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系军阀的对日外交策略
贾德威
(潍坊工商职业学院，山东 潍坊 262234)
摘要: 皖系军阀与日本的勾结一直是皖系军阀被诟病的根本所在。综观皖系军阀与日本“亲善”的全过程，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虽然皖系军阀对日本的妥协与屈从是主要的，但单一地以出卖国家利益或者无条件地主动迎合并不是皖系军阀对日外交的全部内容。在努力换取日本对其支持的前提下，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也试图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抗衡日本无限膨胀的侵略欲望。皖系军阀与日本在亲善的背后是利用、友好之中有戒备、追随之下有抗争、屈从之中有背离甚至妥协之中也有拒绝，这些复杂的历史动因与要素的相互交织才是皖系对日外交的全貌。
关键词: 皖系军阀；对日外交；外交策略
在中国历史上，皖系曾经作为北洋军阀的核心登上了政治舞台。在其统治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对德参战、府院之争、张勋复辟、西原借款、中日军事协定、直皖矛盾、南北议合、巴黎和会直至直皖战争，无不打有日皖勾结的烙印。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日皖的所谓亲善与合作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日皖之间对各自利益的维护，成了决定二者关系亲疏的最根本的驱动力。所以，日皖的勾结，抛开人为的偶然性因素之外，我们还应看到这其中的许多历史必然性的因素。
从皖系军阀方面看：
首先，在皖系所处的外部环境中，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虽然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但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以及南方实力派等都大有问鼎中央的野心与实力。所以在暂时形成的南北统一政治局面的背后，正在酝酿着新的矛盾和斗争，南北各派都在坚守着自己的实力和权益，围绕着争夺对中央的控制权而在不断地进行组合与分化。所以，段祺瑞绝不可能像袁世凯那样成为北洋军阀的绝对权威和首领，他必须以保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为支撑，才能保持并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
其次，在帝国主义势力遍布中国的情形下，尤其是在各个军阀及派别或以英国，或以美国，或以德国为靠山的情况下，皖系军阀为了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也极需一个强有力的外援做后盾。当时的欧美各国正忙于欧战，不可能也没有精力再去全力资助段内阁，当时只有日本有此经济实力和政治精力，因而日本也就成了皖系最希望投靠的对象，这也为日皖的靠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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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方面看：
再以一向被中国人认为是皖系军阀卖国、祸国罪证的中日军事协定而言，虽然有日本驻兵东三省的野心，但其中也有着段祺瑞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垂涎。在订立期间，段祺瑞对于日本也存在着相当的怀疑和戒备。交涉过程中段祺瑞曾多次电告章宗祥“部意中俄接壤，关系密切，非至必要时，万不可轻于用兵，第一步只能作为实行准备”[13]，“此次共同防敌，乃一时的，若措词稍一不慎，竟成类似攻守同盟条件，则责任异常重大，尤须审慎”[14]“惟此项文件，词意必须明确，电内条文，若解释微有出入，所关甚巨”[15]所以在皖系军阀对日本的曲意迎合与屈从之中，其怀疑与防备之心也鲜明可见。
在日皖以“亲善”为幌子的勾结与合作中，既有日本的积极拉拢，也有皖系军阀的主动投靠，它是种种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任何一种所谓的“合作”都是在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展开的。不存在没有付出的回报，也不存在没有回报的付出。日皖的合作及相互勾结，其原因与动力也是“互惠互利”的，日本投之以桃，皖系军阀就要报之以李，只有这样，所谓的合作才会进行下去。
皖系军阀的政治命运是几经沉浮的，而在这些升降沉浮之中，皖系几乎都是依赖日本而使其黑暗的政治前途又数度重现了光明。以张勋复辟为例，段祺瑞为了重返政治舞台，就曾以保障日本在华利益为诱饵，借助日本对黎元洪、张勋施加外交压力，并在日本的经济援助下而实现的。西原龟三“第四次中国之行，目的就是镇压张勋复辟和复活段内阁”。[6]段祺瑞的讨逆军费，甚至为收买驻守天坛辫子军的8万元开支，都是来自日本的资助。[7]所以段祺瑞在重新执政后，再次十分明确地向日本表达了如下意向：“中国政局几经变化后，我再度出任总理，将来一切施政，当按预定方针进行”[8]，颇有用完之后，为表感谢以示回报的意味。
