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文/陈小鼎 王翠梅
近年来，随着实力的持续提升，中国面临着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双重结构性矛盾，对周边关系的良性发展造成了诸多挑战。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基于不同的战略考虑，周边国家对华战略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其中，日本、俄罗斯、越南、韩国与哈萨克斯坦尤具代表性，反映了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基本战略选择。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细化周边外交政策手段，区别对待，具体应对。鉴于此，立足周边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提炼出周边国家对华战略的基本类型与生成机制，成为塑造周边外交新格局的关键所在。
周边国家对华战略的差异性与复杂性
中国周边关系之复杂可谓世所罕见：邻国众多且大国林立；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冲突紧密交织；崛起效应持续发酵以致周边国家普遍感到不安；美国进一步介入亚太，地缘政治竞争风险加剧。可以说，中国周边关系处于高度敏感期，稍有不慎，很可能成为制约中国崛起最现实、最直接的外部威胁，必须高度重视，审慎应对。当前，亚太地区仍然处于深度转型之中，实力格局的演变、制度安排的碎片化与区域认同的滞后导致了区域秩序迟迟难以生成，诸多中小国家无所适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混乱的态势。因此，中国必须正视周边国家战略选择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赋予周边外交更大的弹性空间，细化外交政策选项，提升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就对华战略的差异性而言，周边国家在国家实力、意识形态与利益取向等方面区别显著。具体而言：其一，大国林立、中小国家众多，实力地位差距明显；其二，就意识形态而言，周边国家的政治制度、宗教归属与战略文化等差异显著，几乎涵盖了现存于世的各种类型，极易为特殊政治目的利用。正是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周边国家对华利益取向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对华政策也有所调整，“以经促政”的政策效果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周边国家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同样十分突出。具体而言：其一，国内政治进程复杂多变；其二，区域热点问题持续升温；其三，外部势力高度介入。当下亚太地区的实力格局与战略认知正处于深刻演变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仍然处于相互调整、相互适应的阶段。事实上，只要中国处于“将强未强”的崛起期，周边国家对华战略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就仍将持续下去，这增强了周边关系的不确定性，必须提前研判，化解风险。
中国实力地位的持续提升一方面引发了美国强烈的遏制动机，并逐步付诸实施；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周边国家的战略焦虑，以致政策摇摆不定。传统大国博弈视角对理解东亚“经济-安全二元格局”有一定价值，但无法解释周边国家对华战略的差异与变迁，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周边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无法真正回应周边国家的个性化需求。当然，也有一些具体研究涉及周边国家对华政策，但多数停留于策论的层次，并没有提炼出相应的因果机制，难以深入把握周边国家对华战略的差异性与复杂性。
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框架都无法全面解释周边国家对华战略的演变。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周边国家对华战略的生成机制、具体类型及其影响。现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大国对周边地区的介入已呈现一种常态化趋势。基于此，周边国家的战略自主性就成为解释其对华战略差异性的关键变量。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强弱及其变化就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周边国家的对华战略。
周边国家对华战略的基本类型与生成机制
周边国家的对华战略基本分为“制衡”“调适”“投机”和“对冲”四种类型。其中，制衡是指通过内部军备扩张或外部结盟的方式遏制崛起国，保持权力居优或权力均衡。调适是指通过与崛起国协商进而达成共识的方式调整对崛起国的政策，旨在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投机是指通过权衡地区内各大国所能带来的收益以及所预期的第三方支持力度来确定对崛起国的政策，促进收益最大化。对冲是指通过“与地区内两个以上的大国同时发展紧密的战略关系，或者在安全、政治和经济等不同领域分别接近不同的大国”，确保风险最小化。需要说明的是，周边次区域权力格局会影响对冲的战略效果。一般而言，合作型次区域权力格局下更多体现为“兼得型”对冲，即与域内两个以上大国同时发展紧密的战略关系。而竞争型次区域权力格局下更多体现为“两难型”对冲，即在安全、政治和经济等不同领域分别接近不同的大国，时常面临“两边都不讨好”或“不得不一边倒”的两难局面。现实中，当前周边大多数国家对于中国崛起采取的是综合性战略，大体上可以归入以下四种类型：（1）总体上制衡但有时调适，如日本、印度；（2）总体上调适但有时制衡，如俄罗斯；（3）总体上投机，如越南、菲律宾等；（4）总体上对冲。其中，“两难型”对冲的国家有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缅甸、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老挝和柬埔寨等；“兼得型”对冲的国家有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等。
