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时期的唐继尧与孙中山、梁启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护国论文,时期论文,唐继尧论文,孙中山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发生在1915到1916年的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行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称之为“第三次革命”。护国运动摧毁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维护了共和民国，其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应予肯定。
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固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与梁启超、蔡锷等人的积极策划密不可分，但是首先发动护国起义、宣布脱离袁世凯反动政府的，却是以云南都督唐继尧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如果没有唐继尧的参与和支持，护国战争是很难迅速发动起来的，因此，唐继尧对护国战争可谓举足轻重，功不可没。
唐继尧(1883-1927)，云南会泽人。字蓂赓。1905年，赴日本留学。受民族危机的刺激和进步潮流的感染，加入同盟会，又秘密组织陆军团、武学社，刊行《武学》杂志；还参与了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办的《云南》杂志的组织工作。1908年，唐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次年回国，先后任云南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新军第十九镇正参谋官、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讲武堂监督等。1911年10月底，参加辛亥昆明起义，率兵进攻云贵总督署。旋任云南军都督府军政、参谋两部次长。11月，任云南北伐军司令。1912年3月，率北伐军占领贵阳，被推为贵州临时都督。5月，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就任贵州都督。1913年8月，被袁世凯任命为滇黔联军总司令。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派兵击败了响应革命的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11月，回到昆明，就任云南都督。旋镇压大理杨春魁起义，并杀害了与起义有牵连的同盟会员张文光。为排除异己，1914年10月，又捕杀了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总务徐天禄。1915年，在全国反袁斗争形势的促进下，唐继尧逐渐由拥袁转向反袁，但与此同时，又杀害了原贵州自治学社领导人、同盟会员蔡济武。这年12月25日，唐与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同时组织护国军，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蜀，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入桂，唐继尧自己则为云南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昆明并相机出兵。护国战争正式爆发。随着护国军的节节胜利和全国反袁斗争的空前高涨，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把住总统职位不放。唐继尧及护国军等坚决反对，要求袁氏即日退位，听候特别法庭审判。5月，护国军军务院成立，唐继尧被推为抚军长。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唐继尧被任命为云南督军。
护国战争可以说是唐继尧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一页。既是他政治生涯的顶点，同时也是他走下坡路的起点。护国战争结束后，唐在西南地区加紧扩张地盘，在封建军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17到1918年，他虽表面上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但却是别有所图，用章太炎的话说，叫做“借护法之虚名，以收蚕食鹰攫之实效”①。
综观唐继尧的一生，可以说既做过一些好事，又做过许多坏事。因此，如何评价他的是非功过，也就成为史学界颇感兴趣的历史课题。
（二）
护国运动的胜利，是各派政治力量联合斗争的结果，是全国人民支援的结果。而在反袁各派的联合中，最重要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联合。作为革命派领袖人物的孙中山和作为改良派代表人物的梁启超，在护国运动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唐继尧之间，表现出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护国战争爆发时，孙中山尚在日本。他虽然未能亲自参与战争的策划与领导工作，但始终关注着西南地区的斗争形势，对战争的发动起到了直接、间接的促进作用；由他领导的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开展的连续不断的武装反袁斗争，更是对护国战争的有力声援和支持。