近代中国的贫穷、动乱及帝国主义的侵入，使得中国的外交有种底气不足的软弱和急功近利的短视，所以皖系军阀的对日外交开始的基准点就已经移位了，它不再是两个国家平等的“互惠互利”，而是以皖系军阀的“欲求”和日本的“予取”为特征的，是一种缺乏平等、尊重和互利的被扭曲了的外交关系。所以皖系军阀在获得一定的政治与经济援助的同时，就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日本的欲望和要求。
中国封建军阀统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时局和社会总是处于风雨飘摇、瞬息万变的情形之下，各种势力的争斗和较量都有一触即发之势。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了能在这种角逐当中力主沉浮，离开日本的援助是绝然不行的。在一无钱款，二无供给的情况下，只能以逐步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为代价获取援助，从而维持自己的统治。在经济上，仅西原借款一项，其金额就达1.5亿元，而寺内内阁期间的对华借款总额竟达2.1亿日元以上；在军事上，日本为其编练了参战军。参战军系日本军械装备，并由日本派出教官训练的正规军，其所需经费也来源于日本提供的参战借款，受参战督办段祺瑞的直接管辖。虽然性质上相当于日本的驻防军，但对于缓解皖系的统治危机，其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外交上，皖系也正是借助于日本来抗衡以英美等国为靠山的直系及南方实力派，使其免受外交的孤立与列强的威胁。所以皖系军阀在满足日本侵略要求的同时，也以利诱的形式换取了日本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对自己的援助。也正是仰给于日本的援助，段祺瑞才得以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排除异己、破坏和谈、武力统一中国的政治资本。
一、“亲善”背后的利用
日本虽然一再以日华“亲善”来标榜与粉饰他的对华政策，但其与皖系军阀的合作与勾结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日本企图借助皖系军阀之手，使日本对华已提出而未落实或尚未达到目的的侵略要求得以一一兑现，并进一步扩大其在华利益，实现其“大陆政策”。而皖系军阀也同样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压制直系、奉系及南方实力派，进而实现武力统一的野心。所以相互利用是日皖勾结的实质，日本与皖系的合作处处都打有相互利用的烙印。
再次，从皖系军阀的内部组成看，在段祺瑞的皖系班底中，核心骨干人物如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吴光新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皖系结成联盟的新交通系成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也于清末留学日本，他们都与日本有着无法割裂的渊源，同时他们又是皖系的决策和智囊团，而段祺瑞又对他们言听计从，所以他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皖系的外交视线转向了日本，因而这些人就成了日皖合流的牵线人和催化剂。
但是，正如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一样，尽管日皖之间有许多共同的政治使命，但日皖之间也同样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都是在固守着自己的政治利益与精神信仰，表面的、暂时的一致与趋同的背后，也有着双方各自的计谋与筹划。所以尽管段祺瑞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有大量确凿的事实可以证明，但孤立地看待事情结果，而忽略事情的经过，笼统地称之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或“工具”，并不完全合乎历史的真相，“因为其间往往是随时随地而有极多变化和复杂的内容”。[3]
江苏督军李纯在给冯国璋密函中曾说“日本近年以诡诈举动，攫取英法各国的东方利益，又欲垄断中国权利，置之保护之下，野心昭然”。[4]一个封建督军尚能窥见日本的野心，作为一个久经沉浮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段祺瑞“无论从资历上，从性格上，从手腕上”，“实为中国军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对此任何人皆无异议”。[5]所以对于日本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段祺瑞又岂能不知，在必须依靠日本援助的同时，在“亲善”与“友好”的面照下，无论是出于统治者的责任、个人的道义还是民族的尊严，他都必然要采取一些策略，这一点从日皖交涉的过程也是有迹可循的。
皖系军阀的对日外交表现，国人向来以“卖国”一言以蔽之。但仔细品读这段历史，也往往不难发现，皖系军阀在不断满足日本侵略欲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力求为中国争回一些不必要丧失的主权和利益。尽管这种努力收效甚微，也丝毫不能改变日皖勾结的性质，但孤立地看待事情的结果，而割裂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无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在日皖的种种交涉中，皖系军阀的努力虽然效果不大，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了它的存在。
