》创作，以推阐文学源流；四、《文心雕龙》融化《周易》语词，以自铸美意伟辞。这篇论文的作者精通《周易》经传，而且长期从事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因此，此文在论述《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时，例证准确而充分。此文注重探研“《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内在影响”，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李平1991年发表的《〈周易〉与〈文心雕龙〉》一文，从“神道设教”与体用思想、“变易不易”与常变观点、“原始要终”与“原始表末”、“分两尚中”与“兼解折衷”、“观物取象”与“拟容取心”、“立象尽意”与“义生文外”等六个方面，论述《周易》与《文心雕龙》的联系。作者认为：
从古代文论的角度看，受《周易》影响最深，“援《易》以为说”最多的莫过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全书不仅在内容上多次引用《周易》的话来说明文学问题，而且在形式上也是直接依“大衍之数”来安排全书结构，正像有人指出的：“中国第一部最为详尽地论述文学创作的著作《文心雕龙》，非常明显地受到了《周易》思想的深刻影响。”翻开《文心》就不难发现，刘勰基本的文学思想、写作方法和艺术理论都与《周易》有较深的关系。[4]
作者不仅认真考察《文心雕龙》在内容上多次引用《周易》的话来说明问题，而且仔细地研究《周易》思想对刘勰基本的文学思想、写作方法、文艺理论所产生的影响。此文不仅能够促进《文心雕龙》研究者更加重视《周易》思想对《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影响，而且能够促进其它古代文论研究者更多地思考、探索《周易》思想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敏泽1992年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心雕龙〉与〈周易〉》[5]的论文。作者在文中指出：《周易》经、传“曾经对我国后世的思想和文化，发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也不例外”。作者还论述道：
而《周易》对于《文心雕龙》的影响，不仅是贯穿始终的，起于《原道》篇之“道”，终于《序志》篇的“彰乎大易（衍）之数，其为文用，49篇而已。”而且，《文心雕龙》50篇中的过半数，都曾直接间接地引证《周易》申述之原理，以之运用到关于具体的文章写作的过程中。[5]
敏泽在此文中还详细阐析了《文心雕龙》关于宇宙本体及道与文的关系。他认为：
《周易》对于《文心雕龙》之影响，绝不只是篇章安排上的，所谓“彰乎大易（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序志》）更重要的，则是关于宇宙本体及道与文的这一根本关系的认识上的。[5]
敏泽同时还论述了《周易》对《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重大影响。他从《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文心雕龙》中通变的思想、神思的思想、刚柔的思想等，都来源于《周易》。此文采取“从流溯源”的方式，即从《文心雕龙》的思想内容、文体结构、创作理论等方面出发追溯其源头——《周易》经传，因此，这是一篇从流溯源研究《文心雕龙》与《周易》之联系的重要论文。
笔者近年来发表的系列论文《〈周易〉经传与〈文心雕龙〉》[6]、《试论〈易传〉对〈文心雕龙〉的影响》[7]、《西汉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8]、《东汉易学与〈文心雕龙〉》[9]等篇，则是站在《周易》经传和易学的角度，从源及流，探讨《周易》及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从以往的论文来看，从西汉易学和东汉易学的角度，探索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此类论文数量较少。笔者在《西汉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一文中，论述了西汉时期的著名学者刘安、司马迁、京房、刘向、刘歆、扬雄等人的易学观或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笔者在《东汉易学与〈文心雕龙〉》一文中，分析了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桓谭、王充、班固、张衡、荀悦、郑玄、虞翻等人有关《易》学的论述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以上两篇文章所述的两汉著名学者有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他们的《易》论，对《文心雕龙》具有很大的影响，值得研究者重视。这两篇文章还论述了《纬书》（特别是《易纬》）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笔者在《东汉易学与〈文心雕龙〉》的《结语》中写道：
