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伊斯兰圣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圣战论文,化与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全球化对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挑战，这一点已成为共识。那么，全球化何以对传统文化构成挑战，它的实质是什么？这是本文首先要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学术界使用频率最高、内涵界定分歧最大的概念之一，不同学者从不同学科的专业领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全球化概念，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全球化理论。[1]笔者无意介入这一争论，因为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建构一个规范化的全球化概念和理论。然而，笔者以为，有必要对全球化的实质（即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内涵）进行客观探讨和揭示，因为它是理解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出现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的关键，也是打开种种扑朔迷离的世界性现象的钥匙。
在汗牛充栋的全球化理论中，人们热衷于概念的探讨和体系的建构，但却忽视了一个最基础、最根本的问题：即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全球化？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内在实质是什么？严格说来，全球化一词是一个很不规范、包罗万象的概念，这也是它之所以难以界定、众说纷纭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全球化指的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某种东西”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化和泛化，而非全球化概念本身的全球化。这个处于主导地位的“某种东西”也就是全球化的实质，即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内涵。
任何概念都是对一种过程和事实的理性认识与理论概括，概念所揭示的实质就隐含在事实过程之中，全球化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出现于20世纪末叶，作为一个过程，全球化初始于15世纪。[2]迄今已走过500多年的历程，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从全球化的起始和发展历程来看，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并向全球扩展、普及和泛化的“某种东西”是现代化或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同名词，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15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拉开了世界近现代史和全球化新时代的帷幕，亦即拉开了现代化和西方化时代的序幕。15世纪以前的一千年间，西方一直处于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远远落后于东方。然而，15世纪前后，以西欧为先导的西方发生了一系列划时代的巨大变革：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等，使西方由世界舞台的幕后走向了前台。
资本主义萌芽是西方变革和崛起的根基。西欧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壮大，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由农本向重商转变。自16世纪起，西欧一反农本传统，采用重商主义政策，大力扶持和发展工商业，从而在世界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完成了由农本向重商的重大历史转折。重商政策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变革，从18世纪中叶起，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并完成了以大机器生产和广泛采用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从而摆脱了传统闭塞的农本经济，对固守农本经济的其他东方国家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这个优势是新涌现的工业世界对传统的农耕世界的优势，时至今日，西方仍然一直保持着这一优势。
文艺复兴是西方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孕育和肇始。它使埋没在中世纪神学污垢下的古典文化特别是人文主义重新放射出奇光异彩。人文主义运动是一场世俗化运动，人文主义者颂扬“人”，蔑视“神”，赞美“人性”，贬低“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使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欧洲人在成为“现代人”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继之而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是又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它对基督教会及其神学体系发起了挑战和攻击，永久地摧毁了天主教内部的统一，结束了罗马教廷对西欧各国至高无上的统治，催生了顺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教；它崇尚和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正义、人权、科学，确立了理性与科学的现代精神和原则。[3](P105)
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向全世界联系为一体迈出的第一步。它打破了世界各地相互闭塞、彼此隔离的状态，宣告了东西两半球互相隔绝的历史的结束，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统一的过程。此后，西方列强挟其优势，率先走向世界，沟通全球海上航路，四处扩张和殖民，凡海水所及之处几乎无处没有他们的踪迹，无处不成为他们的商品市场、原料和劳动力供应地、投资牟利的乐园。于是，亚洲、非洲、美洲、大洋州都被纳入了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轨道，全球日益联系为一体，分散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整体的世界。15世纪及其后西方所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变革，改变了西方和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使西方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发生了质的转折，使西方在人类历史上率先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社会进入了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社会，并在国际交往中处于主导地位。西方将15世纪以来的历史称为“现代”(MODERN)，将这一历史进程和社会变动称为“现代化”(MODERNIZATION)。[4](P10)也就是说，从15世纪开始，人类步入了现代史阶段，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从15世纪开始，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又先后传入澳洲、亚洲和非洲大陆，形成全球趋势。就全球范围而言，这一进程远未终结，仍在持续。那么，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要素是什么呢？