早在宋教仁案发生后不久，孙中山即派同盟会员杜韩甫、马幼伯回云南运动讨袁。1915年，又派杨益谦、刘德泽等入滇，组织中华革命党支部，发展党人，联络军队。继而再派吕志伊入滇，策动倒袁。吕与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田钟谷等具有较强民主革命意识的滇军中下级军官坚决的反袁态度和反复的劝谏工作，对促成滇督唐继尧走上反袁道路起了很大作用。
1916年5月初，孙中山从日本回国。5月9日，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当时，护国战争已进行到后期，袁世凯已于3月被迫下令取消帝制，但却不愿放弃总统职位，各派反袁力量对此均持反对态度，一致要求袁氏彻底下台。孙中山认为，约法与国会乃“共和国之命脉”，“命脉不存，体将安托？”②因此，在第二次讨袁宣言中明确指出：“坚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强调“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宣言还表示自己决无争夺权利之念，“唯忠于所信之主义”，“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③这篇讨袁宣言实际上是为护国运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规定了更为远大的斗争目标。
孙中山虽未直接投身护国战争，但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光辉形象，已牢固树立在全国人民的心中。自二次革命以来，孙中山一贯坚决的反袁态度和在各地连续发动的武装斗争，更使他成为反袁联合战线的精神领袖，在各派反袁力量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唐继尧等人心目中同样占有一定的地位。1915年下半年，当袁世凯帝制自为活动日益公开化、各地反袁斗争日渐高涨之时，唐继尧审时度势，在几经考虑之后决心反袁，并且表示愿与孙中山合作，共图护国大业。这年10月，唐继尧派唐继虞、李宗黄为驻沪代表，与各方反袁人士进行联系；同时致书孙中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报告了云南酝酿反袁起义的情况，希望得到指导、帮助，欢迎孙中山领导全国的反袁斗争。信中说：“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训导，义不苟同，秣马厉兵，待机报国。云南全省人民，亦复义愤填膺，誓不与此贼（指袁世凯）共视息。然而云南地瘠民贫，兵单饷绌。……兹特派唐萍庚、李伯英二人代表驻沪，秘与各方同志周旋接洽。……窃盼我公登高一呼，俾群山之皆应；执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一切机宜，祈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总期早除袁氏之大憝，复我民族之自由，马首是瞻，共成义举。”④这封书信可以说是孙、唐之间直接交往的开始。
对孙中山来说，联合各派反袁力量，共同开展反袁斗争，是他的一贯主张，前面提到护国战争前，一直派有革命同志在云南运动讨袁，因此，对唐继尧的上述表示，自然持欢迎态度。特别是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等正式宣布云南独立、护国战争正式爆发后，孙中山非常感奋，接连致电旧金山、上海等地革命党人，对云南举义极表欢欣。1916年3月13日，在《致直鲁晋省革命同志函》中，孙中山高兴地写道：“上海发难而后，云贵踵起，竖讨袁义旗，作共和之保障，此吾人所中夜欣祝者也。”⑤在同一时期的其他一些函电、讲话中，孙中山对云贵起义的重大意义和唐继尧等人的“首义之功”作了高度评价。5月1日，刚刚回国的孙中山，在云南驻沪代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霹雳一声，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奋，响应之迅速，与黄花冈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⑥5月11日，在致岑春煊、唐继尧、刘显世等人的电文中，还称赞他们“维持约法，尊重民意”。⑦11月20日，在《复李宗黄函》中，甚至称唐继尧是“命世之材”，“可以为全国军人之表率”。⑧直到1917年12月，在为纪念护国首义一周年所发的布告中，孙中山仍然认为唐继尧等“滇中将帅，未忍坐视共和之沦胥，不辞以一隅之地，数万之卒，投袂而起”，“民国复定再造之勋，于斯为大。”⑨在这些函电、讲话中，孙中山还一再表示，要命令革命各军“与护国军通力合作”，“尤当全力声援唐都督”。⑩前揭5月11日的电文称：“文近自海外归来，誓从国民之后，灭此朝食，已分电告各方同志，取一致行动。吾人志在锄奸，当集群力，猛向前进……。文知忧国，甚愿尽力所能至为公等助”。(11)孙中山是真诚希望与唐继尧等西南军事统帅精诚合作的，并且采取了切实的行动。1916年5月23日，孙中山曾致电中华革命党汉口讨袁军负责人田桐等人，指出：“此时袁逆负隅恋栈，而南方义军势力犹薄，各地方进行彼此不相协，则更使袁贼得间。请兄等体察此意，一切事宜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至于旗帜，云、贵、桂、浙均已一致遵用五色旗，吾党亦宜一律沿用，俾不致同一讨贼之军而有猜疑。”(12)
护国时期，孙中山对唐继尧虽然寄予很大的希望，并且在讨袁斗争中有过一定的联系和合作，但他对唐继尧其人的了解却并不多。
护国时期各派政治力量的联合，是当时普遍高涨的全国性反袁斗争形势促成的，倒袁是联合战线各派的共同目标和联合的纽带。而随着袁世凯的败亡和护国战争的结束，各派失去了共同的斗争目标，联合的纽带也就自然中断，因此反袁联合战线也就随之瓦解。唐继尧与孙中山之间的合作关系事实上也宣告结束。在此后的两三年中，孙、唐之间的函电往来虽较前增多，但两人在思想上却难以沟通，距离越拉越大。