由于谶纬之学在东汉流行，光武帝等东汉统治者深受其影响。东汉一批勇于捍卫科学尊严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如：桓谭、张衡、荀悦等，大胆地反对虚妄的谶纬之说。荀悦明辨诡诞，指出《纬书》八十一篇非孔子所作，但纬书中所保存的史料和词汇尚有可取之处。刘勰认为纬书中作伪、荒诞的内容应予以扬弃；对纬书中“有助文章”的可取部分，即纬书中所保存的史料、传说和词汇，酌情采纳，取而用之。刘勰不随流俗，能够对谶语、纬书进行客观冷静的分析，其思想无疑深受桓谭、张衡、荀悦等人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影响。[9]
总之，笔者所写的这几篇论文只是尝试从《周易》经传和易学的角度探析《周易》及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此外，探讨《周易》经传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的论著还有很多。如：
邓仕樑在香港《崇基学报》发表的《〈文心雕龙〉与〈易〉》一文，是从《文心雕龙》原文出发，研究《文心雕龙》与《周易》的联系。其《前言》写道：
古来论文之作，莫备于文心，爰采其原于易理者，掇为一篇。俾见易道无涯，资生民于不尽，圣言垂永，历万代而犹新。[10]
古来论文之作，皆备于《文心》，而《文心》源于《周易》。根据作者的观点，要研究历代论文，就要研究《文心雕龙》及其源头——《周易》。此文《上篇》采集了《原道篇》、《征圣篇》、《宗经篇》、《祝盟篇》、《论说篇》、《诏策篇》、《奏启篇》、《议对篇》等八篇中与《周易》经传有关的例证；《下篇》则采集了《神思篇》、《体性篇》、《风骨篇》、《通变篇》、《定势篇》、《情采篇》、《镕裁篇》、《声律篇》、《章句篇》、《丽辞篇》、《比兴篇》、《夸饰篇》、《事类篇》、《练字篇》、《隐秀篇》、《附会篇》、《总术篇》、《时序篇》、《物色篇》、《才略篇》、《程器篇》、《序志篇》等二十二篇中与《周易》有关的例证。以上例证共四十七则，作者在每则例证之后分别以“按语”的形式，进行简洁的分析、评论。这篇论文发表于1969年，是较早专门探讨“《文心雕龙》与《周易》”关系的论文。在此之前，此类论文尚不多见。
朱伯崑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对《文心雕龙》与《周易》的联系作了精辟的论述：
南朝的刘勰在齐代所写的《文心雕龙》一书，直接以《周易》的思想为根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十分系统的文学理论，刘勰对《周易》的思想有很深入的理解，《周易》的许多重要观点都被他运用到了文学上。其中最显著的是：用“天文”、“人文”的思想论述文学美的根源，极大地肯定文学的美的价值；用“刚健”的思想解释文学上的“风骨”，大力推崇“刚健”之美；用“通变”的思想说明文学的发展，主张不断变化创新。经过刘勰的阐发，《易传》的思想深深地渗入到了文学之中，成为历代讨论文学问题的重要依据。[11]
虽然这部书没有设立单独的章节来评介“《周易》与《文心雕龙》”，但从上述这段评论可以看出，作者对《文心雕龙》与《周易》之间承传关系的理解是很透彻的。这段评论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周易》对《文心雕龙》乃至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深远影响。
杨明照所著《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一书，是《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成果。敏泽对这部书作过这样的评价：
历来被奉为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包括成书于商、周时期的“经”与成书于战国末叶至秦、汉时期的“传”，曾经对我国后世的思想和文化，发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也不例外。但流行的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只注出了很少一部分，大部分未曾注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绝大多数都注出来了）。[5]
以上论述充分肯定了《周易》经传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同时肯定了杨明照所著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学术价值。的确，《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不仅是文心雕龙学研究的必备参考书，而且是易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邓球柏在《周易的智能》卷十四《乾坤之美——〈文言〉·〈文赋〉·〈文心〉——中国文论的源与流》一节中，十分强调《易传》中《文言》的美学价值。他写道：
我说《文言》是论《乾》道《坤》道之美的极好的美学论文。《文言》提出了心灵美与行为美、语言美的关系。这是学术界没有重视的地方，很值得研究。[12]
他进而提出“由《文言》到《文赋》，由《文赋》到《文心》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12]