现代化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是用来对人类近期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的趋势的动态的一种高度概括。有关现代化一词的内涵和定义颇存歧见。但从历史角度和就客观而言，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就是指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传统社会向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是从传统的社会组织原则向现代的社会组织原则过渡的进程。更具体地说，现代化是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科学技术与文化等等由传统类型向现代类型的变迁过程。
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有：一、工业化。即确立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厂制度，工业产品在日常生活中占优势比例，形成以商品交换为纽带的市场化。它是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动力，是对传统结构与生产组织进行挑战的主角。它实际上意味着经济现代化。二、民主化。即以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原则为标志的政治权力分散化，政治功能制衡化，政治参与大众化。这意味着政治现代化。三、城市化。即农村人口高速度地转化为城市人口，城市成为工业生产的中心，城市成为文化教育的中心和迅速扩散信息、传播文化知识和人们相互联络感情的舞台，以更少的农业人口养活更多的从事其他活动的人口。它实际上意味着社会生活形态的现代化。四、世俗化。即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建立于理性和科学基础之上，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从对神的膜拜转到崇拜理性和科学，摆脱神学的控制与干预。它实际上意味着精神活动的现代化。[4](P20-27)
从上述全球化的缘起及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现代化，亦即西方化，就是西方各种现代制度和观念在全球的扩展、普及和泛化。全球化的中心和动力源在西方。
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中走出来的，但它是作为传统的对立物演化和存在的，它的革命性的本质是反传统的，因此全球化必然对传统文化构成巨大的挑战。全球化是以西方化为主导的，它对具有深厚传统根基、处于发展中的东方国家的挑战不仅是巨大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灾难性的。以现代化为特征的全球化给人类生存带来了新的威胁和危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可以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与不幸。正因如此，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是反全球化。[5]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产物，是另一种全球化。[6]与全球化概念一样，反全球化也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具有很大的宽泛性和模糊性，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总起来说，反全球化是对全球化的否定，对全球化片面性的批评，对全球化的担心，对全球化代表的新阶段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回击，对全球化加剧的贫富鸿沟、社会分裂、环境灾难的不满，对全球化给传统文化和文明带来的挑战的回应。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千年报告》（2000年4月）中曾谈到反全球化问题。他认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第一，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的分布也不平衡。第二，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现象：成功地制定了促进全球市场扩展的有力规则并予以良好实施，而对同样正确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劳工标准，还是环境、人权或者减少贫穷的支持却落在后面。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人们日益焦虑的是，文化完整性和国家主权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7]
这个报告从一个典型的方面解释了反全球化现象。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反全球化的根源远非这些，它要复杂得多。反全球化或者全球化的批评者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尖锐的实质性的问题：“谁的全球化”(WHOSE GLOBALIZATION)。
可以这样说，相对全球化而言，反全球化是弱势与受害群体对强势群体独霸行为的抗议，是对全球化阴暗面的抗争。作为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弱势群体的中东，其伊斯兰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伊斯兰圣战就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反全球化浪潮的一分子。
二
在人类传统文化中，积淀之深厚，影响之广远，莫过于宗教。伊斯兰教是中东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穆斯林世界的纽带和灵魂，它的教义和思想渗透到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一种伊斯兰精神，深深积淀到穆斯林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之中。伊斯兰圣战是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伊斯兰精神的最有力的体现和外化。在世界上的所有宗教中，圣战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影响之深，莫过于伊斯兰教。从伊斯兰教诞生到现在，它一直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力量”，人类历史的回音壁上经久不息地回荡着伊斯兰圣战的声音。
圣战，是阿拉伯语“吉哈德”(JIHAD)的意译，即“奋斗”，原指穆罕默德先知与麦加多神教徒进行的战争，后来指在伊斯兰教旗帜下为宗教而进行的战争。也有人认为，圣战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词语，并非仅仅意味着战争，而是指传播伊斯兰教教训的一切活动，即为促进和保卫伊斯兰事业作出的任何努力，既包括说教的方式，也包括武力的方式。巴基斯坦学者赛义德·阿布杜拉·毛杜迪在其所著《伊斯兰生活方式》一书中写道：“吉哈德即尽自己最大努力，无论是通过嘴或笔，或剑，传播安拉的话，使其成为至高无上，扫除伊斯兰道路上的一些障碍。”[8](P206)
伊斯兰教的两大重要经典《古兰经》和《圣训》都赋予圣战以重要地位，号召穆斯林为信仰而战。《圣训》中记载穆罕默德先知的话说：“我岂能不把事情的尖顶、支柱和最重要部分告诉你们？事情的尖顶就是伊斯兰；支柱就是祈祷；它的最重要部分就是吉哈德。”[9](P144)
