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图书出版过程中的基础教育元素
全秋生（中国文史出版社）
摘 要： 如何在纯文学图书出版过程中准确把握基础教育元素，做到图书出版后不误导读者、不影射社会体制、不偏激歪曲事实、不传播社会负能量，基本可以反映图书出版单位的政治站位与图书文本质量的高低。为了培养图书责任编辑自身的实战能力，应从编辑选稿、审读稿件、营销推广等方面着手，严把纯文学图书出版关，传递基础教育正能量。
关键词： 慎选稿；基础教育；推荐语写作；新媒体营销
一、缘起
二、基础教育的内涵与文学外延，是纯文学图书出版方向的正确指南
“‘文学，原本是人学，人的良心之学；作文，即做人，作文的高下最终是做人的高下。说到底，作家最后的较量还是看素质的高低。’我认可先生这样的做人与作文。作为弟子，我和我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乐见他一再嘱咐的‘做健康之人，说健康之话，写健康之文，干健康之事。’把健康的精神风貌带给我们的读者，打造文字的尊严，提高人格魅力和展示文学的良心。”
这是笔者当年为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恩师王歌先生出版文学随笔集《行走一夜读》时写的编后记。时至今日，十年过去了，我依然坚持在文学图书出版的路上，越来越觉得文学对人们的情感熏陶与人格培养实属“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举，急不得，等不得，缓不得，只有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尽量推介一些传播基础教育元素的好作品，让学生从小就培养对文学的正确认知。而不是像某些成年人一样，把文学图书当成是闲书，是闹着玩儿开心取乐的阅读文本。
我老家点赞好事物好东西，常以两好名之，一是好吃，一是好看，读刘诚龙先生《一品高官》，也真是好吃又好看。所谓好吃，是内容好；所谓好看，是语言好。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内容是作品之神，语言是作品之形，形固然离不开神，神少不了形。形与神兼备，才是值得追求的最高境界。
事实上，无论是应试教育时代，还是素质教育新时代，文学作品在中小学课本里从来就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近些年，中小学课本大幅度增加了古典诗词、精美散文随笔和现当代诗歌及其他体例文学作品的数量，各种大大小小的语文考试阅读理解题，内容几乎都是来自纯文学作家的笔下，处处闪现出纯文学的迷人魅力与恒久的审美价值。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1993年）》明确指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础教育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础教育的基本目标在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它的对象和着眼点是全体人民，而不是一部分人，更不是少数人；第二，基础教育的功能是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奠定基础，它强调的是基本素质的培养，而不是专业或某些专门人才的培养。所以，文学图书的出版工作也必须服从这样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
纯文学作家交付书稿时，里面多少会有作家个人的思想倾向夹杂其中。严肃的作家创作时自然知道规避一些创作禁忌，会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去影响读者，从而起到正面的、积极的教化作用。这样的图书出版后就会开卷有益，让读者从中汲取诸多营养，进而健康成长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依然有那样一些作家，因长期受西方敌对势力思想的洗脑西化，开口闭口强调要创作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法制观念、政治意识淡薄，甚至按个人的好恶来书写一些不健康内容甚至严重偏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轨道、恶意诋毁、攻击现行体制的消极悲观内容。这样的图书如果得以放行出版，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尤其是对国民基础教育会带来无序的冲击，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作为文学图书编辑，如何把好审稿关，自然就显得特别重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看出自2005年到2009年，恐怖事件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并且2009年达到了顶峰，发生了2 586起，此后总体呈下降态势，2013年又有一定的回升。死亡人数分别在2007年和2009年出现了两个高峰（3 448人和3 021人），总体是先上升后降的状态。受伤人数在2009年和2013年也是达到了最高，这与2009恐怖事件发生的高峰期和2013年恐怖事件回升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总体上自2013年以来，巴基斯坦国内的恐怖主义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呈现好转的迹象。
三、图书编辑的选稿标准，是决定图书出版后基础教育社会效应的重要基础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孔夫子如是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韩夫子如是说；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古人如是说。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校园不再平静，师者不再谦和，学生不再温驯，往日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方净土，早成纷争无休止的油腻江湖：职称、文凭、升学率、教改，已成无形枷锁，套上了教师的脖子，境界越来越低，心胸愈来愈窄，所有视线都聚焦在几张试卷上，考、考、考，浅薄老师的法宝；作业如山堆，试题如大海，眼镜厚如酒瓶底，多少童趣被熄灭，多少自由被禁锢，学生犹如囚徒，厌学、逃学、迷恋游戏、早恋、打架闹事乃至厌世自戕，屡见不鲜，层出不穷，苦、苦、苦，学生心里如汤煮。救救孩子，鲁迅当年的呐喊言犹在耳，振聋发聩！