本文以进口化妆品为研究对象，采用序贯博弈树模型，选取电商卖家和线上买家作为参与者进行博弈。通过对比参与者选择不同策略组合时的收益，来预测参与者的行为模式。由于在此动态博弈参与者的行动有先后次序，即电商卖家先动，线上买家后动，故在此用博弈树来表示参与者的行动及其收益。
制衡意愿是指行为体针对特定对象或其某种政策框架所产生的对抗性、防备性战略意向。制衡意愿提供了实施制衡行为的动机。换言之，即使有着较强的制衡能力，制衡意愿的缺乏使得制衡不足或者放弃制衡成为常见现象。原则上，制衡意愿的大小基于对权力结构的认知，但实际上作为行为动机的意愿，取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共同塑造。就制衡意愿而言，国内精英和民众的价值理性塑造着一国政策的长期偏好，包括是否承认崛起国的正当性；合作与对抗何种策略占优的工具理性（即后果性预期）影响着一国对某种政策框架做出反应的具体取向。适当性信念决定了制衡意愿的总体强度，塑造着周边国家战略选择的长期偏好；后果性预期则决定了制衡意愿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影响着战略选择的具体取向。如果周边国家不承认崛起国的正当性，而后果性预期也是对抗策略占优，就会造成制衡意愿强烈，采取对抗性行为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强。如果后果性预期是合作策略占优，那么制衡意愿就相对较弱，即便并不承认崛起国的正当性，也会在短期内采取合作行为。当然，这种合作行为的持久化依赖于一国适当性信念的变化，即转向承认崛起国的崛起正当性。
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不仅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首倡地，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点国家，对“一带一路”一直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一带一路”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计划已经开始了全面对接。哈萨克斯坦之所以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国家，不仅取决于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地缘位置，更依赖于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自我定位，即从经济发展需要和中亚地区的权力格局出发，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门户和枢纽。这种自我定位一方面源于哈萨克斯坦对中国较弱的制衡能力以及几乎不存在的制衡意愿，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俄在中亚地区所塑造的合作型次区域权力格局，为哈萨克斯坦以及其他中亚国家在中俄之间的对冲战略提供了“兼得”的条件。
为促使种子迅速发芽、出苗，育苗床温度以白天25～28℃、夜间15℃为宜。在子叶展开前，一般不揭膜通风。芽刚出土和出齐后各覆土1次，填补幼苗出土造成的缝隙和防止幼苗“带帽”及徒长。当幼苗长到2～3片真叶和1心时，选择无风晴天分苗。分苗时最好带小土坨，行株距8～10厘米见方。分苗后浇小水，覆盖好膜及保温材料，以提高床温，促使缓苗。一般5～7天后浇缓苗水，以后中耕1～2次。定植前7～10天降温炼苗，期间还可以进行适当的囤苗。
当然，周边国家的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在不同时期会有所变动，对外战略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在很多案例中，尽管难以确切评估周边国家对于崛起国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具体程度和权重，但可以通过强弱程度的宏观排序来明确战略选择的倾向性，因此没有必要追求将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精确到某一具体数值。
周边国家的对华战略选择取决于其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不同强度及其变化。所谓制衡能力，是指行为体所具有的承受体系变化压力、制约对象行为体以达到预期目标的能力。制衡能力提供了实施制衡行为的条件，不仅是周边国家采取外部制衡的筹码，也是内部制衡的基础。制衡能力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与崛起国的相对实力比较（实力差距）以及从国内社会汲取和动员资源的相对能力（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实力差距决定了一国制衡能力的总体强度，而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影响着具体情境中制衡能力的强度。大体而言，一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越小，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越强，则制衡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当然，不排除在某一具体情境中小国或弱国具有更强的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但长远来看，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受制于总体实力。