《古兰经》中许多地方都讲到圣战，说“战争已成为你们的定制”(2:216引自《古兰经》，冒号前后为章和节，下同）。[10]为主道而战的人将永远获胜，因为安拉及其天使在保佑他们杀敌：“假若不信道的人们与你们交战，他们必定失败”，“你们没有杀戮他们，而是真主杀戮了他们；当你射击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射击，而是真主射击了”(48:22;8:17)。如果有谁在同不信道者作战中阵亡了，那他不应当是战败者，而是战胜者，他甚至没有死亡：“为主道而阵亡的人，你绝不要认为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着的，他们在真主那里享受给养”(3:169)。为主道而战，将得到真主的奖赏：“谁为主道而战，以致杀身成仁，或杀敌致果，我将赏赐谁重大的报酬”(4:74)。今世的奖赏是战利品，后世的奖赏是乐园：“真主那里有今世和后世的报酬”，“真主以你们所取得的许多战利品允诺你们，而将这战利品迅速地赏赐你们”(4:134;48:20)。为主道而战阵亡的信徒，比其余的信徒得天独厚，他们不用等到世界末日，就可以马上进入乐园。乐园是一幅诱人的图景：“有水河，水质不腐；有乳河，乳味不变；有酒河，饮者称快；有蜜河，蜜质纯洁。”[11](P91)永居乐园者，食味美的鲜果和饮料，穿绫罗锦缎的绿袍，戴金银手镯和珍珠，睡舒适柔软的床榻，还有仿佛珍藏的驼卵或蚌壳一样白皙的、妩媚动人的美女，有轮流服侍他们的长生不老的童仆。
托马斯·李普曼评论道：“《古兰经》中作出的那些在同异教徒的战争中身亡的人进入乐园的许诺，是鼓励穆斯林采取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一种力量。”[9](P145)这一见解不无道理。这无疑是伊斯兰圣战之所以不绝于史，伊斯兰信徒之所以宁愿接受死亡、视死如归、从事自杀式攻击的一个重要因素。
伊斯兰圣战有其教义方面的理论基础。根据传统的伊斯兰教义，整个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伊斯兰区域(DAR AL-ISLAM)和战争区域(DAR AL-HARB)，前者指接受伊斯兰统治的地区，包括穆斯林居住的地区，以及接受穆斯林当局统治的非穆斯林地区；后者指伊斯兰区域之外，由异教徒统治的世界上其他所有地区。从理论上讲，伊斯兰的目标是把伊斯兰教传播到世界所有地方，让所有人都承认和信仰独一的安拉。因此，伊斯兰区域和非伊斯兰区域之间一直处于一种经常性的战争状态，伊斯兰教将这种战争称为“圣战”（吉哈德）。在圣战间歇期间，允许穆斯林和异教徒通过共同边界，双方可以建立外交、贸易关系，但在非伊斯兰区域变为伊斯兰区域前，双方不可能有永久性和约。
在伊斯兰教上升时期，一些穆斯林思想家提出了“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不能永久共存”，“伊斯兰教的最终目的是将全世界都改变为伊斯兰领域”，“穆斯林必须不断通过‘吉哈德’（圣战）使非伊斯兰地区转变为伊斯兰地区”等原则。[12](P357)这些原则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决定了伊斯兰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使穆斯林不断向外扩张，用武力或非武力的方式向外传播伊斯兰教，实现了整个西亚北非的伊斯兰化。
马克思曾写道：“《古兰经》和以它为根据的伊斯兰教法律把各个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归结为一个简便的公式，即把他们分为两种国家和民族——正统教徒和异教徒。异教徒就是‘哈尔比’，即敌人。伊斯兰教宣布异教徒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并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13](P180)正如克雷维列夫所说，这样的“人文学”从理论上论证并鼓励了具有神圣意义的征服战争，正是这种思想将各个不同社会集团的群众组成一个有纪律的、志同道合者的阵营，在共同的宗教口号下进行远征。[14](P147)
圣战是伊斯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特征，为圣战效力是每个穆斯林应尽的义务。那么，伊斯兰圣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要探讨伊斯兰圣战的实质，就必须追溯伊斯兰圣战的缘起和形成，因为它的实质就隐含在其中。伊斯兰圣战首先渊源于伊斯兰教诞生时期阿拉伯民族精神之中，它是阿拉伯民族性格的体现。正如王治心先生在《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一书中所说：“一民族的宗教，正是其民族精神的表现：有强毅的阿拉伯民族，便会产生出富有团结和抵抗的回教。”[15](P3)
诚然，民族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一个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民族性格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或失去某些特性，或新增某些特性。但是，各民族都有其内在的性格基调。这种基调体现了该民族的潜意识，表现出极大的沉淀性和持续性。关于阿拉伯人的民族特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以为，阿拉伯的民族性格基调应在其赖以形成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特征中去寻找。
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人的故乡，是伊斯兰教的摇篮。阿拉伯半岛自然条件的突出特征是沙漠广阔，少雨缺水，于燥炎热。阿拉伯人所处的这种特殊自然环境，形成了他们迫于生计而四处奔波的沙漠型生活方式和特性：他们热爱那无路可寻的沙漠和寸草不生的秃崖，可是又渴望离开这一切，把它抛在脑后，向肥沃富庶的地区迁移，四处征战。[16]
就社会状况而言，当时的阿拉伯半岛尚处于原始部落氏族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即恩格斯所说的以大规模掠夺战争为特征的“英雄时代”。阿拉伯人的英雄时代深深打上了游牧社会独具的烙印：抢劫和掳掠。当时阿拉伯半岛大多数居民是游牧民“贝都因人”。为了争夺牲畜、牧场、源泉和抗御外来侵袭，游牧部落之间经常互相攻击，战火连绵不绝。劫掠成为一种民族风俗，是一种自然而合乎逻辑的行动，是一种标志强盛的风尚，抢人驼马，掳人妻女，抢劫商队，被视为谋生的途径之一，是经济上调节余缺的一种方式。倭马亚王朝早期的诗人顾托密曾以四句诗形象地揭示了阿拉伯人的这种生活原则和特性：“我们以劫掠为职业，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17](P26)这种“英雄时代”特征和游牧社会特征相结合，使阿拉伯人养成勇敢善战，争强好胜的民族心理。
阿拉伯半岛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状况决定和造就了阿拉伯人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表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方面他们能够克制和忍耐，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暴躁和易怒；一方面注重自由、直爽、强悍、信义、勇敢、慷慨、抗暴、扶弱，另一方面又喜好掠夺、强梁、争斗、复仇。圣战，不仅意味着征服、争斗，而且意味着反抗迫害、反对邪恶，这是阿拉伯民族双重性格合乎逻辑的反映，是阿拉伯民族禀性最富凝聚力的外化。[18](P12-16)穆斯林历史上的伊斯兰圣战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圣战不仅是阿拉伯民族性格的充分体现，而且与伊斯兰教的产生、传播息息相关，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6-7世纪，阿拉伯半岛正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的历史大转折时期，氏族部落之间的矛盾、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外族入侵导致的民族矛盾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阿拉伯半岛陷入不堪重负的内忧外患之中，兵联祸结，危机四伏。各种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孕育着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实现阿拉伯半岛政治上的统一，已成为阿拉伯氏族部落的共同愿望，成为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这一统一要求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用一种新的一神教取代分裂的各部落的多神教。
穆罕默德先知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挑起了阿拉伯半岛统一重担，创立并传播新的一神教——伊斯兰教。一神教主张触犯了麦加贵族的政治、宗教、经济利益。穆罕默德先知和穆斯林遭到了残酷的攻击、刁难和迫害，最后被迫离开麦加，迁居麦地那。麦地那成为发展伊斯兰教、与信仰多神的麦加贵族相抗衡的堡垒。穆罕默德先知在麦地那宗教公社初步巩固、条件成熟后，鉴于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大势，旋即组织穆斯林大军，进行了一系列圣战。穆罕默德先知在麦地那的10年传教和建立政权过程中，以“圣战”名义，先后发动了65次战役，其中他亲自带兵出征的达27次。631年，阿拉伯半岛基本统一，政教合一国家初步形成。从此，圣战使伊斯兰教迅速传播，成为一种震撼世界的力量。