1917年，段祺瑞重新当上国务总理，他承袭袁世凯的反动政策，大量出卖国家主权，毁弃《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建立独裁统治。视约法与国会为“共和国命脉”的孙中山又举起了“护法”旗帜，发起了护法运动。这年7月，孙中山与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一同来到广州，筹建护法基地，同时邀请国会议员到广州参加护法运动。8月底，联合“暂行自主”的西南桂系、滇系军阀，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宣布要“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
唐继尧早已宣布云南是“自主”省份。这时看到孙中山大力倡导护法，为了增大其“自主”的声势，也追随孙中山之后，通电全国，不承认段祺瑞内阁的合法地位。此举再一次赢得孙中山的好感。为争取地方武力支持并参加护法大业，在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的同时，唐继尧、陆荣廷被选举为元帅。但唐、陆虽然表示拥护“护法”，但实际上却另有打算，不肯就职，从而影响到一部分总长也不肯就职，这就使孙中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孙中山从大局出发，对唐等一再让步，委屈求全，多次致电唐继尧，反复解释他的就职与否对护法大业的关系重大，希望唐氏“即日宣布就职，以救危亡”，(13)但唐仍不肯应允。孙中山又派秘书章太炎为劳军使，携元帅印到昆明劝驾，唐仍坚辞不就。为促使唐继尧参加“护法”，孙中山还加委唐为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以满足他的欲望。但此时的唐继尧看到孙中山虽有威望，但势单力孤，他自认为羽翼甚丰，大权在握，一心要当“西南王”，而不愿屈居人下。因此，孙中山虽然极力争取，但始终未能取得唐继尧的合作。
1917年9月，唐继尧在余之琛从广东发回的一封电报上这样批道：“中山举动，本嫌唐突。即已发表，似勿庸积极反对。有彼，此对内对外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有一番交换。故此间仅辞元帅职，未言其他。拟将此意密告陆（荣廷）、龙（济光）、陈（炳焜）谭（浩明）诸人，以免内部太纷歧，反授人以隙。”(14)由此可以看出，唐继尧从一开始就对孙中山的“护法”主张虚与委蛇，实际上要利用孙中山作为自己扩充势力的一种“助力”，因此便玩弄两面手法，表面上拥护护法，但事实上采取不合作态度。
孙中山对唐继尧的不合作态度虽然不满意，但直到1918年4月，还希望唐能回心转意，出任元帅之职，共图护法救国大业。孙中山的最后努力仍归失败。唐继尧不仅拒不就元帅职，反而进一步与陆荣廷、莫荣新等人相勾结，分化瓦解支持孙中山“护法”的驻粤滇军，加紧策划推翻孙中山和军政府的活动。同年5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并发表通电，揭露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种种罪行，痛切宣告：“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犹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内既不能谋各省之统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认？文于斯瘏口哓音，以蕲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然个人之去就其义小，国家之存亡其义大。文之所以忍辱负重以迄于今者，良以任责无人，非得已也。”(15)孙中山通过唐继尧、陆荣廷等人的行径，认清了南北军阀的共同本性，并从而打破了联合军阀，“护法”革命的幻想。唐继尧看到孙中山的这个通电，大为愤怒，在电文上批道：“无耻已极”。(16)至此，孙中山与唐继尧的关系已彻底决裂。1919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当时，有人曾劝说唐继尧加入，唐竟气得直拍桌子，顽固表示：“我就是穷得讨饭，也不会加入国民党。”(17)唐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成见之深，孙、唐之间关系的恶化程度，于此可见一斑。此后，孙、唐虽仍时有联系，唐对孙虽偶有附和，但始终未能真正合作。
孙中山与唐继尧之间，由护国时期的基本合作，到后来关系的逐渐破裂，其原因，从根本上说，还在于思想上、政见上的分歧。
唐继尧早年曾加入同盟会，有一定的爱国热情，但对究竟应当怎样救国，思想上并不清楚，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斗争也不完全赞同，他认为“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18)1908年4月，同盟会发动和领导了云南河口起义。消息传到日本，留日学生集会声援，决定捐款支持。而唐继尧却持消极态度，以所谓“稳健主义”反对“激进派”。(19)1911年，唐继尧参加辛亥云南起义，有一定功绩，但在此后率云南北伐军援黔过程中，纵兵杀掠，开创了民国以来武力夺取邻省政权的恶例。旋即追随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捕杀奉孙中山之命到西南地区运动反袁的革命党人，极力排除异己，企图把云贵地区变为完全由他自己控制的“独立王国”。甚至到护国运动期间，唐还在下令缉捕革命党人。(20)唐继尧的这些作为显然背离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只是护国期间孙中山看到唐继尧决意反袁，才极力争取他回到民主革命的行列。然而孙中山的这个愿望却完全落空了。
