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格局下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宏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局论文,力量论文,国际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看，任何时代的社会主义都生存在既定的国际体系中并受一定时期国际格局的影响和制约。21世纪初的国际格局演变不仅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舞台背景，也制约着世界社会主义的活动空间；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力量及其发展水平则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基础和起点。过去，我们局限于从社会主义看世界大势，曾预言“试看未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今天，则要放眼全球，从世界大势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研究、探讨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必须以历史和现实的时空背景为依托，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宽广而深邃的世界眼光、严谨而求实的科学态度去审视世界社会主义的现实情景和未来趋势。
一、时代主题的变换与国际格局的演变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也经历了冷战对峙的磨难，付出了巨大而沉重的代价。各国人民都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再次发生新的热战、冷战和动乱，渴望世界持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公平正义。进入新世纪，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尽管不稳定因素时有增加，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没有根本改观，南北贫富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由民族、种族、宗教、领土、资源等引发的争端和冲突时起时伏，恐怖主义、贫困、环境恶化、毒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趋突出，但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已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合作、社会要进步，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综观今日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和时代主题，已具有不同于20世纪的新特点，并对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产生着重要影响。
（一）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称霸与反霸的斗争将长期存在，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和平时机发展壮大自己。走向多极化是21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世界各大力量和地区性强国或国家集团将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进一步彼此借重，相互制约，竞争共处。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在不断增强，地位上升，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国际社会追求民主、发展、和平、正义等进步力量的发展壮大，未来的多极化格局将不同于历史上列强争霸的政治局面。这种多极化是与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突飞猛进的科技进步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它的最终形成将经历一个漫长、曲折、复杂的演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国际战略力量的对比不断走向均衡，各大力量中心之间的相互牵制增强，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难以打响。这种多极化的趋势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历史发展，有利于削弱和抑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利用难得的和平时期加快自身建设，发展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抵御国际资本主义冲击的能力；同时，多极化的发展也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趋于复杂，矛盾增多，这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体系中纵横捭阖，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二）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实现经济上的崛起。随着世界经济生活的日益国际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生产格局、投资走向、金融往来、科技开发、人才培养和环境保护等已经超越了国界，打破了20世纪冷战时期“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1](p.561)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全球化的市场。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度增加，合作不断增强，摩擦也在加剧，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全球化一方面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持续走强；另一方面，也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借鉴和利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通过全面改革开放，加快思想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自我完善和升华，从而不断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历史性机遇。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已具备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的全新特征，全球化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演变的一大特征，那么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腾飞将是21世纪新格局的一个重要标志。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数十亿人民彻底摆脱贫困的桎梏，将为新兴科技和产业开辟广阔的市场，提供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机会，给世界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总体上升还将为世界多极化格局奠定健康的经济基础，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构建和平安宁的和谐世界提供有利条件。