《古兰经》反映了这一圣战形成的大致脉络。麦加时期，是穆罕默德先知艰苦创教的时期。麦加章的口气是温和的，号召信徒要避开多神教徒和不信道者，或者以地狱的苦难告诫世人，以天堂的享乐许诺信道者。这是由当时穆圣和穆斯林的处境决定的。但是，麦地那章的语气较之麦加章的语气就大不相同了，充满了信心和勇气。麦地那章对所有反对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号召穆斯林同他们斗争并杀死他们：“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迫害消除，一切宗教全为真主！”(8:39)“你们当为主道而战！”(4:84)这类号召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的词句在麦地那章中大量出现。法兹勒·拉赫曼曾指出，在麦地那强盛时期，正如《古兰经》一些章节所表明，“除了礼拜和完纳天课，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比圣战更受到重视了。”[9](P145)可见，圣战是伊斯兰教产生、传播和阿拉伯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是反抗多神教徒迫害、侵犯，并战胜多神崇拜，完成阿拉伯半岛统一，加速阿拉伯社会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从上述伊斯兰圣战缘起和形成过程的追溯中，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圣战的实质就是维护和传播伊斯兰教，它所针对的：一是不信教者，二是欺负者即邪恶。这一实质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一是扩张征服，二是抵御邪恶，亦即一方面体现出进攻性，另一方面体现出防御性。[19]这种双重性和阿拉伯民族性格的双重性是一致的。
综观穆斯林的历史，有两类性质不同的圣战：一类是扩张征服的圣战；另一类是反抗迫害和侵略的圣战，即多齐所说的：“圣战只有在伊斯兰教的敌人发动进攻时才进行；如果有谁按别的意思来理解《古兰经》的规定，那么，肯定是错误的。”[14](P147)四大哈里发时期和阿拉伯帝国时期的伊斯兰远征、奥斯曼帝国的征服、两伊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属于前者；穆罕默德先知对麦加贵族的战争、萨拉丁对十字军的抗击、阿富汗对前苏联入侵的抵抗等，属于后者。
从伊斯兰教产生到现在的1000多年里，伊斯兰圣战从未停止过。可以说，一部伊斯兰历史就是一部圣战史。伊斯兰圣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演化过程中，早已超出了纯宗教的意义和范畴，它不仅是征服扩张的代用语，而且是反抗邪恶的同名词，既是文化传统，也是伊斯兰精神的体现。它融化、沉淀于穆斯林的潜意识中，不时显露出来，活跃于人类历史舞台上。
在以现代化亦即西方化为实质特征的全球化浪潮横扫全球的今天，作为东方伊斯兰传统和精神典型体现的伊斯兰圣战，自然会不时显露出来，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三
伊斯兰教是在中东地区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世界性宗教。作为中东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如伊斯兰改良派学者胡西德·艾哈买德所说：“伊斯兰教不是通常被曲解了词义的一种宗教，即所谓仅仅局限于人们的私生活。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适合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伊斯兰教为各阶层人士提供行动指南一个人的和社会的，物质的和道德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国家的和国际的。”[20](P9)伊斯兰教创立的以安拉为中心的伊斯兰政治、经济、道德观念和文化传统，渗透到穆斯林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穆斯林的全部社会生活，左右着穆斯林对人生的看法。那么，伊斯兰传统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一、王权与教权相结合的政治传统
伊斯兰教是阿拉伯半岛社会改革与宗教改革相结合的产物，从其诞生之日起宗教与政治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戈特沙尔克所说：“伊斯兰教是政治的宗教或宗教的政治。伊斯兰教虽然作为一种宗教组织而创立，但它具有政治特征。政治与宗教是合一的。”[21](P51)穆罕默德先知创教之初，在麦地那建立的“乌玛”(UMMA)，就是一个神权与王权、宗教和政治相结合的穆斯林公社，是阿拉伯民族国家的基础和雏形。这一政教合一的体制和传统，在中世纪和近代，一直是伊斯兰国家的主要模式。直到今天，这一传统仍然以不同形态存在着，成为影响中东政治的深刻根源，中东的世俗化国家也不能对它采取漠视态度。伊斯兰传统政治观以经训为理论依据和思想渊源，常与信仰连在一起，难以分割，或是信仰的延伸与发展。这种宗教信仰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宗教政治观，形成为历史传统和社会心理，具有强大的惯性和恒久性，以至于中东其他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政治交往中也不能不求助于它，如“伊斯兰社会主义”等。当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者中间，许多人则从中找到了教权至上、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的理论依据，使之成为伊斯兰国家观的组成部分。
二、宗教性与世俗性合一的经济传统
如同政治的前提是宗教一样，伊斯兰教把经济活动看作隶属于人生的第一职责——宗教义务，宗教经济与世俗经济合而为一。伊斯兰传统社会的经济活动及与其相关的各种事务都被纳入伊斯兰教的轨道，与伊斯兰教义和伊斯兰道德规范相吻合，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传统的伊斯兰经济理论。伊斯兰经济理论以经训为依据，从信仰者对安拉的义务角度对物权、财产、贸易、金融、税务、债权及遗产等方面做了原则阐述，并发展为涉及广泛的伊斯兰经济制度，指导、约束伊斯兰社会的各种经济活动。
三、信主与爱人相统一的伦理道德传统
伊斯兰教是主张信仰安拉独一的入世宗教，它不但重视人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重视调节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求既信主又爱人，把对安拉的信仰关系与对人的道德关系统一起来。伊斯兰的传统伦理道德观是以经训为依据、以行善为中心的宗教道德观，由于它起源于安拉的启示，因而具有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性，安拉“赏善罚恶”、穆斯林“扬善抑恶”成为不变的基本信条。伊斯兰传统伦理道德观主要有以下几点：人性本恶，两世并重，善恶报应。
四、伊斯兰化的世界性传统
伊斯兰教的目标是将该教传播于全世界，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信仰独一的安拉，实现全球范围的伊斯兰化。为此目标，它广泛地采用了各种交往方式，特别是军事征服的“圣战”交往方式，在广大地域中实现了伊斯兰化。穆罕默德先知初步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于晚年曾两度带兵远征。四大哈里发和阿拉伯帝国时期，穆斯林们东征西战，南攻北伐，建立了以中东为主体的，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伊斯兰世界”。在这个人类文明摇篮地区，好几个古国都作过建立世界大帝国的尝试，但都昙花一现，销声匿迹，或沉寂于历史的背影之中，或回复到原处状态，成为中东地区的匆匆过客。惟有阿拉伯帝国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完成了空前的世界性历史交往，在中东地区留下了永恒不灭的印记。在阿拉伯帝国的历史灰烬中，再生出强大如初的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11](P507)伊斯兰教此后在南亚又建立了德里苏丹国家和莫卧儿帝国。特别是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继阿拉伯帝国之后，再次建立起以中东为主体，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更为辽阔的“伊斯兰世界”，更加强化了伊斯兰教的世界性传统。