事实上，孙中山对包括唐继尧在内的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的争权夺利早有觉察，只是把他们当做讨袁力量实行联合，并且希望能够在维护共和、尊重约法的基础上与他们继续合作。他在1916年5月发表的第二次讨袁宣言中指出：“讨贼美举，尤当视其职志之究竟为何，其所表示尊重者为何，其策诸方来与建设根本者为何，而后乃有牺牲代价之可言，民国前途始有攸赖。”(21)同年6月，他在对记者谈话时又说：“袁死之后，中国果然可以大治否？果然可以不乱否？若今后南北各执权者能一秉至公，尊重约法，拥护共和，去其争权夺位之私心，革其武人干政之恶习，以爱国之真诚，和平之精神，致力于奠定国基、建设国政之事业，则袁死而中国真可大治。”(22)在孙中山看来，依靠争权夺位的军阀来治理国家是不可能的。“护法”失败的教训使孙中山对唐继尧等西南军阀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说：“不期世之所谓护法，恒与文异，始不过徒饰护法之词，未尝以一纸书为国会谋恢复。……其所以治兵西南者，迹彼用心，只欲分中央专制全国之权，俾彼得专制于二三行省。”(23)从而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24)这是孙中山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孙唐关系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同路人。
（三）
说到护国运动，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梁启超。
1912年，梁启超从日本回国，依附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但仍持渐进之说；同时着手联络各派，组织政党。先是加入符合自己思想模式、与国民党对立的共和党，后又将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以“拥护袁世凯，抵制国民党”，力争出面组阁，“扩充政治势力”为实际的政治方针。二次革命后，以熊希龄为总理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为司法总长。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公然解散国民党，同时因进步党再无利用价值，又迫使熊希龄等人辞职，“第一流人才内阁”遂告垮台。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日益暴露，梁启超意识到形势不妙，1915年4月，拒绝袁世凯给予的政治顾问和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的任命，回粤省亲。临行前，曾致书袁世凯，劝其悬崖勒马，急流勇退。(25)6月，由粤返京，路经南京时，与冯国璋谈论帝制问题，旋偕冯入京谏阻袁氏称帝。当时，梁启超等“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26)8月，筹安会出笼，拉开了帝制丑剧的序幕。梁启超颇不谓然，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明确表示了对帝制复辟的反对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文的写作，是对帝制复辟“不能忍”的结果：“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27)据记载，此文原稿比见诸报端者更为激烈，其中有一段专斥帝制之非，并云“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28)此文对袁世凯虽仍立足于劝告，“上欲以挽国家浩劫，下欲以全项城威信”，(29)但反对帝制的态度却非常鲜明，因而招致了袁世凯的恐惧和忌恨，先是以重金贿买，贿买不成又继之以威胁、恐吓。梁氏对袁多次规劝不成，遂决意与袁彻底决裂，同时与蔡锷等人一起密商讨袁大计，酝酿“藉武力以图匡救”。梁启超在天津的寓所成为他们策划反袁的秘密机关。他先是设法帮助蔡锷潜赴云南，兴师讨袁，然后自己也于1915年12月16日躲过密探监视，冒着生命危险，从天津乘船去上海进行活动。他广泛收集各方面情报，并与云贵方面的护国军互通声气。特别是争取南京冯国璋的工作，做得很有成效，减轻了北方军队对护国军的压力。在护国战争进行的过程中，梁启超多次给蔡锷写信，“指陈方略极详”。(30)此外，在联络各党派人士、建立反袁联合战线方面，梁启超也做了很多工作。
云南、贵州相继宣布独立后，广西的陆荣廷表示，只要梁去广西，他就宣布独立。梁启超从护国斗争的大局考虑，再次冒险于1916年3月初起程赴桂。梁刚抵达龙州，陆荣廷即发出通电，宣布广西独立，直接促进了全国反袁护国斗争的顺利发展。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又企图通过拉拢梁启超等进步党人进内阁，换取进步党人的让步，以求继续霸占总统职位。梁启超等不为动摇，明确表示：“袁逆取消帝制，希图调和，万无许理。”(31)“现在舍袁退位外，对北京断无调停之余地。”(32)这无异于对袁世凯的当头棒喝。1916年5月，经梁启超一手策划，在广东肇庆成立了护国军军务院，“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33)军务院的成立，事实上是对袁世凯总统资格的断然否认。护国运动结束后，军务院始宣布解散。
护国战争从谋划、爆发到具体进行，直到“筹办善后庶政”，梁启超均直接参与其中。战争过程中，他虽然远离战争前线，但却在“舆论鼓吹”、“联络各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且多次致信蔡锷等人，详细“指陈方略”。梁启超实际上扮演了护国军军师的角色。
至于梁启超与唐继尧之间的关系，比起孙中山与唐继尧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融洽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梁启超直接参与了云贵首义的策划与发动工作，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梁启超及其进步党一贯以稳健著称，主张渐进，“厌畏破坏，常欲维持现状，以图休养”，(34)这一点，正迎合了视革命为“不详”之物的唐继尧的心理。况且，辛亥革命以后，梁、唐都曾是袁世凯的追随者，都反对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他们的合作共事有较深的政治思想基础。