为了确保未成年人的隐私不曝光，不给他们走出校门后的生活留有阴影，我建议作家完全隐去所有主人公的真实名字，把作品改为长篇小说形式出版。二十五个故事既各自独立成篇，又由“疼痛的课桌”这条线串起来，百分百的一部长篇小说架构。大家都知道小说是通过虚构人物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创作手法，读者绝对不会去对号入座、自寻烦恼。在征得作者的同意后，我对书稿的前言后记都做了大量删节与调整，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小环节，确实起到了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作用，图书出版后对中学生既可起到警醒作用，又规避了不可预知的若干风险，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收到书稿后，我对图书做了一些细致的研究，发现作家对图书出版性质的定位不够严谨，作家原本想以长篇非虚构作品形式出版发行。事实上此书稿之前已经交由西北某出版集团运作，出版社责编鉴于作者在当地的知名度与声望，几乎没有做任何修改，完全按照作者要求排版运作。经过认真审读后，我发现书稿里有涉及中学生隐私的内容，比如初中女生意外怀孕、学生猝死寝室家长大闹学校、助学金扶懒不济困、学生因家庭积怨想杀父为母复仇等。这些内容如果以长篇非虚构形式出版，容易引起读者对号入座，无疑有侵犯学生署名权、隐私权之嫌，且对当地学校教学秩序、安全保卫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引起师生恐慌，甚至有否定当地教育战线四十年来所取得各种成果的嫌疑。如果图书出版后面临这些负面的社会效应，作者与出版社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四、图书编辑必须积极参与到图书的营销与推广过程中，宣传基础教育的社会效应
《疼痛的课桌》一书通过图书选题会后，我就立即和作者联系，图书按小说形式处理后，为提升图书档次，扩大社会影响，努力凸显纯文学图书中的基础教育效应，让广大中小学生从中汲取社会正能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与健康的生活心态，需要找几位名作家推荐阅读。待封面设计一出来，我就开始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做宣传，推出责编荐书，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宣传“疼痛的课桌”的高潮。许多素不相识的老师、家长在公众号上留言，认为此书的出版如同一股春风一般，温暖了广大师生几近麻木的心灵。同时我个人还为这部图书撰写了推荐语，现照录如下：
《疼痛的课桌》一书的作者是一位资深的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她长期从事第一线教学工作并担任多年的班主任工作，就中学生成长过程中学习的烦恼、家庭的困境、情感的纠葛乃至师生之间、家长与教师之间、教师与领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做了全面细致的观察与记录。作者从一张课桌的历史变迁角度切入，从人文关怀的视野去观照学校小环境与教育大气候的现实冲突，全方位地思考与探索农村基层中学教育的利与弊，在此基础上写出来的一部切中当今教育时弊的好图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疼痛的课桌》一书出版后，我的公众号及时推出第二期名家荐书。图书上架后我又推出第三期公众号，出版社公众号也专门推送了此书的出版发行消息，在全国政协系统引起了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某资深教授慷慨解囊，自费购买一百本图书送给相关学者与教育界权威人士，建议他们也读一读来自教学一线的呐喊；教育部某司长亲自给作者致电表示祝贺：我已经把书送给同事们了。我和我的同事们一定好好拜读，争取多了解教育一线的真实情况。一本纯文学图书的出版发行，能够得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乃至教育部相关领导的支持与鼓励，毫无疑问，它对纯文学图书出版过程中基础教育相关元素的把握与定位无疑是恰到好处的。
长篇小说《疼痛的课桌》积二十余年之观察，从一张课桌的历史变迁切入，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折射出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校园乱象，学校、家庭、社会不再是教育项链上紧紧串联的珠子，发不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悦耳声音。“老师视学生如草芥，学生则视老师为寇仇”的尴尬局面彻底打破了几千年来“师尊生恭”的谦和传统，值得当今教育界每一位有志之士深思与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说，《疼痛的课桌》一书的出版面世，无异于一声春雷响起，多做点有利师生健康成长的实事吧！如此，则是中国教育之幸，师生成长之幸。
功能性食品必然是以食品而不是以药物的形式存在，并且能够在饮食中被消耗。功能性食品可以是天然食品，或者被改造和修饰过的食品[17-18]。菊芋是大量功能性食品的天然原料，如菊糖、果糖和低聚果糖[19]，这些产品兼有营养和功能属性，特别是对患有Ⅱ型糖尿病和肥胖症的人群有利[20-21]。
如果说纯文学图书出版是一个人的手掌心的话，那么基础教育元素就是手掌的背面。古人说得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又互相激励，两者缺一不可。强调基础教育的独立性、全民性，也不排斥纯文学图书独特的娱乐性、审美情趣；强调纯文学的自由创作、天马行空，但绝不可以忽视基础教育的严肃端庄与教化引导。
严把纯文学图书出版关，传递基础教育正能量，弘扬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新时代文艺创作思想，当是每一个图书编辑责无旁贷的时代重任。
这种话显然不应出自佛家之口，尤其不应出自菩萨之口。“喝马血，吃人肉”绝对为佛门所不允，这里的“菩萨”究竟属于什么形象，我们暂时难于作出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属于以悲下救众生为己任的菩萨，更与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毫不沾边。若将说这种话的称为佛陀形象，当然是令人无法接受的。那么，同一作品中的同一“菩萨”的身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互相抵牾的形象描写呢？其实，这种现象在蒙古史诗中是普遍存在的，正反映了史诗中宗教思想复杂的特征。如果以“反对腾格里宣扬佛法”或“宣扬萨满思想反对佛陀”以及对此佛陀冠以什么称谓，给本部史诗的宗教思想定性，我以为是失之简单草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