“一带一路”与周边国家的差异化回应
越南：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越南总体持一种谨慎态度，经历了“从怀疑到谨慎欢迎”的过程。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南一直未作表态。2014年中越发生了“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风波，越南联合菲律宾大做文章，不惜与中国强硬对抗，并纵容国内反华游行示威。当时越南部分具有官方背景的媒体甚至质疑“一带一路”是否是针对南海问题而提出的。2015年以来，越南对于“一带一路”虽然表达了欢迎态度，但欢迎与疑虑并存。这种回应背后实质上是较弱制衡能力和强烈制衡意愿组合下越南对中国崛起的投机战略。越南的制衡能力较弱，不得不顾及脆弱性较高的现状，寻求外部制衡助力时对第三方的支持力度也存在担忧。因此，越南更加倾向于权衡时机利弊，抓住最有利时机采取最佳战略选择，多数时候呈现一种机会主义倾向。
上述知情者称，吴浈调到北京后，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派。“按道理，一个有污点的人，是不应该得到提拔重用的。”
俄罗斯：俄罗斯将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视为对其大国地位的一种挑战，对“一带一路”一开始持怀疑态度，不愿公开表态支持，但也一直保留弹性开放态度。2015年5月，中俄两国签署了“一带”与“一盟”对接声明，俄罗斯表示“欢迎中国的倡议”，但同时主张相应合作应该在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进行。从最初担心“一带一路”会冲击欧亚经济联盟到与中国实现战略对接，俄罗斯的转变离不开中俄双方的战略协调，更主要是由于在较强制衡能力和较弱制衡意愿组合下俄罗斯对中国崛起的调适战略，以及在政治、经济、外交均面临困境的状况下制衡意愿的进一步削弱。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受到西方的经济制裁和战略挤压，加之国际油价下跌，与中国的合作需求日益增加。尽管如此，中国应当从大战略的高度妥善处理中俄关系，在坚守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缓解俄罗斯的不安感。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被视为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关键举措和标志性事件，引发了周边国家的广泛关注。尽管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属于经济领域的倡议，但周边国家更倾向于从地缘政治和战略的角度去解读，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正如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一样，充满矛盾的同时也集中体现了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基于此，从周边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差异化回应中可以窥测其对华战略的总体特征。为了考察理论分析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下以日本、俄罗斯、越南、韩国和哈萨克斯坦五国对于“一带一路”的差异化回应来予以验证。
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韩国的对华政策并非始终与美国保持一致。对于“一带一路”的回应也异于美国和日本，表现出一定的战略自主性，较早地分享了“一带一路”建设的红利。然而，韩国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东北亚局势的发展。例如，2016年7月，韩国宣布配合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将中韩双边关系迅速拉到冰点。可以说，韩国对于“一带一路”回应积极却无法深度参与。这一现象充分体现了较弱制衡能力和较弱制衡意愿组合下韩国追求风险最小化的对冲战略，而在东北亚竞争型次区域权力格局下，这种对冲战略更多呈现为“两难型”对冲，无法真正平衡中美利益需求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起，科技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范围逐步加大，更多的食品企业开始尝试将科技运用于食品原料生产、加工、消费等诸多方面。科技开始与食品工业全产业链条实现“亲密接触”：如将液体香料、油脂等经微胶囊化转变成粉末香精、粉末食用油脂等固体颗粒的微胶囊技术；对于一些不稳性的敏感性物料，经微胶囊化后可免受环境中湿度、氧气、紫外线等不良因素的干扰，以便于加工、贮藏与运输的技术；靠电磁波将能量传递到被加热物体内部的微波加热技术；微波杀菌技术等。
如果周边国家同时具有较强的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实施制衡行为的条件和动机同时具备，则倾向于制衡。如果周边国家只有较强的制衡能力而制衡意愿较弱，实施制衡行为的条件虽然具备但缺乏相应的制衡动机，则倾向于调适。如果周边国家的制衡能力较弱而制衡意愿强烈，虽并不具备实施制衡行为的条件，但却有着寻求外部制衡助力的强烈动机，则倾向于投机，抓住最有利时机采取最佳战略选择。如果周边国家的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都比较弱，实施制衡行为的条件和动机都不具备，则倾向于对冲。