1916年初，蔡锷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谈到，在护国战争爆发前的一段时间内，唐继尧之所以犹豫不决，“一意稳静”，对帝制问题没有明确表态，与他一直未弄清梁启超等人的“意向所在”、“于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有关。(35)可见，唐继尧对梁、蔡等人的政治倾向一开始就相当重视。从唐继尧在护国时期写给梁启超的书信来看，在战争策略、对外交涉，乃至战后建设等方面，唐继尧都坚持与梁启超互商，希望得到梁的具体指导，同时，一再恳请梁“惠然命驾”，“克日来滇”，共商大计。(36)1916年1月15日，唐继尧、任可澄曾共同致函梁启超，希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梁的赞画和帮助：一、请梁在长江下游一带加紧活动，“速定策发谋，相为声应”；二、急求外交人才，专事对外联络；三、帮助云、贵方面搜求人才，共襄义举；四、对建国诸问题，“亦乞预备提示，俾当事者并有轨辙可循，不致泛轶”。(37)4月21日，唐又致函梁启超，就彻底倒袁、军事部署及倒袁后之建设问题，与梁交换意见。(38)6月，袁世凯死，护国运动已近尾声，“破坏后的建设”问题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唐继尧为此再致函梁启超，请其就此“拨冗有以教之”。(39)
对于唐继尧的“请教”、邀请，梁启超反应积极，并有入滇与唐面商的计划。虽因种种原因，入滇未能成行，但梁、唐之间的函电联系却未曾中断。在这些函电中，他们互相交流思想，沟通内外各方面的信息，共同协商解决各种棘手问题，对保证护国战争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1916年3月，梁启超在《致滇中各将校士卒书》中写道：“自有史以来，以一地方之举动，而关系全局，功未有若斯之伟也。……（启超）为事会所牵，未能与我最名誉、最敬爱之首义诸贤，握手并辔，企念之怀，曷其有极！”(40)与孙中山相似，梁启超对云贵首义的影响也作了很高估价，对包括唐继尧在内的“首义诸贤”深表钦佩。从稍后护国军军务院的职务设置上看，此时的梁启超对唐继尧可以说相当信任和器重。
关于军务院的设立，梁启超早在1916年3月初由沪南下时“即持此议”，后得到唐继尧、蔡锷、刘显世等人的赞同。而对抚军长一职的人选，梁也早有考虑。他在4月28日给各都督各总司令的一封电报中说：“窃意抚军长一职，以滇省首义之勋劳，自非蓂公莫属，黔、桂、粤当无异辞。”(41)5月8日，军务院正式成立，互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5月11日，梁再致电唐继尧称：“我公再造国家之功，薄海宗仰，务乞俯肩大任，济此时艰。”(42)梁、唐之间之所以配合得如此密切，是因为他们之间既要互相依赖，也要互相利用。唐需要梁的谋略策划和争取各方支持；梁则需要依靠唐的军事实力。但表面上的“真诚”合作，并不能完全掩盖二人之间的某些分歧。
梁启超对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的表现并不完全满意，主要是因为唐的某些做法有损于护国大局，离开了护国战争的目标，并暴露出拥兵自重和称霸一方的野心，从而引起了梁的警觉和反感。
在护国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唐继尧在兵员配备和军费使用上，对蔡锷统率的护国第一军多有刁难。特别是在护国战争已进行半年之久，入川护国军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唐继尧在军需、兵员上迟迟不给援助，使蔡锷等前线将士颇感不满。1916年6月7日，蔡锷曾致电唐继尧、刘显世等，责备他们不给护国军及时补充弹药：“迭电哀恳，究未照办。同袍将士，颇滋疑虑。”(43)在兵员的补充上，直到袁世凯死后，滇军“增援”部队才陆续入川。此时，护国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而唐继尧却加紧扩编护国军，且继续派滇军入川，极力扩大自己势力的个人野心日益明显。对此，梁启超和蔡锷都看得很清楚。同年7月19日，蔡锷在发给唐、刘的电报中，以劝告的口吻说：“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暱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近则已于川军启冲突于宁远矣。若意徇某君等之一意孤行，必致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善其后？锷为滇计，为公计，不忍不告，务望设法力图挽救是幸。”梁启超在这个电文上，从“迩者”起，至“实未解命意所在”止，每字加圈点，并签注写道：“松公与大敌相持于泸溆间时，望滇中援军如望岁，呼吁声嘶，莫之或应。袁倒毙后，而滇中北伐大军，乃日日出发。读者读此电，试作何感想？”(44)梁、蔡对唐继尧刁难友军、排斥异己，借护国声望扩张势力、抢占地盘的军阀行为，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是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在复杂多变历史条件下的曲折发展。这次运动虽然推翻了袁世凯的称帝复辟，但并没有挽救革命失败的命运。尽管如此，它毕竟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因而也自有其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
所谓“护国运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资产阶级改良派、云南地方实力派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斗争中一次暂时的联合。在这次运动和战争的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三个派别的代表人物都策划、参与了这次运动和这次战争，都起到各自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不论哪一个派别和哪一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都很难说自始至终领导了这次运动。正是由于三个派别和三种政治势力，除了反袁这一共同目标之外，并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因此，反袁目的既经达到，内部的分歧也就明显暴露出来。