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的崛起和伊斯兰世界的衰落，伊斯兰教由攻势进入守势。然而，伊斯兰教在历史交往中的这种变迁的世界性传统，使之经常在世界范围之内表现其历史作用，从而使一国的政治军事变动常影响到世界的许多地区。
中东地区这种以伊斯兰教文明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王权与教权相结合的政治传统、宗教性与世俗性合一的经济传统、信主与爱人相统一的伦理道德传统、伊斯兰化的世界性传统，到了现代，开始受到以现代化亦即西方化为本质特征的，以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世俗化为基本内涵的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冲击和挑战。
这一冲击和挑战，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上东方伊斯兰世界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一直存在着的时断时续的冲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再现。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过去，伊斯兰与我们西方社会不断地发生多次相互间的作用与再作用，但条件不同，角色也在变换。他们之间的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宗教了，阿拉伯人刚好征服并重新统一了中东古文明的领土，他们打算把这一帝国扩张为世界国家。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社会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22](P157)
然而，经过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洗礼后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古老的以基督教为主体的传统价值向现代转化，出现了倡导和弘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教伦理，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社会政治体制，在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实现了非凡的器物文明和科技进步。西方人的新观念和新技术使他们在许多领域已远远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从本质上讲，新兴的西方文明是一种以基督教新教伦理为基础的无孔不入的现代新文明。它承袭了希腊罗马的民主理性法制精神，注重外在自然界的物质利益，突出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和法制，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这一建立在新教伦理基础上的西方文明，对于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运动的传统的伊斯兰文明来说，无疑是一种非伊斯兰文化的异质文化，是现代对传统的一次空前的挑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基督教世界向东方伊斯兰世界的挑战，既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是全球化扩展的必然，也是受其向伊斯兰世界复仇心态的驱使。然而，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已不再是十字军东征时代野蛮、凶悍且主要以骑马或徒步战斗的基督教徒，而是“坚船利炮”的殖民者以及尾随其后接踵而至的用新教伦理熏陶的传教士、教育家和巨商大贾。在此后的一系列较量中，拥有新观念和新技术的西方完全占了上风。穆斯林尊崇的伊斯兰宗教—政治—文化体系和传统受到强烈冲击，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丧失了主权和独立，沦为西方的附庸，在物质和精神上遭受西方列强的双重压迫和奴役。汤因比就此指出：“伊斯兰再一次面对西方而无退路了；但这次不平等的现象比起他们在十字军的最残酷的一次征战中遭受的苦难更为严重，因为现代西方对他们来说不仅在武器上装备精密，就是在经济生活的技术上也占优势，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占优势——唯一能创造和维持被称为文明的外表的向心力。”[22](P160)
新形势下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东方伊斯兰世界的优势，本质上就是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优势。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伊斯兰世界被迫作出应战。这一应战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迎合型”。也可以称为“西化型”。即迎合和接受西方观念，效法和模仿西方模式，依照西方原则组织社会生活，全盘西化，以此求得民族和国家的振兴。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就是其中的典型。
二是“拒变型”。也可以称为“复古型”。即排斥和抗拒西方现代文明，坚持原教旨主义，纯洁宗教，强化信仰，重建古老的伊斯兰制度，将复兴伊斯兰教视为强国和抵御西方挑战的途径。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塔利班的统治即是其中的典型。
三是“求变型”。也可以称为“综合型”。即在不危及伊斯兰基本教义、文化传统乃至穆斯林世界统一的前提下，借助西方科学与理性，求新图变，使伊斯兰传统文化与新兴的西方文化相互协调和融汇，以此迎击西方世界的政治威胁和文化挑战。阿富汗尼开创的伊斯兰现代改革思潮和运动即是代表。
在上述三类应战中，有些带有温和色彩，有些带有激进色彩。伊斯兰圣战就是其中最具激进色彩的应战形式。
四
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即“美国化”。全球化与中东传统之间的挑战与应战关系，遂表现为美国化与伊斯兰之间的激烈碰撞和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全球化的中心和动力源在欧洲，特别是在西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主要战场的欧洲蒙受了空前的战争灾难，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为首的西欧急剧衰落，延续了几百年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被打破。远离战火洗劫的美国坐收渔人之利、大发战争横财，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跃升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强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全球化的中心和动力源逐渐转向美国。
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历史性的转折：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冷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延续40多年的两极格局彻底崩溃，作为两极之一的超级大国苏联不复存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作为另一极的美国则不仅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强国和领袖，而且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历史进入了所谓以“美国胜利”(THEUS TRIUMPHALISM)为标志的“全球资本主义化”时代。