（三）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将为世界民主、进步和正义的力量平等参与世界事务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拓宽了空间。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是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相辅相成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精神是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其本质是和平、发展、合作。它要求在世界事务中，所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解决，国际上的事情要由世界各国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解决。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通过协商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国际关系民主化突破了两极格局下两制对立的思维定式，要求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不搞社会制度的歧视和对抗，尊重各国的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各国固有的独立、主权和自行选择本国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必须予以尊重和保障，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干涉和侵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有利于营造一种反对封锁、孤立、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舆论环境，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自主发展扩展了空间。
（四）发展模式多样化丰富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色彩，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摆脱唯一模式的束缚，通过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人民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各国人民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明和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的相互交流和借鉴，是人类进步生生不息的动力。20世纪，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诸如英美模式、莱茵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等，社会主义也从一个中心、一条道路、一种模式趋于多样化的发展探索之中。21世纪的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发展模式，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该而且可以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种模式各得其所。站在历史的长河看，一个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彼此合作的世界，只能是各种文明和不同模式相互借鉴、彼此尊重，充满活力而又绚丽多彩的世界。
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格局的演变，不仅改变了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内外环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外交的联动性增强，互动性加大，而且也影响了未来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弥漫硝烟中，又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在欧亚大陆，并由此形成了一度足以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过去那种由战争引起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已不复存在。因此，“那种由组织严密的共产党领导，通过武装暴力革命的手段，以攻打冬宫式的方式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国有化来建成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革新和改造”。[2](p.247)未来社会主义在暴力推翻现实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只能在现实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通过迂回的方式去实现社会主义。由列宁开辟的标志着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道路不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包括斯大林模式在内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再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
与此同时，当前世界格局中制约、阻滞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环境仍然严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加速发展，经济文化上占优势的西方国家，加紧向外输出其政治模式与文化价值观，以实现所谓政治与文化一体化的倾向在加剧；国际关系中民主与霸权力量的较量将是长期的、曲折的，个别国家以唯一的超级大国自居，要担负起所谓“领导”世界的责任；反共势力及其冷战思维仍然存在，并在不同场合、不同程度上左右着某些国家的政策，力图从多方面挤压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共产党的生存空间。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中的逆流，使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外部环境呈现出时宽时紧的特点。
二、21世纪初叶世界社会主义的总体态势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苏东地区9个社会主义国家多米诺骨牌式地亡党丧权，先后分裂为27个以资本主义为发展取向的国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掀起的冲击波导致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创，并留下了严重的政治后遗症。一时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弹冠相庆，欢呼自己的最大敌人——共产主义——已经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吞没”，叫嚣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寿终正寝，主张应乘胜追击，将民主化向全球推进，“建立民主国际”。①1991年，布什总统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了”。②一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和较量，在其开始后不到75年的时间内就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历史就在这里终结了。