注释：
① 《章太炎对于西南之言论》，《时报》1918年12月2日。
② 《在东京与某某的谈话》（1916年4月），《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1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4～285页。
④ 《唐继尧致孙中山书》（1915年10月），《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
⑤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47页。
⑥ 《护国文献》上，第10页。
⑦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6页。
⑧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89页。
⑨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70～271页。
⑩ 《护国文献》上，第10页。
(1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6～287页。
(12)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92页。
(13) 《致唐继尧电》（1917年9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201、425页。
(14) 转引自谢本书：《唐继尧评传》第92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15)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472页。
(16) 参见《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第62页。
(17) 龚师曾：《孙中山先生与唐继尧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225页。
(18) 《护国文献》上，第74页。
(19) 庾恩旸：《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第11页，转引自谢本书《唐继尧评传》第10页。
(20) 《护国文献》上，第107页。
(2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4页。
(22)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03页。
(23) 《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1918年8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99页。
(24) 《辞大元帅职通电》（1918年5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页。
(25)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14～7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6)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8页。
(27) 梁启超：《与娴儿书》（1915年8月22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0～721页。
(28) 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1页。
(29) 梁启超：《致段国务卿电》（1916年5月4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48页。
(30) 蔡锷：《梁新会先生函牍跋》，《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八。
(31) 梁启超：《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1916年3月28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33页。
(32) 梁启超：《致马司令电》（1916年3月28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33页。
(33) 《护国军军政府第三号宣言》，《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页。
(34) 梁启超：《致籍亮侪等书》（1915年11月18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27页。
(35) 蔡锷：《致梁启超函》（1916年1月5日），《护国文献》上，第333页。
(36) 《护国文献》上，第424页。
(37) 《护国文献》上，第423页。
(38) 《护国文献》上，第427页。
(39) 《护国文献》上，第429页。
(40) 《护国文献》上，第206～207页。
(41)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42页。
(42)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49页。
(43) 《护国文献》上，第391页。
(44) 《护国文献》上，第407～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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