在全球化新阶段，美国率先提出它的全球战略构想。这个新构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美国领导”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即在当今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下，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舆论等手段，维护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从经济和军事实力出发，“承担对世界的领导作用”，按照美国的设计来“建立世界新秩序”，将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推向全球。
中东地区是美国战略新构想的一个重点。1991年8月，美国白宫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勾画了90年代美国对中东战略格局的考虑。归纳起来，90年代美国构想的中东新格局及其战略是，继续以西方价值观念遏制阿拉伯激进民族主义，分化、削弱阿拉伯与伊斯兰力量，牢牢控制石油通道的主导地位，构筑“中东安全体系”，建立美国的“中东新秩序”，使中东地区出现一种能确保美国战略利益的稳定与和平。[12](P300)
美国之所以将中东作为其战略新构想的重点并强化对中东的渗透和控制，主要出于以下一些因素。
其一、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中东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结合部，扼守战略要冲；区内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伊斯兰教作为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宗教，决定了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动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世界穆斯林的动向，而伊斯兰教本身所固有的强烈政治参与性必然导致它对地区政治乃至世界政治构成一定影响。上述三大因素确定了中东伊斯兰世界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并因此长期成为列强和大国觊觎的对象，也是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扩张势力激烈较量的竞技场。在二战之后长期的两极格局之中，中东伊斯兰世界始终是热点最为集中，国际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冷战体制瓦解之后，这一地区本身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战略价值不仅未曾降低，反而因世界政治的不稳定性而急剧增加。[23](P173)
其二、冷战后的新形势。冷战结束后，由于前苏联的解体，美苏两霸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争夺中东的战略格局被打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战略威胁由来自地区之外而转向地区之内，其主要对手由前世界大国苏联转向伊斯兰世界诸如伊拉克、伊朗、利比亚、阿富汗等“激进的”反美地区大国，斗争的性质也由争夺世界霸权转向通过迅速拓展在中东的利益而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霸权。1995年5月，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一份长达40页的《美国对中东的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表明美国在冷战后经过一系列调整，已初步形成了新时期的中东地区总体战略，其战略目标可以概括为：军事、外交、经济三管齐下，东遏“两伊”（伊拉克和伊朗），西控“两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中促和谈；以海湾为重点，加强前沿部署，力争快速反应，逐步建立一个以美军为核心，以地区盟国为主体的防务网络。通过这一防务网络，美国不仅可以牢牢控制中东石油这一战略资源以及贯通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战略通道，增强西欧盟国的南翼安全，而且能够将西欧、中东、南亚、东亚四大战略区连成一片，对俄罗斯、中国等主要对手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从而使美国保持和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程度地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24]
其三、惯性冷战思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长达40余年的冷战对峙，使美国人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对抗色彩的惯性冷战思维。既然随着冷战的结束，那个在欧洲长期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已经消失，那么不妨再找出或臆造出一些异己文化来当那个不知何时可能出现的新的幽灵，以此来团结盟友，站稳阵脚，抑制对手，保持霸权。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就是这一惯性冷战思维的典型体现。他于1993年夏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在这个崭新的世界形势下，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着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差异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25]因此，文章断定，文明的冲突作为世界政治的核心因素正在取代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而且只有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才能更准确地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变化。亨廷顿宣称目前儒教—伊斯兰教正在进行合作，从而对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权力构成了挑战，并建议美国政府联合同类文明，利用儒教—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限制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扩大军事力量，打击儒教和伊斯兰教，从而遏制异类文明的挑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真实目的是要在冷战后时代寻找一个能够代替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新的假想敌，以便为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进一步遏制发展中国家和谋求新霸权提供理论依据。
其四、“伊斯兰威胁论”。伊斯兰扩张征服的历史传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兴起的轰轰烈烈的“伊斯兰潮”，在美国人的脑海中烙上了挥之不去的“伊斯兰恐惧症”。1979年，霍梅尼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美国的巴列维政权，提出“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号召伊斯兰世界回归《古兰经》和《圣训》，并通过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特别是公开打出了反对西方的大旗，号召对西方的圣战，并以人质问题掀起了一阵反美浪潮。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在中东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广大穆斯林视其为“现代史上伊斯兰教少有的胜利”，因而受到极大鼓舞，在各国掀起了复兴伊斯兰的轩然大波。当代伊斯兰潮给西方特别是美国造成了极度的心理恐惧，这一“伊斯兰恐惧症”自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延续至今，像幽灵一样在他们的脑海中盘旋，最终演化成为“伊斯兰威胁论”。例如，法国议员雅克·博梅尔称在苏联解体和华约消失后，“最严重的威胁来自伊斯兰国家”，他告诫西方要当心原教旨主义这把由“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组成的“毒辣的弓”；美国学者罗宾·赖特尔称，“伊斯兰的复兴进一步鼓励了一个新的伊斯兰集团的形成。伊斯兰教正日益填补着意识形态真空和帮助恢复这些穆斯林国家间历史上的联系”；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盖茨认为：“过激的原教旨主义现象是引起人们严重不安的事态发展”，他呼吁美国对这一现象要倍加关注。有些人甚至认定在冷战之后，伊斯兰已成为“绿色危险”，“这是在全球蔓延的癌症，危及西方价值观的合法性并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因此，他们向美国政府发出忠告，在冷战后时代，美国必须准备对付新的全球性威胁——伊斯兰教。[26]凡此种种，构成了“伊斯兰威胁论”的合唱。