二、“友好”之中的戒备
皖系军阀统治在中国正式确立后，它所面临的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政府维持正常开支的费用“每月约二千万两，而财政部可靠之收入每月只余关余、盐余、烟洒税、印花税等等，合计不足一千二百万两，尚短八百万两，则借款为弥补”[10]。诚如章宗祥所说：“借款非理财之根本策，此人人所知，然自民国成立以来，财政紊乱，整理需时，为维持现状计，舍借款几无他策”，“以西原之提议起，以无折扣为主义，轻其担保，破除向来借款之苛例，又以实业为名，不涉内政”[11]所以仅以此点言之，中国如欲借款，自惟此种债主是趋[12]。所以尽管皖系极需而且必须要用借款，但鉴于日本以往的政治讹诈以及侵略野心，皖系军阀也有一种本能的怀疑和戒备心理，也是经过了一番权衡与探询的。西原龟三回忆录中有曹汝霖对他的试探“寺内内阁所标榜的中日亲善，远东持久和平的宗旨和纲领我已充分了解，并认为是十分良好的，但这些想法倘若不能如愿以偿，是否还准备了第二种政策呢？”，“寺内首相的第二种政策是吞并东三省吧！”“寺内首相既有此意，我方当慎审考虑，有所抉择”。所以在西原借款中，皖系军阀对于日本的真实意图与目的也是有所怀疑的，也是经过“慎审考虑”而做出的“抉择”。
欧战的爆发，欧洲列强的势力从远东逐渐后退，列强对日本在华侵略的牵制与约束也随之减弱。无形之中，这也就为日本推行其“大陆政策”提供了契机。所以日本方面才认为“目前是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最有利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1]寺内内阁上台后，虽然改变了大隈内阁时期日本军阀、政客所惯于采用的赤裸裸的军事威胁、攫取利权的做法，而换上了一幅“友善”的面孔，但其侵华的实质没有改变，只是把邪恶的黑手掩藏在了身后。在以经济援助为主要手段的侵华政策下，日本也同样需要在中国扶植一个亲日政权作为内应。而此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由于袁世凯的死亡，北洋军阀集团失去了维系的中心，各派之间势均力敌，都觊觎中央政权，但又都缺乏控制全局的实力。鉴于“国民党只有议论，毫无实力，段祺瑞既得国会之一致承认，又有相当力量，则援段较为贤明”[2]，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理所当然地成了日本的宠儿，日皖的勾结与合作也就此拉开了序幕。靠着日本的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政治雄心勃然而发，不断排除异己，连年大打内战。而日本从段祺瑞那里也使许多悬而未决的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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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宗祥在《东京之三年》中有记载：“自日德宣战后，青岛为日本占领，中国深虑日本有继承德人权利之意，故关于德人在山东之权利问题始终不与日本开始交涉。当时胶济铁路本与津浦铁路联运，自青岛战后，津浦即将联运停止，胶济以客商不便，屡请复旧，中国不允，有戒心也”。[16]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皖系军阀虽然曾对日本表示了某种“大度”与“友好”，甚至有呼必应，但对日本的野心也不是毫无戒备的，而是处处存着提防之心，害怕“上当”。皖系军阀对日本的这种闪烁不定的怀疑与戒备，既是由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也是出于弱者对于强权的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卫的本能。
三、“追随”之下的抗争
所以，日皖的勾结与合作是以相互利用为始终的。尽管二者的终极目标并不一致，但借助于或利用对方，他们都可以各取所需。直皖大战失败后，东京《朝野新闻》8月3日社论说：“无论如何，段派比之其它各派较了解日本所与中国的利益”“因彼派有利用日本的势力，以固其立脚地的倾向，此系事实”。[9]所以当皖系军阀一旦失去了日本的外援后，段祺瑞苦心经营多年的边防军及安福御用组织，虽然曾经貌似强大，但因为没有了根基，在外力的冲击下便轰然倒塌了。
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股权变动等情况，往往会对证券市场造成极大的影响。在会计信息披露能够合理有序进行的前提下，投资者可以根据企业的会计信息来规划自身的投资行为，从而使投资的成功与否只与个人初期的投资眼光有关，投资者在健康的市场状况下自负盈亏，有利于缓解企业经营不善的情况下投资者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为投资行为构建一个合理有序的市场环境。
在对德问题上，日本极力怂恿、劝说乃至利诱中国对德绝交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皖系军阀虽然不敢违逆日本的方针，但鉴于日本的这种迫切心理，虽然在外交照会中一再声称“绝不含有交换利益之意”，但随之也声明“惟外交既有变动，则财政必生影响”，“如联合国允我酌加关税，及将庚子赔款缓解或延长年期，则于目下财政不无裨益”，并致电章宗祥“望先向日外部密探意见，并盼其(日本)助成此举”等等。对于皖系军阀的“据理力争”，日本则斥责中国政府“虽表面声言并非交换，而事实抱有交换之隐衷”，声明“日本政府实愿真心与中提携，中政府总宜将策略收起，方可诚意接洽”[17]。尽管弱国外交常常随权势而左右摇摆，但中国最终获得提高关税及缓交庚子赔款等利益，就是在皖系军阀对日本的一再要求和反复交涉下而实现的。章宗祥在其所著《东京之三年》中有记载“在交通银行借款中，就事论事，当局者破除旧例，竭力为国家争回利权，当日亦费尽苦心也”。[18]