然而，由冷战终结引起的政治风潮并没有吹灭社会主义的人间天火。进入新世纪后，世界社会主义已经遏制住急遽下滑的势头，苏东剧变初期所引起的震荡、滑坡和混乱的局面已经结束，并走出了最初的低谷，目前正处在低潮中不断反思、在探索中渐进调整、在改革中有所发展的阶段。同时也应看到，尽管世界社会主义的局部质量有所提高，但全球范围内的量的分布和积累已经大大缩小。从目前看，“一球两制多模式、资强社弱竞消长”是21世纪初叶世界社会主义的总体态势，这种格局将延续较长的时期。具体而言，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了当代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制高点，把持着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国际规制的制定权，对世界社会主义仍保持着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和压力。21世纪初，新一轮科技革命继续朝着有利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向发展。美、日、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电子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和生物技术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的富国、强国，奠定了在国内进行诸多改良、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的经济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又推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科学技术政策大纲”和“尤里卡计划”，力图在21世纪的世界科技竞争中抢占先机，继续保持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纵观目前新科技革命的动向和发展势头，美、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居于世界前列，并实现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体制创新的良性循环，保持着世界科技的领先地位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如它们掌握了许多高精尖技术和产品，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的专利发明数量，大约占全球总数的90%左右。在国际技术贸易收支中，发达国家获得的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占98%，人口仅占全球15%的发达国家拥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成果。③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20世纪前半叶的30%左右，提高到90年代的70%以上，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附加值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如一枚小小的电子芯片，其资源成本只有几分钱，却可以卖到几十、几百元，这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装上了一颗功率巨大、奔腾向前的“芯”。这样的科技红利为发达国家带来了超额剩余价值，积累了巨额财富，反过来又成为支撑发达国家加大科技研发的物质基础。在全球研发投入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占86%。④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完成了由要素推动型向科技创新推动型增长模式的转变。其科技成果的商品化率、产业化率分别达到60%、80%，推动了特大型企业的成长。在全球企业500强中，前50家中就有47家属于美、日、英、法、荷等几个发达国家。与之相比，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在短时期内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力量的弱小还表现在国际“话语权”的贫乏上。话语权是现代人类社会继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后普遍使用的一种权力。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表明，当社会主义国家将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时，社会主义实践就富有活力，而一旦丧失发展的话语权，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3]全球化使得国际经济、金融货币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加入这些组织，接受它们的行为规则，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持着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国际规制的制定权和国际市场上大多数产品的行业标准及定价权，⑥获取了由规则制定权而带来的体制红利。这种由科技力和经济力造成了当前“资强社弱”的局面，并在一些领域出现了“强者更强”的趋势，使得“资攻社守”的战略态势还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二）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在苏东剧变引起的惊涛骇浪中稳住了阵脚，目前处于改革探索和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但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远不足以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起全面而强大的引领、支撑作用。苏东剧变，一方面使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5个减为5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由15个减少到目前的6个（含摩尔多瓦），世界社会主义的总体力量已大为收缩；另一方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从苏东剧变初期的大动荡、大分化中稳定下来，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改革发展期。苏东剧变使“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4](p.383)这种健康的发展表现在：
第一，在发展战略上，摆脱了传统的思维定式，重新定位各自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清醒估计到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改变了过去急于求成的发展战略。越南、朝鲜、老挝和古巴共产党对时代特征、资本主义和社会发展阶段等问题进行重新认识，放弃或修正了长期坚持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纠正了过去超越发展阶段的理论纲领。2001年越共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越南当前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认为“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而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在所有领域发生质的变化，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事业，理所当然要经历一个多阶段、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和过渡性社会”。2006年4月越共十大再次确认，“和平、合作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主要趋势”，“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民富、国强、公平、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但“直到现在我国还属于欠发达国家”，仍处在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时期。朝鲜劳动党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社会”，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就必须经历一个完全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社会。目前朝鲜正处在争取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阶段。2006年3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八大报告指出：“为了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根据老挝的国情特点，老挝需要用很长的时间，经历很多的发展过程。在目前，老挝的革命建设仍然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期的初期。”[5]古巴共产党认为，古巴已胜利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目前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