日本：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日本的负面评论居多，基本上采取“不参与、怀疑、抵触”的立场。尽管2017年以来日本对 “一带一路”参与动力增强，但与此同时，危机意识、竞争意识也在不断强化。就长期而言，安倍内阁对 “一带一路”的考量超出了双边经济关系的范围，已经提升到战略与安全的高度，中日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事实上，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双强型”组合使得制衡成为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主导战略选择。只要中国仍处于崛起进程中，国际格局与亚太格局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即便双边关系有所改善，日本对华政策的制衡倾向也将持续下去。
结语
综上所述，周边外交难题将一直伴随着中国崛起的整个历史进程，对周边国家对华战略的研究也是一个长期课题。本文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出发剖析周边国家对华战略的基本类型与生成机制，主要是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其背后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希望能够为中国周边外交政策提供参考。
山东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三条主要的候鸟迁徙路线中最为主要的一条，素有“候鸟驿站”之称。每年秋季，数以万计的候鸟成群结队来岛上歇息觅食，这里是天堂却也是地狱，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一鸟类迁徙规律在候鸟停息地和栖息地张网猎捕，极大地威胁了鸟类等野生动物资源安全。为严厉打击破坏野生鸟类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候鸟迁徙路线中重要一环畅通无阻，烟台市森林公安局警力下沉，与长岛县林业执法人员合力开展“绿剑行动—候鸟迁徙护航”专项行动。
第一，应细化周边外交政策选项。中国周边环境十分复杂，邻国之间的差异性突出，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分歧高度交织，大而化之的政策安排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只有根据周边国家制衡能力与制衡意愿的变化调整予以具体应对，才能提升周边外交政策的针对性。
第二，充分对接周边国家的个性化需求。其一，进一步强化国别研究，洞察周边国家对华制衡意愿的深层次原因，对症下药，有效回应周边国家的个性化需求。其二，从长远来看，在处理双边关系尤其是实力不对称关系时，面对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不对等关注问题，塑造良性的共有观念。
第三，强化中国崛起的正当性。周边是中国崛起的基本依托，中国应逐渐发展出相应的“周边观”来体现崛起诉求的正当性，最大程度缓解周边国家的制衡意愿。近年来，中国不断完善周边外交的顶层设计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取信于周边国家，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塑造战略互信。
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处于越高的发展阶段，就越需要平衡周边关系，只有成为亚洲大国才能成为全球大国。周边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战略依托，必须从战略高度苦心经营，重视周边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才能提升外交政策的针对性与成效，开拓周边外交新格局。当前，如何更充分、更细致地把握周边国家对华战略心态尤其是制衡意愿的调整变化，对周边关系的良性发展具有重大战略价值，有待深入挖掘。
中俄界江地区的生态旅游资源生成于中俄两国交界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凸显着当地所独有的地域特征与生态风貌。这种在历史中积淀形成的客观存在的区域色彩与特征十分鲜明。作为世界两个重要国家边界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中俄界岛黑瞎子岛、中俄界湖兴凯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珍宝岛和中国陆域版图的两极：北极北极村和东极乌苏镇、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虎头要塞以及我国独有的鄂伦春、赫哲族民族风情、北大荒文化等旅游资源均地域特征明显，具有不可复制性和高度的垄断性。
【陈小鼎系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教授，王翠梅系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摘自《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原题为《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与实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4BGJ001）、兰州大学2017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一带一路”专项（项目编号：17LZUJBWZX003）、兰州大学2018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研究基地团队建设项目“一带一路”沿线中亚国家安全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8LZUJBWTD0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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