②资料来源于环球网：http：//go.huanqiu.com/html/2015/europe_0109/7163.html.《感受法式乡村风情，探访法国十个最迷人乡村》。
针对不同的建筑——住宅、非住宅、人员密集场所、老年人照料设施、幕墙建筑，同时按照不同的保温型式——内保温、外保温、夹芯墙保温、屋面保温，并结合建筑的高度，《建规》分别规定了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以及构造要求。其中，关于外墙保温，《建规》的主旨是大力推广应用A级不燃性的保温材料，严格限制使用可燃性的保温材料以及严禁使用易燃性的保温材料。
火箭测试厂房平开大门(下简称大门)能够实现大门的水平方向移动,从而实现矩形门洞的闭合与打开,是各航天发射场广泛使用的一种特种机械设备,它具有抗冲击能力强、工作可靠性高、制造工艺相对简单等优点.但是由于厂房需求不同,加之不同时期的设计能力、计算能力也千差万别,造成发射场大门形式多样,装备化保养困难.随着航天发射场的不断发展,传统意义上粗大笨重、操作复杂、维护困难的厂房大门已经无法适应发射场特种设备“三化”的要求,结合某发射场火箭厂房扩建工程新建大门,对发射场现有各种大门的功能和结构模式，进行统计分析和梳理分类,从大门系列化的角度,本着有限目标,重点突出的原则,研究大门的模块化设计方法.
《中日军事协定》的成立，暴露了日本侵占北满及东三省的野心，它的成立完全出于日本的主动。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皖系军阀也表示了认同。但在行军区域、换文方式等一再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时力求以“山东问题及东三省悬案从速和平解决”为条件做交换。段祺瑞指出“关于山东问题的解决，并不仅止于撤退山东铁路问题”“希望把青岛建成中国的一个军港”[19]。虽然结果未如人意，但皖系军阀的“趁火打劫”的用心也是存在的。
(5) 辅助服务市场化。电能交易市场化后,更应建立并强化辅助服务市场,用市场价格体现辅助服务的价值。预计未来辅助服务的价格会大幅提升。
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理应收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而在日本的粗暴干涉和无理要求下，皖系军阀最终也表示了“合作”的立场。但事实如果真如小幡酉吉所说，日皖之间已经达成了完全意义上的默契和一致，也即皖系军阀坚决果断地一定要卖国，态度明确而毫无游移，那么作为中国代表的顾、王二使就不会全然违背政府的立场。段祺瑞通电北京政府，主张放弃山东权利时说“欧约如不签字，国际联盟不能加入，所得有利条件，一切放弃，又恐如外蒙宣战事，借爱国以祸国也”。[20]这虽是政客的诡辩，但其也声称“青岛问题，顾、王两使争执直接交还，国家有利，未尝不是”。由此可以看出，在不损害“日中亲善”的大前提下，皖系军阀也试图并希望多争回一些国家权益。一可平息民怨，二可增加政府的威信，其立场虽不坚决，却也有此意愿。所以在日皖的勾结中，皖系军阀也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附合，虽然双方互伸橄榄枝，但由于其根源于不同的母体之中，所以也有矛盾，有争夺，尽管他争回来的相对于送出去的少之又少，但也确曾努力过。
四、屈从之中也有背离
皖系军阀与日本的勾结，始终披着“日华亲善”的面纱。在其政治方向一致时，表现出了无比亲密的融合，但两者的终极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它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企图和野心，因而这种“亲善”是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的，是暂时的，也是脆弱的，当外力松动了这种融合，使二者的政治方向发生偏转时，其矛盾也就凸显出来，双方各自趋利避害的本性也就暴露出来。所以皖系军阀在屈从日本的同时，当危及它自己的统治利益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日本相背离的倾向。
在参加欧战问题上，皖系军阀虽然以日本的外交态度为导向，提出对德断交。但从中日交涉的外交照会中可以看出，皖系军阀对于是否参战的游移态度。一方面，参加欧战，害怕日本会借口加强中国沿海的防御而侵犯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不参加欧战，又害怕中国在外交上丧失主动权。最后中国通过对德绝交案，其中虽有日本的极力怂恿，但主要的也有皖系军阀尤其是段祺瑞对于欧战时局的把握：“多维尔海峡连当年的拿破仑都未都渡过，英国陆军虽弱而海军强大，德国要想击败英国海军，渡过海峡，看来是没可能的。”[21]正如西原龟三所说：“如果俄国革命提前三四天，或者中国对德断交推迟三四天，我的一场艰苦努力很可能化为泡影了”。[22]
对于南北和谈，日本虽然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但考虑到自己的外交形势和将来的在华权益，还是背叛了极需帮助的皖系，而做出了诸如：停止对华借款、参加五国对华和平劝告及禁止对华输出军械武器等措施。皖系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权，对于维护日本的在华权益是有利的，但不是唯一的。对皖系军阀而言，获得统治权则是其最终目标，也是其存在的唯一前提。所以对于呈现两面性、半推半就的日本，皖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也远非我们所想像的那么坚决果断。徐树铮在其致皖系军人的密电中“今日政局，和为必不可能，明眼人皆知之，而不许人言和又为情理所不宜，惟我辈主战之人，只好估从默尔，切整军实，专蓄战力，预作扶危定倾之备”。[23]所以，在屈从日本不论出于何种动机的南北和谈的照会下，皖系军阀为维持自己的统治，仍然有着自己的盘算，即极力地破坏南北和谈，企图实现武力统一。