第二，在理论创新上，跳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框，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重视对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2003年，越共为总结20年革新理论和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成立了由时任总书记挂帅的“理论总结指导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从理论上进一步搞清楚关于越南社会主义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问题，对在革新中存在分歧的或新产生的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并做出结论，如关于时代新特点及当代世界发展主要趋势问题；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问题；关于经济增长与文化建设，实现社会进步、公平问题；关于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问题；关于新形势下的党和党建工作问题。[6]越共十大明确提出要在党的活动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经常总结实践，补充发展理论，正确处理生活中出现的问题。2001年以来，朝鲜劳动党相继提出，21世纪是巨变和创造的世纪，要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斗争风格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实现“根本的革新”，不能为现有的观念所束缚，抱着旧的、落后的东西不放，该抛弃的要大胆抛弃，要以新的观点，从新的高度来看待和解决所有问题。不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如果不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加以正确的继承和发展，就会逐渐失去生命力，沦为历史遗产。这些新提法为朝鲜推行调改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2006年3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八大，对20年来的革新情况进行了总结，指出“革新是从思想和理论认识上开始的”，理论上的创新保证了经济革新的健康发展，提出要继续“坚持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并根据国家实际和社会特点加以运用和创新”，坚持“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强调革新是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第三，在改革实践中，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束缚，既注意吸收国际经验教训，也强调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力图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苏东剧变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失去了重要的政治依托和经济外援，社会思想混乱，“民主过渡”、“和平演变”一度成为国家面临的现实威胁。对此，越南、朝鲜、老挝、古巴等根据各自所处的内外环境，一方面提出了抵御“和平演变”的基本原则，如越共提出了“五项基本原则”⑦，朝鲜提出了“四个第一主义”⑧，老挝提出了“六项基本原则”⑨，古巴提出了“三不放弃原则”⑩等；另一方面也开始了改革进程。越南、老挝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朝鲜、古巴在90年代以后迈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步伐。进入新世纪后，越南等国的改革春潮继续涌动。越共认为，不存在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样板，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和环境，走自己的路，建设符合越南国情的社会主义。2006年4月，越共十大再次强调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以党的建设为关键，以发展文化为社会精神基石”的革新路线，要处理好革新、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稳定是前提，发展是最终目标，革新是实现发展的动力，坚持革新要全面和同步，把革新路线贯彻到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的各方面。朝鲜劳动党认为，社会主义是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建设的，各国的革命与建设，应该由各国的党和人民负责进行。别国的好经验可以吸收但不能照搬，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根据本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2002年，朝鲜启动“改进和完善经济管理”进程：在生产领域适度让权放利，分配领域贯彻多劳多得，流通领域搞活三类市场，金融领域理顺价格汇率，对外经贸领域加大合作力度等。2007年以来，朝鲜工作重心开始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转移。今年以来，首次将经济置于国防之前，强调“建设经济强国是当务之急”，要“集全国之力发展经济”，强调要“在解决人民群众吃穿问题上实现划时代的转变”。古巴明确提出要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要借鉴别的社会的许多东西，并根据古巴的现实加以运用。在政治上，古巴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全民公决的形式修改宪法确认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加强党建以提高执政能力；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调整产业结构，改革农业生产和流通体制，兴办合资企业，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作用。
第四，在对外关系上，摆脱了以意识形态划线、四面出击的僵硬外交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国际环境。进入新世纪后，越共审时度势，继续进行苏东剧变后就已开始的外交政策调整。越共认为，当前世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不善于借势发展，迎头赶上，就会被时代抛弃。因此，要灵活处理对外关系，坚持发挥内力，大力争取外力，把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结合起来，坚持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对外路线和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政策，为革新开放奠定良好、和平和稳定的外部环境。朝鲜在处理对美关系、北南关系方面也迈出了积极的一步，2007年10月，与韩国共同签署了《北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决定“超越思想和制度的差异，建立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的巩固的南北关系”，“互不干涉内部问题”，“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纠纷”，“在互惠互利和有无相通的原则下，积极促进经济合作事业的发展”。(11)老挝人民革命党为国内政治经济革新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放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一边倒”外交政策，提出了“广交友、少树敌”的外交理念，确立并奉行“和平、独立、友好与合作”的全方位外交政策，积极参与东盟等区域组织和合作机制，积极发展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法国、瑞典等欧洲国家的关系，审慎处理与美国的关系，2005年与美国签署正常贸易关系协定，避免与西方敌对势力发生正面冲突。古巴在苏东剧变后，改变了过去向苏东集团“一边倒”的政策，以打破美国的孤立和封锁为重点，实现多元化外交：主动修复与拉美国家的关系，重返美洲大家庭；加强与欧盟、加拿大和日本的经贸关系；加大对美国国会、工商界的工作以缓和美国政府的封锁，避免成为美军事打击的对象。通过上述措施，古巴扩大并改善了生存空间和国际环境，已经与世界上183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新趋向表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和思考，而这种战略性的思考和认识正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在健康轨道上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