以“美国化”为特征的新时期的全球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势民族将自己的利益视为全球利益，强加给包括中东伊斯兰国家在内的弱势民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世界面貌，不仅输出自己的文化观念，并且将自己的利益等同全人类的利益，将自己的民族理想视为一种普世价值，将自己的意志作为全球化的一种必然趋势。美国许多政界和商界领导人就公开宣称，由于美国拥有“新经济”，而其他国家没有，因此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老大，其他国家必须采用美国的价值观念，如果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则必须效仿美国制度。[27]在这种全球化的威逼下，弱势民族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本国的民族主义为旗帜，强调自己民族具有独特性的价值，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号召人们起来捍卫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利益，然而弱势民族主义往往被强势民族视为落后的意识形态。有一个十分令人奇怪的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当强势民族主义以全球化形式表现出来时，没有任何人有异议。如美国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收益国，尽管在不断地破除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自己却不时地挥舞超级301的大棒随便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这种赤裸裸的经济民族主义行为，很少被人认为是美国式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即便在西方世界，一些学者也早就指出，今日民族主义的本质是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它与19世纪民族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当时的民族主义要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我们时代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所主张的则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有权将自己的评价和行动准则强加于所有的其他国家。[28](P414)换言之，强国或强国的联盟能够合理合法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身上，而将自己的利益视为“全球性”的和“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而其对立面的国家和民族的意志则被视为民族主义的、地方性的、落后的、应该予以消灭的意识形态。这种双重标准，成为今日全球化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采用赤裸裸的战争手段，推行其全球“新干涉主义”政策。冷战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打着捍卫“人权”或“人道主义救援”的旗号，频频介入地区冲突，使之演化为颇具全球影响的国际冲突，并且由此引出了现代战争的新样式，即现代高科技局部战争。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8年的“沙漠之狐”、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美阿战争。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外国的军事干预达40多起。据有关材料显示，当今世界发生的很多冲突都有美国背景，美国推行的“新干涉主义”政策已成为国际冲突和造成地区不稳定的重大根源。[29]值得一提的是，亚欧大陆，特别是中东伊斯兰地区成为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政策的重点地区。美国之所以如此频频动武，有如下因素：其一、冷战的终结在客观上成就了美国的独尊称霸理想。它终于可以少有羁绊和顾虑地按自己的意志和构想选择各种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干预世界及各国的政治发展，使世界政治及经济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其二、美国拥有绝对的高科技优势。它以各种强制手段在高科技领域建立起技术霸权，严格控制一些关键的高技术外流，构筑了美国雄居榜首的国防高科技堡垒，从而牢牢地掌握着现代的高科技局部战争的主动权。其三、现代高科技战争具有“不对称性”。两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美阿战争，都是对抗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已经占据巨大优势的美方还通过联盟方式竭力扩大其优势，使自己的优势绝对化：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28个全球最发达国家集中攻打一个发展中的小国伊拉克；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则集中了19个经济实力约700倍于对手的国家与南联盟开战，美国使用的高科技兵器达98%以上，而南联盟只在10%以下，这场战争首开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78天激烈战斗而美方零伤亡。与此同时，优势方通过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孤立敌方的势力，将敌方的劣势绝对化。其四、现代战争对技术优势方来说风险逐渐变小。从而极大地减小了强国特别是享有霸权地位的国家以战争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所冒的经济和政治风险，这也是美国冷战后频频出兵海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由于受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国际武装冲突（战争）的可控性越来越强，其规模和影响都限制在解决问题的地域范围，即所谓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既然现代高科技使美国拥有了这把独一无二的整治世界的“手术刀”，可以预料，迷信手术治疗百病的西方人会不时地挥舞它，拿一些不听指挥的国家开刀。[29]