五、妥协的背后也有拒绝
皖系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很大程度都依赖于日本，所以为维护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向野心勃勃的日本做出妥协与退让是必然的。但这种妥协与让步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因为既然妥协的前提是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那么对于动摇或破坏他统治权益的不情之请，他也就不会也不能再让步和妥协了，一定并必然加以拒绝，此即为妥协的最底限。
在西原借款中，日本曾欲在中国发行金本位纸币，“关于金纸币问题，前曾考虑由中国、交通两银行发行，由于段总理有异议，遂议定创设币政局掌握发行”[24]。在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很行是全国最大、最主要的银行，是管理中国政府国库的重要的金融机关，它们都拥有纸币发行权，是中国政府的机关银行。日本想在这两个银行发行金纸币，其目的是使中国货币与日元联系起来，将中国货币变为日元的附庸，从而控制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命脉。但日本的阴谋最终由于段总理的“异议”而遂告破产。
再以中国人一向诟病的铁路借款而言，满蒙四路及济顺高徐铁路借款，虽终签字，但“此中曲折，固非局外人所能推测者矣”[25]。借款成立前，日本外务省一再坚持满蒙铁路运输会计两主任均用日本人，以便于日本对中国的控制。而段政府“坚持不允，答以从前京奉铁路奉陇海路均许外国人办运输会计主任，侵害中国主权甚多，万难同意”[26]。再后来，日本欲请早已下野的段祺瑞重新组织日本的伪政权，段祺瑞曾坚决拒绝。
从这些历史资料和历史活动可以看出，皖系军阀对于日本的要求和企图并非是有求必应的。当日本的野心触及到他的心理承受的最底限时，他必然要拒绝。因而皖系军阀的对日外交原则就成了，可以借款，但不能完全合流；可以割让，但不能全盘霸占；可以追随，但绝不做傀儡。在皖系所认定的某种限度之内，什么都可以让，都可以给，但超越了他所能承受的程度，也就必然要拒绝，如段祺瑞所说：“利害关国家，胡可安缄默”[27]。
综合以上各方面，从皖系军阀与日本“勾结”的各种历史活动和交涉中可以看出，皖系军阀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对于日本，它曾经追随、妥协、屈从甚至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但此间也有皖系军阀压制日本，以求自保甚或自强的一些策略。在十分软弱而且有着极度依赖性的对日外交中，也有戒备，有利用，有敷衍，更有力争和拒绝。尽管这些这些策略无法改变其日皖勾结的实质，也并未扭转历史的最终走向，但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客观地看待这些策略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皖系军阀对日外交的失败，错不在于这些策略的有无与得失，而是其根本出发点发生了偏移。把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处处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准绳，甚至以出卖国家权益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它的援助，只抓住了自己的点而忽略了国家的面。所以皖系军阀在对日外交中的种种策略收效甚微，以致于让许多人在其所出卖的巨大的国家利益面前，完全忽略了皖系军阀曾经有过的挣扎、牵制与抗争，但任何一个历史活动和历史事件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种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评价皖系的对日外交，不应只注意到他的妥协与退让，而回避其对日本所采取的一些策略。因为正是这所有要素的总和，才构成了皖系对日外交的全部内容，才能真正勾画出日皖外交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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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4-18
[作者简介] 贾德威(1978-)，女，潍坊工商职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近现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0238( 2019) 03- 0055- 05
[责任编辑： 郭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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