尽管现实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在稳定中有发展、改革中有创新，但在“地球村”中还是属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的“村民”，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诸多问题，抗击内外风险的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越共十大报告指出，越南社会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面临的挑战，包括经济增长的质量、效果、竞争力差，经济结构转变缓慢；许多社会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党建和整党工作没有达到要求；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和生活方式颓废，贪污腐败、官僚作风和浪费现象严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现象依然存在等。(12)朝鲜外部环境有所缓和，但面临的多重制约因素较多。老挝面临着世界银行所总结的三大问题：经济总体上仍属于世界上最贫穷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发展任务艰巨；工业基础薄弱，对外资依赖较为明显，连年逆差和外债比例较大是其经济发展存在的最大隐患；政府治理水平较低，管理和适应能力还远未跟上改革的步伐。古巴还面临着美国的敌视和封锁，存在着制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体制性障碍，改革的理论准备和创新明显不足等。
（三）非执政的共产党中，多数虽已从苏东剧变引起的大分化大动荡中逐步稳定下来，并在努力探索适应时代变化和具体环境的发展战略，但总体力量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恢复到20世纪的最高水平，多数党在夹缝中求生存，少数共产党的力量还将继续分化削弱，始终存在长期“冬眠”或最终消亡之虞。
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执政的共产党已经走出了苏东剧变引发的“衰落分化期”，处于在困境中的“相对稳定期”。多数党根据时代变迁和环境变化积极调整理论纲领，以适应新形势、谋求新发展。
第一，摆脱传统思想束缚，对时代认识更加清醒。多数非执政的共产党认为，当前仍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趋于缓和，并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还处于强势地位。日本共产党前主席不破哲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是跨世纪的时代主题，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变革走向条件成熟的过程都将是相当长期和复杂的过程，需要各自国家做出独自的努力才能探索出一条接近社会主义变革的途径，社会主义在20世纪成为现实，但在21世纪仍需要经过长期与资本主义共存的过程。法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马尔特利认为，共产党必须继承其传统，同时也要放弃20世纪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如能做到这一点，法共是可以获得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非执政的共产党也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那些被历史经验证明的普遍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印共（马）认为，过去共产党人既高估了社会主义力量，又低估了资本主义力量，忽视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先进和稳固程度，社会主义是线形发展过程，而现在这一过程将是长期复杂、充满起伏的曲折过程。
第二，在维护基本价值观的同时，理论纲领更趋温和。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在重新审视、反思苏联模式的同时，主张根据本国国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以往在革命道路和斗争策略等问题上的盲目过激倾向，放弃武装斗争，主张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实现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发达国家共产党更多地强调在“现有社会结构内部”，通过民主的方式“超越资本主义”。2006年3月，法共三十三大强调“超越资本主义”是一个渐进的变革过程，既要吸收人类文明发展中最积极的因素，也要利用资本主义在社会领域的最有效成分，主张同历史上共产主义的中央集权原则相决裂，争取实现国家的民主化和公民的监督。2004年日本共产党二十三大提出要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强调通过市场经济进入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民主而富裕的社会主义日本”。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大多放弃了武装斗争，通过参与联合政府，更多地关注如何实现党的阶段性目标，注重如何通过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以扩大政治影响，从而和平地引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印度共产党认为，左翼政党“是引领印度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力量”，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是武装斗争，在当前条件下，只能是从外部支持国大党领导的进步联盟执政，为此，印共采取既支持又斗争的政策和方法，督促政府实施《最低共同纲领》中的亲民措施。尼泊尔共产党（毛派）也走出丛林，实现策略调整和战略转型，放弃武装对抗政府，走上了以武力为依托的议会民主道路，成为左右尼泊尔政局的关键因素之一。[7]
第三，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主张趋于务实。苏东剧变使多数国家共产党认识到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忽视发展问题对国家、社会和自身建设的危害，因而更加关注经济社会等现实问题，放弃了过去空喊口号的做法与相对激进的立场，政策主张中对抗性因素降低，理性务实因素上升。一些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执政或参与执政的共产党不再提出制度性的替代要求，而是注重经济领域的机会均等，强调经济增长要保障就业，扩大公众的经济参与权，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领域不再追求绝对公平，而主张通过社会政策调节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保障公众最基本的权利和劳动权益，防止出现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注重民众关心的公共福利、医疗、就业、男女平等、种族歧视、环境保护等问题。