以“美国化”为表征的全球化对中东伊斯兰世界构成了空前的威胁和挑战，引起了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普遍反抗和应战，一些极端分子采取了空前极端的方式。其中，影响最大的事件有二。一是海湾战争后再度兴起的“伊斯兰潮”。同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相比，90年代中东各国的伊斯兰潮无论是在爆发背景，还是在斗争方式与目标方向上都具有了新特点。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主要是由于中东各国迅猛的现代化进程对伊斯兰教固有的传统价值与道德观念造成的猛烈冲击而引发的，运动的中心主要在海湾地区以伊朗为主的依赖石油美元推进现代化的富油国。90年代中东各国的伊斯兰浪潮是在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是海湾战争对中东各国国内原有种种矛盾催化的结果。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伊斯兰潮的中心不仅仍然维持在海湾地区，而且开始西移到北非、马格里布以及新月地带，在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形成新的中心，其影响在某些方面已超过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其他许多地区。其斗争宗旨也不像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伊斯兰复兴运动一般鼓吹的清教思想和向早期宗教的回归，而是要以伊斯兰政权取代各国的现政权。[12](P364)
冷战后时代伊斯兰潮出现的这些变化，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海湾战争期间及其后加紧对中东的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一、海湾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和军事力量在中东迅速上升。海湾战争后，美国在海湾许多国家驻扎军队，储存军事物资，并与有关国家签署双边军事协议等，从而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和影响空前增大。伴随西方势力影响的上升和外国军事力量的存在，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进一步渗入，中东固有的伊斯兰传统文化乃至生活习俗受到猛烈冲击，从而刺激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本来就一直存在的排斥、敌视异质文化的心态，引起穆斯林对西方空前的反感。
其二、海湾战争期间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地区的石油富国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海湾采取军事行动的竭力支持，以及海湾战争后部分海湾国家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同意美军在各自国家驻守设防，使新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更加确信，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已经彻底沦为西方国家的帮凶和西方利益的保护者，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推翻现政权，确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统治。
其三、海湾战争后，一些贫穷的阿拉伯国家在海湾战争中站在伊拉克一边而失去了海湾富油国对它们在经济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而伊拉克的战败及其在战后遭受的国际制裁，又使它们无法从伊拉克获得任何好处，再加上西方有效采取的孤立政策，致使这些贫穷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每况愈下，国内各种矛盾持续恶化，从而助长了激进伊斯兰势力的迅速上升。海湾战争后，多数贫穷或相对贫穷的阿拉伯国家便成为新伊斯兰潮的集中迸发区。
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再度出现的伊斯兰潮，是中东穆斯林社会对战后不断增长的西方利益和美国霸权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传统形式的反应与抗议，它试图改变自身在政治经济权益和文化心理平衡关系上的扭曲的不合理的现状。如某些学者所分析指出的：当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寻求稳定和复兴过去伊斯兰传统的势力，它是由鄙弃那些致使许多伊斯兰国家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断恶化的西方价值、世俗民族主义和西方腐化思想的情绪所激发的。在穆斯林社会，每当非伊斯兰文化影响占据社会主流的时候，穆斯林大众的复古情绪便开始滋生，最终将导致文化的、道德的和政治的革命，重新使伊斯兰思想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30](P196-197)
二是“9·11恐怖事件”。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遭到恐怖分子袭击，震惊全球。“9·11恐怖事件”至今没有哪个组织正式出面承认是其所为，美国虽称国际恐怖大亨本·拉登是本次恐怖袭击的最大嫌疑犯，但却提供不出任何确凿证据。但不管怎么说，从目前各种可见的迹象来看，“9·11恐怖事件”很大可能上系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所为，或者至少与其有关。
“9·11恐怖事件”是美国建国以来本土惨遭的第一次袭击，它不仅对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国防安全、外交政策、国际地位、文化观念、国民生活、民众心理等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考验和影响，而且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和震荡。国际反恐怖主义成为21世纪全人类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9·11恐怖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惨无人道的悲剧之一。它以大型民航客机为武器，以数万人聚集的世贸中心为袭击目标，以无数无辜者的生命为代价，来换取恐怖主义者的复仇目的。这是对人类的犯罪，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蔑视，是对人类生存权的挑战，应受到无情的谴责和贬伐。
然而，“9·11恐怖事件”的所指是意味深长的。它以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霸权强国美国为对象，以美国军事决策机构国防部大楼和聚集了世界各国金融精英并控制全球经济运转的世界贸易中心为目标，其用意昭然若揭。它实质上是对美国在中东实行以军事为后盾的赤裸裸强权政治的抗议，是对以“美国化”为标志的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给中东传统社会带来的挑战的回击。
以“美国化”为标志的全球化给中东社会带来了空前冲击，引起了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反抗和回击。罗伯逊教授认为，目前全球化进程正处于第五阶段—不确定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特点是：伊斯兰教成了一种解构全球化(DEGLOBALIZATOIN)或重新全球化的运动。[31](P56)这一论点未免过于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新时期美国与中东伊斯兰世界之间冲突的激化。
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虽然也是反对以“美国化”为标志的全球化的一分子，但他们只是一部分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派别行为，是伊斯兰圣战的极端形式，并不是主流，不是穆斯林的全部，当下美国与之对抗的是少部分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而不是作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整个伊斯兰教。此外，这种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不仅是美国和西方的敌人，同时也是阿拉伯伊斯兰现政权的敌人，不仅对西方构成了挑战，而且对伊斯兰现政权构成了威胁，是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因此，不能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派别和恐怖主义虚假放大，更不能将恐怖主义等同于伊斯兰圣战和整个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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