由于论及“《周易》经传与《文心雕龙》”这一论题的论文和著作较多，因此，本文只能选择其中一部分进行评述。
二、《周易》的文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
近年来，不少学者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周易》的文学思想与《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联系。在这方面，郭维森1982年发表的《〈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注：此文最早刊载于《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后辑入黄寿祺、张善文编的《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辑）中。）一文，是在这方面研究中发表时间较早，而且较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作者在文中指出：
《易传》的哲学思想包含了某些文学观念，或者为某种文学观念提供了解释的依据。以前出版的文学批评史注意到这一点，曾有所论述。如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易传》对于文学的点点滴滴”一节，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易传》所表现的文学观”一节。合观二书，《易传》中的文学观念都已概略地提到。但是，随着对《易传》哲学价值的认识的提高，其文学思想还有进一步详加阐述的必要，尤其是《易传》文学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更需要认真地探讨。[13]
作者认为，在《易传》的文学思想中，“象”与“变”这两点尤其值得重视。他指出：易象模拟自然因而文章也源于自然；刘勰所谓“文原于道”，而道即指自然之道；文源于自然之道可说是《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他还仔细地分析了《易传》中“变”的观念以及“言不尽意”、“修辞立其诚”等观点对《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影响。
关于《周易》的“通变”思想对《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影响，除了敏泽、郭维森的上述论文作过论析之外，马茂元、刘建国等人的论文也对这一问题作过较详细的论述。
马茂元在《说〈通变〉》（注：此文原载《江海学刊》1961年第11期。）中说：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周易》的一句名言，符合于客观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然而把它具体地运用到文学理论上，则自刘勰始。[14]
马茂元认为，刘勰创作的《通变》篇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指出：
《通变》是《文心雕龙》下篇中重要的一篇。它从理论上提出了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加以阐发，反映了刘勰进步的文学历史观，与《体性》、《风骨》、《情采》、《时序》等篇相表里。[14]
马茂元在文章中还论述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如何把“情”“气”和词采统一起来，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文章最后作了这样的小结：“把‘情’‘气’和词采统一起来，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才是‘通变’的精义之所在。”[14]
刘建国的《“通变”杂谈》，虽然题为“杂谈”，但并不“杂”，而是专论“通变”的学术论文。作者认为，“马茂元先生、郭晋稀先生等前辈已经早就把‘正论’做了，轮到我自然只好写几句杂谈了。”[15]在这篇“杂谈”中，作者论述了刘勰探索“通变”的历史原因，阐释了《通变》之义；论析了《通变》与《系辞》的联系；论证了刘勰是个发展论者，他在《通变》中所提出的“会通”与“适变”的理论是宣传文学革新的理论，并非鼓吹复古。由此可知，这篇论文对《通变》篇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
三、《周易》之道与《原道》之道
论述《周易》之道、《文心雕龙·原道》之道的论文和专著相当多。张其成撰写的《易道：中华文化主干》[16]一书，立足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全面透视《周易》经传，提出“易道”是博大精深的“易文化”的内核，“易道”是中华文化的主干。此书观点新颖，对“易道”的剖析涉及面很广。