实践证明，凡是政策比较切合实际或调整比较到位的政党，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就比较大，如印共（马）、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印共（马）总书记辛格·苏吉特总结该党在西孟邦的执政经验时指出，该党在执政过程中，注重农村发展，实行土地改革，农村土改受益人群中55%是贱民；大力发展教育卫生事业，公共卫生体系的人口覆盖率达到70%；关注弱势群体，建立基层自治制度，以维护人民参与管理的民主权力，无地和贫困农民在自治机构中的代表比例达到75%-90%，使之具有代表低收入和社会弱势群体的特征；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在人力资源培训和经济上资助少数民族。目前该邦的社会发展综合指标远远好于印度其他非共产党执政的邦。正是这样的执政业绩使印共（马）在连续六次的选举中获得2/3多数的支持，连续执政近30年。(13)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在2001年为复兴民族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等采取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举措：一方面尽量保留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发挥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调控作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保护私有经济，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采取多种免征多项税费等优惠措施鼓励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加工出口；加大对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的预算投入；拨付大量资金帮助老人、妇女和儿童，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医疗保障。
上述情况只是国外共产党群体中为数不多的亮点。就总体而言，国外大多数共产党理论政策调整的社会效果尚未显现。目前，多数非执政的共产党力量还比较弱小，未来发展空间有限，整体力量在短期内难以复兴。这主要表现在：(1)党员队伍流失，年龄老化，活动乏力，政治影响持续下降。新科技革命带来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传统产业工人数量急剧减少，削弱了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如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法共党员人数从1996年二十九大时的27万锐减至目前的13.4万，在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不断下降，2007年5月总统选举中，法共候选人乔治·比费得票率仅为1.93%，为历史上的最低点，(14)此后立法选举中法共得票率也只有4.29%。法共《人道报》的财政也极其困难，举债度日。在欧洲，一些共产党普遍陷于低迷状态：葡共现有党员9万、意大利重建共现有党员10万、意大利共产党人党现有党员3.5万、西共现有党员3万多、希共现有党员约3万。这些党的现状，正如法共前主席罗贝尔·于所言，不管什么类型的共产党，无论其名称如何，无论其参政与否，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2)变革步伐跟不上时代潮流，理论调整滞后于实践。从20世纪末开始的变革中，一部分党比较自觉和主动，改革调整取得了某些成效，但多数党的变革被动、消极，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些老牌共产党思想守旧，不愿进行探索尤其是变革，生存状况日益恶化。少数党改革力度太大，方向不明确，在党内引发纷争，甚至导致传统社会基础流失。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共前领导人罗贝尔·于在党内倡导变革，但变革过于表面化，做法也欠妥，导致党内分歧和矛盾加剧，组织涣散，思想混乱。法共在国内政策上同社会党加强了合作，参加了1997-2002年以社会党为主的左翼联合政府，却忽视了同群众的联系，在参政期间没有提出有别于社会党的政策主张，结果被法共的传统选民看成是社会党奉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同谋”。如何把握调整的方向和改革的力度成为关系到许多共产党发展前景的重大课题。(3)政治生存环境恶劣，夹缝中的活动空间窄小。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和社会阶级结构日益变化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夹击下，多数共产党很少能提出有吸引力的政策主张或替代模式，影响力大为削弱。发达国家共产党在本国极右翼和社会民主党的双重夹击中艰难生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已丧失政治话语权，日益边缘化。原苏东的一些转型国家“加盟入约”后，脱俄、亲美、西靠，共产党背负着原苏共的历史包袱，各类反共政治力量对共产党的发展十分戒备，右翼政党和反共宗教势力联手，处心积虑地扼杀共产党的生存空间，共产党的合法生存权被剥夺。如俄共近年来，在中右翼势力的夹击下，社会支持率一再下跌，内部分裂，队伍进一步萎缩，党员老化，影响力明显不如以往，在国家杜马选举中仅获得12.9%的选票，失去杜马第一大党的地位，复兴势头受阻。(4)一些共产党内部权力之争不断，组织分裂时有发生，已谈不上党的自身建设。历史上的“山头”、“派系”矛盾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时隐时现，党内不同的理论主张不是通过思想讨论得到解决，而是通过组织分化来解决，导致一国之内有两个或多个共产党，如意大利重建共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党，白俄罗斯共产党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党等。这些问题都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社会形象，削弱了共产党的吸引力、战斗力，制约了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发展。
综观当前世界格局，世界社会主义仍处于强势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从总体上看，世界社会主义仍处在疲软之中，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在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在夹缝中求生存，不断被边缘化，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游离在主流政治之外。少数国家出现的亮点并没有成为影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主导方面，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尚待时日！
注释：
①参见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12页。
②参见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90页。
③④参见李荣融：《大力推进中央企业自主创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积极贡献》，http://www.sasac.gov.cn/gzjg/ghfz/200604260020.htm,2006-04-26。
⑤世界银行在定义“贫困”时，给出了三个特征：第一，缺乏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第二，在一些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重大决策上没有发言权；第三，容易受到经济以及其他冲击的影响。可见，话语权的缺失也是一种贫困状态。
⑥如世界银行重大事项的投票权以所占股份确定，目前美、日、德、英和法分别占16.38%、7.86%、4.49%、43%、4.3%，中国占2.9%。
⑦越南的“五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有集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民族力量和时代力量相结合。
⑧朝鲜的“四个第一主义”是：领袖第一主义；思想第一主义；军队第一主义；体制第一主义。
⑨老挝的“六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列主义；坚持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民主；坚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真正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
⑩古巴的“三不放弃原则”是：不放弃革命原则；不放弃人民政权；不放弃为民造福的目标。
(11)参见韩国联合通讯社2007年10月4日：《北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
(12)参见2006年4月18日新华网：《越南共产党“十大”开幕》。
(13)参见辛格·苏吉特：《印度西孟加拉邦左翼联合政府的执政经验》，2005年6月21日，印共（马）网站http//cpim.org。
(14)法新社：法共就制定党的新战略展开讨论，参阅《参考消息》2007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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