由杨明照主编的《文心雕龙学综览》是一部总结和展示文心雕龙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文集。其中由何懿撰写的《“原道”》一文，对《文心雕龙》“原道”论的研究分四个方面进行总结：一、“道”的性质；二、《原道》篇的主旨；三、“原道”论是否存在矛盾混乱现象；四、文德概念的不同理解。作者搜集了大量论及“原道”的资料，对“原道”之道的性质罗列了十种观点：“一、儒道说；二、自然之道说；三、自然法则客观规律说；四、自然之道与‘儒道’不矛盾说；五、从论文角度标举自然之道说；六、客观唯心主义的抽象理念或绝对精神；七、哲学上的二元论；八、道是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存在；九、佛道说；十、‘道’是刘勰自成一家之论。”[17]作者对各家之说分别进行了归纳、总结。由此可以综览学术界关于“原道”之“道”研究的进展情况。
《文心雕龙学综览》出版之后，仍有不少学者继续探讨“易道”与“原道”之道。陈良运著的《周易与中国文学》，其《内篇》第一章的标题为《“盛德大业，至矣哉”——〈周易〉之道：创造之道》；其《外篇》第二章的标题为《“原道心以敷章”—“自然之道”与文学本质》。作者认为《周易》之道——创造之道与“原道”之道——自然之道，二者是统一的。他论述道：
从先秦、两汉到魏晋文学家们对文学之道，尚未有统一的、明确的认识与把握，而儒家学者又以经世致用的仁义之道为本位，直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对“文”之“道”溯流推源，以“自然之道”为文学之本原，才大致确认下来，文学之本体亦同于宇宙之本体的认识才逐渐明晰。刘勰遵“自然之道”但不排斥儒家之道；所谓以“文心”而“雕龙”，又包容了物质与精神的创造之道。”[18]
作者赞同黄侃、刘永济、朱东润、蒋祖怡、周勋初等人以“原道”之道为“自然之道”说，但他对《周易》之道与“原道”之道的关系有自己的见解。
笔者为了探讨《周易》之道与“原道”之道的关系问题，撰写了《〈周易〉对〈文心雕龙〉“原道”论的影响》一文。该文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原道”之“道”与《周易》之“道”；二、《易传》的解易理论对“原道”论的影响；三、刘勰在《原道》篇中对《周易》经传作者的论述。笔者认为：
“原道”篇中多次论及“道”，这些“道”的含义不尽相同。其中有的指“自然”；有的指“自然法则”、“自然规律”；更多的是指古代圣贤共同体验到的自然、社会、人类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古代圣贤人生观、世界观及政治主张、思想观念的抽象概括。[19]
此文通过对“易道”之道与“原道”之道的比较，探讨“原道”论的基本思想和《周易》对“原道”论的影响。
四、对今后“《周易》与《文心雕龙》”研究的思索与展望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专门探讨《周易》与《文心雕龙》关系的论文寥寥无几。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论著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出来。笔者认为，今后对“《周易》与《文心雕龙》”的研究将会向更深、更广的层面发展。
郭维森在《〈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的篇末指出：
《易传》的哲学观点，在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部门，自然会或者接受或者反对其思想指导，因此便多方面地接受了它的影响。只有将哲学与文学联系起来作深入的研究，才能把文论史上的一些问题搞清楚，所以我们不能把某些重要的哲学著作排斥在文论史的视野之外，尤其先秦时期，文学、学术不分，其重要思想流派，影响又极为深远。包括《易传》在内，先秦思想著作中所包含的文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应该作更深入的探讨。[13]
在研究《文心雕龙》的过程中，如何将哲学与文学联系起来作深入的研究，这将是研究者们值得思索的问题。
笔者认为，刘勰不仅是杰出的文学理论家，而且是杰出的易学家。他不是简单地承袭《周易》的思想和理论，也不是把《周易》作为引经据典时最便于使用的经书，而是创造性地将《周易》的思想、理论、文辞等融入自己的著作中，从而使《文心雕龙》成为文论史上光耀千古的杰作。刘勰的易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联系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易学和文心雕龙学的研究深受学术界的重视。笔者认为，深入探讨两汉魏晋南北朝易学与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关系、探讨历代易学与文心雕龙学的关系，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
《周易》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心雕龙》对历代文论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周易》对历代文论产生了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笔者还认为，在深入研究“《周易》与《文心雕龙》”等学术问题时，我们还应当注重研究、探索如何通过古代文论的研究，更好地促进当代文论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3-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